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是人类最早的定居地之一，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中国与亚洲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了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发展。今天，亚洲是世界上最具发展活力和潜力的地区之一，亚洲文明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以学习互鉴、交流融合为特征的亚洲文明正在迈向一个新时代，为世界和平发展、可持续发展提供软力量，正在加快世界新秩序的建设步伐。巴基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马利哈·洛迪（Maleeha Lodhi）认为，“亚洲文明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尊重不同的观点、文化和信仰，注重和谐与秩序，提倡‘和而不同’。相比西方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亚洲国家所推崇的价值观更注重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强调尊重是相互的。这些亮点都值得与世界分享”。

一、历史上的亚洲文明

1.人类文明的发源地

一般而言，文明是指一个群体共同拥有的、与其他群体不同的物质成就和精神内涵，表现为独特的建筑和器物以及文字、价值观、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传统、宗教信仰、社会和政治秩序，等等。亚洲文明的先进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世界农业的发源地。亚洲西部的两河流域是世界农业的发源地，为世界文明的诞生奠定了物质基础。文明不是从来就有的。农业生产最早兴起于亚洲，为亚洲文明领先于世界其他地方奠定了物质基础。考古学家们在今天伊拉克北部的耶莫地区发现，在距今约9000年前这里的人们即已种植大麦、小麦、小扁豆等农作物，在浙江河姆渡遗址也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稻谷遗存。考古学家们在北纬20度到40度之间亚洲大陆的广泛区域里发现了众多的农业遗存，据此推断该地区曾发生“农业革命”。

（2）世界文明的塑造者。亚洲“农业革命”引起一系列的变革，人们自栽培植物、驯化野生动物以来，逐渐开始定居，定居点的规模不断扩大，进而形成城市，私有财产的出现导致社会分工进一步分化，产生文字、阶级与国家。从公元前4000年左右开始，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埃及的象形文字、印度河流域的印章铭文、中国的甲骨文，依次被先民创造出来，人类由此掌握了知识的保存和技术的传播方式。仅以两河流域文明为例，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建造的巴比伦城和空中花园被誉为古代奇迹；颁布的《汉穆拉比法典》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历史上第一部完备的成文法典；创制的楔形文字是最早的文字，成为西方字母文字的肇始；泥板文书中记载的《吉尔伽美什史诗》是最早的有记录的史诗。古代两河流域文明还拥有诸多人类历史的第一，如第一座公共图书馆、最早的天文记录、第一个地跨欧亚非的世界性帝国——波斯帝国等。约在公元前4000年，西亚两河流域首先兴起了很多以城为中心的小国。不久之后，北非的尼罗河流域、南亚的印度河流域、东亚黄河流域也先后出现了国家。

（3）世界宗教的中心。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对犹太人和犹太教有着深刻影响，并进一步影响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产生和发展。基督教经典《旧约圣经》中记载的上帝造人故事、洪水的故事、伊甸园的故事等都源于犹太教及其经典，而这些都可以在古代两河流域文明中找到源头。耶路撒冷成为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圣城。印度则是佛教的发源地，并将其传播至世界各地。

总之，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中华文明、北方游牧文明都是世界古文明的起源。这些文明比作为西方文明源头的克里特—迈锡尼文明的出现还要早2000年。

2.和平共处的典范

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亚洲文明一直以多中心和多元化为特征，这一特征不仅没有引发“文明冲突”，相反，还为人类推进文明交流与互鉴创下了典范，同时在“学习互鉴”“相互交流”过程中，亚洲文明也得以保留使自身不断进步的传统和动力源。在南亚次大陆，考古学家们发现来自两河流域的印章上有南亚特有的大象形象，这些都是两河流域文明与印度河流域文明交流互鉴的表现。

