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岁末的来临，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明年会怎样。但是，现在我们不问2014年会怎样，而是跳到世纪中叶。2050年的治理会怎样？

这就是最近的世界经济论坛（WEF）阿布扎比会议所提出的问题。这次会议集中讨论了信息革命所带来的三种潜在情景中的未来治理。这场革命已经让一些国家和社区边缘化了，也为其他国家和社区创造了新机会，因此提出这一问题可以说正逢其时。

第一种情景是，参与者考虑一个有所谓“特大城市”主宰的世界，治理主要由大型都市圈来管理。第二种可能是强大的中央政府使用大数据（big data）来加强控制。而在第三种情景中，中央政府从根本上十分脆弱，市场以及主宰市场的企业，提供几乎所有服务。

这些情景都是当前趋势的外推。从不同角度看，这三种情景都有有利的一面，但如果不仔细检视，也都可能导致反乌托邦结果。决策者应该已在实施旨在指导城镇化、大数据崛起和将人群编入（通常基于关系和市场的）小社区的政策。

目标应该是利用这些趋势的潜在好处，同时确保它们不会破坏治理的其他关键方面。比如，尽管大都市有望为工人和企业创造新机会，但它们无法解决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也无法管理国家和全球层面公共品的生产和保护。

同样的，尽管大数据具有巨大的解决问题的潜力，但仍存在重要问题：谁拥有、控制和监管大数据的运用？“数据民主”（datocracy）的概念带来了奥威尔式的“电子1984”恐慌。事实上，最新披露的国家安全局监控计划最多只能算冰山一角。毕竟，大数据的运用不受政府和公司的约束；匿名犯罪团伙也可以轻易地滥用信息。

最后，尽管市场中的个人选择通常是资源配置最高效的方式，但市场无法提供充足的公共品。事实上，有一些商品私人部门根本无法提供。这套体系对于处于从中获利的“封闭社区”者来说可以接受，但“封闭社区”之外的人怎么办？

WEF的未来政府全球日程委员会（Global Agenda Council on the Future of Government，我也参与其中）考虑了信息技术改善治理、减弱被治理者的疏离感的方法。委员会观察到，最有效的方案通常来自政府和私人部门的合作。

如何让所有人都动起来？

比如，在肯尼亚，一家私人公司开发了一套移动支付系统，该系统允许用户使用手机转账，事实上创造了远比政府所能提供的更快捷的银行系统。一旦这一系统被私人部门创造出来，政府也可以使用它来提供更多的服务。

于是，如今肯尼亚偏远地区的农民能够获得关于作物价格或转移支付资金的信息，而不必长途跋涉和排长队。尽管这类方案无法解决不平等问题，但它们有助于减轻不平等问题最严重的后果。

现时代，社会变化日新月异，技术进步层出不穷，改善治理的努力，不管在地方、国家还是国际层面，需要谨慎的思考和实验，以确定如何平衡包容性决策和不断演化的市场需求。美国外交家克利夫兰（Harlan Cleveland）曾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如何让所有人都动起来，然后仍能产生行动？”

考虑国际机构。如今，整个世界被分为200多个国家；无论如何，2050年也将是如此。但16个政府实体就占据了世界收入的三分之二和人口的三分之二。许多人助长应该采取“双重多数”（double majorities），根据人口和经济产出这两个独立的标准衡量的多数票，从可管理数量的国家中产生行动，同时增强弱国对决策的影响力。

但是，尽管二十国集团（G-20）正在朝这一方向努力，其设置全球日程的方式仍是有缺陷的。事实上，这一方式在危机时期最有效；但在正常时期我们看到，G-20难以很难产生什么成果。

此外，即使双重多数制度有助于增强弱国权力，它也并未考虑世界最小国家在全球决策程序中的角色。尽管这些国家只占据了世界人口的极小部分，但它们组成了国家数量的极大部分。

一个潜在解决方案时让国家代表彼此，就像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那样。但IMF的经验暴露出实施方面的巨大挑战。

世界领袖还没有指出，如何让人人平等的道德结论与所有国家并不平等这一简单事实协调起来。在全球信息时代，能解决安全、福利、自由和身份等根本问题的治理制度，需要小到可以有效运转的联盟，以及做出决定可以为未得到代表的群体做些什么。

显然，所有这些都要求更多的研究。如WEF那样探索潜在未来情景是这一方向的重要一步。

作者Joseph S. Nye是哈佛大学教授，著有《权力大未来》。他是世界经济论坛未来政府全球日程委员会主席。

英文原题：Governance in the Information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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