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卢梭在其早期的政治思想著作中论述的政治社会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阐发地阶级社会的理论有着一定的联系。本文从两者的形成、发展及其斗争等三个方面对比了卢梭关于政治社会的理论，并将其与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社会理论作以比较，以期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社会理论的某些来源加以认识。

作为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激进民主主义的代表，卢梭在其早期著作中对政治社会的形成、发展及政治社会中的斗争做出了独具特色的探讨，形成了其政治社会的理论，代表了启蒙时代激进民主派的最高成就。彼得·哥尔达美尔指出：“卢梭的这些成就……的确只是后来才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成就所超过。”[1]卢梭的政治社会理论和《共产党宣言》中有关阶级社会的理论分别构造了民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两种理论体系的核心，它们之间必然存在着某些历史性的联系。

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中提及卢梭同《共产党宣言》关系的研究较少，马克思主义思想来源的研究中，西方理论界存在着“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流派和“新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论，走了两个极端。因此，对于这两者之间的联系至今仍缺乏令人满意的研究。本文欲从卢梭的政治社会理论出发，探求其同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同《共产党宣言》中的阶级社会理论的历史性联系。

一

在人类不平等发展的过程中，卢梭非常重视政治社会的建立。卢梭所称的“政治社会”有着特定的含义，同《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阶级社会有着某些历史性的联系。审视这两种组织的形成，我们会发现其中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两个侧面。

通读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我们不难发现，卢梭在行文中用到了“政治社会”和“社会”两个概念，其“政治社会”的建立又同“社会”的出现有着紧密的联系。卢梭的“社会”概念在行文中显得模糊不清，然而，卢梭意识到了这样一种特殊意义上的“社会”，它含于普遍意义上的社会之中。这个“社会”源于私有制；源于需要；源于对抗。[2]在卢梭对“社会”形成的描述中，我们看到，卢梭的“社会”是这样一些群体，其中的分子具有相似的利益。在这里，卢梭明确地用政治上的对抗来区分这些“社会”。

卢梭指出：“我们很容易看出，一个社会的建立如何使其他一切社会的建立成为必要……”[3]卢梭这里的“社会”和“其它一切社会”的说法，其意指社会中的某些群体，也就是社会的分层。在莱昂编的《卢梭著作集》第一卷第122页中的一段论述也证实了这一点。他指出，第一个社会成立以后，继之而来的，必然是其他一切社会的形成，人们必须或者加入已组成的社会，或者联合起来另行组织社会来和它对抗。

稍加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卢梭所指的第一个社会的建立即是指统治阶级的形成，它以“富人”这一群体为基础。这种“社会”的形成使“其他一切社会的形成”成为必要，“通过联合起来另行组织”的“社会”同第一种“社会”是对抗的。很明确，这一“社会”即是被统治阶级，也就是卢梭所谓的“穷人”。对于“穷人”、“富人”的区分又从某种程度上表明，卢梭的“社会”观念已经包含了经济意义。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4]

显然，卢梭笔下的“穷人”、“富人”就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等级”、“阶梯”。马克思、恩格斯笔下的“等级”和“阶梯”观念，是对卢梭所指的“社会”进行了理论化的概括，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则是对此所做的最具说服力和系统性的表达。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开篇即指出：“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5]这里指出的“阶级”，即是“由于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而形成的集团，其实质是经济地位上的不平等。因此，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清晰地包含了经济不平等的概念，这正是对于卢梭所谓的“社会”的一种深层透视。

在前政治社会中，私有财产的权利远未确立。在这种情况下，卢梭认定“最强者或最贫者把他们的力量或他们的需要视为一种对他人财产上的权利。”[6] 这种想法必然会带来一种可怕的混乱。

对国家的起源，卢梭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设想：“富人”造出一些“动听的理由”对“穷人”进行劝说：

“咱们联合起来吧，好保障弱者不受压迫，约束有野心的人，保证每个人都能占有属于他自己的东西……要把我们的力量集结成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力，这权力根据明智的法律来治理我们，……使我们生活在永久的和睦之中。”[7]

卢梭的设想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管它显得多么幼稚，它还是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一个问题：原始平等被打破而产生的混乱把政治社会的建立提上了日程。