中国人通过文明间的交流，很早就提出了“和而不同”的文明开放主义。“和而不同”语出《论语·子路》，是指尽管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仍能和睦相处。中华文明经历了5000多年的历史变迁，但始终一脉相承。“和而不同”“有容乃大”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也是学习借鉴各文明优秀成果的重要原则。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正因此，中国与亚洲其他文明之间的交流不仅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发展，也推动了世界文明的发展。

中华文明更是亚洲文明交流互动的积极推动者。公元前100多年，中国就开始开辟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汉代张骞于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两次出使西域，向西域传播了中华文化，也引进了葡萄、苜蓿、石榴、胡麻、芝麻、黄瓜等西域物种，丰富了我们的菜篮子；学习了箜篌、琵琶等西域文化。西汉时期，中国的船队就到达了印度和斯里兰卡，用中国的丝绸换取了琉璃、珍珠等物品。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对外交流的活跃期。据史料记载，唐代中国通使交好的国家多达70多个，来自各国的使臣、商人、留学生云集在当时的首都长安。这个大交流促进了中华文化远播世界，也促进了各国文化和物产传入中国。15世纪初，中国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七次远洋航海，经东南亚诸国，一直抵达非洲东海岸的肯尼亚，留下了中国同沿途各国人民友好交往的佳话。1987年，在中国陕西的法门寺地宫中就出土了20件唐代自东罗马和伊斯兰传入中国的美轮美奂的琉璃器。

佛教发源于古代印度。公元67年，天竺高僧迦叶摩腾、竺法兰来到中国洛阳，译经著说，译出的《四十二章经》成为中国佛教史上最早的佛经译本。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对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人根据中华文化的自身特点发展了佛教思想，形成了独特的佛教理论，而且将佛教从中国传播到了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

习近平主席指出，在数千年发展历程中，亚洲人民创造了辉煌的文明成果；各种文明在这片土地上交相辉映，谱写了亚洲文明发展史诗。有研究表明，凡是越开放、东西方联系与互动最密切的时期，越是社会进步最快的时期，地区的文化程度与其交通量成正比。

3.全方位的历史贡献

除了推进自身文明的进步，亚洲文明为世界其他文明的进步也提供了帮助。例如，亚洲文明对欧洲文明的影响就是如此。公元830—930年，在阿拉伯地区,当时的阿巴斯王朝开展了著名的“百年翻译运动”，为中西方文明财富的保存和流传立下了汗马功劳。美国历史学者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指出：“希腊文明，世所称羡，然究其实际，其文明之绝大部分皆系来自近东各城市”，“近东才真正是西方文明的创造者”。

阿拉伯数字发源于印度，经阿拉伯商人影响世界，成为世界通用的数学语言。中国的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四大发明带动了世界变革，推动了欧洲文艺复兴。中国哲学、文学、医药、丝绸、瓷器、茶叶等传入西方，渗入西方民众日常生活之中。《马可·波罗游记》令无数西方人对中国心向往之。亚洲文明在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华贸易圈、印度洋贸易圈、东南亚季风贸易圈等区域性贸易网络；打通了丝绸之路、香料之路、茶叶之路和阿拉伯半岛贸易路线等关键物资渠道，这些都为欧洲大航海时代商贸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法国、英国、荷兰等学者在印度和中国无偿地学习棉织品的制造方法，为改造欧洲纺织机械业提供了大量知识与技术。由此，欧洲工业革命才有可能从棉纺织业率先发生。

直到今天，仍有西方人士强烈呼吁学习东方，认为“东方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兴起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西方毫不理解东方文明的深邃和博大，那么，当东方的民族从西方的扩张和侵入所带来的震惊和破坏中苏醒过来时，西方就会变得脆弱和不堪一击。西方的方式与中国的方式相比，存在更大的局限性。西方文明的未来出路在东方”。

二、亚洲文明的近现代际遇与崛起

近代以来，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亚洲文明逐渐失去了往日的辉煌。西方文明利用“战争资本主义”，打造出新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此过程中，大部分亚洲文明中心遭受了殖民和半殖民的掠夺，两河流域文明地区、印度河恒河文明地区乃至中华文明地区的人民备受煎熬。

