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时常以为哲学真理藏在宇宙的幽深处，其实那里固然有奥秘，然而人类社会既然是宇宙发展的最高段落，我们自身所藏的奥秘最多，所以禅宗以为，佛法就在我们的吃饭穿衣中显现。哲学包括两方面，一是宇宙论，二是生存论。而我们关于自身衣食住行的看法都包括在生存论中，因此哲学家并不避俗，他们并非如一般人想象的那样“不食人间烟火”，只是他们认真地对待世俗概念之间的关系，而不会简单化地肯定或否定。比如一般以为节约是好的的、奢华是坏的；或者表面上承认这个命题，而实际上反其道而行之。而哲学的任务就是表明一切判断并非无条件地成立，而限定边界条件也就阐释了诸判断之间的复杂关系。

当英国威廉王子大婚的时候，全世界瞩目，其奢华排场是任何其他人的婚礼不可比拟的，他们是否在浪费？如果去询问任何一个英国人，他的回答可能是否定的；如果有人花了几欧元买了一份快餐转手扔进垃圾桶，你再问英国人他是否浪费？他的回答多半是肯定的。那么何以王子的大婚花费那样巨大而不称为浪费，而后者数美元的浪掷却被称为浪费呢？回答是前者的奢华关乎民族尊严，是必要的；而后者浪费了资源，是可耻的。结论是，有时奢华是必要的，而且奢华并不等于浪费。

认为奢华等于浪费，是一种简单的思维方式，而简单的思维方式总是造成坏的结果。我们试想中国某大型企业要与某个外国大财团达成一笔生意，是否可以效法美国总统与原俄罗斯总统的会面方式——吃快餐呢？偶然尝试无妨，但很可能冒险，因为外国财团的首脑可能并不理解中共元首提倡节约的毛泽东思想意义与美俄元首吃快餐图新鲜意义之区别，他们可能把它解读成有意怠慢。故保险的方式是豪华的接待方式，我想一般中国人得知此企业首脑与外国财团谈判的重要性，不会以为高规格的奢华款待是浪费，假如是一笔数亿乃至数十亿美元的大单，那么成功的谈判之接待中的花费总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数字，而一个企业的大订单既然不可能全部由自身完成，肯定要转移到更多中小企业中，必定因此带动经济增长。

即使就消费本身来说，奢华在自由经济中甚至是必要的——它使富裕者的金钱以最快的速度流到不富裕者的手里。如果一条名贵的鱼其在餐桌上的市场价是数百美元，而客人们都吃掉了，算浪费吗？不算，资源没有浪费，资金得到了及时流转。金钱通过奢华的餐桌落到了饭店与养殖该名贵鱼的养殖者手里，因此餐桌上的奢华甚至对穷人也是有益的，比如它使养殖场里某个体力劳动工人减少了失业的风险。民间资本的增长势必造成新的增长，这也是扩大内需使资金流动起来的意义所在。反之，如果认为餐桌上的奢华必须立即停止，那么接下来的浪费则显得残酷且悄无声息：养殖场的鱼因缺乏饲料而死亡，养殖厂倒闭，以及大饭店关门，经济因此萧条。——这其实影射了发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大上海乃至全中国的现实：以平均分配制度取代自由资本的流动制度，接下来就是大饥荒时代的来临，以及厉行节约口号的满天飞。

因此我们说，必要的奢华是将富人的金钱流向穷人腰包的必要方式，甚至是和平时代的最佳方式，既然人类既往历史说明通过暴力而平分富人财富给穷人是一种其好处远小于坏处的方式，那么所谓刺激消费的意义其实就是提倡富人必要的奢华，而使整个经济有机体尽快运转起来。人们不可能严格区分“必要的奢华”与“不必要的奢华”之清楚的分界线，不过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贫穷者的的“不必要奢华”总是最少可能的，因此富裕者的奢华无论是必要的还是不必要的，总是趋向于使天下的财富不过于太集中，如果不从地球资源有限性意义上、而仅仅从纯粹经济学角度而论，穷人看到富人奢华，那么对富人只是满足了虚荣心，而对穷人则有所实惠。是的，人类的温饱问题有一个必要的程度，超越这个程度就有奢华存在，然而人类并不是如动物那样只求温饱，他们一定限度内的奢华虽然从纯粹生物学意义上不会增加幸福感——甚至过于饱食有害健康，然而使他们的心灵的幸福期待得到了一定满足，这种幸福期待的满足甚至也不能用“虚荣心”简单表达。比如一个父母亲在嫁女时希望隆重些，要求超越对方家庭的条件而过分索取当然是令人厌倦的，但只要在必要的限度内，那么这种希望就值得尊重，他们对自己女儿的尊重难道不是对人权的尊重吗，只要不是互相攀比而导致危机，人类婚丧嫁娶风俗中的奢华是必要的，因为它维护了人类尊严。

节约在任何时代都是美德，但前提是在恰当的程度，由于任何宗教或政治制度都不可能将全人类变成苦行僧，极端主义地施行节约总是造成对人性的压抑乃至对人类的奴役。笔者今年近五十岁了，就我的个人体验，我敢于说没有比我的父辈那一代人更节约的了，节约来自于外部环境的逼迫，在毛泽东时代，物资极端匮乏，人民的消费被压低到最低限度，人们如果不是强迫自己节约就难于生存下去。就我童年时生存的农村而论，农民们的困苦生活使他们时刻接近死亡的边缘。由于在这种“节约”时代中人类的尊严遭到了极大的蔑视，我敢于说，中国人人人都不愿意回到那种节约时代。

