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信息时代需要执政党必须具备新的社会治理能力。网络社会治理能力作为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能力体系中新的生长点，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克服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社会治理“本领恐慌”的需要，更成为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组成。应该从媒介交流能力、组织凝聚能力和网络舆情引导能力三个方面着力培育提升。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在推动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已经日益显现出其对中国社会政治生活领域的深刻影响，对植根于传统工业社会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执政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随着传播快、影响大、覆盖广、社会动员能力强的微博客、微信等社交网络和即时通信工具用户的快速增长，如何加强网络法制建设和舆论引导，确保网络信息传播秩序和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突出问题。这一现实问题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时刻保持战略清醒，在探索加强与新群体、新组织的联系时，要着眼新的社会发展需求，培育新的社会治理能力。网络社会治理能力作为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能力体系中新的生长点，不仅成为执政党克服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社会治理“本领恐慌”的需要，更成为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组成。
信息时代对党的社会治理方式提出的挑战
党的社会治理方式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组织结构、工作习惯等多种因素交互影响的具体体现，是党在处理党内关系和党外关系两种不同类型的工作对象时表现出来的态度、作风和情感的总和。它既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同时又是在中国社会形态（尤其是在信息化技术引起的）发生深刻变迁过程中不断进行自我调适的实践形式，具有鲜活的时代意义。信息时代的内在变革性，打破了建构于工业化时代基础之上的党的传统社会治理方式的稳定性，加剧了党的社会治理方式的动态调适程度，对党的传统社会治理方式提出了现实挑战。具体来说，这一挑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党的社会治理方式面临信息化社会环境的挑战。信息时代的基石是信息化的社会环境。党的社会治理方式是对物质和精神的社会环境的不断适应的产物，不同类型的社会环境会产生和塑造不同的党的社会治理方式，信息化社会与工业化社会对党的社会治理方式有着不同的要求。
在工业化社会环境中，以集中化、权威性、系统性为主要特征的自上而下的运行要求，是保证社会得以正常运行的基本组织范式，也是工业化社会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这一社会环境对政党社会治理方式（尤其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最直接影响，就集中体现为政党内部组织运行的集中性和外部社会联系的中心性两个鲜明特征。无论是德国的社会民主党，还是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都表现出了党内组织权力的高度集中性，党的领袖（列宁、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享有崇高的威望；都表现出了党在整个社会运动中的政治、组织的核心领导地位，党拥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可以说，这一时期社会主义运动的蓬勃兴起是与无产阶级政党的集中性、权威式的组织方式和工作方式分不开的。然而，进入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随着一系列通讯技术革命发明和广泛运用，西方发达社会开始从工业化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转变。带来的最显著的影响就是整个社会的政治生态环境变得越来越开放，促使适应于工业化社会高度集中统一的组织结构日益向多样化、去中心的离散形态发展。政党作为传统政治生态的主要政治力量，在社会结构分散化的趋势下，也愈来愈难以维系其政治“独角戏”，这种高度集中的组织权力和工作方式也被迫进行改革和转型。