第一，亚洲文明被边缘化。自1500年以来，随着新航线的开辟和美洲大陆的“发现”，人类历史进入近代。欧洲文明利用“战争资本主义”，以暴力的方式，通过“战士兼贸易商”将原有各区域贸易商排挤出去后，重新打造了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整个过程充满了马克思所批评的“充满血和肮脏的东西”。经过这一过程，大部分亚洲文明失去了原有的贸易来源，加之气候变化导致的农业歉收，原有政府对外无力抵抗侵略，对内也无力整合社会，原有贸易网络和社会组织关系迅速衰落。大部分亚洲文明失去了世界历史舞台的中心地位，陷入以欧洲为中心构造起来的“中心—边缘”的世界体系之中，被迫处于边缘位置。

第二，亚洲文明被加速分化。过去以农耕为主的亚洲文明开始分化，出现了学习欧洲的浪潮。从奥斯曼的苏丹马哈茂德二世改革、中国的洋务运动再到日本的明治维新，各国有志之士都试图追赶时代，救亡图存。但是，由于受到历史和时代的局限，大多数改革以失败告终。只有日本免遭沦为殖民地，但又走上了军事专制的道路。近代以来，传统社会组织的崩溃与分裂、战争、侵略殖民使生活在传统的两河流域文明地区、印度河恒河文明地区乃至中华文明地区的人民备受煎熬。

第三，亚洲文明依然保有传统底色。尽管遭遇西方文明的冲击，但是亚洲各文明之间依然在精神上相互支持、相互合作。中国人民喜爱的印度伟大诗人泰戈尔访问了中国，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一踏上中国的土地，泰戈尔就说：“我不知道什么缘故，到中国就像回到故乡一样。”在离开中国时，他伤感地说：“我的心留在这里了。”1941年伟大的卫国战争爆发后，中国著名音乐家冼星海辗转来到阿拉木图。在举目无亲、贫病交加之际，哈萨克音乐家拜卡达莫夫接纳了他，为他提供了一个温暖的家。在阿拉木图，冼星海创作了《民族解放》《神圣之战》《满江红》等著名音乐作品。

在一个多世纪的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亚洲人民彼此同情、相互支持，共同推动了亚洲的觉醒。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基于相似的经历、共同的理想，亚洲发展中国家同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一道，在国际上发出新的声音，这就是著名的在万隆会议上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于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谋求政治独立与平等的国际关系愿望，中国、印度、缅甸顺应这一历史潮流，共同倡导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中国处理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不结盟运动也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原则；1970年和1974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有关宣言都接受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当今世界一系列国际组织和国际文件所采纳，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赞同和遵守。尼泊尔中国研究中心主席桑达尔·纳斯·巴塔莱(Sundar Nath Bhattarai)认为，“已故的周恩来总理所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现在已成为国家间发展外交关系不可割舍的基石，可以说这五项原则起源于并受到中国古代人类和平共处文化观念的影响”。

今天的亚洲文明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亚洲是世界最具发展活力和潜力的地区之一，是全球经济发展速度最快、潜力最大、合作最为活跃的地区，是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的重要引擎。但今天的亚洲也面临方方面面的挑战。

第一，亚洲经济奇迹时代为亚洲文明崛起奠定了新的物质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文明再次焕发出发展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尤其是再次创造了亚洲经济发展的奇迹，这为今天的亚洲重返世界文明的舞台中央，改变世界发展的主导力量创造了条件。苏联迅速恢复了二战的创伤并将加加林送入太空创造历史；中国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建立起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日本经济腾飞，一度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四小龙、四小虎的经济奇迹紧随其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的巨大经济成就使14亿中国人走上了现代化的快车道。如今，亚洲已成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的重要引擎，近年来亚洲地区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50%。