在现代，奢华总是与自由资本主义相联系，由于地球永远不可能变成想象中的只有善、没有恶的天堂，自由资本主义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恶。我们那一代人的教科书中极力宣扬资本主义的恶，以彰显集权社会主义的善。除了背诵马克思那句“资本来到世间···”之外，就是那些生动的例子：如果牛奶价格暴跌，资本家情愿将牛奶倒进海里；生产玻璃的资本家希望一夜之间所有玻璃窗被冰雹砸烂。当然，我们现代人早已经懂得，婴儿诞生时的血与肮脏的东西是充满生机的征兆，自由资本主义对人性之恶并非没有约束，这种约束就是道德与法律，因此除了幻想与梦境，一般不存在经销玻璃的资本家以人工降冰雹砸毁玻璃窗的现象。由于生存竞争的压力是时刻存在的，自由资本主义的资本家的奢华是有节制的，他们必要时会奢华，但奢华中他们尽可能避免浪费，原因很简单，钱是他们自己辛苦挣来的。我们在欧洲与美国能够很容易地体验到奢华但不浪费的现象。并非只有在谈判进行时，如果你是一个有思想的学者、有影响的艺术家，乃至一个有品位的商人，一个富裕的欧美资本家也可能会把你作为贵宾接待，他们的侍者举止优雅、餐具晶莹闪光，食品虽无中国精致但也食材高级纯净，然而作为中国人，你要学会奢华中的节俭，注意盘子里除了骨头、虾皮之类的碎屑，不要有吃剩的食物，这意味着你不能贪婪，你要大致算计好你能吃多少，然后向盘子里加多少。

而计划主义经济下的节俭甚至会导致不由自主的极度贪婪——因贪婪而自杀，贪婪由于外部强制性节约的压抑而异常勃兴。我小学五年级时，生产队里的集体劳动中忽然有一顿大饼加油条的免费大餐，结果我同学的父亲因食物过量而撑破了肚肠子。当然只有这个例子还不足以说明资本主义的奢华比计划经济下的节约更善，但我认为读者有更多的例子来支持我的判断：计划经济的节约的恶比自由资本主义奢华的恶更恶一些，因为前者有太多生命被任意损害的例子。计划经济因物资匮乏导致的强制性节约，其后果就是贪婪在之后自由环境中的恶性膨胀，这解释了外表淳朴的中国人在改革开放后不惜犯法而制造伪劣乃至有毒食品造成巨大公共危害的原因。

那么当代是否存在不必要的奢华带来的巨大浪费呢？回答是：存在，在中国尤其普遍。何以故？因为中国依然有计划主义的残余：一个巨大的非民间的国企集团，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在这种计划主义体制残余中，名义上的“国有”财产可以被官员或准官员的国企高管任意挥霍，不是自己挣来的钱，却能如花自己钱那样随意，因此挥金如土而毫不吝惜——这种“中国特色”的确在欧美国家极为罕见。虽然这种挥霍在消费主义的意义上也有具有扩大内需的实际作用，是国有资本流向民间资本的一个通道，然这是一个病态的通道，扭曲了中国经济有机体的同时，极大地增加了经济增长的成本。因此就制止政府机关与国企的挥霍浪费而言，计划体制那种“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靠毛泽东时代思维方式与运动式“严抓”是无法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体制本身的建设：1、把运行财富的机制（企业）还给民间；2、建立一个尽可能小的政府机构。3、建立超越党派利益、超越阶级利益的普遍宪法，进而实现权力分立与相互制约监督机制。

当美国好莱坞影星办一场豪华的婚礼时，美国总统能够警告说“你们要厉行节约”吗？他不能说，因为他无权干涉个人自由。当中国的官员请客的餐桌上留下近乎四分之三的饭菜，却要中国国家首脑发言反对浪费。我想后者有双重的浪费，因为国家元首本应该把精力用在更重要的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双重浪费？这里有值得深思的问题。一种没有平行权力监督的权力，光靠权力内部短期政策限制，是十分无力的，外部看起来就像矫揉造作的宣传，只在声势上获得所谓“民意支持”。

总而言之，人类在宇宙中是一种高级动物，但他们远没有达到天使的纯洁程度。从总体上看，自由资本主义使地球资源最大速度地被消耗，但目前人类实在找不出一种比自由资本主义更合乎人性的发展方式，暴力主义尝试、平均主义尝试，貌似正义凛然，实则邪恶疯狂。苦行僧或清教徒最少冒犯自然秩序，然而它因此冒犯了人自身肉体，除了尊重少数人的苦行主义信仰外，人类似乎没有必要主动地苦行。而人类既然是宇宙中最高级的动物，他们对自然世界的索求也是必要的，比如餐桌上食肉行为起码与食肉动物的行为一样不能被看做贪婪邪恶。是的，从自然资源上考虑问题，奢华总是比节约更容易导致浪费，然而即使浪费有时也是必要的，比如火葬场的火化尸体，浪费了煤炭、也浪费了人体蛋白质，但人类显然不能纯粹物质主义地思考问题，人类是精神性动物，精神的纯洁需要必要的物质消费。从纯粹物质主义来看，人类的精神需求无非是空无，然而人类更看重这种需求，因此从精神层面理解，无论是英国王室的大婚，还是国家元首的豪华宴会，乃至一般平民的酒席，都是必要的。只要有发生就会有结束，人类也不可能永存世界，就像一个人死后记不得自己的生存，人类灭亡后，宇宙历史会很快抹平人类生存对宇宙带来的影响，因此人类开采矿山与油田、建造无数工厂、建造水泥建筑林立的城市，这些相对于动物世界的“奢华”行为在大的历史视野而论也就显得微不足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