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定州“6.11”绳油村村民遭袭一案，目前已将组织策划者、骨干分子等主要案犯全部抓获，共有248名犯罪嫌疑人到案，定州市原市委书记和风、定州市开元镇原党委书记杨进凯也已被刑拘，但前思后想，仍令人余悸难消。
将这一事件称为“恐怖袭击”，一点也不夸大。其参与袭击的人数之多，手段之残忍，造成人员的伤亡数目之多，都是令人瞠目的，也是近年来罕见的。最令人痛心的是，这样的袭击，是在矛盾迟迟得不到解决的长期对峙中升级暴发的，在绳油村也并非第一次发生。早在“6•11”之前的4月20日，绳油村村民就遭受过一次袭击，但明知这样的袭击会愈演愈烈、接二连三地发生，绳油村民硬是宁愿自己扛着，也不愿报警。
且看4月20日的第一次遭袭：当日凌晨两点半左右，约有20多个手持铁管的青年男子冲进绳油村袭击，由于“打手”少，第一次的袭击并没有得手，其中一人反而被村民扣留。据这位名叫朱小瑞的“打手”事后交待，前来袭击的20多个男子，全都是从北京乘车来的，多数都是社会闲杂人员。对此，绳油村村民完全可以将“打手”送交当地警方处理。但村民们不仅不向警方求助，反而一面将“打手”扣押在地窖里，一面在窝棚区周围挖起了“防战沟”准备自卫。
警察是干什么的？警察是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的。绳油村村民连冒死拍摄黑杀场面留证据的法治观念都有，对人民警察的庄严职责，还能愚昧到不知不晓吗？但为什么他们不惜以触犯法律的危险，将“打手”扣押达50天之久也不送交警方？为什么在明知危机四伏、早晚还少不了一场恶战的情况下，他们也不向警方求助？从绳油村村民提供给记者的材料上，或许，我们能够找到答案：
——2004年3月15日，定州市委副书记赵国军亲自带队，包括公安局以及其他政府工作人员、施工人员约200多人，铲车8辆，到被征地欲强行施工；
——3月中旬，有10辆警车、6辆卡车，一路鸣笛从绳油村街道通过；
——7月5日，村民代表牛才民被骗到开元镇电信局交电话费，一去不回。7日晚9时，接到通知说他在派出所。8日上午，牛才民的儿子到派出所，拒绝在不符合日期的拘留证上签字，当天中午，牛才民的妻子被刑警队赤脚拉走；
——7月9日，村民牛旭光被抓；
——7月14日，村民牛同顺被抓，5天之后，家人才知道。
村民代表牛占中说：“六七月份，我们新当选的村民代表人人心惊胆颤，那一阶段，不断地抓村民代表，我们害怕呀！”据这位村民代表统计的数字，自2004年3月到7月，在定州市相关部门的强力支持下，施工方共组织强行施工10余次，出动工程车辆50台次，警车80台次，警察及施工人员5000余人次，并试图采用断水断粮的手段逼迫村民退出征地。
绳油村民既不愚昧，也不愚钝。当他们清清楚楚地看到，自己的利益诉求不仅得不到一个畅通的表达渠道，而且换来的是不能秉公执法的偏袒压制时；当他们大失所望地发现，人民警察不仅不能捍卫自己的利益，而且成了“有权有钱人”的“使唤工具”时，他们除了恐惧，还会感到心灵的隔绝，甚至产生对立情绪，可想而知，就是有了天大的委屈，他们也再不会找求助人民警察求助，哪怕还有天大的灾难在同时等着他们。
而对于定州的人民警察来说，抛开其在征地工作中的种种“表现”不论，即使在处治两次袭击事件上，也有不少做法令人费解：
一是头次袭击中，“打手”朱小瑞参与行凶触犯了法律，村民从4月20日起一直将其扣押，也同样触犯了法律，这么重大的事情，为何警方一直未对此事件及时采取果断措施，迅速控制事态，以致朱小瑞被村民扣押长达近两个月，同时也酿成了“6•11”惨案？
二是村民在被征地上搭窝棚不是一日两日了，且与征地方进行着严重对峙，时刻都会爆发恶性冲突。面对着一触即发、操戈列阵的各方，警方的安全预警机制发挥了什么作用？
三是袭击村民事件已是第二次发生了，“6.11”那天，更是多达200余人，且都迷彩服、安全帽，统一着装，武器中也有严格控制中的猎枪等，明显是有组织、有预谋的行动，而如此大规模的行动，不可能没有前兆，为何警方竟然没有掌握到一点“风吹草动”？
四是如此大规模的恶性袭击事件发生之后，正常情况下只需半小时的车程，为何警方却花了整整5个小时才赶到事发现场？
悲剧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任何悲剧，都有酝酿、发展、蔓延、爆发的过程，而这场悲剧，真是定州人民警察的悲哀。人民警察，多么光荣的一个称谓——这可是当今世界上惟一加上“人民”二字的警察队伍呀，却为何在这场悲剧中表现得叫人寒心、齿冷？叫人失去了宝贵的信任？
《人民警察法》颁布实施至今，已经整整十周年了，其开宗明义就是——“人民警察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警察职业道德规范》也明明白白地写着：热爱人民，甘当公仆，爱憎分明，除暴安良，不畏权势，不枉不纵；至于依法治国，更要求执法工作必须以宪法和法律为活动准则，以权利为本位，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而我们的定州人民警察们，面对此次惨案，是否应该检讨一下在执法的过程里，有没有真正做到公平、公正、公开？有没有身陷在“政策至上论”、“长官至上论”里面打着圈圈，迟迟不能突围？
当然，每次“群体事件”过后，在调查结论出台前，总有人习惯过早定性，如6月14日下午，定州市委宣传部专门放给记者的电视专题片中所说：“个别人目无法纪，不与党支部、村委会、工作组配合，利令智昏，随意提出非分要求，甚至任意编造谎言，煽动蛊惑群众，与政府和全市百万群众对抗，已经达到不能容忍、不可理喻的程度。”
可是，难道群众就那么容易“蛊惑”，就连春节也被“蛊惑”到了心甘情愿地在窝棚和地窖里度过？这种定性，是对“个别人”的能力过分看高，对群众智慧也太过分贬低了吧？而事实上，据河北省委、省政府最新查明和处理的情况，绳油村三任村党支部书记的确如该村村民反映的那样，均存在违反财经纪律问题，定州市已将三人开除党籍。另外，通过河北省、保定市国土资源和监察部门联合调查，也已初步认定，定州市在征用绳油村土地过程中，确实存在着违规问题。面对已经摆在了桌案上的调查和处理情况，让人情不自禁地想问：究竟是群众受到了“个别人”的“蛊惑”，还是人民警察在执法过程中偏听偏信，受到了“个别权力部门”的“蛊惑”？
“要想认真地看待法律，就必须认真看待权利；只有认真地看待权利，才能认真地看待法律。”如果我们的人民警察不能在法律上平等地看待执法对象，也就必定不可能公正地予以对待执法对象。这，也许是比绳油村遭到“恐怖袭击”更可怕的事情。因为，人民警察是否重视民权、民意、民情、民心，是否能公平地解决纠纷，是否能赢得百姓信任，是否能保障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不仅关系着人民警察自身的形象和处境，更关系着法律的实施和法制的权威，关系着社会秩序和公正，关系着党和政府的声誉，关系着民众的权利与自由，关系着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人民的安居乐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