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21日下午，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直面大转型时代》新书见面会在西安荟客馆·万邦书店举行。对吴敬琏进行独家专访。发布会上吴敬琏对若干问题进行了观点阐述。
以下是吴老讲话内容：
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
很高兴能够跟我们西安的朋友们见面，并讲讲我们这本新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直面大转型时代》，更准确的说是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大转型时代的中间的一个新阶段。按照正式的说法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说我们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其实已经进入了一个转型的时代。但是这个转型经过了好多个阶段，比如说在80年代大部分还是在一个摸索的过程，又叫做“摸着石头过河的时候”。到了90年代经过了80年代的曲折，就有了更新的一个顶层设计，当时的改革说法叫目标模式。
十四次代表大会就把改革的目标模式定下来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时候90年代的改革就是一次大革新。90年代的转型得到的成果就是在20世纪末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为建立了这样的体制，所以中国经济能够在90年代以后就起飞了，以至于到了21世纪初期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回过头来看20世纪建立起来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还带有很多的旧的体制的题材，根据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我们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的特点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的作用。但实际上我们在20世纪建立起来的这个体制，市场的基础作用是发挥得更多了。然而旧体制中的遗产——主要表现在政府在资源配置，还是起着相当大的作用。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着比较大的作用抑制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它就造成了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最主要的两个问题是：第一个问题是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这种资源体制来推经济发展的方式，迟迟的不能够转型。虽然1995年制定的第九个五年计划就要求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的、靠投资拉动的转向靠效率提高的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但是一直转不过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各地政府在资源配置中拥有太大的权力，造成了腐败的体制基础。
面对这种情况，经济社会矛盾的激化就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思路是推进改革，推进市场化发展改革使市场经济更加完善、更加成熟；另外一种思路是要强化政府的作用，强化政府对于整个社会的管控，强化政府对于资源配置的权力。但有一段时间似乎后一种意见渐渐占了上风，而这种做法的结果是使得我们刚才讲到的两个问题愈演愈烈。一个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中作用越大，它就越是想要用投资来促进与拉动增长，结果这个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所造成的这种微观问题和宏观问题都变得越来越严重。从微观上来看，现在我们的空气质量、水的质量、土地污染情况造成了对生活基本条件的威胁。从宏观来说靠这样一种增长方式一定会造成货币的超发和债务的积累，所以使得我们这个宏观经济也出现了一些危险。另外一方面政府的功能越强，腐败的制度基础就会变得越来越大，腐败也变得越来越严重，以至于侵入了我们党政机构的机体。因为权力有加，就变成买官、卖官盛行。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样下去不行，在这个问题上要走出新的阶段。
十八次代表大会做出了选择和决断。十八次代表大会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于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做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决断。按照“十八大”的提议说，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做解释时候说这个核心问题的实质，在于在资源配置中到底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决断、做出的回答是一定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这样我们的改革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就进入了一个新的大转型的阶段，所以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直面大转型时代》。
这本书所收集的是我从2007年到最近的文章，这个文章分成五个部分，前面四个部分就是围绕着这个直面发展新时代所讲的。第一、第二个部分是把当前这个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放在整个中国改革的全过程去观察，也就是说描述了我们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所进行的改革，一直到20世纪末期建立起来这个体制，这个体制对于推动中国经济崛起所起的作用，以至于它所存在的这些。那么第三个部分就叫做呼吁重启改革，也就是说在中国何处去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尖锐的情况之下，我们的出路，我认为唯一的出路就是重启改革。重启市场化的经济改革，重启法制化、民主化的政权，这是唯一的出路，这是第三篇的主要文章所提出阐述的问题。那么”十八大”以后，在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上做出了一个肯定的回答以后，第四个部分就是讲怎么重启。在“十八大”以前我曾经说过大的改革、系统化的改革大概有三个步骤：第一是确定目标，第二就是要设计整体的改革方案，第三是执行这个整体设计。“十八大”以后显然第一个问题解决了，所以”十八大”以后我们着力的就是讨论怎么样来设计，怎么来设计这个方案呢？我提出的意见首先是这个问题导向，通过我们面临的主要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一个一个去找寻它的制度基础，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问题，它的制度上的原因是什么，然后由此得出我们应该进行怎样的改革。