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文坛上，一个声音猝然响起，又兀地终止，像一颗眩目而美丽的闪电划过一个萎靡而消顿的天。他太独特了，以至于连一班惯会吃茶喝酒、种花养鸟练书法的文人也无可奈何地称他是“一个独行侠”。事实上也是这样。王小波在生前像大多数的先觉者一样，作品并不为主流话语圈所接纳，只是朋友们对他一直呵护有加，称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一个浪漫骑士”，现在我想借用司汤达的墓志铭来概括他多姿多彩的一生。
活过
王小波出生于1952年，那时，正逢土改复查的初期。他的爸爸王方名是一个有名的逻辑学家。因解放初期毛泽东接见过他，所以运动开始就写信给毛反映四川某地的极“左”问题，结果信未呈达，就被打成“反革命”，故老头儿把他的儿子，命名为“小波”。说起他爸，对他影响还真不小。当王方名晚年将自己一生的学术经历告诉他时，他说就好像看一部恐怖电影，并用充满揶揄的口吻讲到父辈们的做学问，说：“他企图立论时，总要在大一统的官方思想体系里找自己的位置，就如一只老母鸡要在一个大搬家的宅院里找地方孵蛋一样”。
他有一个哥哥，小时候俩人常偷看爸爸柜子里的书。顺便说一句，那时政治气氛紧张，许多知识分子都把认为不合时宜的书锁了起来。他哥哥用的显然是火中取栗的办法，对弟弟说，你小，身体也单薄，我看爸爸不好意思揍你。但实际上，在揍王小波这个问题上，他爸爸显然没有讲“逻辑”，用王小波成年以后的话说，是“偷书出来两个人看，挨揍则是我一个人挨，……虽然很吃亏，但也不后悔”。此外，他还说：“人有兄长是好的。虽然我对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无异议”。
长大后，他先是准备学化学，学的也不坏，老师讲的都能听懂，但化学得做实验，这就不是他的强项了。用移液管移液体，别人都用橡皮球吸液体，而他则用嘴吮。他也知道移液管不能用嘴吸，只是橡皮条经常找不着。吸氧气当然没什么不好，只是有一次，他竟然用嘴吸浓氨水，以后回忆起那感觉时，他说：“好像吸到了陈年的老尿罐里”。又有一回做萃取实验，他一个星期内漏掉了五大瓶氯仿，那玩意儿是麻醉剂，他自己有点迷糊，同学们大多感到头晕，把他宣布为“实验室里的人民公敌”。后来他想：继续干化学，毒死我不要紧，毒死同事可不大好。虽然在事隔几十年后，还遗憾地说：“我对这门科学一直恋恋不舍，学化学的女孩很多，有不少长得很漂亮”。
后来改学数学。虽然学数学的女孩少，长得也一般，但好处是毒不死人，而且无论运算、推导，他都像闪电般快，只是结果不一定全对。同学们评价他说，你做数学题像小日本一样疯狂。
对王小波一生影响最大的可能是知青生活，他几乎所有的小说都与“知青”有关，而杂文随笔更是处处留痕。他不遗余力地讽刺军代表，讽刺蒙昧、愚蠢、单调的知青生活以及造成这种生活的制度本身。
那时候没有书看，他就经常下棋。可奇怪的是棋艺非但不长，反而变庸。以至于后来，只要把“下棋”和“插队”两个词拉到一起，就引起他生理上的反感。他说：“因为没事干而下棋，性质和手淫差不多”。生活条件也差，单说医疗卫生一项就令人啼笑皆非。那时，医院里没有大夫，真大夫全下队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单留一些骡马队出身的假大夫。其他的手术不能做，光做阑尾手术，但光找阑尾就没有一次在一小时之内找到的。他们抱怨说，马的盲肠就很大，骡子的盲肠也不小，可就是这人的盲肠太小，不好找。闲着聊天时，王小波就对他们说：“你们对人的下水不熟悉，就别给人开刀了”。你猜人家怎么说，“越是不熟就越是要动——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最可恶的是，每次手术他们都让生手来做，以便大家都有机会“学习战争”，因此阑尾不可能一下子找到。后来，王小波在一篇文章里还给他们说“好话”：“虽然有些刀口偏左，有些刀口偏右，还有一些开在中央，但所有的刀口都开在了肚子上，这实属难能可贵”。可补充了一句说：“原来我最爱吃猪大肠，自从看过这个手术，再也不想吃了”。
