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政治体制改革直接关系到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存续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制度坚持。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改革失败的最大教训就出在政治体制问题上。在“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旗号下，戈尔巴乔夫积极推进以苏联共产党让权放权弃权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力图在法制国家框架下通过政治多元化和多党竞争的方式，恢复和重建苏联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和苏维埃政权的政治民主性。但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结果表明：苏维埃政权的稳固首先并且决定性地取决于苏联共产党。当戈尔巴乔夫决定拆除苏联共产党这个苏维埃政权的政治核心部件时，他却没有找到一个能够与之匹配的“民主代替品”，由此造成的结果就是苏联分崩离析、苏共土崩瓦解。这一过程可以称之为“来自上面的革命”。

关 键 词：苏联共产党 政治体制 改革

作    者：薛小荣，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戈尔巴乔夫改革。（上海：200433）

基金来源：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9批面上资助一等资助项目：“党权、军权与政权：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共、苏军与改革”（2016M590304）。

政治体制改革历来是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核心组成部分，它直接关系到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存续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制度坚持。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改革失败的最大教训就出在政治体制问题上。在“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旗号下，戈尔巴乔夫积极推进以苏联共产党让权放权弃权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力图在法制国家框架下通过政治多元化和多党竞争的方式，恢复和重建苏联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和苏维埃政权的政治民主性。“如果想简要地说明政治改革的意思，它是怎样构思的，又是怎样实施的，可以说，就是把权力从独家操纵的共产党手中交到按宪法本应属于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的苏维埃手里。”[①]戈尔巴乔夫将这一过程称之为“来自上面的革命”[②]。但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结果表明：苏维埃政权的稳固首先并且决定性地取决于苏联共产党。当戈尔巴乔夫决定拆除苏联共产党这一苏维埃政权的政治核心部件时，他却没有找到一个能够与之匹配的“民主代替品”，由此造成的结果就是苏联分崩离析、苏共土崩瓦解。就像斯大林所说的那样：“只要把党动摇一下，把党削弱一下，无产阶级专政马上就会动摇和削弱。”[③]

一、为什么要改革？——苏维埃政权的制度惰性与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抱负

作为一种物质形态存在的社会主义制度由于走的是一条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同的特殊道路，即革命和建设发生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前提，决定了社会主义的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与长期性。从整个社会主义改革历程来看，列宁最早提出改革，但真正揭开政治体制改革帷幕的却是在他身后近30年的赫鲁晓夫。尽管赫鲁晓夫改革本身存在很多失误和问题且因其1964年的下台而戛然而止，但却在包括苏联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种下了改革的“种子”以待合适的环境破土而出。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适宜改革的苏联社会政治环境日渐成熟，但成熟的标志却是国家政治生活中高层领导人的老化去世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心理上的强烈耻辱感。从1980年开始，苏共中央高层主要领导人的相继去世表明：“体制本身也濒临死亡，它那凝滞的老人血液已经不再具有生命活力”[④]。苏维埃政权的衰退对党和社会发出警告：不能这样下去了！1985年3月11日，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改革的“种子”由于新鲜空气的注入而开始萌动发芽。“实际上，正是为了改革才选上他的。当我国仿佛在敬老院里度过了数十年之后，一个年轻、有教养、‘活泼好动的领导人’在苏联舞台和电视屏幕上的出现，便在仿佛对一切都已失去信心的社会中引起了新的希望的真正爆发。……几乎所有的人都希望摆脱那种因最高领导人的外貌和水平而蒙羞受辱的感觉，都期待着命运改变。他们对戈尔巴乔夫要求是：将这些向他发出的不清晰的、却很执着的全国信号译成政治决定和政治行为的语言。”[⑤]

苏联社会发展的现实表明，改革已经成为苏联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戈尔巴乔夫当选总书记的苏共中央紧急全会上，“会场气氛中没有丝毫的伤心和悲痛：人们想的是，这是一个偶然处于不应有地位的、摆脱了磨难的……使安德罗波夫赋予国家的那种飞速发展停歇下来的可怜的人。在场的人眼中有一种如果不是明显的，那就是深藏在心里的‘喜悦’：俄罗斯摇摆不定的时代结束了，俄罗斯该有真正的领导人了。”[⑥]可以说，戈尔巴乔夫的当选其实是对苏维埃政权制度惰性的批判与否定。

