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时殷弘在《日本学刊》2014年第2期发表《日本政治右倾化和中日关系的思维方式及战略策略问题》。
时殷弘在文章中指出：2005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多次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中日关系因此陷入多年未有的严重危机。之后，特别是经过分别于2010年9 月和2012年9月爆发的钓鱼岛问题两度激烈对抗，一直到执政一周年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悍然参拜靖国神社，对日关系几乎始终是（至少经常是）中国对外关系议程上最为经久的头号困难和首要纠结。
目前，在日本右翼势力愈益壮大、民族情绪和公众舆论右转的背景下，安倍力图顽固推行逆转历史判决、激进修改宪法和对华军事对抗的大政方针，因而可以预料，中日关系的严重状况还会相当久地持续下去，甚或进一步加剧，中日关系前景堪忧。
一 日本政治右倾化与对华战略调整
安倍晋三2012年12月再度当选为日本首相，自民党时隔三年重新取得执政地位。安倍上台后，提出修改和平宪法，解禁集体自卫权，并抛出“侵略战争未定论”，直至参拜靖国神社……日本的政治风向急剧右转，引起国际社会的担忧。日本政治右倾化影响着日本的国际信誉和安倍政权的稳定，国际格局与日本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也影响着日本的对华战略调整。
（一）国际格局变化与日本政治右倾化
当前日本越来越民族主义化、越来越右倾化的趋势已毋庸置疑。在世界大趋势之下来观察，毫无疑问，在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下，不管“安倍经济学”是否靠得住，日本“正常国家”化的趋势愈益加剧了。同时，日本过去一直振兴贸易、振兴国际经济地位，其总的战略是国际主义的经济。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长期萧条，其国际经济影响力不断弱化，包括它的发展模式，在全球范围内的软实力影响也受到质疑。日本靠经济这样一个重要的元素来提升其大国地位遇到很大障碍。
从日本发展趋向来看，未来五至十年，政治右倾化是一个总体发展趋势。究其原因，一是从国内背景来看，最近十几年，日本经济低迷，日本人产生了焦虑、焦躁、彷徨，自尊心受到很大损害；二是中国的崛起，日本越来越觉得难以接受这样的现实，要接受这个现实还需要更长的时间。而且，从大的视野来看，鉴于这种格局的变化，日本越来越把中国作为一个对手甚至是假想敌来看待。
日本认为，中国崛起对日本威胁很大，日本一直实行和平主义，而现在轻武装已经行不通了，要谋求发展军事。日本依靠美国，但它的军事化受宪法的限制。日本始终缺乏大战略。而一般说来，战略的实施过程，一定要有一个谋求缓和的对话关系，这在外交上是必要的。在当前困难情况下，主导日本对外政策的领导人寻求外交战略的转变。民主党失败了，更右的日本维新会兴起，这都是日本政治右倾化、社会思潮保守化的结果。日本外交战略的转变，首先是重提价值观外交。战后日本强调和平主义，但它不是价值观外交，现在关注环境和生态，和平主义失势了。日本人认为，他们的和平主义、自由主义，没有给日本带来一点好处，反而使日本越来越弱了。
当前国际格局、权势转变了，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从国际层面来看，中国持续20多年强劲崛起，美国却呈衰落之势。在中日政治安全对立中，美国对日本安全作出承诺，必然在日本越来越深刻地受到关注。美国正在调整其在西太平洋的战略性前沿存在，把军事基地迁到关岛等地方。如果大胆假设，随着中国战略性军事打击力量的发展，美国会让出西太平洋地区，那么东京一定会怀疑美国会不会冒险来保卫日本？这是结构性的。比结构性稍微变动多一点的是形势性的。