后来他参加了高考，告别了知青生涯。说起高考，他还有个笑话。当时一门课程要背“十次路线斗争”，可他总是记不住错误一方的代表人物，他自嘲说：“我记不住错误路线代表人物的名字，这是因为我不想犯路线错误”。可问题是，既然想上大学，就得记住每次斗争的“左”和“右”。后来整天默诵，总算把题里的“左”和“右”记住了，可生活中真正的“左”和“右”却忘记了。在美国开车时，他老婆在旁边说：“往左，往右”，他马上就想到了王明和陈独秀，弯却拐不转，结果撞坏了保险杠。后来老婆改为揪耳朵，情况才稍微好转，保险杠也不再坏了——而令人气恼的是，那道习题竟然没考。
1984年，王小波去美国半工半读，有一段打工经历。有一回，是给一家上海人开的餐馆装修房子，可老板是个吝啬鬼，不给他租工具，他就和一个叫“老曹”的人“白手起家”，任务是用锯子下料造门。正在干活，一个美国人过来，问他们以前是干嘛的，他没说他是大学教师，这会给学校丢脸，老曹也没有讲他的来路，因为说出去丢的是“沪东船厂”的人。于是王小波说，我们是艺术家！可美国人说，我早就知道你们是艺术家！他暗自得意，我们身上的艺术气质是如此浓郁，人家一眼就看出来了。谁知老外又补了一句：因为工人没有像你们这样干活的！事后，经调查，他们拿的锯子的正确用途，是在花园里修剪枝杈。从国外留学回国后，王小波辞去了公职，以写作为生，直至1997年4月11日，他突然逝世为止，他过的都是一个自由职业者的生活。
爱过
提起王小波和李银河的爱情，令许多人艳羡不已。尤其在一个爱情日益物质化、房子化、猪肉化的年代里，他们的爱情是那么地纯洁浪漫，无言地嘲笑了一切市侩男女的精打细算。
李银河后来有一篇回忆文章，说“《绿毛水怪》是我和小波的媒人”。说的是王小波早期的一篇小说《绿毛水怪》的手稿，传到他们共同的一个朋友那里，虽然它还很幼稚，但是其中有些东西已深深地拨动了李银河的心弦。最奇怪的是小说中的一个细节，讲的是主人公爱看的一本书《涅朵奇卡 涅茨瓦诺娃》，而且王小波借主人之口盛赞道：“我看了这本书，而且终生记住了它的前半部，我到现在还认为这是本最好的书，顶得上大部头的名著”。李银河在看到《绿毛水怪》之前，刚好看过这本书，而且感觉和王小波的竟然十分相似。她一直觉得这是她心底的一个秘密，谁知被人轻易截穿！她不禁暗忖作者：这是一个和我心灵相通的人。我和这个人之间早晚会发生点什么事情。
他们的恋爱也非常具有戏剧性：在正式见面之前，李银河可能见过王小波，但印像不深。只是读过他的一些小说。有一次，王小波到李银河供职的《光明日报》编辑部去聊天，说了一会话，王小波大概觉得比较投机，就问李银河：“你有对象了没有？”李答：“没有”，“那你看我怎么样？”坦率得像一个过家家的儿童。
我们不知道李银河是怎么回答的，只知道当时双方按世俗的观念看差距很大。李是大报编辑，王可能还是一个工人。而且王方名当时还没有平反，全家挤住在教委大院角落的几间平房里。因此，李银河的母亲就有些反对。虽然老人家不喜欢“小白脸”，可王小波也黑得太离谱，用老人家自己的话说：“这孩子傻大黑粗的，看上去很怪”。顺便说一句，朋友们经常拿他的长相开玩笑。有一次，他的朋友唐灿和冯小双请他到一家餐馆吃饭。在路上，王小波说头两天他在邮局被小偷掏了钱包。唐灿说，这就对了，小偷八成是把你当成了能下力气挣钱的民工。而正是这个黑咕隆咚的人却长着一颗睿智的头脑，这一点，李银河深信不疑，也是她顶住世俗压力，漠视传统偏见，坚定不渝地爱着王小波的内在原因。哲人说：“一个女人能忍耐贫穷追求精神的相通，那么，这个女人连同她的爱情都 是伟大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李银河应当使所有生活在庸常境界里的女人惭愧。
1982年李银河去了美国，1984年王小波也去了。而王小波没有奖学金，李银河的奖学金两个人用。王小波开始打了一段工，后来，李银河就不让打了，理由是“我不忍心让那样一个智慧的头脑去干粗杂活”，而《黄金时代》正是在那时构思和写作的。
据李银河的母亲回忆，李银河一回娘家，把包一放，就给王小波打电话：小波，冰箱里有什么，你热着吃，电话遥控安排吃饭。母亲就说她：“你以后买个大饼套在他脖子上，要不你回去他就饿死了！”可见李银河对王小波关怀备至。而她母亲则长期在人民日报搞农村宣传，不大懂文艺。老人家真正认识王小波，是在他去世之后。对王小波的一些作品，有些看不懂，有些看不惯。她说王小波的小说有点“黄”，年轻人就开她玩笑，说：“不黄，正好”；她说有些“怪”。年轻人说：“不怪，主要是你没看懂”。这是以后的事了。