第二，亚洲是当今世界最具发展活力和潜力的地区之一。亚洲发展同其他各大洲发展息息相关。进入21世纪以来，亚洲地区内贸易额从0.8万亿美元增长到3万亿美元，亚洲同世界其他地区贸易额从1.5万亿美元增长到4.8万亿美元。今天的亚洲占世界人口的40%、经济总量的57%、贸易总量的48%，亚洲同世界其他地区的区域次区域合作展现出勃勃生机和美好前景。习近平主席指出：“现在，‘一带一路’‘两廊一圈’‘欧亚经济联盟’等拓展了文明交流互鉴的途径，各国在科技、教育、文化、卫生、民间交往等领域的合作蓬勃开展，亚洲文明也在自身内部及同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发展壮大。”当前人们在猜测越南和柬埔寨会不会爆发下一个经济奇迹。

第三，亚洲要谋求更大的发展，更好地推动本地区和世界其他地区共同发展，依然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亚洲持续面临着新的挑战，热点问题此起彼伏，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都有所表现。要实现本地区长治久安，需要地区国家增强互信、携手努力。国际金融危机后续影响尚未完全消除，一些经济体的复苏仍然脆弱，亚太经济提高质量和效益任务艰巨，新旧增长点转换任务艰巨。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方向和重点不一，各种区域自由贸易规划纷纷涌现，导致一些方面面临选择的困惑。

正因如此，当今形成的一个普遍共识是，今日的亚洲已成为维护和实现世界持久和平和人类繁荣进步的重要力量。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Norodom Sihamoni）强调：“当前最为紧迫的，是加强亚洲乃至世界对人类命运的责任感。我们应坦诚相待、互相尊重、鼓励思考，为互学互鉴创造条件，共同致力于亚洲发展进程。”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Prokopis Pavlopoulos）指出：“这不仅仅是一个亚洲的大会，也是一个世界性的大会。它所传递的精神从北京出发，直抵西方，直通世界所有文明。”斯里兰卡总统西里塞纳（Maithripala Sirisena）说：“亚洲文化和文明，起源相似，发展道路、发展未来相似。能否实现和谐相处，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解彼此的文明。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给了我们很好的机会来加强对话。”这些共识表明创造服务于世界发展的亚洲新文明时代已成为迫切需要。

三、共同创建新时代亚洲文明观

亚洲文明的未来正处在关键的路口。亚洲文明的发展前景取决于今天的决断和行动。有研究指出，“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不可能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单独完成，需要有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文化系统、不同文化理念的点燃与嫁接”。随着全球化的深化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世界已不再仅仅是地球村，而是“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另一方面，近年来全球化引发的马太效应，在西方国家内部产生强烈社会冲击，导致反全球化主张甚嚣尘上。今天的中国正在博采众家之长，在“和而不同”的传统文明观基础上创建新时代中国文明观，或者正在推进新时代亚洲文明观。新时代亚洲文明观不是传统亚洲文明观的简单继承，也不是对其他文明观的简单复制，而是在把握时代特征、世界大势的基础上，形成的一套推进亚洲未来发展和治理，乃至世界未来发展和全球治理的思想、观念和方法。习近平主席强调，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我们应该增强文明自信，在先辈们铸就的光辉成就的基础上，坚持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努力续写亚洲文明新辉煌。

新时代亚洲文明观的构建源自近几年中国倡导的新型文明观。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顺应全球化进入新时代的需要和世界发展大势，提出了建立“亚洲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并“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深刻阐述了新时代中国的外交观、发展观、亚洲观、文明观和全球观。“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一带一路”倡议以亚洲和发展中国家为重点，推动实现互联互通，为亚洲和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多公共产品，与各国一起分享中国发展的红利。有研究表明，“各种文明、文化之间并不是敌对、对立的，文明、文化本身并不注定是冲突的”。韩国亚洲研究所所长贝一明（Emanuel Yi Pastreich）博士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的主旨演讲，“可与美国的‘文明冲突论’分庭抗礼——后者正在迅速沦为毫无意义的排外言论”。