中国共产党作为诞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之上的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社会主义改造、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实践中，形成了具有鲜明特点的中国式社会治理。即，集中性、封闭性与运动性。所谓集中性，是指党的社会治理方式的自上而下的垄断性；所谓封闭性，是指党的社会治理方式的内部运行的秘密性；所谓运动性，是指党的社会治理方式的外部动员的社会性。应该承认，党的社会治理方式的上述特征有效地保证了党成为中国社会团结进步的核心和纽带，有效地保证了党成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领导者和推动者。但是，随着中国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渐成熟稳定，以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中国社会正处在从传统工业化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转变的关键历史时期，信息化社会迥异于工业化社会的内涵必然会对党的现有社会治理方式提出新的变革要求。即，党如何改革、完善和提高社会治理方式，以主动适应已经呈现出碎片化、个体化和高度流动性的社会新环境？这是信息化社会对党的社会治理方式提出的第一个严峻挑战。面对信息化社会环境的挑战，需要加强党对新本领的学习。只有不断学习，增强党的网络社会治理能力，才能应对这一挑战。
其次，党的社会治理方式面临信息化社会群体的挑战。信息时代的活动主体是信息化的人。无论是作为群体的社会大众还是作为个体的人，其信息化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信息化的思维方式。所谓信息化的思维方式，主要是指人们认识问题时的非线式、共域性、系统化的思维过程，表现出横向平面的思维偏好。也就是说，由于信息的开放与流通，对个体和社会问题的关注与思考，往往受到更多外界相关因素的影响，或者说得益于更多外部信息的支撑，从而在认识上表现为多种而非单个的观念集合。与工业化社会线式的、二元化的思维方式相比，信息化思维方式表现出强烈的外部相关性和观念动机的复杂性。由此，个人或大众的信息化思维方式对党的社会治理方式提出了现实挑战。即，严格奉行自上而下的单一线性思维的各级党组织，究竟应该如何采取及时有效的方法，来应对充满了丰富可变思维的信息化大众？又应该如何规制党组织内部的关于及时性沟通时的话语授权，并以此来平衡上下级的组织关系？
二是信息化的行为方式。信息化社会对大众或个体的另一影响就是信息化的行为方式。所谓信息化的行为方式，主要是指由于社会结构的日益开放和社会参与机会的日渐增多，大众或个体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做出抉择的选择行为。在传统的机械工业时代，由于劳动分工高度的集约化、组织化，大众个体依附于各种类型的组织体系之中，个体就像工厂流水线上的批量产品一样，泯然于众而鲜有特性。个体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受到很大限制，没有相应的组织帮助，个体的力量往往是有限的。与这一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思想反映就是大众个体政治理念尚未有脱离组织的冲动。但是，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和信息时代的到来，在促进经济政治全球化的同时，渺小的个体力量通过发达的信息网络实现了瞬时联结，个体的力量通过网络实现了几何倍数的增长，影响社会的能力不断得到加强。在这一由于信息网络技术促成的深刻社会变动下，政党所提供的组织力量开始受到削弱，大众自身的政治选择需求得到大大提升。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这一深刻变化对党的社会治理方式带来的挑战就是：如何解决社会大众的理性化、差异化与传统组织动员的情绪化、均质化之间的矛盾？作为党的传统社会治理方式，大规模的群众动员模式显示了其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共济时艰之时的巨大威力和社会有效性。但是，应该指出一点的是，大规模群众动员的社会有效性是建立在社会结构的均质化、大众利益的一致性和社会环境的道德性的基础之上的。而在不断深化的改革的推动下，当下中国正经历着深刻而复杂的社会转型：既存的社会结构由于不断重组而呈现出碎片化的格局；大众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无法遮蔽个体利益的日益彰显；革命化的社会道德情境由于对经济利益的追逐而不断消解。当产生形成党的传统社会治理方式的社会基础已经开始痛苦的变革之时，党的社会治理方式又岂能因循守旧、执著于昔日的荣光呢？
最后，党的社会治理方式面临信息化社会技术的挑战。信息化社会技术是支撑和维系信息化社会的技术基础。不同的社会是由不同的技术维持运转的。
