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方传统政治哲学存在着一条贯穿古代希腊、罗马、中世纪的批判民主的政治思想主线。从事实与价值两个方面入手，人们对雅典民主制度下的公民品格、领袖选举、利益分配以及平等、自由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批判，展示了西方民主文化传统的另一个侧面。

在接受民主的同时，西方社会对民主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与反思。直到启蒙时代，哲学家们对古代希腊曾经出现的民主暴政还“印象极深”。[①]西方正是在反思的基础上获得民主的现代性的，对民主的批判构成了西方民文化的另一面。相比来看，我国学术界谈民主，“言必称希腊”，没有对希腊的民主制度有深刻的反省。[②]事实上，盲目地崇拜与迷信西方民主，其结果只能是歧路亡羊，造成对宪政民主制度的断章取义，不但会放纵对民主权力的滥用，而且容易掩盖法治的合理性。本文集中分析了传统政治哲学家对雅典民主政治的批判，以求全面地认识西方的民主文化传统。

一、民主政治及其批评者

据考证，民主（demokratia）一词大约出现于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用来替换更古老的名词“iso”，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涵义。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中期，“民主”一词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并且同“人民的统治”（rule by the people）联系起来。美国学者拉菲尔·雪利（Raphael Sealey）认为，“民主”一词可能是雅典政治的那些批评者所造。由此来看，“民主”最初并非一个褒义词。[③]

苏格拉底之死无疑是一个经典的思想史事件。美国著名作家斯东（Stone）年近70开始学习希腊文，用10年的时间调查了这一在西方历史上仅次于“审判耶稣”的思想奇案：谁是杀害苏格拉底的凶手？斯东发现，捉摸不定的想象使当时的具体情况已经变得不再重要了。其调查的结论是，苏格拉底因一种信念而死，同时动摇了另一种信念，他的死使“杰斐逊式的对普通人的信念”成为“雅典和它所象征的自由的黑色污点”。[④]

苏格拉底以他的死实现了生前的夙愿，成为希腊城邦最引人注目的“牛虻”。苏格拉底并不是雅典民主的第一个批评者，然而，这位“最善良、最有智慧、最正直的”雅典人却为民主的希腊培育了从柏拉图、色诺芬（Xenophon），再到亚里士多德的批判民主的传统。意义更为深远的是，这一批判通过柏拉图学园和逍遥学派得以传承，在希腊化时期继续发展，并直接影响到古代罗马，构成了一条批判民主的主线。无怪乎后来的英国史家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指出，对雅典民主制的抗议成为希腊哲学中“最响亮的声音”。[⑤]事实上，这一群体不断壮大，包括阿基比德、克里底亚、老寡头、卡尔米德、修昔底德、波利比阿、阿里斯托芬这些人等均在其中成为重要的一分子，以致于修昔底德曾自信地宣称，“希腊中有教养的人都……讨厌雅典人。”[⑥]

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哲学家，都为“审判雅典”这一主题准备了大量的素材。在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著作中，人们可以找到大量关于雅典民主政治腐败与专权的记述。这位作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雅典“虽在名义上是民主政治，但实际上权力是掌握在第一公民（伯里克利）手中。”[⑦]那些亲历民主政治的哲学家们毫不留情地指出了民主政体的种种弊端。举凡人民滥用权力，不服从法制这样的例子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这样的作家那里作为公认的事实被深信不疑地加以引证。

在西方，对民主的批判与民主一样源远流长，在民主的颂词后面，埋藏了目光锐利之士对民主制度弊病的种种批评。一贯主张哲学王的柏拉图并不怎么看重民主制度。这位作者在《政治家篇》中给出了自己的政体选择：“在所有有法律的政体中，民主政体是最不好的，而在所有没有法律的政体中，民主政体是最不坏的；如果所有政体都毫无限制，那么民主政体中的生活是最值得想望的，但如果所有政体都秩序井然，那民主政体就是最难以忍受的了。”[⑧]

在批判民主这一点上，亚里士多德默默地与柏拉图保持着一致，这与两人意见在其它方面的互相龃龉形成鲜明对照。[⑨]亚里士多德对民主政体中派系利益的批判、自由以及美德的批判均来自柏拉图的《理想国》，而其对民主与混乱的批评则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柏拉图的《政治家篇》。