新时代中国文明观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文明的类型是多样的，文明之间存在差异是常态，也是文明之间交流的基础。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当今世界有70亿人口，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5000多种语言。不同民族、不同文明多姿多彩、各有千秋，没有优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和而不同是一切事物发生发展的规律。世界万物万事总是千差万别、异彩纷呈的，如果万物万事都清一色了，事物的发展、世界的进步也就停止了。“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我们要尊重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平共处、和谐共生，不能唯我独尊、贬低其他文明和民族。人类历史告诉我们，企图建立单一文明的一统天下，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各国要理性处理本国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差异，认识到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是独特的，坚持求同存异、取长补短，不攻击、不贬损其他文明。不要看到别人的文明与自己的文明有不同，就感到不顺眼，就要千方百计去改造、去同化，甚至企图以自己的文明取而代之。历史反复证明，任何想用强制手段来解决文明差异的做法都不会成功，反而会给世界文明带来灾难。

第二，文明平等是文明交流的前提。人类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文明不论大小，都是平等的，因为平等交流而变得丰富多彩，正所谓“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不同国家、民族的思想文化各有千秋，只有姹紫嫣红之别，而无高低优劣之分。每个国家、每个民族不分强弱、不分大小，其思想文化都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多元文明和谐相处的基本前提是要了解各种文明的真谛，必须秉持平等对话。没有对话的全球化进程会增大霸权主义、单边主义的可能性；没有对话的多元性可能会造成误解、形成排他、产生冲突。文明交流互鉴不应该以独尊某一种文明或者贬损某一种文明为前提。莫迪总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时曾说过：“我们决不允许差异变为误会。”各国各民族都应该虚心学习、积极借鉴别国别民族思想文化的长处和精华，这是增强本国本民族思想文化自尊、自信、自立的重要条件。

第三，文明之间应相互包容。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人类创造的各种文明都是劳动和智慧的结晶。每一种文明都是独特的。一切文明成果都值得尊重，一切文明成果都要珍惜。要了解各种文明的真谛，必须秉持平等、谦虚的态度。如果居高临下对待一种文明，不仅不能参透这种文明的奥妙，而且会与之格格不入。尼泊尔国家图书馆馆长乌彭铎·普拉萨德·梅纳利（Upendra Prasad Mainali）认为，“任何国家错误地把本国文化和价值观强加于他人的企图都将无法实现。每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和价值观，无论强弱、大小，都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我们应该充分理解和接纳各种文明的丰富内涵，承认和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接受各种文明的独特价值观，使各种文明和谐共处”。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傲慢和偏见是文明交流互鉴的最大障碍。人类历史证明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

第四，正确进行文明学习借鉴。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孟加拉国伊斯兰大学副校长阿斯卡里（Rashid Askari）认为，“玄奘法师对印度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至今仍在帮助历史学家解决有关印度文明的争论”，而“西方对东方或亚洲的描述往往会带有夸大的倾向，这对正确评价亚洲文明仍然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亚洲文明之间的互学互鉴将帮助东方摆脱这种‘他者’的困境。”阿塞拜疆国家科学院院长奥格鲁教授（Alizadeh Akif Aghamehdi Oglu）提出，“阿塞拜疆有一项明确的理解，即只有在科学、人道主义和政治领域的积极对话的支持下，经济一级的互动与合作才能有效”。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任何一种文明，不管它产生于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社会土壤之中，都是流动的、开放的。在文明问题上，生搬硬套、削足适履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十分有害的。我们都应该采取学习借鉴的态度，都应该积极吸纳其中的有益成分，使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中的优秀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优秀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文明相互学习借鉴，要坚持从本国本民族实际出发，坚持取长补短、择善而从，讲求兼收并蓄，但兼收并蓄不是囫囵吞枣、莫衷一是，而是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第五，中国愿意主动向世界其他文明学习。在长期演化过程中，中华文明从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中获得了丰富营养，也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壮大，是传递友谊的正能量，为亚洲和世界带来的是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今天，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表明中国愿继续同东盟、同亚洲、同世界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机遇。尼泊尔中国研究中心主席桑达尔·纳斯·巴塔莱(Sundar Nath Bhattarai)认为，“尽管各方对‘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了种种具有挑衅性和偏见性的指责，但2019年4月举行的扩大版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本身就证明了国际社会默认该倡议是促进全球社会经济发展的可行方式”。