首先，就体制威信来说，再选一个像契尔年科一样高龄多病的领导人出来已经行不通了。“契尔年科的统治也变成了笑料，变成了对勃列日涅夫的丑化，也变成了对安德罗波夫的丑化。”[⑦]因此，选择强而有力的领导人，不仅是政治权力斗争的结果，也是苏联体制外在形象的具体表征。一个强壮精明的领导人，往往代表着体制的活力和威信；一个衰弱多病的领导人，往往预示着体制的虚弱与无能。“已成电视系列片[⑧]（如果将我国当时所经历的国葬叠加在一起的话）的党的领导人的亡故已经像是体制的濒死状态。几个苏联官僚‘家族’担心新的权力交接会变成政治纷争，那不仅会有损纷争参加者的声誉，而且会有损体制本身的声誉，他们立即开始竭力推荐他们认为最有前途、可给老化的机体血管注入新鲜血液的王位继承人。他们选中的人是戈尔巴乔夫，这完全顺理成章。”[⑨]作为中央政治局的老人们，必须考虑到勃列日涅夫之后连续发生的党的总书记的短暂政治生命带来的社会情绪的强烈不满，虽然这并不是决定性因素，但在关键时候往往会起着意想不到的作用。在“上层”那里会有而且确实有不满戈尔巴乔夫当选的人，但是没有人具备戈尔巴乔夫那样的条件：担任党的最高领导成员的时间较长，1983－1984年期间在两三个地方做党的领导工作，因而有影响干部配置的实际可能性。除此之外还要考虑到他的年龄，对于苏联领导人来说，54岁简直是青少年！对于那些曾经因国家领导人年迈而感到惭愧的人来说，对于那些因论资排辈移交国家权力而痛心的公民来说，“这一情况有巨大的政治意义。党机关不能不考虑这种情绪”[⑩]。人们再也不想看到苏联掌握在一个衰弱无能领导人的手里。所以，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一事确实得到人们的赞成。“人们一致赞成年轻领袖上台，因为这打破了长期以来由年迈的老人担任这一职务的传统。”[11]

其次，就党内情绪来说，对现行体制以及苏联社会实际状况的真实了解，让党内许多干部产生了不能再这样下去的想法。必须改变现状的情绪在苏联庞大的官僚体制机器中开始蔓延并不断滋生着成长的土壤。苏共二十大使苏联体制经受过一次重大的变革，但并未完成；随后又着手对体制作过一些革新的尝试，包括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开始阶段。但有一件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一批潜在的革新者正在党内不断成长起来，这个阶层一次比一次行动更加大胆，而且能得到苏共党内更加广泛的支持。担任戈尔巴乔夫政治秘书的博尔金就认为：“在党内，在人民中间，相信新领导精明能干、思想解放的人越来越多。……他们期待着经济、外交、社会民主化方面发生重大变化，他们希望有新的刺激办法，希望解除对各级党委和党组织的活动的束缚。”[12]因此，契尔年科的去世以及戈尔巴乔夫竞争总书记的优势，让人们看到了这种希望，并为此而愿意为之付出努力。政治局的“老人们”懂得：“如果非要从年迈的领袖中推举出一个人来，他们也得不到中央委员和人民的支持。舆论当时也倾向于较年轻、较有朝气的总书记，于是不能不考虑这个因素。”[13]戈尔巴乔夫自己也认为：“我们当时安葬了一个又一个，接连三个。社会上人心惶惶。地方党委书记的情绪也倾向于选一个更年轻的人。”[14]况且，作为在中央高层任职多年的戈尔巴乔夫，对于党和国家的许多高级领导人来说并不陌生，就像葛罗米柯在推荐戈尔巴乔夫担任总书记时所说的，他是一个注意人际关系的人。所以，“党和国家精英的各个家族（从州委书记、各部部长和高级将领到科学院圈子的自由主义者）把他们那不仅相去甚远，而且往往相互抵触的希望同可能的新领导人联系到一起。不过，因对自己未来命运担心而联合起来的他们，准备齐心协力地支持一个人，此人与其说是以外表和年龄，倒不如是以行动纲领令人产生了走出困境的希望。”[15]