一直到古代罗马，人们仍然清晰地看到这种影响。西塞罗不但在文风上继承了柏拉图，而且在对民主的批判上亦继承了柏拉图。对希腊历史的认识，包括自己被流放的经历都使西塞罗对人民的统治表现出强烈的反感，雅典的民主亦多为西塞罗所诟病。

对西塞罗来说，民主政治意味着极端的无政府主义，不仅与他心目中的理想政体相去甚远，而且，比君主制和贵族制还要糟糕。意大利罗马法史教授卢伊杰·拉布鲁纳（Luigi Labruna）认为，“在西塞罗看来，最糟的是民主制，即如同古代雅典（Atene）城邦所奉行的那样，人民直接行使权利的政体形式……” [⑩]在贵族、君主和民主之间，西塞罗明显倾向于贵族掌权；在人民与君主之间，西塞罗宁可要君主也不要人民。在《论共和国》一书中，他指出：“我们仍宁可要王政，而不是‘自由的’人民的管理，因为那正是你说的最有缺陷的第三种国家类型。”[11]

尽管平民赢得了一系列的社会和政治权利，但是，古代罗马并没有建立某种形式的民主政体，他们更喜欢用共和的名称来称呼自己的政体。与强大的帝国模式相比，包括雅典在内的希腊世界给人以孱弱、腐败的外表，这使得古罗马人对民主制度更少好感。[12]共和国末期，政治的混乱以及共和制度的覆亡更使古罗马在帝国的道路上大踏步前进，与民主渐行渐远。

在古代罗马和中世纪的漫长历史进程中，民主政体无可置疑地衰落了，一些勉强可以称为民主的迹象显得无足轻重。古罗马人宁愿相信混合政体，更多地依赖法治与共和；在中世纪，上帝的声音淹没了民主的要求。英国学者索利曾经指出，“希腊的君主和罗马元老院的议员就不欢迎民主制度。罗马的皇帝就更不用说了。中世纪世界极少提到民主观念，除非把它当作古典希腊的一桩怪事。”[13]

尽管如此，人们还是没有忘记抨击民主。中世纪的思想巨人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曾这样指称民主，“不义的政治可以由许多人行施，那就叫做民主政治：当平民利用他们人数上的优势来压迫富人时，这种政治就是暴民统治。在这样的情况下，整个下等社会变成一种暴君。”[14]其对民主的态度可见一斑。

在古代希腊之后的漫长时间内，民主几乎被人们遗忘了。据英国政治思想史家斯金纳的考证，罗马共和国的捍卫者如萨鲁斯特以及李维等人从未提及任何关于“民主”或“民主政治”的概念。现代欧洲使用的民主概念主要是13世纪中叶摩尔贝克的威廉在首次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翻译为拉丁文时选用的。[15]民主的处境甚至造成了这样一个“可笑的时代错误”，即“民主这一词汇在城市共和国诞生的头一个世纪内根本不为人知。”[16]

我们看到，人们追求民主的努力并不是连续的。不但希腊式的民主在古代罗马和漫长的中世纪杳无音讯，而且，近代以来的民主化进程也表现为一波三折的艰难发展。在西方现代化以前的传统社会，民主的制度化由于高昂的成本而成为“奢侈品”；从西方政治发展史来看，民主似乎只是漆黑长夜上的几颗疏星，于某些时刻，在某些城邦或城市国家中昙花一现。

二、民主批判基本主题

人们对民主的批判是全方位的，不但体现在丰富的事实描述上，而且亦有抽象的价值论证。在他们看来，民主政体下的民众既无知，又放纵自己；民主政体下的领袖要么是野心家，要么被放逐。不但如此，多数人借助民主的多数原则压迫少数，从而造成利益上的不公。从价值角度入手，希腊的民主制度亦没什么值得向往的：人们过分地追求平等与自由，反而违背了平等与自由的真义。

