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苏俄新经济政策从提出到结束，中国知识界表现出来的好奇、探索、检讨、反省之心，在1920年代“中国问题”的政治语境中，形成了三次社会思想大论战。第一次争论发生于1921-1923年间中国知识界关于社会主义的大讨论。苏俄新经济政策成为主张社会主义者和主张资本主义者用来互相攻击的例证。第二次争论发生于1925-1926年间中国知识界关于“仇友赤白”的思想论战。这场论战是社会主义争论的延续，在规模、程度和影响上更加宏大、激烈、急切。第三次争论发生于1927-1929年间国民大革命失败和苏俄新经济政策废止，引发中国知识界对改造中国的反思与检讨。中国知识界关于苏俄新经济政策的持续论战，是对改造中国的深入思考。

关 键 词：新经济政策  思想论战  改造中国

“在俄国革命中被人误解了的[问题]而关系重要的莫过于新经济政策及对弱小民族的态度。”①苏俄放弃战时共产主义改行新经济政策，从一开始就在世界范围内激起强烈反响并引发巨大争议，“即世界学者亦立在十字街头向左转乎，右转乎而莫之能定”。②对苏俄新经济政策的评价，“真成了所谓毁之者半天下誉之者半天下底情状”。③作为苏俄的邻国和正处在革命新潮激荡中的中国，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及相伴而生的激烈争论，无论从对俄国革命的心理情感方面还是对中俄关系的现实关怀方面，都不能不引起中国社会尤其是知识界的关注。④本文拟在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把苏俄新经济政策的讨论置之于“中国问题”的政治语境中，通过对一九二○年代关于新经济政策的三次中国争论的研究，力图更加宏观地展现在国民革命兴起和中苏关系跌宕起伏中，以苏俄为镜鉴，中国知识界对改造中国的反思、借鉴与主张。“俄国的试验虽有许多错误，但不经他们试验，我们还不知道这些错误!发现了这许多的错误就是俄国大革命的大成功。”⑤

一、“社会主义是否适宜中国”论战中的新经济政策争论

1920年10月16日，瞿秋白、俞颂华、李宗武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特约通讯员名义前往苏俄采访，目的是向中国报道俄国的真实情况，“给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以第一次推动”⑥，从根本上“求一个‘中国问题’的相当解决”。⑦瞿秋白所说的“中国问题”，即是指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谁是适宜中国的社会改造之法。“中国今日是否能行社会主义，换言之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在中国今日是否具备，是很要紧而且应该深加研究的问题。”⑧

引发“中国问题”争论的导火索，是1920年来华讲学的英国哲学家罗素。1920年10月12日，应中国讲学社邀请，罗素抵达上海。10月26日至27日，罗素在长沙作题为《布尔札维克与世界政治》的演说。罗素以对苏俄实地考察(1920年5月11日至6月16日)为依据，称赞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世界上最要紧最有趣的东西”，是“应世界底潮流而生的”，是救济“已到末路”的资本主义的一副良药。同时，坚持基尔特社会主义的罗素也强调俄国革命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他认为，采用强制手段实现“平民专制”(即无产阶级专政)，带来的结果只能是残酷的战争——“或由内部的变化激成战争，或由外部激成战争。”⑨罗素劝告中国听众，工业不发达的俄国尚且无法实现共产主义，处于经济“幼稚时代”的农业中国，更不具备实行共产主义的条件，中国应先集中力量发展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宜于工业国，不适于农业国。”⑩

罗素对苏俄无产阶级专政的批评，以及主张中国应先发展资本主义的观点，经《时事新报》记者张东荪发表的《由内地旅行而得之一教训》(11)《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12)两篇短文传播，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无边的风浪”(13)，引发中国知识界“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14)

张东荪、梁启超、蓝公武、蓝公彦、蒋百里、彭一湖等人赞同罗素的观点。他们认为，资本主义虽然产生贫富分化且致使社会分裂为两大尖锐对立的阶级，但是毕竟推动了社会物质经济的丰富发展，因而对中国来说，“此种极可厌可憎之畸形的发展(即资劳两阶级对立资本家掠夺劳动家剩余利益之恶现象)恐遂不可逃避”。(15)陈独秀、毛泽东、李达、李汉俊等人则提出尖锐批评，认为直接实行社会主义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弊害。陈独秀公开致信罗素，要求澄清不必提倡“社会主义”的观点，“免得贻误中国人，并免得进步的中国人对你失望”。(16)在长沙聆听罗素演讲的毛泽东认为，罗素的观点，在“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17)高君宇嘲讽罗素及其基尔特社会主义主张，“不过英国第三个半阶级的一位绅士指给我们不可识别的half way罢了”。(18)

