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后判若两人的裴矩

 在中国古代，人们习惯于以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评判人物，往往将大臣划分为奸佞与忠良两大类。然而，社会与人性是复杂的，有些人物是不能简单归类的。比如裴矩，历仕隋唐两代，在隋末表现为奸佞，在唐初表现为忠良，前后竟然判若两人，这一现象着实耐人寻味。

裴矩（547—627），原名裴世矩，后因避唐太宗名讳而改为裴矩。他出身于官宦之家，博学多才，擅长谋划。杨坚任北周定州总管时，他应召为幕僚，颇受亲敬。杨坚建立隋朝后，他参与灭平陈战役及平定广州叛乱，累迁吏部侍郎。随后他受命经营西域十余年，几乎走遍西域各地，熟悉西域山川地理风俗人情。这期间，他展现出外交家、战略家的才智，利用计谋离间突厥，使这个强盛的草原帝国实质上分裂为东西两大汗国，借内耗削弱其实力，从而减轻对中原的威胁，也为日后唐朝战胜突厥埋下伏笔。与此同时，他致力于中西商贸和文化交流，使西域四十国臣服朝贡于隋朝。

隋炀帝即位后，裴矩仍受重用，参预朝政。毫无疑问，凭借自身经验与才能，裴矩做过不少有益于国家的事情，尤其在外交策略、安定边境方面立下卓越功勋。与此同时，裴矩善于揣摩隋炀帝的心思，往往投其所好。隋炀帝曾称赞裴矩：“大识朕意，凡所陈奏，皆朕之成算，未发之倾，则矩以闻；若非奉国用心，孰能若是！”裴矩洞悉隋炀帝心理，为迎合他的好大喜功，居然出了不少“馊主意”，既为自己换来佞臣名声，也在客观上危害隋朝国运。大业六年（610），裴矩建议在东都洛阳举行元宵庆典，向戎狄展示国家繁荣富强。全国数万名艺人召集到洛阳汇演，丝竹喧嚣，灯火辉煌，闹腾一个月，耗费惊人；此外，把街道市场整饬一新，店铺铺上地毯，树木缠上丝绸；为炫耀富有，免费向外国人提供食宿，外国人享用美酒佳肴，不用付钱就拍屁股走路。如此做秀，既浪费钱财，又滋生浮夸风。为助炀帝成就“四夷宾服、万邦来朝”的梦想，他不顾国内民变频起的局势，支持发动对高丽战争，三次出兵过百万，终究无功而返，严重消耗国力，动摇国本。大业末年，裴矩随炀帝出巡江都，当时义军四起，卫兵士气低落，逃跑不断；于是他向炀帝出点子，把江都女子征集起来，分配给卫士们“恣欲”，以稳定军心鼓舞士气；炀帝大喜，立即下令照办，包括尼姑、道姑在内的众多女子顿时成为“慰安妇”。

隋炀帝被弑后，裴矩被宇文化及任命为河北道安抚使，随后又被河北义军俘获，为窦建德所用；窦建德兵败被杀，裴矩率余部降唐，此后又被李渊父子委以重任，先后任殿中侍御史、民部尚书。供职于唐廷，裴矩似乎变成了另一个人，恪尽职守，秉公办事。唐太宗即位之初，裴矩更能诤言直谏，敢于为皇帝纠错。有一次，唐太宗得知许多官员涉嫌受贿，决意惩治腐败，于是暗中派人以财物行贿，测试他们是否廉洁。有个官员接受了一匹绢缯，太宗很生气，要把他杀了。裴矩进谏说：“官员接受贿赂，确实应该严惩，但陛下使用财物试探他们，让人落入犯法的陷阱，恐怕不符合‘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圣训。”太宗感觉裴矩言之有理，欣然纳谏，并召集五品以上的官员褒奖他说：“裴矩能当官力争，不看朕脸色行事；如果每件事都能如此，何愁天下不治！”

针对裴矩在隋唐的不同表现，司马光这样评述：“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动则景随也。”

司马光的见解十分精辟，他认为裴矩前后判若两人并不矛盾，只是遇到不同的君主，做出不同的反应。其实，司马光的观点可用现代数学模型表达，即每个人都以复合函数形式而存在。具体表达式为：

y=f(u）或y=f[g(x)]

