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何以武备不振
英国史学家汤因比似曾说过：“宋朝是最适应人类生活的朝代，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生活在中国的宋朝。” 若能穿越的话，恐怕会有不少当代人愿意回到宋朝生活。为什么呢？因为宋朝是一个经济、文化、教育空前繁荣，堪称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据专家测算，宋朝GDP在当时位居世界第一，约占世界总量的22%-60%；就下限22%而言，也比当今的美国牛B。宋朝政治较为清明，历任皇帝大多厚道而不残暴，能够遵从太祖“不杀大臣”的遗训。宋朝文化教育发达，文化人颇受尊重，没有文字狱，虽然出现过“乌台诗案”，但苏轼还是有惊无险保住性命。宋朝社会也算开放自由，尽管理学家倡导“存天理、灭人欲”，但文人士大夫还是喜爱出入风花雪月场所，而且不必担心被“扫黄”或请去喝茶。更令人放心的是，宋朝绝没有地沟油、毒食品和假冒伪劣，坑蒙拐骗也较为少见。
但是，宋朝也有宋朝的缺陷。且不说它存在《水浒传》所描述的腐败黑暗，仅仅从北宋亡于金、南宋亡于元来看，就知道这是一个差强人意的“黄金时代”。整个宋代，边境先后出现过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游牧民族政权；宋朝与之对峙，基本上处于劣势，往往负多胜少，被动挨打，饱受屈辱。既然GDP位居世界第一，综合国力自然强于周边国家，那么大宋何以屡屡挨打，先是丢失半壁江山，后来居然整体亡国？答案在于，军事是宋朝一大薄弱环节，武备不振是导致被异族征服的根本原因。
宋代何以武备不振？笼统地说，也有主客观两方面因素。
从客观上看，首先是种族的先天差异。由于生活习俗、饮食结构不同，导致中原农耕民族不及周边游牧民族强悍；较之文弱的宋人，那些游牧民族更加骁勇，更善于骑射。但是，这个客观原因并不能成为军事薄弱的借口。同样是以中原农耕民族（汉人）为主体的汉唐，在军事上却相当于强盛。西汉时期汉兵的战斗力几乎五倍于胡兵，一战成名的陈汤曾经指出：“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今闻颇得汉巧，犹三而当一。”贞观时期唐朝击溃西域强敌，威镇四方，唐太宗因而被尊为“天可汗”。春秋战国时期，即便尚未成立大一统的国家，中原一诸侯国也能独当一面抵御或战胜游牧部落的入侵；可见，华夏民族并非自古就软弱可欺。
第二个是国土资源局限。在冷兵器时代，骑兵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而战马是必不可少的要件。骑兵所需的战马，只有两个地方出产的最好。一在东北蓟北之野，一在西北河套一带，这两地长山大谷，空旷辽阔，有甘泉，有肥草，能养育优良战马。遗憾的是，宋朝立国之初，上述两地都未纳入中国版图，一块被契丹掌控，一块被西夏占有。缺乏优良战马，一直是困扰大宋武备的难题。此外，由于版图面积局限，使宋朝难以占据一些战略要地并建立牢固的防线。比如，自居庸关至山海关一带都掌控在契丹人手里，让宋朝缺乏天然屏障，给国防建设带来诸多麻烦。宋真宗时与辽订立澶渊之盟，两国讲和以后，宋人不便正式布防，只好鼓励民间种水田，多开渠道，在渠边种植榆杨，以便打仗时作障碍，稍微抵挡敌人的骑兵；可是，辽方不时制止宋人种水田、开沟渠，且常在冬季放出小股军队骚扰，进入宋朝边境乡村烧杀抢掠。
从主观上看，也有多方面原因，但主要是顶层设计问题。“重文抑武”（或重文轻武）是宋代的基本国策，并以此进行顶层设计与制度安排。这一点，也是事出有因。中晚唐时期，地方节度使往往拥兵自重，不受中央节制，以致出现军阀割据、战乱不休的局面；唐朝灭亡以后，中国进入五代十国时期，中央政权和地方王国都落入军阀手里，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大小军阀相互征伐，政权频繁更迭。宋太祖赵匡胤行武出身，周世宗时担任掌管禁军殿前都检点，960年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取代后周而称帝。为了避免重蹈唐末五代的覆辙，宋太祖选择“重文抑武”的方略，并做出一系列制度安排，加强中央集权，防止武将拥兵自重甚至黄袍加身。