由于传播技术的限制和深度报道的缺失，苏俄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具体情况，此时尚未被中国知识界所掌握，因而参与论战的各派观点均有较大局限。与正身处俄国实地考察的瞿秋白和江亢虎相比，瞿、江两人的观察研究，更能反映中国知识界对新经济政策实施后俄国前途的观点分歧。

罗素在长沙演讲时，瞿秋白尚未离国。他认为，在罗素倡导“中国应当振兴实业”的刺激之下，梁启超、张东荪就像溺水之人，丝毫不顾及“遵循殖民地的经济原则成了一变态”的中国经济社会的现实，妄想通过“抄欧洲工业革命的老文章”，达到“振兴实业利用外资”的目的。这种想法根本就是缘木求鱼，无济于事!(19)为给这场争论作一根本物质的注脚，在“西欧已成重新估定价值的问题”(20)，资本主义“已到了末日”(21)的剧烈变动时刻，瞿秋白决定前往被视为洪水猛兽的过激派的俄国探险，以“求实际的结论”。(22)

1921年1月25日，瞿秋白和俞颂华、李宗武一行三人抵达莫斯科。此时正值俄共(布)即将召开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之际。从3月31日起，瞿秋白根据大会会议文件和其它材料连续撰写相关通讯报道，发往《晨报》和《时事新报》，“报告俄国经济政策改变后种种新问题”。(23)瞿秋白认为，新经济政策作为俄国从资本主义过渡于社会主义的策略，“此种过渡办法甚有味”。(24)他认为，共产主义从一般抽象的理论原则变成具体生动的社会实践，需要一个“人间化”的过程，这是实际生活给予的一个“不能不领教”的教训。(25)对中国来说，新经济政策正好可以成为用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的一面镜子，“是一部很好的参考书”。(26)

在瞿秋白抵达苏俄之后，又有被称为“中国提倡社会主义之第一人”(27)的江亢虎于1921年6月21日抵达莫斯科，对新经济政策实施后的俄国进行考察研究。在对新经济政策的认识上，江亢虎与瞿秋白的看法完全不同。瞿秋白是怀抱“东方稚儿”(28)的崇敬之情前往人类政治理想的“饿乡”——苏维埃俄国，“研究共产主义——此社会组织在人类文化上的价值”(29)，因而对新经济政策抱以同情与理解，坚信这是俄国在从资本主义迈向社会主义这一过渡时期时不得不采用的一个临时政策。但是，被梁漱溟讥讽为“完全出于投机心理”(30)高谈社会主义的江亢虎认为，苏俄从军事共产主义退却为新经济政策，“进锐而退速，未免令人失望”(31)，表明共产主义在俄国已经失败。布尔什维克想要通过新经济政策重建俄国，实非易事，“恐非三五十年不能恢复原状”。(32)汲取苏俄的教训，江亢虎提出改造中国的主张，就是采用“新民主主义”和“新社会主义”。(33)

江亢虎关于苏俄新经济政策的认知及其对苏俄政权属性的判断，一经提出就遭到知识界的猛烈批评。1922年6月23日，刚从俄国回来的江越(高君宇)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为积累共产主义要素采用的过渡政策，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复活。“江君竟不知有新经济政策，竟好似以为交易不能根本禁绝，因而又发达起来，便造成今日现象了。江君，错了!”(34)10月26日，杨杏佛批评江亢虎“独费苦心，倡出一种新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主张，实质上仍然是“支支节节，补苴罅漏”的改良版资本主义。这种似是而非、莫衷一是的“名词”与“言论”，在知识幼稚的中国显得“不伦不类”，是“真正民主主义”和“真正社会主义”的思想障碍!(35)

1923年6月15日，自俄归国的瞿秋白认为，罗素把苏俄实施新经济政策解读为创制国家资本主义，实在是“一大谬误”。因为“俄国现行之国家资本主义，仅仅是经济上的过渡制度”，其根本目标，是“经‘社会主义的城乡生产品之正当交易制’，至‘各尽所能各取所需’”。(36)瞿秋白又批评梁启超、张东荪等人主张的基尔特社会主义，是“士绅资产阶级的代表”的立场反映，“目的仅在于保证资本主义的安全发展”，与新经济政策完全不可同日而语。(37)