社会和法律首先出现了，却反而使不平等根深蒂固了。社会和法律“给弱者以新的桎梏，给富者以新的力量；它们永远消灭了天赋的自由，使自由再也不能恢复；它们把保障私有财产和承认不平等的法律永远确定下来，把巧取豪夺变成不可取消的权利；从此以后，便为少数野心家的利益，驱使整个人类忍受劳苦、奴役和贫困。”[8]

我们看到，卢梭已经意识到法律保障私有财产，承认不平等，其实质是为“少数野心家的利益”，也就是少数“富人”的意志。卢梭对于法律本质的理解同《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对法律本质的认识有着某种程度上的一致。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明确地指出：“……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的这个阶级的意志……”[9]

在政治社会和法律的强大压力下，人们再也不能找到一个角落来摆脱脖子上的枷锁，再也寻不到一块乐土能避开无休止的剥削。卢梭看到，社会和法律“与其说是对他有害的人发明的，不如说是对他有利的人所发明的，这才是比较合理的。”[10]卢梭终于揭开了一层厚重的面纱：政治制度源于富人的需要，富人需要一种制度，从而对他们有利。我们很容易从卢梭那里得出结论：政治国家不过是一个工具，用来保护私有财产，而法律则是政治国家最重要的“成就”。这在卢梭那里显然还表现为一种朦胧的认识，而在《共产党宣言》中则变得清晰而又明确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现代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11]

二

那么，源于“富人”需要的政治国家又是如何为“穷人”所接受的呢?人又是为了什么前去迎接他们的枷锁呢?

卢梭并不认为人们有一种忍受奴役的天然倾向。然而，政治社会中的人却甘受奴役，连“文明的”欧洲人也乐此不疲。这引起了他的思索，然而又很快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

“人民之所以要有首领，乃是为了保卫自己的自由，而不是为了使自己受奴役，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同时也是全部政治法的基本准则。”[12]

由此，卢梭得出结论，“如果不使一个人陷于不能脱离另一个人而生活的状态，便不可能奴役这个人。”[13]这一认识的意义是深远的，马克思、恩格斯对其加以革命性的改造，为无产阶级寻求自身解放找到了理论基础。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为了有可能压迫一个阶级，就必须保证这个阶级至少有能够维持它的奴隶般的生存的条件。”[14]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和需要使奴役成为事实，在这种需要的驱使下，不平等得以历史性地存续。马克思、恩格斯还进一步指出了这一存续的量变过程：“农奴曾经在农奴制度下挣扎到公社社员的地位，小资产者曾经在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下挣扎到资产者的地位。”[15] 在压迫阶级的“保护”下，被压迫阶级的“挣扎”同时也是一种细致而又不容忽略的过程，它使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的斗争更丰富了，其理论也更完善了。

既然人们甘愿忍受奴役和不平等，那么，为什么这种不平等被打破了呢？

卢梭将其原因归结为社会契约的解除。他指出，“契约不是不可能取消的”。他写道：“因为，如果没有更高的权力来保证缔约者的信守不渝，来强使他们履行相互间的允诺，缔约双方仍然是他们自己的讼争的唯一裁判者，那么，两造中的一造一旦发现对方违背了契约的条款或者那些条款对他不再适合的时候，他就随时有抛弃契约的权利。”[16]

显然，在写作《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时，卢梭的契约理论并未成熟。然而，他已经看到契约理论存在缺陷，因为“缔约双方仍然是他们自己的讼争的唯一裁判者”。这是契约理论永远无法解决的，一旦人们产生了解除契约的需要，便会形成比前政治社会平等被打破所造成的混乱更为糟糕的情形：“根本法一被破坏，官员们就丧失了他们的合法地位，人民就没有再服从他们的义务。”[17]卢梭已经意识到“抛弃契约”深层次的意味，做为一个民主主义者，他似乎有些惶恐。他断言“危险的权利，必然会引起可怕的纷争和混乱。”[18]这时的卢梭似乎是预见了法国大革命血流殷地的场面，然而他并不理解阶级斗争的残酷性和必然性，甚至想到要用“神意的参与”、“宗教”来节省“人类的血”。

