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必须首先定义“简单思维”，否则根本无法谈论复杂思维。可是为了洞察简单思维，我在2009年发表了一篇冗长的文章，标题是“哈耶克《感觉的秩序》导读”（《社会科学战线》）。虽然，至今国内也没有人来翻译哈耶克的这部艰涩作品。读者不妨在网上检索阅读我那篇“导读”，于是很容易理解我这篇文章的开篇。
我们脑内的神经元网络结构，哈耶克在年轻时正确地猜到了，是生物个体对外在环境和内在体验的一套复杂庞大的分类体系。外在的和内在的体验，被哈耶克求学时代的心理学家视为“刺激”，类比于最简单的“刺激-反射”系统。只不过脑对刺激的“反射”早已演化到非常高级的阶段，甚至有了“信仰”（也被宗教心理学家称为“符号行为”）。不论如何，当我们的脑系统接收到一项刺激时，从漫长的演化（几十亿年）经过“物竞天择”繁衍至今的个体生命的脑，形成了一套基本的功能，就是对这项刺激进行分类，将它归入某一类别。有了符号能力的生物体（例如人类），表现出这样一种符号能力：仅仅接收到有限多次的同类刺激就可建立足以为无限多次的这一类刺激分类的“范畴”（概念或观念或理念）。金岳霖先生喜欢将范畴当作动词来使用，因为我们范畴我们的体验，这就直接描述了我们脑的分类活动。
例如，此时此地天上飘过一片云，刚学会说话的孩子看到之后，不晓得是何物。引述维特根斯坦和罗素对相对于“派生概念”而成立的“基本概念”的定义，若这孩子信任的一位成年人恰好在这孩子的注意力集中于这片云的时刻指着这片云告诉这孩子说：这是“云”。这一过程重复若干次，这孩子通常就可自己指着一片云说那是云，而不必再问那是什么。读者或许不能想象这是思维的多么关键的“飞跃”，以致脑科学家和哲学家在最近几十年里试图解释这一飞跃为何似乎仅在人类才可能。大量的实验表明，黑猩猩（最接近人类的灵长类动物）经过几十年训练也难以表现这一从“现象”（有限次的经验）到“概念”（无限次的可能经验）的飞跃。
柏格森是西方思想界的一位著名人物，据史家考证，纽约百老汇大道（英文名称就是“宽阔大道”的意思）建成之后首次有记录的交通阻塞，是因为上世纪初柏格森首次访问纽约，万人空巷争睹名家风采而导致的。柏格森对1920年代中国知识界领袖们（例如梁启超和张东荪）影响深远，他的创造性演化理论，今天译为“创化论”，张东荪译为“突创论”。柏格森有一本小册子，中译本是《材料与记忆》（实在很糟糕的标题）。在这本小册子里，柏格森探讨上述令人困惑的问题：人类为何需要概念？这位公认的天才，经过或许很迅速或许很艰难的思索，提供了这样的回答：人类需要概念是因为概念可以节省大量的体验，于是节省了大量的时间（也就是节省了生命）。基于前述，读者应当很容易就接受柏格森这一回答。当然，否则，每一生命个体都要站在地上看飘过的云，从生到死，也还是不能满足对每一片正在飘过的云的好奇，还要询问那是什么。
有了概念，我们用概念去范畴每一类体验。当我们的脑将一项刺激成功地分类到某一范畴之内时，脑内的“好奇”（与血清素焦虑感和多巴胺幸福感密切相关）就会大大减弱，于是我们的注意力转向其它的新奇事物。毫不夸张地说，大多数科学家相信如此，人类只是因为获得了符号能力（包括语言），在智识方面（需要积累许多体验），才终于超越了一切灵长类和地球上的其它物种。尽管，在任何其它方面（肢体、嗅觉、听觉、视觉、……）人类似乎都不是占优的物种。有迹象表明，人类进入“知识社会”以来，在生活的一切方面都格外地依赖于概念以致逐渐丢失了常识。这一趋势，我称为“知识的官僚化”——知识不再是基于人生感悟的动态过程，而是，仅仅基于书本知识或其它同样抽象的知识的静态过程。