我们认为，建立新时代亚洲文明观应该遵从以下几个原则。

第一，新时代亚洲文明观应该能最大限度地促进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进步。共同繁荣是亚洲人民的普遍期待。印度尼西亚智库亚洲创新研究中心主席班邦·苏尔约诺（Suryono）认为，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的主旨演讲，道出了亚洲人民的心声，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对探索应对当前世界面临的共同挑战与威胁具有积极作用，将强化和平与发展的力量。印度尼赫鲁大学教授、汉学家巴利·拉姆·迪帕克表示特别认同习近平主席的相关阐述，共同繁荣是亚洲人民的普遍期待，也是每个人的责任。亚洲各国必须团结一致，秉持开放精神，推进互联互通，消除贫穷和落后，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孟加拉国政策研究所所长萨塔（Zaidi Satta）博士认为，“全球进步不能再是零和的。一个大陆或一种文明的崛起不必以牺牲另一个大陆或另一种文明为代价。因此，亚洲的复苏并不意味着西方的衰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意义远不止于消除基础设施约束。这两项努力为亚洲国家的政治体制注入了新鲜空气，促进了参与国之间的跨境合作，首先是有助于加强实体联通，其次更重要的是，在亚洲各国人民共同实现更高经济水平的过程中，创造长期合作共赢的氛围和空间。这就是所谓的‘和平红利’”，“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对亚洲的长期繁荣至关重要。‘亚洲世纪’不应该是亚洲独有的世纪，而应该是全球共同繁荣的世纪”。乌兹别克斯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沙洛菲丁·纳扎罗夫（Sharofiddin Nazarov）指出，“当前的世界秩序、国际关系体系、人类社会的生态和安全问题表明，有必要寻求另一种发展方式。新的发展道路应该是可持续的，如此就不会将当代问题遗留给后代解决。在这方面，展现和平发展前景的亚洲文明发挥着特殊作用。亚洲文明追求新的发展哲学，致力于形成一个独特的发展战略，以建立全新的世界秩序”。

第二，新时代亚洲文明观应该能最大限度地推动人类精神文明的提升。尼泊尔记者联合会秘书巴哈杜尔（Bahadur）认为，“文化和文明将支持人类社会的发展，推动经济和其他领域的发展。西方国家的文化在世界上曾主导了一段时间，现在很多亚洲国家正在寻找和询问我的文化在哪里?我的身份在哪里?没有文化，我们就看不到自己的力量。这也正是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召开的重要意义，即帮助我们找到自己的文化”。因此，倡导“文明平等对话”是十分稳妥的方案，是一个可以促使我们团结起来合力解决已存在挑战的倡议。这样的国际主义精神是非常重要的。回顾亚洲的过去，达成共识的能力，是亚洲很重要的一个传统。正如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认为，“真正的文明之间不会产生冲突，真正的文明之间有时仅仅是缺少彼此沟通或沟通渠道被截断了而已。我们需要重建这些渠道，我们必须重新恢复这种沟通，这就是不同文明间的对话”。法国高等欧洲研究国际中心（CIFE）研究员，来自希腊的乔治·佐戈普洛斯（George N Tzogopoulos）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尽管此次文明对话大会是针对亚洲国家的，但是大会传递的信息是超越国界的——不同的文明是可以共存的，东西方文明应当并且可以互相学习，而彼此沟通和了解是共处的第一步。