从1921至1923年，这就是因罗素访华引发社会主义讨论期间，中国知识界关于苏俄新经济政策的第一次争论。从中可以发现：由于苏俄新经济政策刚刚开始实施，政策效果的显现尚需时日，再加上中俄之间信息传播的滞后，中国知识界对新经济政策实施后俄国情况的了解，还处于信息蒙蔽状态，因而在社会主义论战中关于新经济政策的争论，虽有涉及，不过泛泛而谈。正如孙中山所言：“今日俄国之新经济政策，早已变更其共产主义，而采用国家资本主义，并弛私有之禁，其事已逾一年，而国人不察，至今尚指其为共产主义，为过激派。”(38)但是，随着1923年苏俄远东全权代表加拉罕来华重启中俄邦交，中国知识界对苏俄的兴趣日渐浓厚并开始深入了解新经济政策。于是，在国民革命浪潮涌起的时代背景下，新经济政策的俄国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对中国是仇是友、对中国社会改造有何借鉴等一系列问题，又一次成为1925-1926年间在中国知识界中爆发的“仇友赤白”论战(39)抑或“联俄与仇俄问题讨论”(40)中的核心议题。

二、“仇友赤白”论战中的新经济政策争论

“仇友赤白”问题早在1923年就已显露端倪。1923年8月2日，加拉罕出使中国，以图恢复中俄国交。10月，中共中央发出第九号党内通告，号召全党“开展承认苏俄运动”。(41)这场运动的理论根据，是高君宇在《向导》发表的《中俄会议——为了谁的利益?》一文所提出的观点——“承认苏联——中俄同盟——是中华民族脱离压迫的第一要件”。(42)

对高宇的联俄主张，自称“列宁政府的反对者”(43)和“无政府主义同情者”(44)的抱朴(秦涤青)，在1923年10月26至27日发表《无产阶级专政上俄罗斯》进行了猛烈批判。抱朴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表明，俄国已经“返向畸形的资本社会”，虽然标榜无产阶级专政，但“已不能使一般劳动群众信仰了”。(45)在致瞿秋白的公开信中，抱朴再次强调，苏俄正在实施的新经济政策，是布尔什维克与“国内的新资本家新教士”(46)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大联合，其“最可笑与最矛盾”的后果，就是俄国又“一切回复原有状况”。(47)

对抱朴的攻击，瞿秋白和高君宇分别给予回应。1924年1月16日，瞿秋白在广州演说时批评抱朴坚持的无政府主义和张东荪提倡的基尔特社会主义，“都是从外国裨贩而来，是理想和抽象的”，并不适用于革命的中国。(48)1月24日，高君宇在演说中认为，苏俄采用新经济政策并不意味着“共产主义试验失败”，也不是“俄国复返于私人资本主义的明证”。抱朴的错误在于，“根本不了解俄国革命的程序，且不知俄国尚未曾将共产主义‘试验’”。因为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有一个叫做由私产社会渡到共产社会的过渡期”(49)，在这个时期里的革命工作就是要以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去发达生产力，新经济政策就是这个革命工作的具体体现。由于此时瞿秋白、高君宇正积极从事国共合作的组织宣传工作，因而双方对新经济政策及苏俄政权属性的争论未能深入进行。如抱朴所言：“自莫斯科离开工厂后，就与人讨论‘赤色帝国主义的有无’，可惜当时高君宇先生不愿答复，他口头告诉别人说，各人的观察点不同，尽可不必加以讨论。”(50)

但是到了1925年，由于国共合作后大规模革命宣传工作的开展和游俄归国人士的日益增多，以及对苏俄情况介绍的报刊书籍的大量印行，使得苏俄与中国的关系以及社会主义能不能救中国的问题再次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引发“仇友赤白”思想论战的社会环境已经成熟。

1925年10月6日，由俄归来的“非赤化者流”(51)北京大学教授陈启修应《晨报》编辑刘勉己之邀，发表《帝国主义有白色和赤色之别吗?》一文，认为苏俄并非奉行侵略政策的帝国主义国家，应该成为以“打倒列强，铲除军阀”为矢的的中国国民革命的“朋友”而非“仇敌”。(52)陈启修的文章一经刊载，立即在中国知识界中引起了“很大的论战”。(53)

陈启修认为，在苏俄政府的诸多设施中，“最有见地，有魅力，出于严密的计划，立于彻底的基础之上者”，当以新经济政策为最。(54)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是一种基于国内外特殊环境的策略迂回。这是因为，“在国际是处于受列强的经济封锁的地位，而且俄国是根本上物质文明远逊西欧的国家”(55)，苏俄本质上仍是一个共产党掌握政权的共产主义国家。陈启修批评某些国人以为苏俄采用新经济政策就是堕入资本主义的看法过于武断片面，“难免获得不正确的结论”。(56)张慰慈赞成陈启修的观点。他称赞列宁是“识时势的英雄”，果断采用新经济政策，表明布尔什维克富有策略思想，“能进亦能退，就是骑在老虎的背上，他们也有方法跳得下来”。他认为，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是一种战略撤退，是恢复社会经济生活的策略考量，不能因此否定苏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实质。“将来他们也许能够更进一步，实行一种新新经济政策，也说不一定的。”(57)