那么，我们怎样范畴？对“逻辑”的心理学研究表明，我们似乎最习惯于将刺激归入“A”或者“非A”。也就是说，我们习惯与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这是因为，我推测，大约一亿年前，我们远祖的哺乳动物脑最初形成分类系统时，它们生存的环境（外在刺激）和它们身体的结构（内在刺激）远比人类简单。我推测，根据叔本华和一位当代脑科学家的推测，这套分类系统的演化史可能追溯到最早的软体动物海星的行为模式。海星在触碰到障碍物时，它的分类很简单：要么这是障碍要么这不是障碍。然后，它的解释神经元（脑科学家称为“中介神经元”），也就是承担了分类功能的神经元，据此发出移动肢体的信号，如果是障碍，肢体就转换探索的方向，如果不是障碍，肢体就跨越。显然，海星可以有更复杂的分类：是障碍，不是障碍，很可能是障碍，很可能不是障碍，以概率0.5不是障碍，……。演化学说的创始人达尔文，据思想史家考证，从我们经济学家斯密这里借用了一项经济学原理：天下没有免费午餐。海星要有更复杂的分类系统，代价可能很高以致不必有。因为，人工智能学家很容易论证，海星可以只有最简单的非黑即白分类系统，但可以很容易地“学习”。例如，试错，假设碰到了障碍物，肢体试着向上移动，每移动一步，中介神经元系统就对新接收的刺激加以分类：是障碍或不是障碍。显然，同一套简单分类系统，足以试错地学习和认识海星的环境。
人类其实也可以如海星那样生活，如果不是因为人类自寻烦恼的话。我的观察，尤其当代中国人——我请读者自己解释这一关键性的事实：美国人是世界公认的“天真”民族，反而比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更复杂。我的观察是，中国人有太多太多的简单思维模式。鲁迅批评中国人不懂逻辑，姑且认为是“情有可原”。我推测，从高华考证的“中央苏区”时期开始，几十年来，我们的文化宣传工作在确立大众的思维模式方面成果卓著。恕我引用这一经典的简单思维模式：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于是，只要你是自由主义你就是左派的对立面，只要你是左派你就是反对自由的。或许我这样描述也复杂了一些。那么，简单一些，记者在街头询问每一个人：你幸福吗？记者想过没有可能得到的回答是什么？我的观察（我确实收看了那几天的中央电视台节目），简单地，记者只希望得到非黑即白的回答：我幸福，或者，我不幸福。可是，在至少一个镜头里，一位被问到这一愚蠢问题的路人说很难简单回答。因为，呵呵，亚里士多德系统地论证过，大多数人不能说幸福也不能说不幸福。
我可以没完没了地举例说明中国人的简单思维到了怎样泛滥而无药可救的程度。网络思维，今天，学术界讨论网络思维模式，是因为二十几年前有一位西方思想家提出“全球脑”或“地球的心智层”这一观念，被互联网的研究者们公认是超前且合理的想象。可是今天在汉语里面，网络思维还有一种含义，就是简单化的思维。因为，网络语言确实非常简单，你是敌人就要被谩骂至死，要么就永远离开你的主页（手机族称为“拉黑”）。
要命的是，中国正经历政治体制变革的前期。此时，中国人最不应有的就是简单思维。如果，对不起，我太复杂，所以难以避免复杂情况的想象。如果我们这些简单思维的中国人在美国生活，反而不必复杂思维。因为，美国早已形成“两党政治”的传统。刻画两党政治的模型，也是我们经济学家的宗师，他是阿罗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的老师，侯太灵（我记得汉译传统里他似乎有一个更雅致的中译名）。此人有一个著名的政治学模型，称为“两个冰激凌店”模型。甲党和乙党，在一条街道上竞争选票，相当于各开一家冰激凌店，竞争消费者的钞票。如果选民或消费者沿着街道均匀分布，那么，竞争的均衡格局是，两家冰激凌店背对背站立在这条街道的中央。
