张咏的合理执法
北宋初期，政坛上涌现一大批贤臣良吏，张咏即为其中一员。他于太平兴国五年（980年）进士及第，历任太宗、真宗两朝，官至礼部尚书。他曾多次出任地方官，善于治理，颇有政绩，深受民众爱戴。古代地方长官，既是行政首长，又是法官。张咏作为法官履职，恪守公正，合理执法，留下不少明察善断的佳话。
咸平二年（999年）夏天，张咏以工部侍郎出知杭州。上任伊始，他就面临一个重大问题：由于年岁歉收，当地民众私自贩卖食盐以维持生计，官府为此拘捕了数百人。在宋代，食盐仍属于官方专卖物资，严禁民间私自贩卖，违者必须法办。宋朝的盐法虽然比以前宽松，但还是很苛峻；建隆二年（961），宋太祖下诏：“官盐阑入禁地贸易至十斤，煮碱至三斤者，乃坐死。民所受蚕盐入城市，三十斤以上者，奏裁。”
按照法令，被拘捕的数百人都要遭到刑罚。然而，新任知州张咏决定网开一面，对这些犯人宽大处理，全部释放回家。属官们大都不以为然，向张咏劝告：“若不严厉绳之以法，恐怕难以禁止私盐贩卖。”张咏回答：“钱塘（杭州）十万户人家，十有八九面临饥饿；要不私自卖盐活命，就可能蜂聚为盗贼，这样对社会危害更大。鉴于饥荒，权且宽恕他们，等到秋收丰稔，百姓有了粮食，仍以旧法禁贩私盐。”
不难看出，张咏如此处理并不符合宋朝法令，或者说没有严格执法。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却是合情合理的。所谓合情，就是合乎当时特殊情势。由于自然因素导致农业生产歉收，造成粮食供给不足，出现大面积饥荒。民众为了活命，不得不贩卖私盐，借以换取生存食粮，此乃情势逼迫，不得已而为之，并非故意犯罪，所以情有可原。所谓合理，就是合乎生存权高于一切的常理。生存权是最基本的人权，当生命遭遇饥饿而濒于死亡的时候，人们都可以想方设法进行自救，前提是不能伤害他人。生存是硬道理，当道理与王法发生冲突的时候，选择道理更合乎人性。
实际上，古代之所以制定苛峻的盐法，主要是为朝廷获取垄断利润，而不是为了民众的食品安全，因为那时候尚未出现加碘盐或工业盐。既然朝廷借食盐专营从民间获得巨大利益，必要时就得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尤其是出现严重饥荒的时候，官府绝不能袖手旁观，理应动用仓储赈济灾民。如果官府不作为，任由灾民自生自灭，一旦灾民通过贩盐自救，便把他们拘捕起来，要么处死，要么判刑；如此刻薄，岂不违背天理民心？！
当然，属官不赞成张咏宽大处理，也有他们的道理。毕竟王法非儿戏，无论是谁触犯了它，都必须受到惩罚；否则，不能令行禁止。再说官员吃皇粮拿朝廷俸禄，自然要对朝廷负责，维护王法权威。若要深入思考，就不难发现“皇粮”并非来自皇家，而是来自民间；俸禄虽为朝廷所赐，其实也来自民间。人民无疑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是官员的衣食父母。正因为如此，张咏才会考虑把对上（朝廷）负责与对下（民众）负责结合起来，当民众利益与朝廷法度产生冲突的时候，他能够综合考量，从而做出合理的决断。试想，如果他下令处死那数百名贩盐者，不仅使数百个家庭招致厄运，而且会激起极大民愤；一旦陷入走投无路的绝境，民众肯定要奋力挣扎，不是与官府对抗，就是聚众为盗贼。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官民对立、相互搏杀的局面，最终两败俱伤，损耗惨重。
作为古代官员，张咏能够善待民众，实在难能可贵。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其实早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民本思想。遗憾的是，只有像张咏这样少数官员，能在仕宦生涯践行这一思想；更多的是为了个人名位利禄，只顾对上负责，拼命讨好或迎合上头，而不考虑对下负责，不把百姓的冷暖当一回事，甚至欺压百姓，草菅人命。同样是朝廷命官，做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这个问题，关键取决于各人的精神境界与道德修养。张咏的人品在当世就颇受推崇，寇准出任宰相，曾亲自向张咏请教，张咏劝他读《霍光传》；寇准一时不解其意，回家翻阅《霍光传》，读到“不学无术”四字，恍然大悟，不禁笑道：“原来张公提醒我别不学无术。”从此以后，寇准认真读书，学问大有长进。
的确，“读史使人明智”（培根语）。今天，我们阅读《宋史·张咏传》（尤其是他在杭州这段故事），仍能获得有益的启示。时过境迁，在崇尚法治的今天，并不提倡像张咏这样弹性执法，但他善待民众的情怀仍不可或缺，值得发扬光大。毕竟在法治社会，既彰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体现维护人民群众的权益。现实生活中，一些执法者却偏好选择性执法，往往欺软怕硬，袒护强势一方，打压弱势一方。或者功利性执法，对于我有利，拿鸡毛当令箭；对于我没好处，视令箭为鸡毛。有的甚至无理执法，为了拆迁居民房屋，居然动用执法人员或地痞流氓对付无辜百姓，进行打压或恐吓。如此等等，既有悖于以人为本的理念，也有悖于执政为民的宗旨。
——首发于2014年7月21日《学习时报》（题为《张咏善得民众》）
http://www.studytimes.cn/shtml/xxsb/20140721/584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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