抱朴等人坚决反对这种辩解。抱朴认为，私人资本在苏俄发达之后，必然会使苏俄变为资本主义国家，“当然免不了帝国主义的臭味”，摆脱不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58)梁启超指出，实施新经济政策的苏俄，已经变成一个“灰赤色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者”，对中国的危害远甚于其它帝国主义。(59)胡石青从资本本原进行分析，认为集中国家资本以竞争于外，必然发生经济侵略行为。即使苏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但是只要国家资本主义对外谋求扩张，必然摆脱不了经济侵略的“铁律”。“如有人硬认国际的经济竞争无发生经济侵略之可能性，我敢说其人非有所蔽，必有所利。”(60)

作为论战主持的刘勉己对论战双方的观点均不满意。他认为，判断苏俄是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仅从苏俄实行国家资本主义这一经济表象上看，而应该以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与否作为判断的根本标准。苏俄虽然推行国家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在一些领域允许私人经济的复活，但这只是发展经济的策略，公有制依然是苏俄政权的经济基础。从这一标准来看，苏俄仍是一个假国家资本主义之名的社会主义国家。“他对私产制度，对内对外，根本上都未曾让步，说列宁党徒已将马克斯先生丢在毛厕，这未免冤枉。”(61)实施新经济政策后的苏俄，正如布施胜治所言，本质上是一个“外观上又白又软，实质上包藏锐针……中心依然赤色”(62)的社会主义国家。

中共党人赞同陈启修等人关于新经济政策的看法。恽代英在阅读了郭沫若撰写的《穷汉的穷谈》一文后，称赞此文“颇痛快”。(63)痛快之处就在于这篇文章揭示了实行新经济政策的苏俄仍是共产主义政权的本质。“郭君谓俄国现行的是国家资本主义，这是不错的；不过还要知道俄国是用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国家资本主义，凡丢掉无产阶级专政而高谈国家资本主义的人，是不会能为实现马克思主义而奋斗的。”(64)瞿秋白从理论高度批评反对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生搬硬套，以至乍一发现苏俄允许私人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就想当然地认为苏俄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事实上，苏俄退而实行新经济政策，恰恰说明布尔什维克把马克思主义是作为一种科学理论和革命运动而不是教条主义来对待。“苏俄不行新经济政策而马上‘共产’起来，那才真证明‘马克思之科学的共产社会主义不可行于世哩!’”(65)

就在“仇友赤白”思想论战正酣之际，1925年11月29日发生的北京国民革命示威游行运动中激进群众火烧晨报馆、1926年3月18日发生的段祺瑞执政府卫队枪杀游行请愿群众后李大钊等人被执政府通缉，以及随后奉军入京制造“四二六”《京报》社长邵飘萍遇害惨案及《京报副刊》被迫停办等一系列事件后，这场夹杂新经济政策争论的“仇友赤白”论战随即戛然而止。

三、大革命失败与新经济政策废止后的中国争论

随着国民革命从合作走向分裂，南京国民政府宣布对俄绝交，继而中东路战争爆发以及斯大林宣布停止新经济政策等一系列事件的接连发生，在重建中国的政治企盼中，苏俄新经济政策又成为批判性参考对象。如1927年出访苏俄观察新经济政策实施情况的陈济棠所言：“余以为此种统治经济，亦即计划经济，与我民生主义经济宗旨若合符节，当可仿行。但其计划经济之本质是恨，且是极权。而我们民生主义之计划经济本质乃是以仁爱民生为出发点。”(66)

首先，南京国民政府的支持者通过对实施新经济政策后苏俄的研究，认为苏俄已经演变成为一个与英、美、日等“白色帝国主义”毫无区别的“赤色帝国主义”，为正在开展的“护党救国”(67)和“对俄绝交”(68)运动提供政治辩护，为用三民主义改造中国提供思想支撑。“世人认为了不得的俄国十月革命，和一九二一年的新经济政策，亦不过是总理的三民主义和建国方略的实行。”(69)

(一)新经济政策是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复辟。1927年4月15日，《民国日报》发表笔名为“仪”的文章——《请看赤色帝国主义之阴谋》。文章认为，新经济政策的苏俄，已由共产主义一变而为国家资本主义，“几与其他资本主义社会之组织，无若大之分别”。(70)王雨桐认为，苏俄采用新经济政策的举动，一方面说明共产主义理想高则高矣，却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空想。“政府承认计划失败，列宁及其一派信徒，于此时亦悬崖勒马，自认失败，乃思转捩机枢，向正途发展，于是新经济政策The New Economic Policy采择施行矣。”另一方面又说明俄国现在是一个正在国家资本主义化的国家，而非对外标榜的社会主义国家。“按俄之新经济政策，实际仍系返于昔时所斥为不法之资本主义之一部份。所谓新者，无非示政府之退让，用为掩饰之具而已。”(71)