1.民主主体批判

民主制度下普通群众的形象是几乎所有的传统政治哲学家都感到厌恶的。无知的民众混乱地聚集在一起，大喊大叫，这种情景在诸多政治哲学家、历史学家的著作中时常出现，给人们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坏印象。

在色诺芬记述的雅典人审判十将军案的情景中，最刺耳的是无知的、丧失了理智的群众一遍遍地要求不遵守法律的权利。[17]柏拉图甚至认为，那些在民主政体中掌权的正是那些“懒惰而浪费之徒”，他们象雄蜂一样，“其中最强悍的部分，演说的办事的都是他们。其余的坐在讲坛后面，熙熙攘攘、嘁嘁喳喳地抢了讲话，不让人家开口。因此在民主国家里一切（除了少数例外）都掌握在他们手里。” [18]西塞罗亦这样描述人民：“这时人民放声大喊，说他们既不想服从一个人，也不想服从一些人，甚至对于野兽来说也没有什么比自由更美好……”[19]

对民主的讽刺有更多听众的莫过于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对于民主制度运作的实际情形，这位喜剧作家的描写显得意趣盎然。在剧作《公民大会妇女》中，阿里斯托芬以风趣的笔调描写了蜂拥而至、试图挤进公民大会会场的人群。在《阿卡奈人》一剧中，一位老农夫迪凯欧波里斯独自来到公民大会的会场，等待开始。通过这位老农夫的口，这位喜剧作家讽刺道：“你看看，公民大会全体会议天亮就要开始了，现在柏尼克斯却连个鬼影子都没有……连常务委员会都还没到。他们一定姗姗来迟，然后东推西扯，争先恐后，挤到前排去……”[20]

无知的民众不承认自己的无知，反而挤向前台，令那些充满了贵族气质和精英治国思想的人难以忍受。更甚的是，在雅典的民主体制中，公民大会不仅投票支持一些鲁莽的政策，而且，“人们更亲自登上战舰，亲自落实这些政策”；公民大会犯了错，无人责备，而对那些未能如大会所愿，有效执行政策的相关人员，他们却从不迟疑。[21]

在民主批评者看来，在民主制度下，不仅没有好的民众，而且，好的领袖亦极其少见。选不到好的领袖亦是雅典民主的一个尴尬，也是多受批评的地方。当雅典的民主政体终于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得以恢复时，一位名叫“老寡头”的作者却公开反对民主。他指出，雅典的城邦不会与最优秀的公民站在一起，因为普通人的意见无法与那些最优秀的公民意见一致。[22]老寡头的这篇“政治学说中最古老的尚存论文”，成为“无穷连续的政治哲学著作的首篇，这些著作不过是或多或少，或公开或隐蔽地重复同一个论调，直到我们这个时代。”[23]

就民主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安提尼西斯曾问雅典人，为什么不投票说驴就是马呢？因为他们有时选出的将领一点也不像真正的指挥官，就像驴不像马一样。安提尼西斯的讽刺戳中了雅典民主制度的痛处。后来的西塞罗也对古代雅典的民主制度提出了相同的置疑，即在民主政体中，人们极难找到“政治智囊”。[24]

在民主的批评者看来，民主政体常常无法产生或容忍好的领导人：要么人民受到欺骗，产生坏的领袖；要么人们不能容忍好的领袖。柏拉图就曾指出：“一个民主的城邦由于渴望自由，有可能让一些坏分子当上了领导人，受他们的欺骗，喝了太多的醇酒，烂醉如泥。而如果正派的领导人想要稍加约束，不是过分放任纵容，这个社会就要起来指控他们，叫他们寡头分子，要求惩办他们。”[25]

亚里士多德亦认为民主政体中容易产生所谓的“德谟咯葛”，即“民众佞臣”。城邦法治精神的丧失，以“命令”代替“法律”，这些都是这种“德谟咯葛”造成的，它使正宗的政体失去了法治的约束，从而成为变态的政体。[26]不但如此，民主的批评者还认为，在民主制度下，即使产生了好的领袖，也会无缘无故地遭到放逐。西塞罗曾不厌其烦地列举了包括自己在内的被民众放逐的众多首领。他最后指出：“雅典人的反复无常和残酷地对待杰出公民的例子简直不胜枚举。”[27]

