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军事事务大革命正在东亚展开。最新的迹象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腐败罪名清洗政治局前委员、中央军委前副主席徐才厚上将，和日本"重新解释"其宪法第9条，允许它为盟国提供军事援助。
尽管这些行动是地区紧张局势升温促成的，中国与其邻国和美国的关系，却未必注定会走向直接冲突。但不断出现来抗衡人们眼中的"中国威胁论"的新举措，意味着区域政治领导人，包括中国领导人，必须采取新的和更有创意的方式来解决争端，并避免这样的结果。
总的来说，促进国际和平有三种方式：深化经济相互依存、推进民主，以及建立国际机构。不幸的是，由于东亚政治领导人没有在最后一个目标上努力，因此，他们现在陷入了与一个世纪前的欧洲十分相似的危险实力平衡博弈。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深化经济相互依存的努力，并未带来促进和平与合作的政治动力。区域商界领袖一直无法避免外交关系恶化，影响到他们的利益。相反的，军事游说目前深刻地影响着外交和国防政策--中国以两位数增长的国防支出，和美国在东亚地区节节攀升的军售就是明证。
失败的原因何在？自康德（Immanuel Kant）以来的国际关系理论家都认为，民主国家间很少互相开战；因此，政治领导人如美国前总统威尔逊（Woodrow Wilson），尝试以推进民主为扩大和平的途径。直到最近，美国似乎一直都认为，中国同西方民主阵营的来往能推进和平关系。
但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其集权发展模式的信心日益加强。中国领导人现在看来越发相信，强调重商主义和国家干预的新的"北京共识"，已经取代了强调自由贸易和去监管的旧的"华盛顿共识"。
中国与美国的意识形态互不相容，让它们相对实力的转变，难以用和平方式实现。19世纪末，崛起的美国能够与衰落的英国合作，是因为它们有共同的文化和价值观。然而，中国领导人向来怀疑，美国质疑中国人权和政治自由的状况，是处心积虑要破坏中国的政治稳定。与此同时，习近平的国内政策，似乎让中国与西方规范渐行渐远。
这一意识形态分歧损害了东亚的机构建设，因此没有发展出制定原则、规则和决策流程的区域机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把大部分西方国家联系在一起。但东亚的主要机构--亚细安区域论坛（Asean Regional Forum）太无力，无法发挥类似的作用，使东亚陷入了不受管制的敌对状态。
中日关系尤其令人担忧
目前，美国和东亚领导人只是口头上支持建立多边安全机构，并没有什么实际行动。除了几乎寿终正寝的六方会谈（旨在消除朝鲜带来的核威胁），亚洲大国拒绝被国际规则或规范约束。
东亚领导人转向了现实政治（realpolitik）。不幸的是，亚洲的情况不同。塔列朗（Talleyrand）、梅特涅（Metternich）、俾斯麦（Bismarck）和迪斯累利（Disraeli）等19世纪欧洲伟大政治家，创造了持久的国际合作体系，但亚洲缺少愿意且能够超越狭隘国家利益的领导人。
比如，中国领导人似乎认为，2008年经济危机和两场海外战争的巨大代价，意味着美国已没有能力行使国际领导力。这或许能解释中国最近的激进外交政策，特别是在钓鱼岛／尖阁诸岛控制权问题上与日本的争端，中国的目的可能是试探美日同盟有多坚固。
以这种方式试探美国的实力或许是危险的误判。尽管经济颓势尽露，美国仍是军事超级大国。它在东亚的利益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正如一个世纪前英国拒绝将海军霸权拱手让给德国，美国也不会轻易被中国对其西太平洋战略地位的挑战打倒，特别是考虑到许多东亚国家都希望得到美国的保护。
中国和美国需要谈判。尽管两国经济上相互依存，也存在约90个政府双边对话渠道，但双方在东海、南中国海及西太平洋的利益上，却陷入了危险的角力。
中日关系尤其令人担忧。日本20年的经济停滞和中国的快速增长，加剧了双方民族主义情绪的过度反应。日本早已习惯将安全外包给美国，尽管其经济规模位居世界第三，但却没有发展出自身的建设性的外交愿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披着地区合作外衣的释宪行动，是否标志着日本有了新外交愿景，还有待观察。
美国希望日本承担更多维持亚洲安全的责任，在战略和财政上或许有其意义，但也显露出对政治环境缺少理解。美国似乎低估了区域对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担忧。美国可能会发现，在外交上发出了东京可以全权处理的信息，可能让美国受到日本利益的要挟。其后果是日本成为亚洲安全问题，而不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亚太领导人必须摆脱自满心态。要想开启区域安全合作机构的建设，需要认真的行动和广泛的妥协。要不然，备受看好的"亚洲世纪"带来的将不是经济繁荣与和平，而是一个充满怀疑和危险的时代。
作者Yoon Young-kwan是韩国前外交与贸易部长，现为首尔国立大学国际关系教授。
英文原题：Asia's Military Revolu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