(二)苏俄是“赤色帝国主义”，与列强无异。1927年6月10日，《时事新闻》发表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刘文岛在金陵大学五卅纪念会的演说——《赤色帝国主义与白色帝国主义》。在讲演中，刘文岛批评英国是“白色封建制度大本营”，侵略中国最厉害；俄国是“赤色封建制度大本营”，“也是侵掠中国最厉害的”。(72)作为“世界革命之指挥者”，苏俄“以共产主义为并合世界之工具”，操纵“世界革命之指导机关”和“苏俄在国际运用之外交机关”的第三国际，高唱“苏俄为全世界无产阶级之祖国”之口号，意在“使世界人类……各站一条战线，敌视仇杀，无所不用其极”，与帝国主义列强并无二致，不能不让中国严加戒备。(73)

(三)共产主义既不适宜苏俄更不适宜中国。1928年1月1日，时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兼社会局长的潘公展在《新生命》创刊号发表《十年来共产党专政下的苏俄》。潘公展一方面“不能不佩服列宁临机应变的手腕高明”，另一方面又警告说共产主义根本不适宜于现在的中国。原因就在于，实施新经济政策的苏俄已经变成了资本主义国家。既然政治经济文化等条件均强于中国的苏俄尚不能实现共产主义，那么苏俄为何还要“说真方，卖假药”，借助共产国际向中国推销共产主义，“逼迫工农非跟他们暴动不可”?由此可见，苏俄扰乱中国的险恶用心。苏俄于中国革命“尤不可恕的一点”，即在于此。(74)

其次，在南京国民政府“清共排俄”和重建国家的新政治语境下，开展对苏俄新经济政策的广泛讨论，是中国社会尤其是知识界寻求社会改造的理性思考。如吴永詹所言，“在产业幼稚，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中国，要实行马克思的共产革命，是不适宜而无益的，而新经济政策却是补救这种革命式底缺点的一种殊途同归的方法。”(75)

从政治哲学上讲，调和改良是社会稳定进步的基调。李权时认为，调和与妥协，既具有哲学的普遍性，又具有政治的实在性。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都趋于极端：“资本主义酿成贫富不均，引起阶级斗争”；“共产主义只管分配财产，引起大家懒惰”，两者于创造和谐美好之人类社会皆不适用。(76)潘怀常认为，社会制度的变迁须以社会进化法则为根据。苏俄采用新经济政策的事实说明，想要跨越落后的经济社会基础实现共产主义，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共产社会非社会经济发达到最高程度是不能实现的”。(77)悲天表示，苏俄采用新经济政策，表明用暴力革命的方式只能解决政治问题而无法解决经济问题，更无益于社会根本改造，实际变相肯定和承认“用和平方法政治手段解决经济问题的原则了”。(78)

从社会政策上讲，民生主义是适宜中国的经济组织。悲天认为，主张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民生主义，要比主张废除私有财产和没收土地归集体所有的共产主义，更加适合中国。但是，苏俄的新经济政策并不等同于民生主义。因为新经济政策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经济政策的妥协变通，民生主义则是三民主义指导下民主政治的有机组成，两者不能混为一谈。(79)悲天的观点可以看作是用三民主义改造产业落后的中国的理论探索。“我们应当相信中山主义实在比马克思主义更精深，更博大，更适用。”(80)

从价值目标上讲，民生主义追求中国全体共同进步。悲天认为，苏俄既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那么它只能且只会“顾全一个阶级的利益”，“只解决了一个阶级的生活问题”；实施民生主义的国家是“政治为人民所共管”的国家，能够“解决全体人民的生活问题”。(81)李权时赞同此种观点。这是因为，无论是平均地权还是节制资本，都是民权之政府居中调和，通过平均地权，以达“涨价归公和耕者有其田”之目的；通过节制资本，以“提倡合作社和调解劳资的纠纷”。可以说，民生主义的新经济政策，最适宜于讲究人情伦理的中国社会。“新中国的经济政策，是向社会政策或均产主义的路上走的，不是向共产主义的路上走的。这是很合乎自然法则的，就是很合乎人类性情的。”(82)

最后，力图通过对新经济政策深入讨论以重塑中国社会对共产主义和苏俄的认知，推动中国新经济政策的研究。如彭学海所言：“新经济政策的一个名词，我们听得耳熟，要是你去问问中间内容，多是不知底细。有时说的人，亦不过羡其名词之新颖，欢喜在人前提起，以显己能。至于内容，也一样地莫名其妙。”因此，他希望学界多多努力，“作更深的学理研究”。(83)