再次，就权力流动来说，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经历极大地刺激了党内高级干部的权力欲望和政治野心，“老人政治”再也维持不下去了。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政治惰性在党的机关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向上的“政治电梯”几乎陷于停顿，干部的上下流动大大减缓。由于实际上的党的寡头的王朝式统治，干部流动系统受到严重破坏。苏维埃政治已经到了这种地步：“那些几乎相信自己长生不老的党内高层，迫于子孙的压力，悄悄地开始将国家别墅，甚至位高权重的职务即权力本身也遗留给后代。如果说在斯大林时代，体制所培养的最有活力、最骄矜的人的提升，是通过定期进行的、可以创造新的空缺的‘清洗’和迫害来实现的话，那么到了停滞时期，职务升迁的机会就得等上几十年。”[16]因此，当戈尔巴乔夫当选总书记的消息传来时，不仅勃列日涅夫衰败时期思念年轻“铁腕人物”的党的机关工作人员，而且苏联社会其它各阶层的人都深表赞许。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秘书格拉乔夫析了党的机关工作人员的这种政治心理：“他是属于他们那个圈子的人，曾几何时，他也在处理应对他们所面临的那些问题，他眼下尚未变成可望而不可即的莫斯科天人。此外，陷于停滞的克里姆林宫精英尽管很不情愿，却不得不让这位来自‘旁门外道’、来自外省的人进入自己的圈子，这个事实本身就让许多人感到有了希望：患硬化症的党的系统中即将恢复干部流动，新的任命也不会带有王位继承的性质，也就是说那些在党的田野上‘耕耘’的人有了晋升的机会。况且大多数书记认为，若是出现另外一种‘牌局’，那么他们每个人都可能登上他的地位。”[17]

最后，就社会心理来说，渴望领导人年轻富有活力的心理是很强烈的，生活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早在契尔年科去世前，人们在地铁里、在电车上、在饭厅里不顾“人还活着”，大声议论着支持戈尔巴乔夫。人民对天灾人祸和官方的无能已感到疲惫不堪。可是他们对戈尔巴乔夫却寄予很多希望，就像当初期待安德罗波夫一样。“人们在电视屏幕上看了20年七八十岁的老人之后，他看上去相对年轻，代表了占全国人口大部分的另一代人。这是个不用讲稿讲话的人，这简直是个奇迹，因为像他这样级别的党魁，似乎完全丧失了不看讲稿‘当众’讲几句话的能力。人们把戈尔巴乔夫视为一个正常的、活生生的、自然的人，仅此一点，就使人们对他有巨大好感。”[18]所以，相比较于其他任何一位苏联领导人的上台，都没有像戈尔巴乔夫那样受到国内外的普遍欢迎。老百姓们说：“治理我们这样的国家，需要马匹那样强壮的身体，而那个人（死者）——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是个痨病鬼。要是我处在他的位置上，推我出来，我就会说：‘伙计们，算了吧！我干不了！’”[19]

可以说，改革已经具备了比较成熟的主客观条件，破除苏维埃政权制度惰性的时代已经到来。戈尔巴乔夫已经下定决心：“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20]他在感谢政治局推举他为党的总书记时表示：“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很复杂的转折时期。我们的经济需要有更大的推动力，我们的民主和对外政策也需要这种推动力”，“我们必须加速前进，揭露缺点并加以克服，看到我们光明的未来。”[21]

二、为什么改革要从上面开始？——苏维埃政权的权力结构及其政治特性

戈尔巴乔夫把苏联共产党作为政治改革的中心目标，既是改革理念的政治体现，又是改革战略的现实需要。“许多事情都取决于苏共本身及其各个环节——从基层党组织到苏共中央政治局，到苏共中央能否迅速地改革。”[22]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权力拥有者，苏联社会的任何变化都不能脱离党的政治控制。改革只有得到党的允许和支持才能得以进行。也就是说，改革是根据苏联共产党的倡议开始并且在它的领导下进行的。党认为自己有勇气，有力量制定新的政策，并能够领导和开展社会的革命进程。“党首先是从自己，从纯洁自身开始的。”[23]戈尔巴乔夫向全党保证，作为为了巩固社会主义，为了劳动者的利益而进行的改革倡导者、组织者和领导者——苏联共产党，是改革的“保证人。”[24]苏联共产党作为改革的“保证人”，既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原则体现，也是由它在苏联政权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的。

从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原则来看，苏联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力量。斯大林指出：“党是我们国家中的领导力量。”[25]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共产党既是无产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又是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主要领导力量。工会、苏维埃、青年团和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专政体系的重要内容。共产党无疑应该而且必须是领导力量。“工会是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它首先在生产方面把党和本阶级联系起来；苏维埃是劳动者的群众组织，它首先在国家事务方面把党和劳动者联系起来；合作社主要是农民的群众组织，它首先在经济方面，在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把党和农民群众联系起来；青年团是工农青年的群众组织，它的使命就是帮助无产阶级先锋队以社会主义的精神教育新的一代并培养青年后备军；最后，党是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主要指导力量，它的使命是领导这一切群众组织，——大体说来，专政‘机构’的情况，‘无产阶级专政体系’的情况就是如此。”[26]可以说，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不可能有稍微长期而巩固的无产阶级专政。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党是直接执政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是领导者”[27]。