简单思维的中国人，可以适应美国政治，但很难搞好中国转型期政治。因为我们甚至不晓得（需要长期辩论才晓得）中国是否要走政党政治的演化道路。假设我们要求政治的民主化，于是我们必须有更多的政治竞争或政治抗争。可是任何抗争性的政治，怎样防止它激化为革命或政变或社会动乱？欧洲以及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验表明，参与政治抗争的群体及其领袖，他们各自扮演着的政治角色，必须有合适的度。一旦他们的行为越过了合适的度，集体抗争的性质就迅速改变，要么成为社会动乱要么引来民族分裂要么导致内战。
怎样就是合适的度？在转型期社会，我能够想象的政治情境，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复杂的，也就是说，政治角色的扮演者不能运用刚刚定义过的“简单思维”方式来判断自己行为的度。如果有谁怀疑这一点，不妨回顾三十多年改革的历程，哪一阶段的政治表达（著名如那些三中全会决议）是可以用简单思维来阐释的。试问一例，难道“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可以简单地分类吗？它究竟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再问一例，难道“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可以简单地分类吗？它是市场经济抑或不是市场经济？回去想想，你幸福吗？你大可以认为幸福很简单，世界上可能有简单的幸福，但哈佛心理学家吉尔伯特2004年发表的长期研究表明那种幸福并不真实，或许它仅仅是流行歌词而已。如果你满足于流行歌词里的幸福定义，吉尔伯特指出，你在自欺欺人。这就意味着，你迟早后悔。如果你坚决不后悔——我见过这类绝不后悔的人，你也并不因此而幸福。因为，用行为经济学的术语说，你这是试图弥补“认知不协调”的行为（刘瑜在博士论文及后来的文章里用这一术语解释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过程）。
回到主题，人类思维是怎样演变得日益复杂了呢？参阅我2012年发表的《行为经济学讲义》，在那部讲义里，我提供的大批科学文献，理由充分地论证，我们人类的思维（感觉、判断、概念）之所以如此复杂，很可能因为人类学会了欺骗，于是必须学会防止被欺骗（监测欺骗）。不要问我最初的欺骗行为是怎样发生的，也许猴子欺骗？也许……。总之，欺骗和防止欺骗，极大地激发了人类的脑量，以致在至多几十万年内，脑量超过了根据“脑-身”比重可以预期的脑量的几十倍。今天，人脑每天消耗的能量大约占身体消耗能量的四分之一。但是，这样的代价可能很值。因为欺骗（策略）和防止欺骗（策略）相互激发，最终使人类获得了足够丰富的想象力，于是大约在三万年前，有了符号能力，甚至有了宗教想象。从那时开始，人类进入了一个今天被演化理论家们称为“基因与文化”共生演化的阶段。
那么，复杂思维为何艰难？任何一名例如在美国出生并接受教育的中国人，其实不感觉自己的思维方式多么复杂。因为从幼儿园或更早的时期，她就开始习惯于复杂思维。例如，故事里的人物很难固定地成为好人或坏人。她也习惯于同情和博爱，哪怕是对坏人的同情和博爱。到了中学，她还知道人们普遍不信任政府，但警察有义务帮助素不相识的每一个孩子。到了高中或大学，她终于明白爱情很不简单，诸如此类的不能简单对待的，还有自由和权利。