建隆二年三月，宋太祖削去都点检这个重要的禁军职位。同年七月，宋太祖通过一次酒宴解除高级将领的兵权（杯酒释兵权），将禁军领导机构改为殿前司和侍卫司，分别由殿前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和马军都指挥使（三帅）统领。但是，三帅没有发兵之权。宋初设立枢密院掌管国家军务，与中书门下并称二府。枢密院直接对皇帝负责，包括宰相在内的官员也不得过问。枢密院虽能调动军队，但不能直接统军，造成统兵权与调兵权相分离。同时，为了防止出现军阀势力，朝廷经常更换统兵将领，从而导致“兵不知将，将不识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军队的战斗力。战时武将领兵出征，朝廷要指派文官督战、太监监军，改变作战计划必须经过皇帝同意，这样“外行领导内行”，不利于发挥军事将领的能动性，对战局带来诸多的负面影响。
实践证明，对武将的过度防范与抑制，不利于强军与作战。狄青是北宋罕见的名将，宋仁宗欲拜他为枢密使，朝野舆论哗然，宰相庞籍等人援引本朝祖宗先例而竭力反对。尽管仁宗破例任用狄青为枢密使，但迫于朝野对狄青的顾虑与猜忌，不久还是解除其枢密使的职务；狄青终究难以承受巨大的舆论压力，翌年暴病身亡。其实，唐朝武将出将入相很寻常，而宋朝对武将过于戒备，表明自身心虚而不自信。后人认为，宋朝对统兵将帅限制太多，“权任轻而法制密”，将不专兵，动相牵掣，“元戎不知其将校之能否，将校不知三军之勇怯，各不相管辖，以谦让自任。”张演评说：“宋朝之待武臣也，厚其禄而薄其礼。”王夫之指出：“宋所忌者，宣力之武臣耳，非偷生邀宠之文士也。”
除了顶层设计之外，宋代兵制也有缺陷。《宋史·兵志》载：“宋之兵制，大概有三：天子之卫兵，以守京师，备征戍，曰禁军；诸州之镇兵，以分给役使，曰厢军；选于户籍或应募，使之团结训练，以为在所防守，则曰乡兵。”无论是禁军、厢军，还是乡兵，宋代都采取招募的办法，又叫募兵制。灾年招募流民和饥民当兵，是宋朝一项传统国策。另外，壮健的罪犯也刺配当兵，特别是充当厢兵；如《水浒传》所记述，林冲、宋江、武松等人犯罪都被发配充军。灾民或罪犯一旦招募入伍，轻易不能离开，直至60岁才退役。
宋代实行募兵制，将灾民和罪犯吸纳到军队中，可谓用心良苦，其初衷也是为了国家长治久安。可以想见，灾民到处流离游荡，没有饭吃，很容易铤而走险，聚众造反闹事；将他们招募到军队，既给他们以生路，又消除了不稳定因素。再说罪犯，他们本来就犯有罪过，国家不能白白地供养他们，把他们刺配到异地充军，算是充分利用少人力资源；即便他们上战场牺牲了，也算是将功赎罪。但是，历史似乎证明，这样的募兵制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兵源良莠不齐、鱼龙混杂，必然导致军队整体素质低下。且不说灾民大都是文盲或半文盲，具有浓厚的游民习气，就是罪犯当中有技能或素质高的，也未必值得信赖。那时候的罪犯不外乎有两种，一种是确实犯过罪的真罪犯，一种是并未犯过罪的假罪犯。真罪犯大都不是良民，他们一般反社会的倾向，充军后能否转变为合适的军人，非常值得怀疑。假罪犯根本就没有犯罪，他们是遭到陷害或司法不公的牺牲品，心里肯定充满屈辱与愤恨，甚至迁怒于官府与朝廷。不分青红皂白将灾民和罪犯吸纳到军中，表明兵源就不优良；即便他们经过训练，可以提高军事技能，但思想素质却未必过硬。
其次，服役年限过长，容易导致军纪涣散，冗员过多，缺乏战斗力。作为一名军人，最好的年华应为20岁到30岁。30岁到60岁这30年，人会渐渐衰老，几乎成了垃圾时间。一般来说，在军伍10来年，就会出现精神疲软；再继续混二三十年，就会混成“兵痞”、“老油条”。这些“老油条”是不管用的，只好不断招收新兵入伍，于是军队规模越来越大。当局也意识到这样的厢军靠不住，所以只好从中挑选身强力壮者充实禁军。禁军队伍也因此逐年膨胀，宋太祖开国时只有20万，太宗时有66万，仁宗时超过120万。军队冗员多了，弄不好会引起内乱。原本倚仗军队维护江山社稷的稳定，最终军队本身倒成了“维稳”的对象，国家不得不拿出大量钱财供养，并根据形势发展，不断提高他们的福利待遇，否则会招致军人不满，闹出“兵变”的事端。供养如此规模庞大而缺乏战斗力的军队，于是便成为大宋难以而又不得不承受的重负。