从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实践来看，苏联共产党是苏联政权体系的政治核心。按照苏联宪法的逻辑，应当是苏联共产党制定政策，最高苏维埃通过法律，政府执行这一政策和贯彻法律。但是因为苏联共产党插手立法机关和执行机关的职能，“整个方案名存实亡”[28]。密洛凡•吉拉斯在分析苏联的政治权力结构时指出：“共产党人用以控制社会机构的基本方法有二：第一是党组，这是原则上和理论上的主要方法。第二是政府机构中的某些职务只许党员担任，这是实际上常用的方法。这些职务包括警察，特别是秘密警察人员，还有外交官员和军官，特别是负责情报并作政治活动的人员等，这些职务在任何制度的政府中都极为重要，但在共产主义国家的政府中却尤其重要。”[29]苏联共产党虽然承认政府有权及时有效地管理经济和社会领域。“然而事无巨细，均需得到党的同意。而若干重要的部，诸如外交部、国防部、安全部、内务部，实际上完全受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控制，经费和建制仍然留在部长会议。”[30]更关键的是，“只有党员才能任警察、军官、外交官及类似的重要职位，或者只有党员才能真正行使权威，这是共产主义国家特有的不成文法；于是一种特殊的享有特权的官僚集团被制造出来了，政府和行政机构也因此而单纯化了。这样，党组便扩大了，并且或多或少地包罗了上述各项工作”[31]。于是，“党中央召集一次会议或者发表一纸文告就足以推动整个国家和社会机构”[32]。结果，党成为捍卫苏维埃“全国利益”的整合力量。“它已不是一般的社会政治组织，而是社会管理机构，是正在形成的官僚命令体制的承重结构。任何改变这种作用的企图都被认为是‘破坏基础’。”[33]

从无产阶级专政的运行规则来看，“总书记－第一书记”的权力网络体系有力保证了党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的全方位的领导。戈尔巴乔夫指出，要弄清苏联政治体制的内部结构和机制，“搞明白共和国中央、州委和边疆区委第一书记的特殊作用就十分重要。他们是体制的一个主要支柱。尽管存在机关在部门和行政上的分散性，所有的国家机构和社会机构通过他们连接成为一个统一的体制。他们在苏共中央委员会中占大多数，总书记实际上是由他们投票选出的，仅此一点似乎就使他们处于特殊的地位”[34]。第一书记的作用只有过去沙皇省长的地位可以与之相比。一切权力实际上都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让全部地区管理机关甚至选举产生的机关都适合他的需要。任何任命都不可能绕开他们，任何稍微像样的领导职务都上了州委或者边疆区委的官名录。甚至在企业或者学校隶属联盟部的情况下，部长也不能撇开第一书记、未经第一书记同意就任命什么人。只有军工综合体这个“国中之国”可以例外。然而即使那些单位也都尽量考虑地方领导人的意见。但是，第一书记的权力来自于政治局，更来自于总书记的信任。“第一书记是一种特殊现象，是政权体制中的关键人物。他的职位和巨大权力不是人民给的，也不是差额选举的结果，而是莫斯科——苏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总书记本人——给的。这就是第一书记地位的薄弱环节和自相矛盾之处。每个人都很清楚，只要上面对他的看法有所改变，他就立刻失去权力和职位，立刻失去总书记的信任。”[35]因此，党的最高机构的领导作用和无所不至的作用并无任何明确的符合法律的规定，但是其政治权力却是无所不包、无处不在。

正是基于对苏联政治实情的深刻了解，戈尔巴乔夫认为，“改革运动”只有在发端于党内的条件下才有获得成功的机会。任何别的官方的或者非官方的组织，想发挥类似的主动精神，那是注定会徒劳无功的，会遭到社会“政治核心”所排斥，也会被认为是持不同政见者对现行制度的蓄意诋毁。这就是说，只有兴起于党的怀抱之中、由党的领导人来推行的事情，正统派人士才能勉强地容忍下来。戈尔巴乔夫指出：“也许，党内确有不愿见到任何变革的阴鸷的保守分子，还有那些预感到改革对他们的利益会构成威胁的党僚们，对改革抱着十分警觉的态度。但大多数共产党员意识到必须对现行制度进行深入的改革。正是作为一个组织的苏联共产党，才是变革的首创者。”[36]

