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成:2005——我的欧洲纪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109 次 更新时间:2009-06-18 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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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成 (进入专栏)  

文章的题目定为《欧洲纪行》其实并不准确,因为我事实上只有缘走过了德、法、荷、比、卢五国,而无缘涉足意大利、不列颠和俄罗斯这样对欧洲乃至世界进程起了重大影响的欧洲国家而且,我们的主要行程都安排在德国。因此,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我的“半个”欧洲纪行更为恰当。

我是抱着朝圣的心情进入德意志的。因为,这个国家出思想家。而在我看来,思想家对历史和人类的影响是超出其他人的。即便是革命家,也不过是将思想家先知先觉的问题付诸实践罢了。德国不仅有着在西方仍被奉为圣人的马克思、恩格斯这样的思想家,也有在西方哲学史留下了巨大背影的黑格尔、康德,同时也有着当代著名的思想家哈贝马斯。而在当代,又是在经历了痛苦的法西斯统治后的民主改造后的德国、又是德国人哈贝马斯第一个提出了当代看似成熟稳健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合法性危机问题。当然,我知道,由于赴德的目的所限,没有机会就我最有兴趣的思想问题进行什么考察,但是,我相信,从人的一言一行和各种细节中我们会看到思想家的影子,正如我们中国人的身上仍然有着孔圣人的影子一样。

下车伊始,负责陪同的两位德国华人就向我们灌输了许多关于德国人守纪律、重诚心和守时的趣闻逸事。这是有所指的。显然,两位陪同希望大家守时,以便于自己的工作。

德国的天空似乎比北京要纯净些。而且,6月的德国,太阳要到晚上10点以后才会落山,因此,对于心情易于受天气影响的我来说,明亮的德国似乎也给我带来了明亮的心情。相比于巴黎而言,德国在建筑风格上更近似于北京。原因在于,其象征着辉煌时代的经典历史性建筑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盟军炸毁。因此,柏林和其他德国城市更多是的当代建筑。而巴黎则多是传统法式建筑。不过,巴黎在气氛上则更接近北京。柏林和巴黎的对比也引起了我的一个疑问。那就是,从二城的比较上看,显而易见,法国人没有德国人那样的抵抗意志,以至于遭对手的狂轰乱炸,从而保住了文化遗产,而德国人则没有盟军那样粗鲁,以至于通过摧毁别人的方式来征服别人。也许,德国人当初对希特勒的信仰是真诚的,是真的希望通过“王道”来恢复古罗马帝国的光荣吧。

德国人的哲学思维和对事物规律的追求明显地反映在其对历史的反思上。这确实令人感动。姑且不说为了纪念柏林轰炸而保存的“破教堂”等具有象征意味的图腾式建筑物,也不必说为了纪念东西柏林分割而建造了矗立着刺目的十字架的受害者墓地。在我看来,最具冲击力的是那明显得到良好维护的红军纪念碑和崭新的犹太人被害者纪念碑。红军,在西方看来,是斯大林暴政的象征,尽管历史事实并不完全是这样。在西方大肆纪念所谓“诺曼底登陆”这个其实并不具备战略价值的事件时,纪念碑上那个高大的红军战士是那样有力地挥动着手臂,不屈地耸立在柏林著名的、纪念辉煌王朝胜利的勃兰登堡门前,证明着红军解放柏林这个历史事实。而在青铜铸就的红军战士面前的大街,却又是以纪念翻越柏林墙而被东德士兵杀害的人而命名的6月17大街。在不远处,就是犹太遇难者纪念碑。在这四个建筑的附近,就是德国另外一个象征性建筑群:国会大厦和总理府。这两个建筑也传递着从帝国到法西斯再到民主的历史传统。数个充满意象的建筑或许只有可能在德国才会和谐地并肩矗立吧。正确与错误是那么明显地摆在每个人的面前,失败与成功也是那么明显地摆在每个人面前,使我几乎触摸到了德国人透明的历史和透明的心灵。

德国的问题也是明显的。一是东西德的分隔。尽管在我们外人看来似乎并不明显,但经陪同指点,我们还是能看到差距。据说,在原东部地区,极右翼和种族主义势力甚是嚣张。这恐怕也是经济差距的原因。二是整个德国经济似乎不是十分景气。这也可能只是我的个人观感,因为对于习惯了热闹和熙熙攘攘的大街的我来说,德国大大小小的城市看起来缺乏人气,好比乡村。当然,也不全是我的观感。因为,就在我们居德期间,德国政府就经历了信任危机,更多地代表工人阶级的施罗德社民党失去了根据地的支持,面临着下台的尴尬局面。而且,据陪同介绍,德国的失业率已经超过10%,这显然是一个可怕的数字。

总体而言,德国是个富裕而勤俭的地方。富裕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德国人的勤奋,但富裕的德国人显然并不如美国人、甚至部分富裕起来的中国人更奢侈。尽管德国是宝马和奔驰的故乡,而且大街上的出租车都不乏宝马和奔驰,但是,仍然有很多德国人开的是大众的小型车(这实现了希特勒的理想,人人都有一辆小汽车),甚至也有法国车和更为经济的日本车。而且,和美国人不同的是,德国的住房类似中国,除了农村外,多是住在公寓里,别墅也不乏非独栋的联排别墅,显然,这样可以节约很多物业的开支。德国人骑自行车的也很多。和美国不同,很多德国人骑自行车是把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而不是作为运动器械。可以看到,一些先生穿着西装,打着领带,一些女士穿着正装骑车从路上驰过。