第三，新时代亚洲文明观应该能最大限度地促进人类社会的和谐建设。当今世界面临多重威胁，最迫在眉睫的威胁就是对其他文化和人民的偏见与无知。另一种威胁则来自一个只关注利润的系统，企图统治并利用他人来获取资源的意识形态，构成了对当今国际秩序的严重威胁。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方式，首先是通过教育让人们更好地了解其他文化，培养相互理解的宽容之心。正如法国当代中国国际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皮埃尔·皮卡尔（Pierre Picquart）所说，“通过交流互鉴、取长补短，人类文明将在对话中绽放更加夺目的光彩”。再如，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助理所长陈刚认为，在当前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地缘政治紧张，尤其是在“文明冲突论”有所抬头的背景下，坚持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包容、交流互鉴，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印度索迈亚大学国际交流处主任萨丁德（Satyendra Kumar Upadhyay）认为，“亚洲价值观”一词意味着，“某些亚洲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特征是建立在一种共同价值体系的基础之上，这种价值体系是可识别和不同的，超越了民族、宗教和意识形态的差异”。

第四，新时代亚洲文明观应该能最大限度地促进人类社会的新型国际关系发展。目前，世界变化快，科学技术也在快速演变，许多国家在适应这些变化的过程中遇到了困难。这需要我们具有非常态问题的处理能力，因为我们需要处理很多由于变化而产生的不确定性，所有国家都有必要更充分、更积极地参与进来。特别是一些大国，他们需要从超越自身的角度来看待各种情况。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从国内角度来看待一切问题，也应该从国际的角度来看待。要做到这些，就必须在互相尊重对方观点、尊重对方特定历史背景的前提下进行对话。如果你采取“我是最好的”“我要优于其他人”或是“我有解决一切问题的方法”这样的态度，在当今社会是行不通的。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政策研究所执行总裁哈立德·拉赫曼（Khalid Rahman）提出，“不管恐怖分子持有什么样的主张，把他们与特定的宗教联系起来只能被认为是无知，或者是为了获得既得利益的阴谋。另一方面，应客观研究不同群体之间对抗的原因，并应注重消除造成它们之间发生对抗的原因”。

第五，新时代亚洲文明观应该能最大限度地推动人类社会走向新未来。当前，全球面临气候变化、地区冲突等一系列挑战，必须依靠各国合作解决。因此，有人呼吁，“世界是多元的、文化是多元的、现代文明模式的建构是多元的。21世纪既属于东方，也属于西方；21世纪是我们的，是你们的，也是他们的。总之21世纪是大家的，它属于全人类”。未来的世界秩序应该建立在不同文明包容和谐的基础之上。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维克多拉林（Viktor Larin）认为，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举行有助于不同国家和地区寻找有效沟通机制，为避免文明冲突、促进共同发展指明前进方向。应加强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之间的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彼此信任和人民友谊，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社会、民意基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社会与人文科学助理总干事诺达·阿尔纳什夫（Nada Al Nashif）认为，“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举办，是一个尝试解决世界正在发生的冲突的重要方式。这是我们出现在北京这次会议的原因。当文化多样性得不到充分理解时，当试图丰富文化的力量被抵制时，当世界上存在恐惧、歧视和种族主义时，我们就很难相处和相互理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些非常好的案例，去了解亚洲丰富而非凡的文化。无论是古代的丝绸之路，还是现在的东盟或其他经济组织，都是为了增进对彼此的理解。我们必须努力了解什么能带来人类的共同繁荣，以及如何以相互促进的方式共同成长。我们将从亚洲学到很多东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历史与记忆对话部门主任穆萨·雷（Moussa Lei）认为，“‘不同文明必然会发生冲突’的论调是我听过的最愚蠢的想法。文明本身并不会发生冲突，发生冲突的是人类，是一些政府、军队和有权力的利益集团。即使几个国家正在发生战争，它们的文化依然会进行交流和互动。因为文化本身就是关于沟通和交流的”。

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演讲中指出：“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我们要加强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