三、为什么苏共在改革中最终走向失败？——民主选举、政治活力与威信

尽管戈尔巴乔夫始终强调苏联共产党是改革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并通过党内惯用的干部人事更迭来推进改革，但是随着改革进入到1987年以后，他越来越感觉到党已经成为改革的最大阻力。无论是已经习惯于旧的一切的“老”干部，还是在改革旗帜下提拔上来的“新”干部，对“改革”都有着自己的看法，而这种看法往往并不是戈尔巴乔夫所希望的。在党内，特别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内部，戈尔巴乔夫的战友们随着改革的日益加快，对改革的走向、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等政治敏感问题的分歧越来越大。戈尔巴乔夫承认：“这个过渡原来是极其困难和复杂的。比我们当初想象的要复杂得多。首先是因为极权主义制度具有很大的惯性。构成极权主义制度牢固的国内骨干的党和国家机构进行了抵制。权势官僚分子加强了抵抗。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过去把整个国家掌握在自己手中，现在须得放弃自己的无限权力和特权。因此整个改革时期就充满了改革力量与那些抵制改革和那些特别在头两年之后开始简直是破坏改革的人之间的斗争，开始是隐蔽的，后来则是公开的，甚至是当众进行的斗争。”[37]

那么，如何才能使党内业已形成的反抗力量不至于重演赫鲁晓夫的历史悲剧呢？为了寻求遏制和对抗党内保守势力的政治力量，戈尔巴乔夫决定迈出最关键的一步——实行竞争性政治选举。1988年6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全苏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作了长达4小时的政治报告。“整个报告就贯穿着如下思想：让人民更加广泛地参与国家管理；为每一个民族今后自由发展创造条件；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划分党的机构和国家机构的职能。”[38]戈尔巴乔夫向代表们解释了为什么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因。他说：“问题首先在于（这一点我们今天应该承认），在某一个时期，由于十月革命胜利而形成的政治体制发生了严重的变形。结果不仅使斯大林及其亲信的独裁，而且使大批镇压和目无法纪的行为有可能出现。那些年形成的行政命令的管理方法对我国社会的各方面发展产生了有害的影响。现在我们所遇到的许多困难，其根源也可以追溯到这个体制。”[39]行政命令管理体制带来的代价是严峻的：出现漠不关心，群众的社会积极性下降，劳动者疏远公有制和管理。因此，应当有勇气承认：“假如政治体制仍然不动，仍然毫无变化，那么我们就无法实现改革的任务。”[40]

按照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苏联社会民主化和政治体制改革》决议，苏联共产党在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第一次面临民主选举的政治考验。1989年3月，全国性选举运动正式开始。选举运动开始后，立即成为全国居民政治化的强大动因。几十年以来破天荒第一次出现了合法的机会，能够发表与党的机关正式确认的观点不同的看法。竞选运动将代表的候选人分为两大集团。一个集团是背后有党的机关撑腰的那些候选人，另一个集团是违反党机关的立场、为争取被选举权而斗争的一些人。这是一些具有不同政治观点的各种不同的人，他们或者是社会民主派和主张发展市场经济关系的经济学家，或者是基督教民主派和知名记者。他们与党的机关相对抗常常得到选民们的大力支持。有时，一些共产党官员精心策划一场没有竞选对手的选举，可往往遭到“不选名单上任何候选人”这样的打击。列宁格勒党组织的领导人尤里•索洛维约夫在总共24万张选票中只获得其中的一万张选票，就这样在一场没有对手的竞选中失败。“列宁格勒选民胆敢把州党委第一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尤•索洛维约夫选下去一事，有些人将其称之为（1917年10月革命之后）又一次彼得堡革命。”[41]索洛维约夫是政治局中唯一一名遭受这种难堪的候选人，但是较低层的共产党候选人在许多选区都遭受了他这种命运的嘲弄。美国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克说：“正如一位俄罗斯朋友所言，在没有对手的选区失利的人肯定不是一般的人，但是，这种不一般的人在党的高层领导人中还比比皆是。”[42]

