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然要求透视清楚国家治理研究的全貌。从“转型危机与经验”视阈来看，政治社会结构与制度变革之间面临挑战；从“模式与策略”的角度来看，需要平衡政府与公民之间均衡状态。

关键词：全面深化改革 国家治理 威权主义 转型危机 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可谓承上启下，万众期盼。但是我们需要思考，全面深化改革既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又是实现中国梦的战略选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属性是要推进国家治理模式转型，已经有诸多国家治理模式的总结，例如运动式治理模式，既定的国家治理问题迫切呼唤治理模式转型，在探究转型之前，我们需要透视清楚国家治理的转型危机所在。本文主要集中于对“转型危机与经验”和“模式与策略”两个方面的国家治理研究作一述评。

“转型危机与经验”的国家治理研究

客观地讲，中国目前面临转型危机和国家治理危机两大危机。徐湘林对此作出了解释：“中国目前面临的社会危机是一种‘转型的危机’，即在经济—社会转型中由于各种利益冲突和治理能力滞后所产生的危机，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结构性转型的必然现象。在现实中，市场化和民主化与经济—社会转型互为因果，经济—社会转型不可避免地会引发国家治理层面不同程度的危机，进而推动了国家治理体制的改革和转型。” ［1］ 有人认为，社会转型的本质是政治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结构基础与制度变革之间的关系包含四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政治社会结构基础流失，传统体制和机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第二种情况：政治社会结构基础流失，传统体制和机制发生改进。第三种情况：政治社会结构基础改进，但传统体制和机制没有改进。第四种情况：政治社会结构基础改进，传统体制和机制也得到改进。

所以，在社会转型中，治理危机也是常态，因为很少有政治社会结构与制度相适应的时候，若制度设计落后于社会变迁的步伐，我们就会看到政府总是阻碍着社会发展，政府就会显得保守；若制度设计超前于社会变迁的脚步，我们又会看到政府喜欢插手社会的方方面面，总想着让社会发展能够快一点，但往往是拔苗助长。这两种方式都是不利于政治社会结构基础的发展的，往往酿成治理危机。［2］

面对转型时期的治理危机，应如何找到国家治理策略呢？一些学者开始将目光投向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工业化国家的转型历史。例如，他们认为“进步主义时代”的美国和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在转型治理方面有着“显著的历史相似之处”，并且试图从美国“进步主义时代”的历史中寻找可供中国学习和借鉴的教训和经验。同时，也有学者则从更深入的视角探讨欧洲和美国工业化时期所产生的重大社会问题，并借用波兰尼在《大转型》中的分析，以批判在中国盛行的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告诫中国的政策制定者警惕陷入波兰尼指出的那种，由于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脱嵌”和主宰社会可能带来的社会和环境的毁灭。［3］

还有学者从三种国家形态（失败国家、依附性国家和自主性国家） 的讨论出发，指出苏联—俄罗斯国家转轨的关键是要“找回国家自主性”。［4］ 这里告诉我们，在转型危机正在蕴藏或者还尚未爆发，但是转型社会的种种征兆已经显现的时候，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就提到迫切的高度，因为“无论是社会危机驱动型国家治理模式，还是国家为了追求一种良善的政治生活而选择的整体性治理活动，国家都在其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自主性作用” ［5］。为此，有人从国家治理角度认为，东亚的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典型的发展型国家正经历着由发展型国家转向平衡型国家的转型。国家形态的不同，对制度建设的要求也不同。发展型国家制度建设的重点是国家从社会集中并配置资源、推动经济高速发展；平衡型国家的制度建设转向实现国家、企业、社会和个人之间力量的平衡。［6］

最近的一项研究指出：“作为集合束的理念型，发展型国家理论的普遍性和历史经验特殊性之间的张力在亚洲金融风暴之后达到顶峰，是发展型国家内部政治经济变迁而非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发展型国家理论形成最大挑战，这一理论需要修正而非否定，‘弹性发展型国家’解释较为合理。面对新的历史契机，发展型国家需要镶嵌与受限的自主性，更需要增强国家官僚机构内部强制力，寻求更多的社会嵌入性平衡；发展型国家在国家能力建构过程中，应夯实基础性能力，提升新公共治理能力，探寻地方性知识和生存性智慧，建构国家与社会的‘治理性互赖’关系，实现国家治理的转型与超越。” ［7］ 应该说，对转型国家的危机与经验研究最终要回到转型国家的自主性和治理能力重塑。因为只有提升国家自主性，才能有秩序、有制度的提升国家能力，尤其是现代化的国家治理能力。

聚焦于“模式与策略”的国家治理研究

对国家治理模式内涵的界定可以追溯到世界银行经济学家丹尼尔·考夫曼等人，丹尼尔·考夫曼把治理一词引入经济学领域并将治理具体化为国家治理，认为国家治理是一个国家权力运用的传统与制度，而真正提出国家治理模式概念的则是比较制度分析学派的经济学家青木昌彦。

比较制度分析学派的青木昌彦所构建的国家模型，对“国家治理”这一概念作出了很好的解释。他认为，国家是政府与公民在政治博弈过程中所形成的“多重稳定均衡”，以此构建由政府和公民参与的重复博弈模型，并界定了三种元国家治理模式（三重博弈均衡）：1.“民主型国家治理模式”：公民能够协调一致地抵制政府的掠夺行为，因而政府致力于保障公民的财产权利，并以此换取公民缴纳的税收。2.“勾结型国家治理模式”：政府与公民中的某个集团相勾结（向这一集团支付贿赂），共同掠夺其他公民的财产，其他公民只能对此保持沉默。3.“掠夺型国家治理模式”：政府肆意掠夺公民的财产，但公民不能协调一致地抵制政府的掠夺行为，因而对此保持沉默。［8］