卢梭并没有为人类找到一条消除不平等的办法，第戎学院也没有给他应得的桂冠。其实，卢梭很容易就能引伸出一个真正革命性的结论。Ａ不能用暴力来奴役Ｂ，所以Ａ只能使Ｂ处于不能缺少Ａ的状态来奴役Ｂ。这一点是卢梭在其《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的基本论点，恩格斯将它加以准确的归纳，并在《反杜林论》一书中驳斥了杜林的暴力论。[19]一旦Ａ不能维持这种状态，或是Ｂ不需要这种状态，那么必然会使这种奴役关系趋于瓦解。这成为一个原理，这一原理的力量是惊人的，它不但可以用来为资产阶级革命进行辩护，而且也直接被无产阶级改造，用来做为革命的旗帜。卢梭只注意到奴役存在的事实及其真象，并没有得到更革命的结论，它甚至无可奈何地求助于“神意的参与”和“宗教”，这种唯心主义的情绪最终使卢梭只能止于这一伟大理论的门槛之前。即使这样，马克思、恩格斯还是热情地肯定了他的作用，称赞他“给无产阶级带来了大量的教育因素。”[20]

在《共产党宣言》这部作为全世界共产党人革命纲领的伟大著作中，马克思讲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时指出：

“资产阶级再也不能做社会的统治阶级了，再不能把自己阶级的生存条件当做支配一切的规律强加于社会了。资产阶级不能统治下去了，因为它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因为它不得不让自己的奴隶落到不能养活它反而要它来养活的地步。社会再不能在它统治下生活下去了，就是说，它的存在不再同社会相容了。”[21]

我们看到，这实际上是对卢梭理论的进一步发展。然而，正是这一革命性的发展，不但揭示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奴隶关系形成的原因，而且论证了这一关系的历史发展趋势。工人阶级不再需要资产阶级而且能够离开资产阶级，这样的结果就是对不平等的否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再也不能共处下去了，无产阶级必须、也能够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这一理论构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核心，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前提。

三

尽管卢梭止于人类寻求解放、反抗压迫的伟大理论的门槛之前，他还是热情地肯定了人民的选择。在其日内瓦手稿本里，卢梭指出，当人民不得不服从时，他们服从了，他们做得对，一旦人民能摆脱身上的枷锁时，他们摆脱了它，他们做得更对。

那么，又是什么使人民做出这样的选择呢？在这一问题上，卢梭表现出了比其同时代的思想家更高的革命热情。卢梭指出，政治状态是不完善的，这种不完善从它形成的那一天就不可避免，因为政治社会、法律的建立从根本上就是为了巩固一种不平等。事实也正如此，政治社会的出现使“不平等变得根深蒂固而成为合法的了”[22]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用了大量的篇幅对人类政治社会的建立和发展进行了描述，指出：“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都是建立在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对立之上的。”[23]由此可见，两者对政治社会性质的认识是有着一致性的，这为两者对待政治斗争的态度奠定了基调。

在卢梭对政治社会的这种不完善所表现的态度上，我们更能看出卢梭思想的革命性。他指出：“时间虽能使人发现它的缺点而提出一些挽救的方法，但却永远不能补救组织本身的缺陷。”[24]人类社会由奴隶社会发展到封建社会甚至直到资本主义社会，压迫与被压迫的对立始终是各种社会类型的基础。卢梭并没有满足于人们只是在私有制基础上所做的修修补补，他甚至提出：“其实，他们应该象来喀古士在斯巴达所作的那样，首先扫清地面并抛弃一切陈旧的材料，以便新建造一座美好的大厦。”[25]如果说卢梭仅就某一社会形态的变革提出以上言论，我们还能理解的话，卢梭就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提出以上“建议”，就不能不令我们吃惊了。卢梭在这里借用了来喀古士在斯巴达的作法，表明了自己彻底清除旧的私有制的态度。然而，我们并不能据此认为卢梭心目中的“他们”、“人们”指的不是“人民”而是“贤明的立法者”。[26]退一步，单就卢梭对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各类社会形态的态度来讲，“清扫地面，并抛弃一切陈旧的材料”的鲜明立场也足可以被称为一个名符其实的革命宣言。