选举运动给苏维埃政治生活带来了深刻影响，它向公众传达了这样的政治信息：只要你认真尝试，你就能够在选举中击败官方提名的候选人。博尔金承认：“由于苏共多年执政，部分居民形成了一种顽固的偏见：不愿接受党的代表。实际生活表明，只要受到党的委员会的支持，即使是精明能干、知识渊博的人也很容易输给那些名不见经传的苏共的对手。在厌恶苏共的浪潮中，许多匆匆过客被选为人民代表。他们根本不能胜任工作，经不起时间的检验。当然也有不少天才的、高水平的、各方面很有造诣的人当选，但这一切都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当时没有反对党来对候选人进行必要的挑选。遗憾的是，1989年初谁也没有考虑过这些情况，差额选举原则当时非常诱人。但对那些代表苏共去竞争的人来说，这种原则也是危险的。戈尔巴乔夫很快就明白了这一点，他感到许多党政活动家，包括他在内，可能会在竞争中失败，不能当选。”[43]于是，人民在突然间都不再惧怕直抒胸臆了。这种变化在苏联这样的国家里尤其值得注意。“因为几十年前只要政府怀疑你持有异议，你就会有生命危险，就在最近，对持异议者也是以蹲监狱或流放加以惩戒。而现在，似乎是一夜之间，每个人都开始对共产党的统治进行最毫不留情的抨击。”[44]

更为深刻的影响则是，政治选举运动暴露了苏联共产党已经丧失了在民主竞争环境下的政治能力。即苏联共产党不可能进行有效的竞选运动。“尽管它拥有人数众多的职业机构，可以深入任何一个居民点、每一个工业、教学、行政机构，掌握着党的报刊、资金……但是没有思想。”[45]到1989年3月26日选举运动结束时，当选的人民代表中共产党员占绝对多数，但是仍有三十名左右的苏共州委书记与市委书记未能当选，这种在以前不可能出现的情况现在出现了。问题出在哪儿呢？就在于这些共产党员已经脱离了人民。当人民能够用自己的意志来做选择时，这些曾经高高在上的共产党员就被狠狠地甩在地上。戈尔巴乔夫指出：“党内的达官贵人成了改革的阻力，这种看法已经在越来越多地显露出来。的确，我在出行中也愈益感觉到管理部门和党的机构正在加紧阻挠活动。他们认为，变革使他们受到被排挤出权力结构的威胁，因而竭尽所能地要去拦阻。实际上这主意打错了：本来应当改变作风，多办实事，多接触群众。可他们却依然坐在办公室里，做官当老爷。这不是积恨吗？我曾经向全国公开讲过（在一些非公开的场合讲得更多），谁不想改革，不想跟着生活的节奏齐步走，那就得靠边站。选举表明，敲起了警钟。我承认，暴露出来的党的‘小毛病’已演变成不治之症。”[46]

四、“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对党和国家的最后改造

戈尔巴乔夫越来越认识到，通过苏共的内部改造和革新，以使之重新获取政治合法性的希望越来渺茫。他认为，必须通过政治外科手术彻底地改造国家政治，才能使迷恋过去的苏共清醒过来。“过去可以从中央得到委任去治理一个区、市、州、共和国，并且不管你干得怎么样和别人对你有什么意见，你都可以一辈子坐在这个岗位上，同志们，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最高层是这样，共和国一级是这样，地方各级也是这样。我们应当正视这一点。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且永远不再回来了。我深信这点。任何办法都无法使昨天回来。任何发事情施令的做法——如果有谁的脑子里还在打这种荒谬的算盘的话——都解决不了任何问题。”[47]

1990年2月5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指出：“党的革新需要对党与国家机关、经济机构的关系进行重大变更，要放弃实际上对它们发号施令和取代它们职能的做法。党只有作为一种民主承认的力量，才能在革新着的社会中生存和起到自己的先锋队作用。这就是说，它的地位不应当通过宪法来强行合法化。不言而喻，苏共准备为争取执政党的地位而斗争，但这将严格在民主进程范围内进行，放弃任何法律上的和政治上的优先权，提出自己的纲领，在辩论中捍卫纲领，与其他社会政治力量合作，经常在群众中工作，反映他们的利益和要求。”[48]2月7日，苏共中央提交党的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的行动纲领草案——《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批准通过。行动纲领草案指出：“党的政策是出发点是，承认作为政权唯一源泉的人民的主权意志。全民的法制国家排除任何一个阶级的专政，尤其排除官僚主义管理的统治，它也是保证所有公民可以享有参与国家事务和担任任何公职的苏维埃共和国。”[49]草案对革新的苏联共产党进行了重新的政治定位：“苏联共产党是一个自治的社会政治组织，是志同道合的共产党人的自愿联盟。”[50]草案表示：“苏共同其他社会政治组织与群众运动一样参加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向人民代表苏维埃和其他国家机构推举自己的代表。党不攫取国家政权的全权。它的作用是成为经民主认可的和通过党员来开展活动的政治领袖。它不追求特权和在苏联宪法中规定自己的特殊地位。鉴于这一点，党认为必须通过立法动议程序，把涉及国家根本法第六条的有关建议提交苏联人民代表大会。”[51]