2.民主价值批判

民主政治的价值基础是平等。然而，在传统社会中，强者与弱者、贫者与富者之间的等级关系常常使民主政治陷入空想。平等地位的缺失是传统社会民主政治面临的一个重大困难。希腊哲学家安提尼西斯把民主派的平等比作兔子向狮子要求平等正反映了民主派的尴尬。[28]

对民主的批判同人们对平等的认识联系在一起。在传统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一种级差式的平等。例如，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都相信，人们之间既存在着数量上的平等，又存在着比例上的平等。[29]在柏拉图看来，“对一切人不加区别的平等就等于不平等，两方面都会使公民之间充满着争吵。”[30]然而，在雅典人的民主制度中，人们却用单纯的数量平等取代了真正的比例平等。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民主政体的腐败就在于人们过分地追求平等。

民主政体为自由提供了可能，这在传统政治思想家那里是不言而喻的。亚里士多德曾经在论述民主政体时明确指出，“平民主义政体的精神为‘自由’。” [31]然而，民主政体的自由容易超出限度。这亦是民主政体多受攻击的原因之一。在柏拉图看来，民主政体建立在寡头政治衰落的基础上，并为僭主政体的出现埋下了伏笔。这一历史性的逻辑在于“极端可怕的奴役”，从“极端的自由产生”。正像自然界遵循的“物极必反”规律一样，民主政体中的自由最终使民主政治走向僭主政治，放任对法律的践踏是寡头政治得以生发的“健壮有力的根”。[32]

在民的批评者看来，一味地追求自由使民主制度下的公民变得放纵，不服约束，失去了节制这种美德。柏拉图不无夸张地描述了这一结果：“所有这一切总起来使得这里的公民灵魂变得非常敏感，只要有谁建议要稍加约束，他们就会觉得受不了，就要大发雷霆。到最后象你所知道的，他们真的不要任何人管了，连法律也不放在心上，不管成文的还是不成文的。”[33]

应该说，随着现代性的展开，人们对雅典式民主的批判也越来越深入。1992-1993年间，值雅典民主政治诞生2500周年之际，西方的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和考古学家云集雅典、华盛顿、牛津、剑桥等地，举行了一系列关于雅典民主的学术讨论会。不包括单独出版的大量专著，在此前后，约有十部有关雅典民主政治的专题论文集相继出版，将古代雅典民主的研究推向了一个高潮。

除此而外，民主政体的批评者还较早地注意到民主制度可能会对利益造成的负面影响。“老寡头”之所以不赞成民主制度，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在这一政体当中，人们宁可牺牲中上阶层的利益来换取市井小民的福利。”[34]柏拉图在《法律篇》中亦指出，“有时候邪恶的公民大批地麋集起来并且试图使用暴力来奴役善良正直的少数人，尽管两边都是同一个种族和同一个国家的成员。”他甚至认为，这种情形“在民主国家里比在寡头国家里更为强暴。”[35]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对民主政体的批评越来越集中在对财富的关心上。在《政治学》这部著作中，亚里士多德指出，如果以大多数人的意志为正义，多数就会施行不义，没收少数富室财产。与只照顾到多数人利益的变态政体相比，共和政体才是正宗的政体。后者的本旨“只是混合贫富，兼顾资产阶级和自由出身的人们而已……”[36]

由于无法摆脱时代的局限，传统政治哲学对雅典民主的批判还没有彻底展开。随着现代化的完成，对雅典民主的批判得以逐渐深入。以希腊民主与自由的关系为例，从格老秀斯、霍布斯等人开始，直到贡斯当，乃至当代的政治思想家柏林，人们对古代希腊民主制度下存在的自由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批判，凸显了自由的现代性。公民大会的混乱也并不像古代的政治哲学家描述的那样完全归因于公民的品德，而与制度的设计相关。麦迪逊甚至尖刻地挖苦说：“即使每个雅典公民都像苏格拉底那样睿智，公民大会亦无异于乌合之众。”[37]对于此部分内容，作者将另文考察，在此从略。

尽管如此，传统政治哲学对民主的批判还是为近代乃至当代西方民主哲学提供了灵感的源泉。比如，正是在分析柏拉图的基础上，当代英国政治哲学家卡尔·波普（Karl Popper）提出了所谓“自由悖论”、“宽容悖论”、“民主悖论”等一系列理论。[38]传统政治哲学对民主政治基本经验的总结，尤其是对民主失败的批判已经成为西方传统民主文化的组成部分，对现代西方民主文明有着重要的影响。

[①] Gustave Le Bon, The Psychology of Revolution,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13, p.154.