在《共产党宣言》中，我们会看到一种更为鲜明、更为直接、同时也是更为科学的态度。为了争取自身的解放，无产阶级的斗争应该是彻底而又深入的。马克思、恩格斯抛弃了一切唯心主义观念，找到了推翻资产阶级的这场革命中真正的领导者——无产阶级，他们把革命的矛头指向政治社会的基础——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者只有消灭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消灭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27]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地指出了无产阶级为着自身的解放所要做的就是要“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28]在斗争的组织形式上，卢梭设想了政治社会建立之前的情况。在政治社会建立之前，形成了“布满了整个地面”的“社会”。从这些“社会”的形成过程我们看到，卢梭认为在政治社会中最重要的斗争方式就是“联合”。卢梭进一步指出：“为了对抗联合起来的力量，其他的人们如何也必须联合起来”。[29]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工人阶级的联合更是极为重视，并且指出了工人阶级联合的必然性。他们指出：“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联合而达到的革命团结代替了他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30]马克思、恩格斯看到了工人阶级的联合是工业进步的必然结果，它使工人阶级成为一个更加团结的阶级，联合起来的斗争方式也成为推翻资产阶级最有效的组织形式。在《共产党宣言》的结尾，马克思、恩格斯更是豪情万丈。他们憧憬着无产阶级的大联合，向着全世界发出了激励各国无产者战斗了整整一个半多世纪的呼吁：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31]

对于政治社会的理论，卢梭给予了高度的重视。质朴的思考和逻辑严密的论证使他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之间具备了某种程度的联系，这种联系是历史形成的。卢梭以另一种语言从另一个角度为我们讲述了“社会”的出现、政治社会和法律的性质、政治社会的发展，表明了自己对待政治社会中斗争的态度，甚至给出了斗争的组织形式。从某种程度来说，我们在卢梭那里，“不仅已经看到和马克思《资本论》中所遵循的完全相同的思想进程，而且还在他的叙述中可以看到马克思所使用的整整一系列辩证的说法。”[32]

遗憾的是，敏锐的洞察力和惊人的想象力无法更进一步冲破时代的牢笼，时代的局限性使卢梭不可能领略到历史发展的全貌。对于政治社会这样一个如此沉重的理论负载，卢梭的论证显得既单薄又模糊。诚如恩格斯所言：“…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十八世纪的伟大思想家们，也和他们的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所给予他们的限制。”[33]卢梭凭观察、思考进行的猜测和论述使其政治社会的理停留在感性阶段，而马克思则以科学的精神在革命的实践中把阶级社会的理论上升到理性的高度，从而对以往形形色色的政治社会理论形成了本质的飞越。在那些卢梭自信是“已经被人类遗忘了和迷失了”的曲径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找到了一条通往全人类解放的道路。

注释：

[1] 德，彼得·哥尔达美尔，《介绍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转引自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李常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89页。

[2] 前引，《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127-128 页

[3] 前引，《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129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4页。

[5] 前引，《共产党宣言》，第23页。

[6] 前引，《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126页。

[7] 前引，《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128页。

[8] 前引，《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129页。

[9] 前引，《共产党宣言》，第44页。

[10] 前引，《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131页。

[11] 前引，《共产党宣言》，第28页。

[12] 前引，《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132页。

[13] 前引，《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108页。

[14] 前引，《共产党宣言》，第35页。

[15] 前引，《共产党宣言》，第35页。

[16] 前引，《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第139页。

[17] 前引，《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139页。

[18] 前引，《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139页。

[19]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8页。

[20] 前引，《共产党宣言》，第34页。1888年英文版中是：启蒙和进步的新因素。－－原译者注

[21] 前引，《共产党宣言》，第36页。

[22] 前引，《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149页。

[23] 前引，《共产党宣言》，第35页。

[24] 前引，《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131页。

[25] 前引，《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131页。

[26] 李常山在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译文的注解中认为卢梭“不是要求人民而是要求一个贤明的立法者来清扫旧世界。”笔者不认为如此。

[27] 前引，《共产党宣言》，第35页。

[28] 前引，《共产党宣言》，第35页。

[29] 前引，《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129页。

[30] 前引，《共产党宣言》，第36页。

[31] 前引，《共产党宣言》，第58页。

[32]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80页。

[33]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