从社会控制的角度来看，工业化社会是建立在以报纸、电台、电视等为主要代表的机械化社会技术之上的。机械化社会技术在信息传播上属于单向传输，即从一个中心信息源出发，向多个末端接收传递相关信息。这种信息单向传递方式，是与机械工业时代自上而下的组织结构相适应的。由此决定了工业化社会中政党的社会治理方式，即，政党可以通过对报纸、电台和电视等媒介信息载体的把持或共谋，扩大党作为社会政治中心的覆盖面。不过，机械化社会技术最大的缺点就是：无论是主动抑或被动的接收者都无法有效传递反馈信息，以便通过信息的交流沟通来提升信息的使用效能。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化社会技术则在根本上克服了机械化社会技术的这一缺陷，使得信息的自由流通成为可能。与机械化大工业社会相比，信息网络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信息”的自由流通。这是一个“比黄金、货币和土地更灵活的无形的财富和权力”的新基础。这个新基础“以思想、技术和通讯占优势为标志，一句话，以‘信息’为标志”［1］。可以说，信息的自由流通构成了信息网络社会的核心要素，成为信息网络社会的根本基石，促进了信息网络社会政治生态环境变得越来越开放。信息网络社会的这一发展趋势，对于政党政治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挑战。首当其冲的就是政党与政治信息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革命性变革，即政党从垄断政治信息开始被迫转向适应政治信息的分散流转。造成政党信息垄断权分离的原因很多，比如政治环境的日益透明、民主诉求的不断高涨、法律法规的逐渐完善，等等。从信息技术发展的角度来看，在传统的政治生态环境中，由于政治信息的收集整理所需的成本投入远远超出常人所能承担的能力，所以此类工作通常是依靠社会组织力量来完成的。政党作为社会组织力量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政治信息的加工整理一般是由政党来负责完成。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政党对政治信息的垄断，以及为此所采取的自上而下的组织结构。但是随着电子通讯技术、特别是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网络技术的广泛运用，社会信息的流动不仅突破了传统的时空限制，而且速度不断加快，从而大大降低了信息采集、编码、传递的成本，使得社会民众对信息的获取变得更加快捷方便，政党再也无法独享信息垄断所带来的政治权力。正如现实生活中网络反腐之所以会对制度性反腐造成有力冲击，其原因就在于：信息化社会技术与生俱来的共享性带来了公众对社会信息的共有性，并由此提升了公众的社会参与能力。因此，信息化社会技术带给党的社会治理方式的挑战就是：当党和群众共处同一信息网络平台之时，党如何改善社会治理方式以实现对群众的有效引领呢？
信息时代党的社会治理方式的基本原则
从工业化社会向信息化社会的转变，就当代中国而言无疑是一个具有较长时段的过渡时期。工业化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转型的过渡时期，必将是新旧并存，思想激荡，规范重组的复杂时期。党的社会治理方式也将面临着严峻挑战，在反对与坚持、对立与融合的矛盾心态中完成从不适应到逐渐适应的嬗变之路。着眼于信息化社会的未来发展趋势，党的社会治理方式应该坚持以下两个基本原则。
一是开放灵活的原则。党的社会治理方式要坚持开放灵活的原则，主要是由信息化社会的开放性决定的。社会结构的日益开放和公众参与能力的不断提升，要求党的社会治理方式在工作内容、工作流程等方面进一步增加公开透明的程度。
党的传统工作方式遵循的是组织保密原则。这主要是由中国共产党面临的生死存亡的革命斗争环境决定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给中国共产党带来的惨痛教训就是：要加强组织工作的秘密纪律和组织形式的保密原则。陈云指出：“今后党的组织形式，切忌呆板一律，必须‘杂乱无章’，以免被敌一网打尽。因此，平行组织，个别联系，党员转移地址不转党的关系等等办法，各级党委都应采用。必须个别联系的党员，一律不编入支部。每个支部决不能超过三五人。支部和各级党委一般的不开会议，只作个别联系。对党员的教育，一般的知识依靠自修；自我检讨、纪律教育则由党内进行。”［2］ 随着中国革命战争的不断胜利，中国共产党为了加强党对群众的领导，逐步进行了公开建党的尝试。1948 年5 月3日，中共牡丹江省委组织工作会议作出决定，要求公开建党，目的是为了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使群众能够监督党，更好地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强调“所谓公开，是组织公开，并不是把党内带秘密性的东西都公开了”［3］。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对公开建党的含义和意义作了明确表述。指出：公开建党是指党在劳动人民中间应公开地进行关于党纲和党章的宣传教育，普遍提高他们的觉悟，而不是公开党的组织工作。［4］党的传统工作方式就是由这一革命战争时期锻造培育出来的组织工作决定的。
新中国成立后，党在历史上形成的工作方式逐步演变成为社会治理方式，并因为适应了高度集中统一的政治经济结构，在动员党员和人民群众响应国家号召，发起群众性运动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原有的计划经济被打破，市场经济体制逐渐确立，这一社会治理方式与社会发展开始出现不相适应的问题。而近些年来由于信息网络技术的广泛使用以及由此引起的信息传播的开放性与迅捷性，又进一步加剧了这一不适应。在这种信息传输的单一组织模式逐渐失效的情况下，一些事关党员群众和人民群众利益相关的重大事件，往往在没有正常的组织渠道传达的情况下，通过网络、手机等信息平台迅速传播开来，而现有的社会治理方式又囿于组织程序无法及时澄清，以致引起了部分党员群众的思想混乱，严重干扰了正常的社会政治生活。因此，着眼于信息化社会的开放性特征，党的社会治理方式应该合理设定组织内部的保密信息，同时适时扩大和增加党组织工作方式的开放程度，在去神秘化的过程中增进与群众的密切联系。