[②]些年来，我国史学界对西方民主批判亦进行了一些考察，例如，黄洋著《民主政治诞生2500周年?——当代西方雅典民主政治研究》（载《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晏绍祥著《民主还是暴政——希腊化时代与罗马时代思想史中的雅典民主问题》（《世界历史》，2004年第1期）等重要论文。政治学界的研究则有潘维所著《民主迷信与中国政体改革的方向》（载《天涯》，2001年第1期）等论文。

[③] Raphael Sealey, A History of the Greek City States ca. 700-338     B. C.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p.159, p.301; John Fine, The Ancient Greeks, A Critical Histo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 p.108, pp.208-209. See Robert A. Dahl,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353.

[④][美]斯东：《苏格拉底的审判》，董乐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序言第4页。

[⑤][英]阿克顿：《自由史论》，胡传胜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60页。

[⑥]转引自[英]卡尔·波普：《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陆衡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34页。

[⑦][古罗马]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65页。

[⑧][古希腊]柏拉图：《政治家》，黄克剑译，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109页。

[⑨] Zena Hitz, Plato and Aristotle on the Failings of Democra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2002, p.3.

[⑩][意] 卢伊杰·拉布鲁纳：《译本引言》，载[古罗马]西塞罗：《论共和国 论法律》，王焕生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

[11][古罗马]西塞罗：《论共和国 论法律》，王焕生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9页。

[12] Jennifer Tolbert Roberts, Athens on Trial: The Antidemocratic Tradition in Western Thought, 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 p.98.

[13][英]约翰·索利：《雅典的民主》，王琼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100页。

[14][意]阿奎那：《阿奎那政治著作选》，马清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46-47页。

[15][英]斯金纳：《城市共和国》，载[英]约翰·邓恩：《民主的历程》，林猛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2页。

[16][英]斯金纳：《城市共和国》，载[英]约翰·邓恩：《民主的历程》，林猛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1页。

[17] Xenophon, A history of my times Hellenica, translated by Rex Warner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78, Ⅰ, Ⅶ,12-16.

[18][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43页。

[19][古罗马]西塞罗：《论共和国 论法律》，王焕生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9页。

[20][英]约翰·索利：《雅典的民主》，王琼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85页。

[21][英]约翰·索利：《雅典的民主》，王琼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97页。

[22] The Old Oligarch, Early Greek Political Thought from Homer to the Sophists, edited by Michael Gagarin and Paul Woodruf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144.

[23][英]卡尔·波普：《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陆衡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6页。

[24][意]卢伊杰·拉布鲁纳：《译本引言》，载[古罗马]西塞罗：《论共和国 论法律》，王焕生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

[25][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40页。

[26][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90-191页。

[27][古罗马]西塞罗.论共和国 论法律[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p15。有关流放的一些名单另可参见[英]约翰·索利.雅典的民主[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107-110页。

[28]据亚里士多德的记载，安提尼西斯讲过这样的一个故事：“群兽集会，野兔登台演说，要求兽界群众一律享有平等权利。雄狮就说：‘你可也有爪牙么？’”[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54-155页。

[29][古希腊]柏拉图.法律篇[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第168页。这种思想为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概括为“数量相等”和“比值相等”两个内涵。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第234页。

[30][古希腊]柏拉图：《法律篇》，张智仁、何勤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8页。

[3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311页。

[32][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41页。

[33][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41页。

[34] The Old Oligarch, Early Greek Political Thought from Homer to the Sophists, edited by Michael Gagarin and Paul Woodruf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133.

[35][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343页。

[36][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99页。

[37][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著：《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83页。本文略有改动。

[38][英]卡尔·波普：《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陆衡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1-2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