1927年12月，顾树森在编辑《苏俄新经济政策》(全三册)时，开宗明义地说明编辑此书的目的，是要明嘹苏俄新经济政策是恢复资本主义之一部分，说明共产主义不适宜于贫困落后的苏俄和中国。“在他们国内尚不能试行的共产政策，何以再要来推行于我国，这是我们很应该细细研究的。”同时，亦不能因为反对共产主义，“连带一笔抹杀他们的新经济政策，不加研究”。(84)1928年6月，商务印书馆出版郑斌所著《世界各国新经济政策》一书，亦希望通过介绍各国尤其是苏俄新经济政策的得失，以为倡导苏俄经验者戒!如该书序云：“或者绝望之余，效法苏俄失败之陈迹，谓可以挽救颓运于俄顷，抑亦矫枉过正者矣。”(85)

除出版著述外，对国外关于新经济政策研究成果的翻译介绍也大量涌现。如Paul Scheffer的《苏俄新经济政策之危机》(康伦先译)(86)、Calving B.Hoover的《苏俄新经济政策之危运》(刘德隣译)(87)和《苏俄的新经济政策观》(刘廷芳译)(88)、Joseph Stalin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批判》(班文茗译)(89)、Paul Blansbard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设计经济》(大同译)(90)、北泽新次郎的《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向默安译)(91)、河野密的《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赵敬孙译)(92)，等等。

从总体上看，此一阶段中国社会关于新经济政策的讨论，主要由大革命国共分裂后的国民党人发起，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但仍着力于两个方面的努力：一方面主张在反思中汲取借鉴苏俄经验，避免照搬照抄。“以人家已经牺牲了极大的损失，经三年多的试验而失败的政策，还不细细的研究，便要来抄袭，任意仿行，这是真可谓其愚不可及了”(93)，另一方面又提倡积极探索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振兴工业、发达社会的改造之法，强调社会理论和政策工具的本土适用性。“中国和苏俄同为产业落后，生产不发达的国家，在农业和手工业时代的经济社会，欲达到社会主义的社会，一定要经过一截必需的阶段，这个阶段就是物质的建设，物质的程度没有达到相当时期的时期，若勉强地施行社会主义的制度，那是免不了失败的。”(94)

余论

1920年代正处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左冲右突的大变革时代。世界格局的动荡和中国革命的兴起，极大刺激了中国社会力量的分化组合。在苏俄新经济政策不断因应国内外时势变化而有所调整及至终止的过程中，中国知识界关于苏俄新经济政策的持续论战，实际上是对中国革命、中国道路以及改造中国的再思考。“新经济政策在建设社会主义性的新社会之手段中，实有其绝对的价值。”(95)

在这场剧烈的社会变革中，共产主义、资本主义与三民主义的思想争锋与政治博弈，自然成为中国知识界讨论苏俄革命和中国改造的理论资源。中国知识界对苏俄新经济政策的关注与争论，目的就是力图通过研究借鉴苏俄新经济政策实施之得失，寻求适合中国的社会改造之法，“早日于土地、资本二者加意经营，使革命频仍之痛苦消灭于无形”(96)。与此同时，苏俄内部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持续性政治争论，以及苏俄政府厉行严格保密措施，“对于国内情形，向来极力保守秘密，不使外人洞悉”，新经济政策决策前后及其实施过程中的诸多情况不为外界所明瞭，“没有精确报告可供参考”(97)，无疑加剧了中国社会讨论的复杂性。

值得注意的是，意识形态的政治偏向虽然在三次大讨论中掺杂其间，但是论战各方还是取得了基本共识。即作为政策工具的新经济政策，可以作为改造中国的重要政策参考。“吾人研究俄国新经济政策之结果，深觉俄国所行之新经济政策，凡欲以国家资本及社会资本与私人资本斗争而建设社会主义性的新社会者，皆可行之。”(98)从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的角度来讲，这是中国社会关于苏俄新经济政策三次大讨论中最有价值之处!诚如胡适所言：“这个大试验的成绩如何，这个问题须有事实上的答案，决不可随便信任感情与成见。……总之，许多少年人的‘盲从’固然不好，然而许多学者们的‘武断’也是不好的。”(99)

注释：

①高君宇：《对于列宁主义的误解》，《高君宇文集》，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75页。