德国人做事是认真的。不过,由于接触不多和语言障碍,我实在不敢说了解多少。说说为我们开车的司机吧。他叫沃尔夫岗,来自汉堡。尽管话并不多,但可以看出,他是个快乐的人。据他自己所说,自己离了婚,有两个孩子,都已经成年,但是,孩子却仍然还找他要钱。他就是孩子的“银行”。显然,外国的父母也并不象我们理解的那样,似乎孩子长大后就对孩子不管不问。据说,他的大客车成本每天就合大约220欧元,而根据实际情况,用车的公司一般也就每天给他300到400多不等。对于开旅游大巴的他来说,也并不是所有的时间都有工作可做。他既要养活自己,还要养活他宝贝的车,而且,如果他不更换职业,我猜想,他还要在这辆车报废前攒出购买下辆车的钱。沃尔夫岗对本职工作是十分认真的。由他负责的事情他都会十分认真地做好。对于我们这些中国人自己从行李箱里自己提行李,我可以看出他开始还有点不理解。不过,和世界上所有的司机一样,他也违反交通规则,例如,在黄灯就要变成红灯时、甚至已经变成红灯时,加速冲过路口;再例如,在巴黎拥挤的路上,他冲到公共汽车专用线上。他似乎整年在外奔波。我们还没离开德国的时候,他已经得到了新的合同。虽然,我为他能够总有工作而高兴,但却也为他无法休息而感慨。德国是个劳工势力和社会主义运动强大的国家,毫无疑问,德国的工人享有很好的权利保障。但是,在生活面前,谁又能真的把自己的权利当回事呢?

有人说,如果你到一个新地方三天,你可以写出一万字的文章来表达你看到的不同,如果你到一个新地方三周,你大概只能写出一千字来说明你看到的不同,而如果你到一个地方三个月,你就会发现,其实没有什么不同。我想,不同其实一定会有,否则,世界岂不成了灰色的?只是,随着深入的观察和体味,我们就很难再发现其中的不同还有什么别样的意义而已。好比你到了别人的家里,在对别人家居、饮食赞叹的同时,或许下了决心改变自己,而当你回到家里时,又会发现,还是自己的窝更舒服一样。不过,当我们发现不同失去了意义的时候,我们或许没有失去自我,但却失去了学习的机会。因此,我还是相信,不同客观存在,意义也客观存在。

那么,德国究竟有什么不同呢?一是德国这个民族有团结和包容精神。正是团结使德国在二战之后迅速崛起,也正是团结精神使德国合二为一。对于犹太人的真诚悔过和对于土耳其人的接纳,也使德国人成为二战后西欧民族包容精神的典范。有人抱怨德国过于严格的移民政策。诚然,想做一个德国人并不容易,但是,如果他想一想德国《基本法》的原则“人人享有人性尊严的生存”就会理解,加入这样一个福利国家,国家的其他人就对其承担了义务,这和美国实行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是显著不同的。当然了,尽管法律如此这般写就,实际执行并不容易。例如,在我们入住的柏林饭店前的广场上,就赫然躺着一个流浪汉,对于他来讲,显然谈不上什么享有人性尊严的生存。当然,除非他是流浪爱好者。二是德国人对于工作安排十分注重程序。当然,这不仅仅是在德国学习得到的印象。对于我所在的这个全套引进德国制度的机构来讲,其中的程序之繁杂,也使我得到这样的感性认识。繁杂的程序固然可恶,但是,正是这种程序保证了公民的权利,也保证了事物的精细。三是重承诺。中国人当然也重承诺,所谓“一诺千金”。但是,中国人的承诺更多的是对朋友、家庭、情人的承诺,而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对客人的承诺。这当然与中国传统的社会形态有关。我想,如果我们也养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童叟无欺”的好习惯,看重对每个陌生人的承诺,或许我们的法治推行起来就十分容易了。

如果说,十年前到欧洲,作为一个中国人可能只会就欧洲而谈欧洲的话,那么,现在的中国人到欧洲就不能不谈欧洲和中国之间存在的某种联系了。在欧洲,中国的影响是随处可见。虽然,中国的影响还不够强大。最常见的,自然是中国制造的商品。在百货商场或者专卖店,服装、鞋子、纪念品,有许多有印着“中国制造”的字样。据陪同说,和中国许多人把明明是国产的大众、标致车贴上外语商标以表示“血统正宗”一样,在一些地方,有些德国人也把明明是德国制造的大众后面换上汉字“上海大众”、“一汽大众”,以示时髦。无论是在柏林、巴黎还是汉堡、特里尔,都有许多商店贴有汉字的欢迎标语,雇有华人店员。当我入住巴黎的假日饭店,打开电视,看到了中央四台时,那种感觉真是“好极了”!不过,让我印象深刻的并不是这样的表面,而是中国的发展对于欧洲人心理上的影响。

当我们到达马克思的故乡时,被问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你们要到这里来?”面对这样的考问,我突然感到难以回答。不过,作为讲解的那位德国女士的最后一句话也许正是最恰当的回答:“你们中国走了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优点结合起来的路。”是的,我们来到了马克思的故乡——这里诞生了社会主义的鼻祖、经历过澎湃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具有许多社会主义特点、但却走了资本主义的道路,我们来自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但我们却是在学习我们资本主义几百年建设中所取得的成果。伟人故居的展板上,拉萨尔和马克思并肩而立。百年之后,我们能够来到他们的面前,不是恰如其分地证明着两位伟大的思想家的争论仍然没有结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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