二是高效直接的原则。党的社会治理方式要坚持高效直接的原则，这是由信息化社会的信息流动性决定的。这种流动突破了以往所有信息流动的组织层级限制，呈现出无中心、均衡化、瞬时性的传播新模式和组织新形式。这就是以网络为代表的信息化社会控制技术的新特征。它既有利于现有政府利用新技术提高对社会控制的能力，但也有助于原先在社会层级制度中无法通过制度性渠道表达的意见获取更广泛的支持。正如麦奎尔指出的那样：“从破坏社会控制支配体系的能力来看，几乎所有的公共传播媒介都具有与生俱来的潜力。它们能够为关于现有秩序的新的声音和方法提供途径；被控制和不满的人群可以应用它们来发出抗议并组织起来。”
［5］ 信息化社会的这一新趋向给党的社会治理方式带来的直接挑战就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党的传统社会治理方式由于过分注重对上级组织的命令、指示的贯彻执行，下级组织的主动性、灵活性则略显不足。信息化社会的信息瞬时流动性与组织动员效能的倍增，往往使得部分社会重大事件是在非制度化渠道的组织范围之外突然爆发。面对这类重大事件，基层组织往往由于既没有得到明确授权而无法进行有效监测，同时又因为信息化社会技术的超地域性特征而使得事件的发生从一隅走向全局，从而更加剧了基层组织的处置难度，也制约了基层组织的主动意愿。如何形成适应于互联网社会新形势的有效社会治理方式，仍然处在艰辛的探索之中。
另一方面，信息化社会技术跨越组织层级的革命性变化，也要求传统封闭的社会治理方式必须因时应变，实现党群关系新的有效联系。信息网络技术提供的网络同时在线功能，消除了人与人之间的空间距离，虽远隔千山万水，但却通过网络而实现了面对面的“零接触”。传统党群关系是党在现实生活中通过各级组织与群众的日常接触而实现的。而信息网络技术则为党联系群众提供了一条更加方便的渠道，使党的各级领导能够摆脱组织层级的束缚，实现与群众的直接对话。“新电子媒介为利益团体的发展以及意见的形成提供了新兴的‘论坛’。这将允许政界人士和活跃公民之间展开对话，省去了政党机器不可避免的干涉。”［6］胡锦涛在人民网强国论坛的实名注册、温家宝与网民的直接对话，以及习近平主席关于转变党的工作作风，加强党群联系的指示和“接地气”的朴实话语，直接拉近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与普通群众之间的距离，获得了群众的一致好评。党的领袖与群众的直接对话，在增强党吸引、团结群众的同时，又对党的各级组织科层制的工作方式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信息时代，如何通过网络团结群众，如何增强网络社会治理能力是关系到人心向背的大问题。“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夺取全国政权，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具有‘历史的合法性’。但一个政党能否长期执政，仅靠‘历史合法性’是不够的，还必须看它执政的理念、制度、方式、效果，看是不是能够长期得到人民的认可。”［7］ 增强党的网络社会治理能力，无疑对促进党群关系、丰富党的执政方式、深化党的执政效果等有着重要的意义。
信息时代党的社会治理方式的主要途径
作为现代政党的组织结构及其工作方式，从来都是与当时社会环境的技术（尤其体现在通讯技术）水平相适应的。印刷术的发明第一次使政治真正成为社会大众的公共生活，政党开始摆脱中世纪封建时期的秘谋色彩浓厚的朋党特征，逐步走向大众政治；报纸、电台和广播在社会生活的实际运用，进一步加速了政党与大众生活的融合，通过报纸、电台和广播的广泛动员，政党能够实现政治动员从一隅走向全域的深刻转变，从而获取了强大的政治能量；电视的出现，则使政党的领袖（或政治候选人）与民众直接产生联系成为可能，从而对依靠政党中间组织和基层组织进行大规模群众动员的职能提出了严峻挑战，迫使传统集中统一的政党结构开始发生转向。而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网络技术，不仅加剧了政党的结构转向，而且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在社会主体多样化、利益需求多元化的信息时代，信息的自由流转与表达的畅通便捷，要求政党必须适应新的社会变化，通过更新政党理念、调整政党组织，改进工作方式，以培育和提升党的新的社会治理能力。具体来说，主要侧重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能力建设。
一是媒介交流能力。即党在网络虚拟空间与网络民众（或网络社群）进行交流、对话的能力。从根本上来说，这一能力要求是由信息网络技术深刻的社会变革性所引发的主客体关系的变化所决定的。信息网络技术的开放性使得信息的获取由于交换成本的降低而变得更为便捷低廉，逐步突破了现实物理环境中政党－民众的封闭式组织结构，形成了组织与个体共享信息的新局面，从而大大降低了组织权威。同时，网络技术的节点生存特点，使得组织成员在获取信息的同时，又都能够成为新的信息源点和组织源点，由此导致在网络虚拟空间主客体关系发生剧烈变化，一种迥异于现实物理结构的新媒介环境开始形成。这种网络媒介环境由于身份认证的缺失、交流主题的分散而模糊了对话的信息场域，从而突破了现实环境下身体在场的硬性要求，形成了虚拟环境中身心分离的新规范，使执政党在现实物理环境中惯用的“我说你听”“我讲你记”的媒介手段开始失效。因此，加强网络社会治理，必须适应媒介环境的这一深刻变化，培育新的媒介交流能力。