比如，外部形势特别是有关国家的外交活动，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中国。从2010年9月钓鱼岛撞船事件以后，再加上2012年9月的“购岛”，不但是中国政府，中国全民参与保钓行动。日本非常害怕，把“中国威胁论”鼓吹得越来越厉害，并意图扩大到朝鲜半岛。日本原想改善与韩国的关系，但朴槿惠上台后日韩关系因领土、历史等问题急剧变坏。还有朝核问题。虽然日本追随美国，对美国来说，日本很重要，因为它是美国在全世界最重要的军事盟国，但是中国对美国的意义则是多方面的，对美国来说，中国可能已经比日本重要，这是很明显的。因此，美国对日安全承诺越是空洞，日本就越是恐惧。
但是，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对日本来说，仍然有鼓舞、吸引作用。当然，还有东南亚，日本跟中国争东海，东南亚部分国家跟中国争南海，日本和东南亚地区自然就加强了联系。
（二）日本对华战略的调整
在国际格局变化与国内政治右倾化的形势之下，日本对华战略面临调整。日本对华战略大致有几个主要方面：
第一，政治安全上搞对立，经济上捞实惠。日本一直把日中关系看成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但是其中间的层次是不一样的。日本与中国建立战略互惠关系，这个“互惠”主要讲的是经济上的互惠。所以，捞取经济利益对日本而言非常重要。这样，就出现了在政治安全上对立、在经济上互惠合作的一种局面。现在，日本要坚持“政经分离”的原则，继续在中国捞取更大的实惠，这也决定了日本不愿意跟中国搞全面型对抗——全面型对抗必然会对中日经济关系产生影响，这是它不愿看到的。
从政策排序来看，安倍做了优先顺序的调整，由原来稳定美中两国，到现在因日中关系不好而在优先考虑美国之外多考虑周边，主要是东南亚、东盟国家，还包括印度、澳大利亚。日本基本的思路，是跟美国和周边国家都搞好关系，取得了一定的政治资本之后再与中国改善关系。此外，强化日美同盟也是想“借船出海”。
第二，构筑“中国包围网”。通过在周边构筑一个围堵中国的网，充分利用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这些年发展产生焦虑的机会，为己所用。
第三，渲染“中国威胁论”，突破国内禁区。日本在钓鱼岛问题、历史问题上挑战中国，这种挑战是日本要营造一种气氛，极力渲染“中国威胁论”，以此制造一种外压。历史上，日本特别擅长这一套。日本领导者认为，现在日中关系面临的一些挑战，正好给其自我松绑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可借机强化日美同盟，同时在国内突破宪法的一些条条框框的束缚。日本可以借这个机会在国际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提高自身的存在感。同时，日本积极参与地区制度的构建，并开始把手伸向比较边远的地区，比如中东、非洲等地方。
但是，也不要夸大日本对外政策的战略性。首先，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独立的对外政策，其战略性将很有限。其次，中国对外政策的战略性强于日本。再者，中国要应对的基本问题是国外多方面的，需要顾全大局、权衡利弊，因此受到外交决策的限制。日本则有所不同，日本现在就是与中国为敌。所以，虽然战后日本在对外政策方面的战略性就思维、体制、政策贯彻水平而言是不高的，但因为它任务集中，对外主要就是对付中国，这加强了其推出战略政策的便利。
中国迟早要给日本乃至全世界一个根本态度的宣告，就是一个长远视域下关于日本可以是什么样的根本态度的宣告。这很重要，早了晚了都不行。外国说中国“不透明”，对中国不放心。那么，中国就是要明确让日本搞清楚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成为一个中国能够接受的“正常国家”。反过来，我们也要想清楚日本民族可以期望一个怎样的强大的中国。还要向日本讲日本要靠美国，但长期靠美国完全靠得住吗?