根据苏共中央的提议，3月12－15日召开的第三届（非常）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对宪法第六条进行了修改，从而使多党制具有了宪法赋予的法律保证。戈尔巴乔夫承认：“第六条的问题是同改造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建议一起研究，在祖国历史上第一次设立总统职位，这当然不是旨在‘出人意外地’通过那项妥协的议案的策略性手段。修正第六条和补充基本法第127条相互之间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前者表明，我们国家将不再是一党制的国家，在一定意义上甚至不再是神权政治的国家，我们将奉行民主制的一项主要原则——思想多元化和政治多元化。后者表明，我们承认民主制的另一项也是相当重要的原则：权力分立。”[52]

7月11日，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正式通过纲领性声明——《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指出：“发生危机的深刻不是社会主义思想本身有缺陷，而是它过去被扭曲了。社会生活由国家全面控制，党和国家上层集团以无产阶级专政名义实地专制，重新造成了人与所有制和政权的分离，导致了专横和无法无天。”[53]苏联正在进行的政治改革的目的，就是要重新恢复社会主义人的真面目。“政治改革的实质，就是从极权官僚制度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过渡。”[54]纲领表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就是真正的人民政权，就是一个以“人”为核心的公民社会。“建立公民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的存在不是为了国家，相反，是国家为了人而存在，所有社会集团和团体都有权得到法律保护，以及表达和维护自己利益的实际可能性。”[55]

7月12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八大审议苏共章程草案时再次作出说明：“党的生活中最广泛的民主应该与集中制和纪律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对于党不致变成辩论俱乐部，不致丧失采取积极的政治行动的能力来说是必要的。关于在党章中提还是不提民主集中制的争论涉及的不是这个原则本身的实质，而只是这个惯用的术语的实质。委员会仔细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不是说，大家发展的意见都是相同的。但是，大多数人坚决认为，我们党的章程正确地反映了党组织的民主和独立自主同普通党员的权力相结合的辩证关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应该直言不讳地说，不要只是因为‘民主集中制’这个术语长期以来被人用来掩饰官僚主义专制和党内生活的死气沉沉而把它抛弃。”[56]也就是说，尽管苏共党章将保留民主集中制的提法，但其政治内涵却发生了根本性变化。7月13日，苏共二十八大批准的《苏联共产党章程》第六条对“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解释是：“苏共生存和活动的基础是，思想的共同性和党内的同志关系，民主集中制原则。民主集中制原则将保证党内生活自我管理、党的利益同每个共产党员的利益相结合，保证普通党员权利和自觉遵守纪律。党内保证发表意见自由、不同观点和纲领的对比、公开的批评和自我批评。”[57]以此为标志，列宁创立的布尔什维克组织在政治和组织上彻底瓦解。

以苏共二十八大为标志，一个新的政治时代到来了！戈尔巴乔夫希望自己的党能够在这个时代重新赢得人民的支持。他在代表大会的闭幕词中指出：“现在我们应当坚持已经采取的正确方针，不要再留恋老一套东西了，不要再回到习惯的轨道上去，因为对党来说走回头路就是死亡。我们实在无权辜负千百万苏联人民的期望，他们相信党，把党看成是在新条件下能够代表和保卫他们利益的政治力量。让我们证明，正在进行自身改革的苏共能够实现人民的这些期望，那时苏共将恢复自己的威信，将成为真正的起先锋作用党的，党的力量不在于发号施令，而在于对人们的思想的影响。”[58]

然而，在一个政治失序的社会里，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共产党的“革命”释放的不是政治善意而是社会仇恨。在政治反对派煽动要把国家从“苏共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号召下，人民已经相信苏联共产党是社会进步的主要阻碍。“那些策划这一切的人知道，要想改变政权和社会制度，就必须首先部分或全部斩断党和国家之间的纽带，因为这是国家的生命线。卑鄙无耻的谎言到处泛滥，谎言把原苏联3亿百姓中的许多人骗成了傻瓜。不少人起初孩子般天真地以为，只要一取缔共产党，生活就会大变样，变得更好了，更纯洁，更人道，更公正，当然也更富有……”[59]在狂热反共的政治氛围中，戈尔巴乔夫要求党能够在革新后的政治环境中从事政治活动的希望完全落空了。在1990年召开的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乌克兰共产党基辅市委第一书记科尔尼延科悲哀地说：“我大胆地走上群众集会的讲坛，想坦率地和按党性原则呼吁与会者要保持理智。可是我的话淹没在一片口哨声和狂骂声中。从四面八方发出喊叫声，号召从肉体上消灭共产党人。我感到胆颤心惊，因此至今尚未清醒过来。”[60]政治体制改革的结果就是：苏联共产党既丧失了对改革的控制权又丧失了改变自已命运的能力。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说：“之所以在我国能发生这一切，最主要在于，苏共在社会中的领导作用先是弱化，而后被完全消除。苏共被从大政治中、从思想和组织中排挤出去。在党的内部形成各种派别。投机分子、民族分裂分子向党和国家、共和国党和权力结构的领导层渗透。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国家领导形成派别，他们的立场转向消灭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所有这些都是毁灭苏共链条的环节。戈尔巴乔夫在未召开中央全会的情况下，自行辞去了总书记一职，没有对叶利钦签署禁共令、瓦解苏联的别洛韦日协定的举动给予有力的反击。”[61]