只是在中国，在应试教育和其它一切方面“假大空”泛滥并且在过去十几年里迅速官僚化了的中国，要想肃清应试教育和其它一切方面的毒害（洗脑），谈何容易，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最普通的中国人，例如一家高档餐馆里的一名服务员，以很高的概率，当你询问今天的这条鱼为何不新鲜时，都要不假思索地告诉你说这是当天买来的鱼绝无可能不新鲜。换句话说，大多数中国人被官僚化了的日常生活训练成为只能以简单思维来应付复杂情境于是表现为“扯谎”，可能是一种善意的或公开的谎言。对比一下，如果上述情境发生在美国的一家档次可比的餐馆里，我的体验是，任何一名服务员，以很高的概率，非常认真地倾听你的抱怨并将你的菜肴端起来观察甚至品尝，然后，如果她也同意你的见解，她通常会将主厨请来向你解释当天的鱼，发生了哪些可能的情况。在毛泽东的教导里，有这样一句话：“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概括而言，这句话正是描述了复杂思维。只要尊重具体情况，官僚化的知识就会瓦解。更可怕的知识官僚化发生在中国的医院里，主要因为每位医生每天要接诊的患者早已超出正常标准以致只能在几分钟之内写诊断并开处方。并且，据统计，北京、上海、广州的三甲医院里，平均每位患者逗留三小时以上，主要不是与医生面对面而是与各种检测仪器面对面。在仅有几分钟面对面的谈话中，医生要有多么高超的能力才可判断每位患者的“具体情况”并“具体分析”？难怪患者家属普遍抱怨医生不负责任，因为他们很熟悉患者的具体情况，也获取了相当多的医疗信息。最后，为害最广泛的知识官僚化，发生在政府各部门的办公室里。中国的法律，有效的部分，主要是政策，或部门法（解释权在各部门）。我的观察是，大部分政策之所以事后显得特别荒唐，是因为政策的最初版本不是在考察了大量具体情况之后制订而是在办公室里对着电脑（数据库）和互联网（舆情观察）制订的，还美其名曰“专家”系统。张五常抱怨说，与二十几年前相比，今天的立法者，错了还不肯承认是错了，说要维护法律之尊严。在管理革命的时代（即“知识社会”），最糟糕的，德鲁克认为，就是这些专家。我听周其仁描述过，这些专家在基层“调查”的时候，脑子里根本不会想着基层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因为他们一心琢磨的是上级最喜欢什么样调查结果。许多年前，我带女儿到北京儿童医院急诊，可能是急性肠胃炎，化验报告，连续三次，医生都说“不正确”。于是化验室问我，医生需要什么样的结果？这段故事，与周其仁描述的专家行为如出一辙。
现在读者明白复杂思维为何艰难了吧？因为知识社会的知识官僚化趋势，但那只是人类通有的问题，它还不是中国本土的问题——任何中国问题都有人类通有的方面和中国本土的方面。因为长期以来我们建立并维持了一套人人都可以不负责的制度，既然如此，人人就都可以简单思维——因为这是最省力的思维。发达的市场社会，不是这样，在那里，你必须对你的行为负责，哪怕你认为你的行为源自童年甚至家族基因。确实，有些冷酷。不过，也因此，人人必须为自己负责，于是不敢简单思维，毕竟，思维复杂才可能有更幸福的生活。
上述的解释还需扩展，与长期以来在中国占支配地位的科学主义思维密切相关。至少要追溯到1920年间那场“科学与玄学之争”，后来的故事，高华讲述得十分精彩了。中国的科学主义只不过是西方现代思潮的一个版本，而西方科学由于狄尔泰等人在1890年代的人文精神论说，更由于杜威关于“确定性的丧失”之哲学，最后由于法兰克福学派和哈贝马斯的批判叙事，以及最近二十年兴起的“第三种文化”（介于科学与人文之间），早已不再有支配地位。
