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收到苑英科先生寄来他新著《崛然独立：孙犁纷争》，引起我关注的是他有关王林（曾与孙犁交往）文学创作的故事。王林写了篇抗战长篇小说《腹地》于1949年发表。1949年后的最初几年，旧时代(民国)惯性依然存在，故其作品能再版且畅销，不意其后不久便有人在刊物上以革命主义文学态度批判王林小说的自然主义描写。于是王林在经历最初的抗争后认同了主流意识形态，之后的三十年便开始了删改自己三十万字小说的漫长历程，不停的政治运动使他随着政治气候改来改去，直到去世，终于把小说改没了。不是说改得没了文字，而是小说成了宣传品，真实灵魂没有了。英科先生对此总结是“王林的悲剧是一种时代悲剧”。人们一般将1949年以后称为“解放后”，然而这里的“解放”颇耐人寻味，国家个人命运显然跌入作茧自缚的牢笼时代。不能说人白活了，因赢得了教训，可就教训本身来说，显然是负增长。

所谓“时代悲剧”仅就文学而言就是把文学艺术的功能从“文以载道”过渡到了“匕首主义”，即文学工具化了。文学工具化导致人的工具化，人成了杀人武器。它给予中国人民以极大的精神恐慌，其结果便是人人自危中欲把自己变成武器，以大无畏革命精神向阶级敌人投匕首，以免自己当成敌人被杀。等到革命巨人去世后，人们审视那些中匕的尸体，原来都是自己的兄弟姊妹。

当年华国锋当政后进行过一次流产的简化字运动，即把简化字再简化，印象深刻的是把“道”简化为走之旁内一个“刀”。通俗的解释可以是人走路带刀子；深入的解释是，道德就是以刀杀人。我以为这个简化字比喻了1949年后三十年中国意识形态演变，“道”变成了“杀人哲学”，只是所杀“人”被命名为“阶级敌人”。

阶级分析方法已经变成了一种令人色变的“文学理论”，现代人早就对之嗤之以鼻了。不过文学作为匕首与投枪——最初是褒义修辞，只有鲁迅等人才配得上。鲁迅那副著名的对联被认为是对阶级分析的最恰当注释：给人民做奶牛、向敌人扔匕首，即为人民服务和阶级斗争。然而这种“服务-匕首主义”一旦普遍开来，其结果却是悲惨的饿殍遍地与冤狱遍地。“服务”变成了消灭经济自由与精神自由的计划主义，即干涉与专制，刀子杀死的都是无辜的人，“大跃进”与“文革”从此与纣淫、秦火一起印在了中国人历史记忆中。

据《崛》书叙述，王林曾向文学理论权威周扬三次讨教对《腹地》意见，周扬都说“太忙未看完”，周扬主政中国“文化战线”时期，极力推行毛泽东的文化革命主义，然而革命主义凶神的自我否定性使他在文革初期倒台并被关进监狱。周扬1949年后所忙者就是大肆宣扬阶级分析方法，王林修改《腹地》当然就是尽可能迎合之而变成遵命文学。不过周扬晚年有所反思，他在纪念马克思逝世百周年时作了一个关于人道主义及异化问题的报告，认为道德异化为反道德、人异化为非人，文学从“文以载道”异化为“杀人哲学”，这是中国1949年以后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本质。不过他并不打算抛弃他信仰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他主张中国社会主义的异化现象不是马克思的过错，他认同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评价——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而对此胡乔木提出严厉批判，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格格不入、截然对立，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就是革灭资产者的命。我们说，仅就对马克主义的解释来说，胡乔木更为忠实可信，马克思主义的确不是任何意义上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恐怖主义。它比法西斯恐怖主义更恐怖在于，“资产阶级”虽然以经济地位来界定而与“犹太人”的人种界定有些相似，但它的边界因“一个人一旦有资产阶级意识便属于资产阶级”的意识甄别而比“犹太人”的界定要宽泛得多。这是何以廿世纪死于阶级恐怖主义的人要远远多于死于种族恐怖主义的人的原因。马克思在1856年的一次讲演中表达了他对资产者的义愤，主张对其施行“菲默法庭”（Vehmgericht）秘密审判，凡是房子上被贴上菲默法庭标签，该户资产者人家无论老人妇女儿童都统统被处死。我们知道中国1949年后一段时期，中国人几乎都成了这种菲默法庭的秘密审判员，彼此之间互相贴标签，“资产阶级”标签犹如魔咒，一贴就灵。

贴标签运动导致中国社会回归丛林法则，如果一个人本性善良或懦弱，很可能就成为可怜牺牲品，而革命主义要求的不妥协精神正是恶人的擅场。当初当我听到人们赞扬鲁迅“痛打落水狗”便本能地感到恐惧，狗既落水，何以还要痛打！而当我读到孔子的“仁者爱人”便感到莫大欣慰。之所以有此截然不同的感受，乃因孔子的文本里载有“天道”，而匕首主义则必然导致法西斯。而人类的天性更近于孔子天道观、而不是匕首主义，这是随着世界范围反对专制主义-恐怖主义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普遍认同后，中国当代文学逐步从匕首主义返回到天道主义的内在原因。天道主义战胜了匕首主义——对应孔子战胜了马克思，这是苑君所谓“时代悲剧”而后中国历史舞台上演的又一场波澜壮阔的历史戏剧，惜乎未见有天才小说家再现之。

（原载《华北电力大学报》2014年第六期，总7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