二 中日对抗的思维方式和战略策略问题
钓鱼岛争端引发的中日之间的对抗，有两个背景：一是中国的军事力量持续增长，美国也这样看；二是日本战后走和平主义、自由国际主义，日本人长期在和平主义的思潮下，不会全然忘了和平主义。但是，日本人感到，战后的道路除了让日本把日子过好之外，没有让国民得到真正的放心和安全，没有使日本能够至少在经济和外交上继续在亚洲特别突出。
因此，中国首先应注重外在根本环境的规定作用。规定作用主要源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当然是美国。但崛起的中国、巨型的中国怎么做、做什么，也对周边有极大的规定作用。第二，日本是效率低的国家，在日本国内消除分歧、达成共识是难得的，而对此中国注意得还不太够。第三，战争是一个互动过程，一方的行为会影响另一方对它的行为方式，中日之间的互动值得注意。第四，提及国内政治的动力和制约，中国对相关各种情况讨论得很不够。中国国内的情况也很复杂，战略需求有国内制约，要在这种矛盾之下做好工作。第五，中国特别多地讲实力，尤其是硬实力，软实力则讲得比较少，特别是外交上，虽然中国GDP超过了日本，但中国在外交上对日本的软实力得分不多。另外，中国地缘优势不够，虽然中国比日本发展势头好，但体量大，使中国战略发展容易分散，中国进行战略安排的客观困难比日本要大。
在日本问题上，许多人惯常地缺乏必要的“文学透视”。特别是对当前日本民族心理的透视，这尤其依赖置身其中式的观察、调研、理解和适当的想象。这种缺乏广义的“文学透视”的思维方式不会注意到一点，即时代性和历史性的根本环境对民族心理的规定作用。笼统地说，这种根本环境大略是：（1）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直至近些年，日本在世界政治经济大局中的国家方向、国内状态和对外态势；（2）世界政治经济大局的急剧变化，还有日本在其中甚为窘困的处境和地位。至于这些根本环境与其变化规定的日本民族心理，则可以归结为日本民众几乎人人都会自问的两个问题：上述国家方向、国内状态和对外态势带给了他们什么？他们能否继续适应自己设想的民族所需状态？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悍然参拜靖国神社，挑战世界正义，加剧中日对抗和韩日对立，因而受到包括美国等各大国政府在内的广泛的国际指责和世界舆论批评。这就给中国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战略性（至少战术性）机遇。2012年9月爆发中日两国间又一番对抗以来，就“作战主动”问题而言，中日两国大致在军事及准军事方面和外交方面“分享”主动权。现在，由于安倍悍然参拜靖国神社，这一局面已被扭转，即中国取得外交主动权。为此，需要根据新的形势，在坚持实地的钓鱼岛斗争和东海斗争的同时，方式适当、程度适当和为时适当地进行调整行为主动，同时更加注意已经显著加大的相关外交努力的态势和话语。
为此，目前中国应坚持宣示主权的钓鱼岛海上巡航常态化，控制对抗、防止对抗升级为军事冲突。同时，应正确地报道中国自身的军力建设，这不仅关系到 对日关系，也关系到中国对美关系和外交全局，即如何在尽可能大的程度上 日本政治右倾化和中日关系的思维方式及战略策略问题制止“中国军事威胁论”的严重加剧，并且转化为非常顶真的对华军事及战略竞赛？或者说，如何争取中国人民增强中国军力和战略性军事活动范围的强烈愿望与中国复杂的战略性外交需要相对平衡起来?