②劳：《三部讨论苏俄新经济政策的德文书》，《中华农学会丛刊》1927年4月第54期。

③彭学沛：《劳农俄国新经济政策论》，《留日学生学报》第1卷第2期，1923年4月1日。

④学界现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苏俄(列宁)新经济政策本身，论及新经济政策的背景原因、政策内容、社会意义，以及引发苏维埃政治生活中各阶级关系变化等方面。如郑异凡：《新经济政策的俄国》，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王丽华主编：《历史性突破：俄罗斯学者论新经济政策》，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俄]A.H.雅科夫列夫主编、李方仲等译：《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新经济政策是怎样被断送的》，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等。

⑤江亢虎：《过渡时代之俄罗斯——江亢虎先生在北京爱智学会讲演》，《晨报副镌》1922年9月23日。

⑥瞿秋白：《中国工人的状况和他们对俄国的期望》，《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66页。

⑦瞿秋白：《新俄国游记：从中国到俄国的记程》，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8页。

⑧李大钊：《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评论之评论》第1卷第2号，1921年3月20日。

⑨罗素：《布尔札维克与世界政治》，《民国日报·觉悟》1920年11月3日，第4张。

⑩罗素：《布尔札维克与世界政治(三)》，《民国日报·觉悟》1920年11月9日，第4张。

(11)张东荪：《由内地旅行而得之一教训》，《时事新报》1920年11月5日，第1张第2版。

(12)张东荪：《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时事新报》1920年11月6日，第2张第1版。

(13)东荪：《一个申说》，《改造》第3卷第6号，1921年2月15日。

(14)陈独秀：《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1日。

(15)梁启超：《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改造》第3卷第6号，1921年2月15日。

(16)陈独秀：《致罗素先生底信》，《社会主义讨论集》，新青年社1923年版，第46页。

(17)毛泽东：《致蔡和森等》，《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页。

(18)君宇：《〈到自由之路〉究竟在哪里?》，《民国日报》1921年7月24日，第4版。

(19)(20)(22)(28)(29)瞿秋白：《新俄国游记：从中国到俄国的记程》，第33、32、34、100、99页。

(21)张东荪：《第三种文明》，《改造》第1卷第1号，1919年9月1日。

(23)俞澹庐：《莫思科最近之实况》，《晨报》1921年12月31日，第6版。

(24)瞿秋白：《致俞颂华信》，《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第282页。

(25)瞿秋白：《共产主义之人间化》，《晨报》1921年9月22日，第6版。

(26)瞿秋白：《共产主义之人间化》，《晨报》1921年9月23日，第6版。

(27)江亢虎：《国家的社会主义——在全国工界协进会所演讲》，《广肇周报》第71期，1920年8月15日。

(30)梁漱溟：《我的努力与反省》，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第38页。

(31)江亢虎：《对上海劳工各团体演说之大要》，《江亢虎文存初编》，现代印书馆1944年版，第191页。

(32)江亢虎：《在北京爱智学会演说词》，《江亢虎新俄游记》，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附录第39页。