[①]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02年，第190页。

[②]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63页。

[③]《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84页。

[④]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02年，第123页。

[⑤]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93页。

[⑥] [俄]阿·切尔尼亚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张达楠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27页。

[⑦]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495页。

[⑧] 注：1980年，阿·尼·柯西金去世，1982年1月——米·安·苏斯洛夫，1982年11月——列·伊·勃列日涅夫，1983年5月——阿·雅·佩尔谢，1984年2月——尤·弗·安德罗波夫，1984年12月——德·弗·乌斯季诺夫，1985年3月10日，康·乌·契尔年科去世。全国到处流传着一个恶意的笑话：苏联发明了一个新的体育项目：灵车追逐赛。

[⑨]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69页。

[⑩]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501-502页。

[11] [俄]弗·亚·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何希泉等译，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227页。

[12]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95页。

[13]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75页。

[14] [俄]戈尔巴乔夫、斯拉文合著：《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孙凌齐、李京洲译，中央编译出版2003年版，第11-12页。

[15]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69-70页。

[16]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48页。

[17]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76-77页。

[18]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505页。

[19] [俄]阿·切尔尼亚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张达楠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32页。

[20]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21页。

[21]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505页。

[22] 苏群编译：《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讲话（1986.6－1987.6）》，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1－92页。

[23]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63页。

[24]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50页。

[25] 《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84页。

[26] [苏]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37页。

[27] 《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96页。

[28]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02年，第80页。

[29] [南斯拉夫]密洛凡•吉拉斯：《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陈逸译，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理论室1981年5月内部出版，第93页。

[30]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02年，第80页。

[31] [南斯拉夫]密洛凡•吉拉斯：《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陈逸译，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理论室1981年5月内部出版，第94页。

[32] [南斯拉夫]密洛凡•吉拉斯：《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陈逸译，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理论室1981年5月内部出版，第95页。

[33]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02年，第79页。

[34]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02年，第66-67页。

[35]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02年，第68页。

[36]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02年，第227页。

[37]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71-72页。

[38]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8页。

[39] 尧凌珊编：《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文件和评论》，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38页。

[40] 尧凌珊编：《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文件和评论》，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41页。

[41]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9页。

[42]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册，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248页。

[43]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318页。

[44]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册，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251页。

[45]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619页。

[46]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02年，第196页。

[47] 苏群编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资料汇编（1990年7月2日－13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页。

[48]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资料编辑中心编：《苏共中央二月全会文件选编（1990年2月5－7日）》，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4页。

[49]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资料编辑中心编：《苏共中央二月全会文件选编（1990年2月5－7日）》，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31页。

[50]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资料编辑中心编：《苏共中央二月全会文件选编（1990年2月5－7日）》，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41页。

[51]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资料编辑中心编：《苏共中央二月全会文件选编（1990年2月5－7日）》，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42页。

[52]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02年，第216页。

[53] 苏群编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资料汇编（1990年7月2日－13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3页。

[54] 苏群编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资料汇编（1990年7月2日－13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6页。

[55] 苏群编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资料汇编（1990年7月2日－13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124页。

[56] 苏群编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资料汇编（1990年7月2日－13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0页。

[57] 苏群编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资料汇编（1990年7月2日－13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页。

[58] [苏]苏群编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资料汇编（1990年7月2日－13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3－194页。

[59] [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第313页。

[60]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资料编辑中心编：《苏共中央二月全会文件选编（1990年2月5－7日）》，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49页。

[61] [俄]叶·库·利加乔夫：《警示》，钱乃成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第353页。

本文节选自《来自上面的革命——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政治体制改革》，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