二是组织凝聚能力。即党围绕“内凝党心、外聚民心”的组织目标，通过建立开放灵活的网络党组织，使之成为执政党维系党内成员联系的新场域、强化外部社会关系的新渠道的能力。从维系政党内部成员联系的新场域方面来讲，传统的党内成员联系态势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单向度联系。上下级组织之间、同级组织之间以及组织内部成员的关系，依据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展开活动。应该说，这一组织原则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有其物质技术和相应的组织结构支撑而能够得到彻底贯彻。但是，随着我国社会分层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流动性越来越强化，政党赖以维系的组织结构由于党员个体利益（包括意愿、职业和家庭等）的追求而不断面临着解构的危险，原有的党员组织属地原则已经不适应这种快速变化的社会需求。而网络的节点生存和扁平化发展特征，可以为克服这种由党员个体状态的分散化、碎片化所带来的组织危机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从强化政党外部社会关系的新渠道方面来讲，在加强政党传统的联系渠道的同时，更需要各级党组织充分掌握和利用网络这一现代技术，实现与群众的密切联系。一方面，可以通过网络媒介，在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同时，广泛听取社会各方的意见，实现对社会民情的连续跟踪，以此准确掌握社会发展动态，引导人民群众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坚定支持。另一方面，通过网络党组织这一组织形式的新发展，以吸引和接纳更多网民，进一步密切网络空间中的党群关系。
三是舆情引导能力。即党能够对网络舆情发展态势进行有效引导的能力。近年来网络舆情特别是“网络群体性事件”的频频发生表明：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期间暴露出来的一些现实问题和矛盾，借助于网络舆论获得全新的社会动员条件和机会，不仅使网络成为“民间舆论”的强大集散地，而且能够通过网络舆论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现实问题的解决。可以说，在大众媒介时代，公众的意见表达变得更为便捷、更为有效，由此而引发的网络舆情危机也更难以防范和控制。因此，加强网络舆情引导能力，就是要通过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技术、思想教育等手段，对网络舆情加以有效治理，逐步形成依法监督、行业自律、社会监督、规范有序的互联网信息传播秩序，积极引导广大网民的思想和行为，确保互联网可管可控，使我们的网络空间清朗起来。以微博为例，“如果有效地使用微博这一工具，无疑将有助于降低社会压力、缓解社会矛盾，促进执政党和公民之间良好地沟通与交流”。［8］
总之，从物理空间到虚拟空间的转换，对执政党的社会治理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正如互联网政治学家安德鲁·查德威克所言：“由于社会背景和制度架构的独特性，中国正在形成复杂的、本土化互联网政治。这种中国特色的互联网政治，广义而言，是对既往基于父爱主义和全能政府的政治治理的拨正及调整———尽管这种变化从政治制度设计来看有不情愿和被动的意味；狭义而言，是对形形色色的境外网站、境内网站、互联网及新媒体信息流动、网民意见及网络社群的管理政策的理念更迭与多方博弈。其中，特别是越境数据流———点对点的跨越国家政治疆界的数字化电子数据传输，在过去、现在，都引出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国情政治和其他意识形态问题。”［9］因此，如何协调好现实与虚拟两个场阈的关系，需要我们在加强现实社会治理能力的基础上，更加深入地研究和把握网络社会治理能力生成提高的特点规律，掌握网络舆论的主动权，解决好“本领恐慌”问题，丰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进一步推进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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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丹尼斯·麦奎尔，崔保国、李琨译.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34、123.
［7］ 钟基.“县域善治”：一项推动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探索.南通大学学报，2012 （1） .
［8］孙忠良，衣永红.“微博问政”与党的民主建设之间的互动.南通大学学报，2011 （7） .
［9］ 安德鲁·查德威克，任孟山译.互联网政治学：国家、公民与新传播技术.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