从上述定义和国家治理模式分类可以看出，国家治理模式只是反映出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互动关系，而具体的国家治理模式将取决于政府与公民之间相互作用所形成的一种均衡状态。为什么不同的先进民主国家和后进转轨国家在治理模式上会存在如此大的差异呢？或者说是什么因素在影响着转型国家的治理模式选择呢？从比较制度分析的视角来看，大致可以从政治体制选择、利益集团分化、市民社会发育、中产阶级形成、地缘政治因素等方面来加以解读。这涉及到国家治理模式重构的问题。从人类历史的长期发展过程来看，国家治理模式演进的总体趋势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论断：“社会决定国家，国家来自社会———国家吞没社会，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社会摆脱国家的控制，国家与社会二元分化———国家最终回归社会，实现与社会的统一。” ［9］ 大规模制度变迁改变了传统的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法治国家、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成为转型国家重构国家治理模式的目标。［10］ 换言之，国家治理模式呈现出动态演化与形态多样性的特征。现代国家治理模式构建需要立足于本国国情，有效协调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使之形成一种互惠与共生的状态。

但是在思考国家治理模式重塑、结构重置时，必须考虑到一国特定历史文化传统中国家治理结构的动态变迁。如何在法理权威的合法性基础上寻找和建立中国社会和民众所接受、认同的支配方式，建立相应的制度设施，在这个基础上重新构建国家、官僚体制、民众之间的权威关系。［11］ 这种官僚体制的治理危机还表现为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周雪光继而从基本矛盾、应对机制和衍生后果三个方面解释了当代中国政治运行过程中的一系列稳定重复的重大现象。［12］ 还有一种研究认为，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财政开始以“项目”的方式向下面各级政府和基层社会分配，并逐渐成为一种把中央、地方乃至基层统合起来的国家治理体制，形成了所谓的“项目治国”。［13］

民主、法治和市场经济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保证

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已然成为全球最大的政治经济社会转型试验场，或可曰最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从极权主义（ Totalitarianism） 向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 的政治转型应运而生。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回应一个转型国家在现代化或者叫“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道路中，要如何面临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等综合性转型危机和稳定风险？说到底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命题是构建新的社会稳定结构问题。正如亨廷顿所言：“过渡型国家和现代国家的显著区别，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现代性意味着稳定而现代化则意味着动乱这一论点。” ［14］威权主义国家需要一个常态的政治格局来寻求基于经济增长的政绩合法性，但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稳定结构在当代中国何在？探寻基于当代中国社会稳定结构的国家治理研究何在？这是上述学术研究没有告诉我们的。

如何推进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究其根本，我们必须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积极有序推动民主建设。有序推动民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正确方向，为了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必须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正确道路，同时吸收人类一切先进文明，“有选择地吸取资产阶级政治文化中积极成果，对于建设新型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和民主政治有积极作用。” ［15］ 二是要加快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因为民主的关键在于制度，尤其是一系列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制度只有靠法律来保障才能更好的被执行，“反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主建设的实践，不难看出，正是由于坚持和实施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使中国的民主建设取得了资本主义难以企及的实质正义成就。” ［16］ 所以建立更加完善的法治国家是有序推动民主的根本保障。只有在一个良好的法治国家中，国家治理的主体和客体都受到法律的规范和制约，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才成为可能。三是要建立建全市场经济体制。“总体而言，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在逐渐淡化计划经济体制的园囿的过程中诞生的，政府对企业的规范和制约基本上属于解制和松绑的过程。” ［17］ 但目前来看，市场经济仍然不够完善，很多经济和市场行为仍然受到行政和权力的过多干预。只有建立建全市场经济体制才能保证我国未来发展的生机与活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也才能更好地实现现代化。

总之，在改革涉入深水区的社会转型期，有效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在思想解放的前提下，以深邃的历史视野和哲学思辨，遵循社会发展的运动规律，从而推动历史前进。

参考文献：

［1］ 徐湘林.转型危机与国家治理：中国的经验.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 （5） .

［2］黄帅、张欢.社会转型与国家治理：破解“托克维尔改革困境”.战略与管理，2012 （6） .

［3］ 王绍光.大转型：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向运动.中国社会科学，2008 （1） .

［4］杨光斌、郑伟铭.国家形态与国家治理———苏联—俄罗斯转型经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7 （4） .

［5］陈毅.中国转型社会的国家治理有效性———基于国家自主性的视角.社会科学，2013 （1） .

［6］卢正涛.东亚发展型国家的制度建设问题———基于国家治理转型的分析.学术界，2013 （2） .

［7］彭勃、杨志军.发展型国家理论、国家自主性与治理能力重塑.浙江社会科学，2013 （6） .

［8］ 青木昌彦，周黎安译.比较制度分析.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155-183.

［9］ 恩格斯.家庭、私有利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70、174、178-179.

［10］ 景维民、张慧君.制度转型与国家治理模式重构：进程、问题与前景.天津社会科学，2009 （1） .

［11］ 周雪光.国家治理逻辑与中国官僚体制：一个韦伯理论视角.开放时代，2013 （3） .

［12］ 周雪光.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开放时代，2011 （10） .

［13］ 胡训珉.信息社会的国家治理特点探讨.东方法学，2008 （5） .

［14］ 亨廷顿，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41.

［15］ 张群喜.农村基层自治与农村文化建设.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11 （3） .

［16］ 刘慧频、周瑞华.从西方民主冲击看依法治国与社会主义民主.求索，2010 (6) .

［17］ 曹永森.政府规制及其在我国的发展和应用. 天府新论，2011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