第二步在总的改革单子里面进行梳理，形成一个总的改革设计。第三条就是在这个总体设计里边分成阶段，每一个阶段选取少数重要的关联性最强的形成一个改革方案，在每一个阶段按照这个计划推行。到了十八届三中全会这个决定出来以后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个总体方案已经设计出来了，所以第四部分的后面的文章就是贯彻执行，怎么来贯彻执行十八届三中全会这个方案。当时十八届三中全会开过不久，所以最后一些文章是做了一些初步的估计，就是说它会遇到意识形态上的障碍，会遇到既得利益的反抗，会需要解决一些因为旧体制长期积累起来的实际的经济问题。这些当然经过半年多的实践，我们有很多很具体的一些新的想法，但是这个总的看起来半年多这个进程跟原来的预想很接近，我们现在要把面临的这些问题一一的解决。这本书对于我们来考虑怎么来贯彻执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来推进我们这个大转型还是有一定的意见，当然这些意见只是我个人的一些在改革过程中的想法，也不一定恰当，不一定都很准确，但是可以把它提出来跟关心中国的前途的人们来共同讨论，可能有利于我们这个事业的成功。
跟它相关的还有三本书，一本书是我在《直面大转型时代》以前的一个论文，21世纪初的一个论文集，叫《呼唤法制的市场经济》，里边比较多的讲述了怎么扼制腐败，怎么来建立法制。这是我刚才说的第一个方面要面临的问题。第二方面是《中国增长模式抉择》。这本书今年出了一个新版。制定十一五的时候有一场大讨论，关于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增长模式，这本书是一个总结。在21世纪2007年以来对于中国改革的设想和“十八大”当中以来对怎么执行党中央的决议，贡献给大家，请大家批评。
不要企图用很短的时间把整个房价打下去
房价是有些人怕它跌，有些人希望它跌。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只能从理论上分析，至于到底认为它会跌还是会涨其实不在经济学家的涉及范畴，而是房地产开发商的事情，经济学家能够告诉你的是一个理论上的分析框架。房地产价格跟别的商品的价格其实是一样的，总水平是由供求决定。这些年来房地产的价格一直猛涨，原因就是供求关系导致。
什么叫供求关系？供求两者之间，供给的变化不会太急，但是需求是可以变化的很快。需求是购买力的需求，购买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央行发行人民币多少决定，它决定了总需求。在我看来，我们现在房价高起来的原因就是因为货币发多了。
21世纪以来中国的货币流通量增加的太快，钱太多，流动性太大，所以货币现象导致价格高涨。如果说房地产这种商品它跟一般的商品、一般的消费品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它的区别就是有两种评价，一个是使用价值，用来住，一个是投资价值是用来投资。钱多的人较多去投资房地产，所以投资买房的人把房价炒高了。于是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普通老百姓住不起房子。
政府有义务保障每一个公民都有房子住。那根本的解决方法就是紧缩货币供应。现在我们虽然已经实行了五年稳健的货币政策，其实直到现在我们的货币政策仍然是扩张型的，就是说它发出的钞票比实际的需求要多。这个道理在于，货币发多了以后不能急剧紧缩，因为急剧紧缩会引起整个经济的崩盘，所以它要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就是说慢慢收，不可能一下子解决。所以企图用很短的时间把整个房价打下去，在经济学的理论上来说是不现实的。
现实的问题需要解决。政府一定要保证没有人睡在马路上，那该怎么办？其实发展中国家都在用的办法就是所谓的廉租房。廉租房从新加坡的组屋，一直到最普通的办法——发住房券，来解决人们住的问题。所以说今年房价会跌还是不会跌？我估计如果继续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那么这个泡沫的萎缩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不能保证一定会继续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那会不会又来一次刺激呢？前年、去年都进行过刺激，它的效果一次比一次递减，那有没有能力刺激一下让它回升？这是有可能的。
但是我不认为维持稳健的货币政策是一个最稳妥的决策，因为现在房地产市场中附带的隐性因素太高，这是悬在中国经济头上的一把剑。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改变投资拉动增长格局 必须提高技术创新贡献率
一件事是：CPI值不要太高，这是政府的责任。宏观经济政策管的是货币总量，管货币总量的原因，就是要让CPI不至于大幅度波动。通货膨胀对于不同的社会阶层损害程度不一样，对于工薪阶层的损害最大。所以政府一定要用宏观经济政策来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就是物价总水平的稳定，也就是政府发出钞票币值的稳定。不能先讲CPI迅速提高，物价飞涨，然后要企业来不断增长工资，企业会受不了。所以第一件事是老百姓要赞成政府保持物价稳定，不能乱发票子。
第二件事就是我们现在的工资占国民收入中总量中的比重。这些年来比重不断降低，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即使物价不涨，如果工资占国民收入的总量中的比重不断下降也是很大问。，怎么才能够让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逐步提高？我们应该做的是，第一，初次分配。为什么在初次分配中，劳动者的收入占总量比重是不断降低的呢？根本问题在生产，在生产中就是我们要讲的增长模式，增长方式上我们靠投资，投资在GDP中的比重越来越高，在资本的所有者占收入中的比重就越来越高。那么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在初次分配中要提高劳动者的收入，也就是说要在生产中提高效率所占比例，效率的承担者是谁？就是有知识、有技术的劳动者。那么说到底，就是要转变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不能靠投资来拉动增长，靠投资来拉动增长在GDP中的比重变得越高，资本所有者的收入比重也会越来越高，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我们可以对照一下马克思在世的时候西方国家也有这个问题，就是劳动者的收入越来越低，叫劳动贫困化。到了20世纪情况变了，为什么情况变了？是因为在这个增长中技术创新的贡献越来越高，效率提高的贡献越来越大，效率提高技术创新靠有技术、有知识的劳动者，到了20世纪中期以后，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老百姓中白领的人数超过了蓝领人数，这样一来就形成了新的中产阶级，让劳动者的收入在国民收入比重中提高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西方的问题不是消费不足，而是消费过度。这就到了另外一个问题，这一点我们重视的不够，老是想用政府的二次分配解决。如果一次分配得到改善，加上二次分配，这个问题才会比较好解决。二次分配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是社会保障问题，另外就是用税收办法，从富人那多拿一些出来增长劳动者的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