再次，募兵门槛过低，兵员从事力役，极大降低了军人的社会地位。灾民和罪犯，不是贫贱，就是有问题。让他们充斥军队，不仅贬低了军人的职业地位，而且得不到社会的尊重。试想，流民、饥民和罪犯都可以当兵，社会各界会怎样看待军队呢？或许在民众看来，军队就是大箩筐，破铜烂铁都可装。宋代戍边作战主要由禁军担当，地方厢军不用上阵打仗，只是做些与军事无关的杂活，甚至当苦力使用。今天某个长官家造宅第可以抽调兵员干活，明天哪个权贵修花园也能抽调兵员帮忙。这样，军人不仅不以当兵为荣，而且会感到自卑。与此同时，社会上对军人也不待见；“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这句民间俗语，就是从宋朝开始流传下来的，也是那个时代“重文轻武”的写照。实际上，先秦时期军人（战士）属于贵族阶层，平民或奴隶没有资格当兵，只有贵族中的“士”，才有资格当兵作战；平民和奴隶可以上战场，但不能打仗，只是为“战士”做一些牵马、背东西之类杂活。所以，那时候当兵很光荣；身为战士，既感到自豪，又受到世人尊重，其社会地位如同古希腊战士和欧洲中世纪骑士。
在古代社会，国与国之间主要凭武力说话。宋代的武备不振，导致军事上屡屡失败。面对强悍横蛮的对手，泱泱大国只能委曲求全俯首称臣，不得不向人家进贡黄金白银。靖康年间，金兵大举南侵，攻陷大宋京城，俘获徽、钦二帝，宣告北宋灭亡。金兵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金银财宝掳掠一空，平民百姓惨遭涂炭，金兵“杀人如刈麻，臭闻数百里”，罪行滔天，令人发指。若干年后，蒙古铁骑践踏南宋，随着崖山之战结束，宋军全军覆没，宋朝全然终结。
“崖山之后无中国”。为什么这么说？我不想回答，“你懂的”。毫无疑义，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从秦汉到唐宋经历了许多朝代，尽管南北朝时期，北方掌握在异族手里，至少汉人还有半壁江山，中国依然存在。可是，南宋灭亡之后，中国不再是中国，汉人已然是低等的贱民，只能接受管制和奴役，就连新婚的初夜权也没有。当文明被野蛮征服的时候，绝对是文明的灾难与悲剧。因为野蛮的征服者，并不能带来先进的政治文化，也不能带来先进的科学技术，更不能推动文明与进步，只能带来赤裸裸的丛林法则与专横统治。
大中国竟全然亡国于自己的子孙手中，宋太祖如若地下有知，不知有何感想。不消说，宋太祖当初采取“重文抑武”的国策肯定包含私心，无非是防范武将坐大，以免外人篡夺自家的天下。然而世事难测，他怎会料到自己突然暴亡皇位落入弟弟手里？怎会料到北宋亡于异族而非异姓？怎会料到南宋皇位回归自己孙子却又亡于异族？！客观地说，“重文轻武”的顶层设计及相关制度安排，使宋代较好地避免了藩镇割据、军阀混战的“内忧”，并且促进了文化教育的繁荣，但也导致军事力量的疲软，无法解除来自异族入侵与凌辱的“外患”。
文治武功，是古代国家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石。二者不可偏颇，只有并驾齐驱，才能保障国家长治久安。宋太祖倡导“重文轻武”，终究顾此失彼，着实发人深省。不过，宋太祖也有他的苦衷，毕竟古代军人缺乏忠于国家与人民的品质，“耗子腰里别了一把枪，就会起打猫的心思”。鉴于晚唐五代频繁出现“耗子”打“猫”事件，宋太祖不得不引以为戒，不得不严加防范。只可惜矫枉过正，导致宋朝武备不振，一个经济文化高度繁荣的大国却饱受野蛮邻居欺凌。
不过，家天下时代，任何王朝都不能摆脱衰亡的宿命。中外历史证明，一个国家只有实现家天下到公天下转型，并真正推行民主宪政，才能保持长久繁荣与安定；唯其如此，才不至于被野蛮的外敌征服，才不至于自我腐烂沉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