科学叙事要求有观察者（主体）和对象（客体）以及关于对象的本质刻画（规律）。如若科学家不相信这些预设，科学无从开始。在这些预设之下，科学家收集数据（观测）并使用统计方法（描述性的与推断性的）。但当科学家从自然界转向人文领域时，……我们知道，人文的功能在于为生命提供意义（活着的理由），而“意义”之所以有意义就在于它融入到情感之中，我喜欢詹姆士的描述：私己的显著性——首先是非你莫属（私己），其次是显著性（你无法忽视），这两者的联合作用引致情绪波动（意义）。当科学家面对人文领域时，首先要理解的就是意义。对于意义——私己的显著性，任何基于“大数定律”（服从高斯分布）的统计方法必定失效。也因此，哈耶克（参阅《哈耶克文选》与“复杂现象论”相关的章节）不相信统计方法。
意义的探究，要求探究者与被探究者同情共感。故而小说家可以探究意义，诗人更常探究自己的意义，哲学家和史学家更常探究的，是人群的意义。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的尴尬，就在于它探究的，是介于科学与人文之间的领域，于是在选择探究方法时左右为难。
关于意义，最重要的性质是，它是网络状的而不是直线型的。吉尔兹描述最真切：人是悬挂在意义之网里的动物。意义是网状的，所以基于意义或被意义驱动着的人的行为就是多因多果的而不是单因果链的。其实，自然界的现象大多也是多因多果的。只不过不必探究意义，故而科学探究并不复杂。
简单思维更适应单因果链的探究而不能适应网状因果的探究，于是简单思维发达的中国人更经常地假设世界是单因果链的而不是网状因果的。例如，我周围真有许多人相信今天的世界格局是五百年前由共济会策划的阴谋，所谓“共济会阴谋”论。其实，只要你在维基百科检索“共济会”相关内容（很多且很多元），不难得到你自己的判断。我写过一篇文章“阴谋论为什么不正确”，此处不赘。简单思维的人，最愿意相信阴谋论，因为只有一种原因和一种结果。习惯于复杂思维的人很难理解为何阴谋论在中国有这样广阔的市场，当然有现实政治的理由（国内的腐败更严重还是国际阴谋更严重），但仍难以解释。生活在意义之网里，人类行为可以受到来自任何方向的其它意义的影响，关于复杂性的研究早已表明，哪怕是一只蝴蝶煽动翅膀，也可能引发大陆另一边的龙卷风。习惯了这样的复杂性的人，很难相信存在着延续几百年的巨大阴谋，而且居然还得逞。要知道，几百年前没有“大数据”和“超强计算机”，怎样防止哪怕一只蝴蝶的行为破坏了整套阴谋呢？
与相信阴谋论完全一致的，是相信异端邪说。因为这两类行为都只能基于简单思维。只要有稍许复杂的思维，谁能相信站在他面前的这位普通中年人半夜到户外发动能量移星换月（为了拯救世界）然后潜回房间继续睡觉？或者，谁能相信他看到患者周围站满了妖魔鬼怪并且施法将它们斩尽杀绝然后患者当时就下床走路？不错，西方学术界也收集关于“来生”与“前生”的数据，试图解释相关的神秘现象。但是，我浏览过的全部相关文献，没有关于上述异端行为的任何记录（包括耶稣的神迹）。这就是科学昌明的结果，因为异端邪说不再有人相信，哪怕是在科学尚无解释的领域。要忽悠科学时代的西方人，异端邪说的领袖们必须表现出更复杂的神迹，例如基于“穿越”，有能力在高维空间里施法。但是怎样论证神迹呢？很难。因为在多重宇宙之间，信息不能完全沟通，甚至只有偶然沟通。总之，仍然是最原始的欺骗与防止欺骗，这套脑系统越来越复杂。所以，神迹运动的领袖们，那些更复杂的更可能胜出。中国人流行简单思维，故而流行于中国的神迹不必复杂，也因此才称为“愚昧”。
教育，中国人需要普遍地接受正常的教育。这才是结论。何时有正常的教育？我不清楚，我很悲观，只是努力向往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