(33)江亢虎：《民国三十节在俄感言》，《江亢虎新俄游记》，附录第4页。

(34)江越：《听了江亢虎君讲演之后》，《民国日报·觉悟》1922年6月23日，第4张。

(35)杨杏佛：《不伦不类的“新民主主义”与“新社会主义”》，《民国日报·觉悟》1922年10月26日，第4张。

(36)秋白：《评罗素之社会主义观》，《新青年》第1号，1923年6月15日。

(37)屈维它：《自民权主义到社会主义》，《新青年》第2号，1923年12月20日。

(38)孙中山：《在摩轩号舰对幕僚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525页。

(39)志摩：《仇友赤白的仇友赤白》，《晨报副刊》第1294号，1925年10月22日。

(40)章进编：《联俄与仇俄问题讨论集》，文海出版社1926年版，第3页。

(41)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79页。

(42)君宇：《中俄会议——为了谁的利益?》，《向导》第42期，1923年9月30日。

(43)抱朴：《复一封公开的信》，《学汇》第362期，1923年12月1日。

(44)(46)抱朴：《复一封公开的信》，《学汇》第364期，1923年12月3日。

(45)BP：《无产阶级专政上俄罗斯》，《学汇》第333期，1923年10月27日。

(47)抱朴：《复一封公开的信》，《学汇》第365期，1923年12月4日。

(48)瞿秋白：《中国革命史之第二篇》，《民国日报特刊·中国国民党改组纪念》1924年2月。

(49)高君宇：《对于列宁主义的误解》，《高君宇文集》，第175页。

(50)抱朴：《赤俄与反帝国主义——答陈启修先生》，《晨报副刊》第1304号，1925年11月9日。

(51)毛一波：《论赤色帝国主义》，《时事新报》第1张第2版，1925年11月4日。

(52)陈启修：《张奚若先生是我们“智识寡浅的学者”的朋友吗》，《晨报副刊·社会》第2号，1925年10月13日。

(53)(58)抱朴：《苏俄不是帝国主义吗?》，《晨报副刊》第1294号，1925年10月22日。

(54)陈启修：《北大教授陈启修的游俄报告：由莫斯科寄北大同人的一封信》，《民国日报·觉悟》1924年3月11日，第4张。

(55)(56)陈启修：《苏联事情的研究与对苏联政策之研究》，《现代评论》第2卷第45期，1925年10月17日。

(57)张慰慈：《我也来谈谈苏俄》，《晨报副刊》第1306号，1925年11月12日。

(59)梁启超：《复勉己书论对俄问题》，《晨报副刊·社会》第4号，1925年10月27日。

(60)胡石青：《读对俄问题讨论号的意见》，《晨报副刊·社会》第7号，1925年11月17日。

(61)勉己：《反对共产的理由和主张》，《晨报》1925年10月28日，第3版。

(62)[日]布施胜治：《苏联的内政与外交》，《晨报副刊·国际》第9号，1925年11月27日。

(63)沫若：《穷汉的穷谈》，《洪水》第1卷第4期，1925年11月1日。

(64)F.M.：《〈穷汉的穷谈〉转录跋》，《中国青年》第102期，1925年11月20日。

(65)瞿秋白(记者代答)：《苏俄与民族解放》，《向导》第148期，1926年4月3日。

(66)陈济棠：《陈济棠自传稿》，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34页。

(67)《中央监察委员联名护党救国之通电》，《民国日报》1927年4月13日，第1张第3版。

(68)《蒋介石之对俄绝交论》，《时事新报》1928年1月5日，第2张第1版。

(69)彭学海：《苏俄新经济政策的理论和实际》，《知难》第93期，1929年1月21日。

(70)仪：《请看赤色帝国主义之阴谋》，《民国日报》1927年4月15日，第4张第1版。

(71)王雨桐：《俄国共产之失败与新经济政策之施行(下)》，《银行周报》第11卷第27期，1927年7月19日。

(72)刘文岛：《赤色帝国主义与白色帝国主义》，《时事新报》1927年6月10日，第2张第1版。

(73)仪：《请看赤色帝国主义之阴谋》，《民国日报》1927年4月15日，第4张第1版。

(74)潘公展：《十年来共产党专政下的苏俄》，《新生命》第1卷第1期，1928年1月1日。

(75)(80)吴永詹：《苏俄新经济政策之新剖析》，《三民半月刊》第4卷第5期，1930年5月1日。

(76)顾树森：《苏俄新经济政策(上编)》，中华书局1927年版，第13页。

(77)潘怀常：《苏俄新经济政策与民生主义》，《浙江财务人员养成所开学纪念刊》第1期，1928年10月5日。

(78)(79)(81)悲天：《民生主义与新经济政策》，《党军月刊》第5-6合卷，1929年7月1日。

(82)李权时：《新中国的经济政策》，《申报》1928年10月20日，第4张第16版。

(83)彭学海：《苏俄新经济政策的理论和实际》，《知难》第93期，1929年1月21日。

(84)(93)顾树森：《苏俄新经济政策(上编)》，导言第1-3页、第13页。

(85)郑斌：《世界各国新经济政策》，商务印书馆1928年6月初版，序文第3页。

(86)[美]Paul Scheffer：《苏俄新经济政策之危机》，《法学周刊》第1卷第2期，1929年3月11日；《法学周刊》第1卷第3期，1929年3月18日。

(87)[英]Calving B.Hoover：《苏俄新经济政策之危运》，《东北大学周刊》第108期，1930年。

(88)[英]Calving B.Hoover：《苏俄的新经济政策观》，《东方杂志》第28卷第1期，1931年1月10日。

(89)[德]Joseph Stalin：《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批判》，《桂潮》第4期，1932年9月20日。

(90)[美]Paul Blansbard：《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设计经济》，《中兴周刊》第19期，1933年10月28日。

(91)[日]北泽新次郎：《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民鸣月刊》第2卷第5期，1930年7月1日。

(92)[日]河野密：《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自决》第1卷第2期，1933年4月1日。

(94)化人：《民生主义与新经济政策》，《政治月刊》第1卷第6期，1929年11月15日。

(95)(98)张云伏编著：《俄国新经济政策》，新建设书店1929年版，自叙第2、1-2页。

(96)孙中山：《在广东省第五次教育大会闭幕式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60页。

(97)陈岱孙：《苏俄新经济政策》，《清华周刊》第29卷第7期，1928年3月23日。

(99)胡适：《胡适文存》第3集第1卷，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