式中u =g（x），为中间变量； x称为自变量，y为因变量（即函数）。

对于普通人来说，只能通过中间变量u，与君主产生函数关系。就君主身边大臣而言，表达式可以简化为：y=f(x）。用司马光话说，“君者表也”，即君主是外部条件，是自变量x；“臣者景也”，即臣子自成一道风景，是因变量y。建立了数学模型，就不难看出“表动则景随”，就容易理解裴矩何以前后判若两人。

或许有人质疑，为什么君主是自变量？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处于主导与支配地位，是天下臣民不可改变或难以改变的自变量。面对这个客观存在，人们只能去适应它，却不能或难以改变它，更多的时候是改变自我。对于裴矩来说，你不可能让李世民改名为李民，只能将原名裴世矩改为裴矩，因为你没有让君主改名的权利，臣民避君主名讳在古代是理所当然，也是礼所当然。

从函数关系看，“君明臣直”即为显而易见。英明的君主，能以包容的心态面对事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愿意倾听不同的声音，力求客观理性做出决断或评判，并且善待每个进言者，故而形成宽松的言论环境；这样臣子就敢于直言，就敢于讲真话，因为他们没有后顾之忧，不必担心动辄得咎，不会遭致牢狱之灾或杀身之祸。相反，君主若不英明，或者说比较昏庸，则喜欢臣子阿谀奉承，听到逆耳声音就不高兴，进而打击发言人，轻则摘除头上乌纱帽，重则摘除帽下头颅。人头谁心于是臣子言提出异议或批评的人士。一旦直言或讲真话要付出代价，臣子往往权衡利弊，做出相应的选择，要么保持沉默，要么投其所好。所以，历代昏君身边总会聚集一批佞臣。隋炀帝并非昏君，但是他自视甚高，刚愎自用，好大喜功，不能虚心纳谏，加上刻薄暴虐，也容易滋生迎合君主的佞臣。

裴矩前后看似判若两人，其实是函数演算的正常结果。两个结果的不同，只是因为两个自变量发生了变化而已。

当x为隋炀帝，y（裴矩）=佞臣；

当x为唐太宗，y（裴矩）=忠臣。

实际上，除了裴矩，换了任何人（包括魏征），两个等式都成立。因为人性基本相同，面对外在环境，都会以趋利避害的方式作出选择。即使是魏征，也会优先顾及身家性命，他曾经对唐太宗说：“愿使臣为良臣，勿为忠臣。”明确表示不愿做面折廷争、身诛留名的忠臣。假如魏征侍奉隋炀帝，或许像裴矩那样做佞臣；因为他也是理性人，侍候太子李建成的时候，就曾为他出过谋害李世民的主意，这不能说不是为李建成和自己着想，毕竟两人是一根绳上蚂蚱。正是因为唐太宗不计前嫌、虚心纳谏，才能成就魏征敢于直言的美名。

众所周知，在君主专制时代，君主的贤明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国运兴衰。因此，公众心里莫不向往明君，指望身逢盛世享太平；朝廷大臣，尤其是心系苍生的贤臣更希望遇到明君，那样可以坦言直谏，纠正错误弥补缺陷。狄仁杰曾经说过：“犯颜直谏，自古以为难。遇桀纣则难，遇尧舜则易。”问题在于，尧舜式明君在历史的天空寥若晨星，更多的是不似人君的昏庸之辈。即便像唐太宗这样首屈一指的明君，也不能时刻处于英明状态。据史料记载，唐太宗也曾因魏征犯颜直谏而恼羞成怒，表示要杀掉那个田舍翁，幸好长孙皇后耐心劝慰，才使魏征免遭杀身之祸。毕竟明君是人不是神，是人，就有人性的弱点，就有可能犯错误。所以，不能全然寄希望于明君。

真正可以寄予希望的，恐怕只有法律与制度，准确地说，是良法与善制。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像裴矩这样富有才智的人，若让他处于好的制度下，绝对是多做好事的好人，不会前后自相矛盾，一时是佞臣，一时是忠臣。

——原载2014年7月7日《学习时报》（有删节）
http://www.studytimes.cn/shtml/xxsb/20140707/553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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