偏偏天妒英才，王小波正当45岁的盛年却猝然撒手人寰。这对一个沉浸在爱的信念中的女子来说，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1997年4月26日，遗体告别仪式后，人们扶过李银河，让她再看一眼心中的至爱。伏在王小波身上，李银河却颤抖着只会说出几句简单的话：“小波，你怎么不说话？怎么不说话？”泪水夺眶而出，滴在小波的脸上，那泪珠儿却不滚动，因为死者脸上涂了化装的油彩，全然不似活着时候的皮肤了。
但她说，“从《绿毛水怪》开始，他拥有了我，我拥有了他。在他一生最重要的时间，他的爱都只给了我一个人。我这一生仅仅因为得到了他的爱就足够了。……我不需要别的东西了”。
写过
王小波一生致力于小说创作。主要作品包括《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等，其中《黄金时代》、《未来时代》先后荣获台湾《联合报》系第13届、第16届中篇小说大奖。他后来在谈到青年人的志向问题时，用他特有的幽默说，“干什么都可以，但最好不要写小说，这是和我抢饭碗。当然，假如你执意要写，我也没理由反对”。
九十年代以来，王小波开辟了杂文随笔写作的新领域。这些文字从社会文化批判到伦理道德论争，从写作艺术到文学评论，从日常住行到大众传媒……无不倾注着他一颗思虑深沉、幽默独特的心。
他反对愚昧，提倡启蒙。他说，在古希腊，人最大的罪恶是在战争中砍倒橄榄树。在现代，知识分子最大的罪恶是建造关押自己的思想监狱。砍倒橄榄树是灭绝大地的丰饶，营造意识形态则是灭绝思想的丰饶。并且他觉得“后一种罪过更大”，因为“没了橄榄油，顶多不吃色拉；没有思想，人就要死了”。所以，他不遗余力地讽刺传统知识分子，说他们有两件事做，一是创造精神财富，二是不让别人创造精神财富。
他认为在一切领域里，思索真理是最快乐的事，假设历史上曾有一位大智者，一下发现了一切新奇、一切有趣、发现了终极真理，根绝了一切发现的可能性，那么他就“情愿到该智者以前的年代去生活”。他鼓励知识分子成为“思维的精英”，而不必成为“道德精英”。他用一个很有趣的类比讽刺那些屁事也不干，专门喜欢给别人干出来的事打分的人。他说，在人类的一切智能活动里，没有比做价值判断更简单的事了。假如你是只公兔子，就有做出价值判断的能力——大灰狼坏，母兔子好；然而兔子就不知道九九表。
他鼓吹自由，反对任何形式的专制。有一个很有名的笑话，说他在北方某城市里见到了一群耍猴的人，锣鼓过后，说了一段开场白：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大家的精神需求，现在给大家耍场猴。他说，他不喜欢猴戏，可一走开，就背上了破坏社会主义文化的罪名，但一场烂猴戏也强要人喜欢，太过分了。
在他在世的年月里，一些人攻击“格调低下”，提倡“伟大、高雅”正欢。可他说，假设某君思想高尚，我是十分敬佩的；可是如果你因此想把我的脑子挖出来扔掉，换上他的，我决不肯。……更何况那些高尚和低下完全是他们自己的立场来度量的，假如我全盘接受，无异于请那些善良的思想母鸡到我脑子里下蛋，而我总不肯相信，自己的脖子上方，原来是长了一座鸡窝。因此，他甚至得罪了一些提倡“重建精神结构”的人。他在一篇杂文里，讽刺他们说，“重建精神结构”是好事，可别建出个大笼子把大家关进去，再造出些大棍子，把大家揍一顿。基于这种自由主义的立场，他喜欢孔子，说是个“挺可爱的老天真”；至于孟子，他不喜欢那种凶巴巴恶狠狠的劲儿，他说“如果生在春秋，见了面也不和他握手”。这种“泛自由”的理论甚至波及动物。有一次，他的一位伙伴见大公鸡踩蛋，就拣起石头狂追不已，他问这是干嘛？人家回答，鸡在耍流氓。当然鸡不搞登记结婚，全是婚外强暴，而且是光天化日之下。但他还是劝说他的伙伴：它的行为虽然有伤风化，但并不会损害我们。所以，由它去吧。 ……
总之，这个人的一生是丰富多彩的一生，在他有限的四十五年里，他像司汤达一样“活过、爱过、写过”，这就够了。此外所有的精力，让我们留下来读他的作品，然后像他那样为保卫自由而努力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