三 今后的中日关系展望
日本在中国整体外交格局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拥有双重身份，既与中国维持着大国关系，同时也是中国的周边国家。可见，日本在中国外交中非常重要。因此，中国在处理双边对峙关系的时候，尽管中日矛盾摩擦不断凸显，但还是要考虑到中日关系不仅仅是竞争关系，还有合作。这种情况之下，中国还是要强调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中国有市场，但还需要向日本学习，中国可利用的空间还非常大，未来十几年或者更长时间，中国要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目标，还是应该稳定中日关系，甚至利用这一块。而且，日本是中国很重要的周边国家，稳住日本对于中国经营周边有非常大的帮助。
基于以上认识，中国发展未来的中日关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第一，应该要把握大局，保持耐心，努力创造谈判解决领土主权争端的契机，维护我战略机遇期。在对日斗争中，中国保持非常清醒的大局观非常重要，必须处理好国家发展利益和主权维护利益之间的关系，要清醒地知道国家发展利益才是最主要的利益。但是，主权问题的高度刚性，决定中日围绕钓鱼岛领土主权的纠纷短期内不可能得以解决。所以，我们应该设立一个长远的目标，努力创造谈判的契机，并且延长这样一个进程，以时间换取空间。现在，日本利用主权问题干扰中国发展进程的动机是十分显见的。所以，中国应该冷静地应对，开展有理有据的斗争。针对日本的种种挑衅言行，要严格区分性质，对于涉及主权的原则性问题要高度警觉、准确研判。日本政要经常用言语方式来故意刺激中国，有时候对此进行冷处理反而是很好的办法。
第二，在周边外交领域，中国应该有所作为。其实，中日之间的关系从根子上讲是中美关系的问题。美国是做局的，既然做了这个局，中国就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对其抱有任何期待。但是，我们要看到美国的战略设计，美国是想让中日长期争斗，但又不至于破局，在双方彼此消耗中，达到牵制中国和控制日本的双重目的。所以，美国在中日领土纠纷中，可能会选边站在日本方面，但同时也需要兼顾中国的感受。当前尽管中美间的结构性矛盾日趋凸显，但建立新型大国的基本条件都存在，美国对中国既牵制又避免与中国发生全面军事冲突的战略红线非常清晰。所以，中国应该加强中美多方面领域的合作关系，只要中美关系搞好了，日本应该不会掀起太大的波浪。
第三，在军事方面，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都不可能在现阶段挑起全面军事冲突，但作为一个解决领土问题争端的途径，中国应该抓紧做好对日的军事斗争准备。比如，当前在东海方面，中国要加强军事力量。这是因为，中日军事实力不可能单纯在两国之间做对比，其中还涉及美国的因素。而且，仅就中国和日本来对比的话，目前中国在一些实力上还确实不如日本，比如中国的海上力量、远程战略监视等能力都弱于对方。但是，中国也有中国的长处，中国在战略打击方面比日本强，所以军事方面的准备中国应该扎扎实实地做。
展望中日关系，可以看到几个趋势：（1）中日之间斗争和合作并存的现象会持续下去，但主要是斗争问题；（2）中日关系将来会走向缓和，但是要有一个合适契机和基本前提。“岛争”问题不是中日关系的全部，从中日关系整体来看，应该说两国关系有向正常轨道往前发展的可能性。从长远来看，中日两国通过外交努力以及其他方面的工作，这个问题不至于影响中日关系的大局。
值得关注的是，这几年有几个时间敏感的事件：2014年是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2015年是抗战胜利日本投降70周年，2016年日本要举行议会选举。连续三年之内，日本有可能利用一些时机继续做出一些动作来干扰中国的发展。日本政治右倾化的态势不会改变，修宪的步伐也不会停止。靖国神社问题目前不单单是历史问题，更重要的是被日本作为一张牌来干扰中国。
同样，日本打破战后国际秩序成为“正常国家”的目标不会改变，阻遏中国和平发展的举动不会停止，依靠美国主导亚洲乃至成为世界政治和军事大国的臆想不会舍弃，以东南亚、印度、澳大利亚等为重点构筑“中国包围网”的企图也不会罢休。
在军事领域，日本基本目标是建设与其经济实力相匹配、能够在世界确保其利益以及与中国抗衡的军事实力。为此，日本近期会与美国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强化日美同盟军事关系，并为解禁集体自卫权行使、将自卫队打造成“国防军”，为达成大国目标准备硬实力。同时，在军事力量建设上，日本着重加强信息化建设、远程化武器装备以及大型化武器装备。虽然日本在拥有战略进攻性武器方面还会遇到一些困难和阻碍，但在常规力量的建设方面会下大力气，以培植一个不落后于时代的军事实力。尤其是在联合作战领域，近年日本出台了很多重要的措施，包括具体的一些准备，都在扎实进行当中。这些都值得中国高度警惕。
来源: 《日本学刊》2014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