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唐代兴盛的制度原因
唐代（618年－907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强盛而文明的一个朝代。有唐一代，出现过“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创造了政治清明、军事强盛、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大唐气象，唐人因此充满自信和自豪。
有史以来，能成就“盛世”的王朝屈指可数，更多的是在“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怪圈里打转。唐代之所以出现两度盛世，固然与两位君主（唐太宗、唐玄宗）的英明密不可分，但其中关键不外乎制度原因。与中国所有王朝一样，唐代尽管也是实行帝制，但较之其他王朝，其制度设计及治理体系更为合理。
从中央层面看，唐代基本沿用隋代的创制，但权力配置与运行更为完善。具体来说，国家权力分配给中书、门下、尚书三省执掌，一并向皇帝负责。中书省是决策机构，长官为中书令，副官为中书侍郎，另有中书舍人若干人，负责起草诏书或命令。门下省是议事机构，长官侍中，副官为门下侍郎，另有给事中若干人，负责审议诏书或命令，签署章奏，有封驳之权；也就是说，所有诏书或命令，必须门下省审议副署可生效，若门下省反对某项诏书，即将原诏书批注送还，提交中书省重拟。尚书省是执行机构，长官为尚书令（由于唐太宗曾任尚书令后来一般不设此职），副官为左右仆射，尚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长官为尚书，副官为侍郎，尚书省及其六部履行政府行政职能。三省运作程序为，中书拟旨出命，门下省审议副署，尚书省负责执行。
唐代的三省长官，实际履行宰相的职权，这意味着唐代宰相为委员制，有别于汉代领袖制。领袖制表现为个人裁决，委员制表现为分权、制衡与集体决策。为避免中书门下二省相互龃龉，提高决策效能，唐代制度还规定，凡是重大决策，先由门下省与中令省举行联席会议（会议场所为政事堂）。中书门下二省长官、侍郎皆与会，有时也邀请尚书省长官参加，政事堂因此成为最高权力机构。民间所谓的“圣旨”，在唐代叫“敕”，其实并非出自皇帝个人的旨意。凡属皇帝命令，在“敕”字之下，必须加盖“中书门下之印”，即由政事堂会议通过，才能送交尚书省执行。如果未经政事堂讨论，而皇帝本人直接发号施令，在当时会被看作不合法，不能为官方衙门所承认。可见，这样的制度设计，充分体现了分权、制衡与集体领导等原则，能够保障国家权力规范而有序地运行，从而避免帝王独断专行及重大决策失误。
在上述宏观制度之外，唐代还建立一些极为精细而重要的微观制度。例如，《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七》记载：“贞观之制，中书、门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谏官、史官随之，有失则匡正，美恶必记之。诸司皆于正牙奏事，御史弹百官，服豸冠，对仗读弹文，故大臣不得专君而小臣不为谗慝。”如此安排，体现了对权力的监督与约束，确保权力公开公正地运行，使得大臣不能轻易蒙蔽或忽悠君主，也使小臣不能随意进谗言。
唐代的官员选拔与任用实行考试制度，面向社会公开选拔。士子参加礼部举行的考试，及格即为进士及第，取得做官的资格。正式做官，还要经过吏部的身、言、书、判四事考试，合格者才能任职。大体上，礼部考的是才学，吏部考的是干练。只有通过公开公平的考试，才能进入体制内任职，从而保证官员队伍的素质。此外，官员的升迁也有严格制度规定：“三品以上品册授，五品以上制授，六品以下敕授，皆委尚书省奏拟，文属吏部，武属兵部。”未经中书门下批准，才能正式任命。即便是皇帝，也不能私自封官。唐中宗私自任命官员，只能使用“斜封”，所书“敕”字，也不敢用朱笔，而改用墨笔；此类墨敕“斜封官”，当时就让人瞧不起，也是睿宗上台后被精简的对象。
军力强大是唐代兴盛时期一大亮点，这背后也有其制度原因。唐初，兵役制度沿用了府兵制（创始于西魏时期）。府兵之府是指在地方行政区域州县之外设置的一种军事区域，当时称之为折冲府。折冲府共分三等，上府一千二百人，中府一千人，下府八百人。根据当时法令，只有中上等民户子弟才有资格当兵。当兵人家的租庸徭役被豁免，此外没有饷给，一切随身武装，也由军人自办。这样的人家集合上千家，即为一府（相当于现代军区）。当时全国大约有六百到八百个府，总兵力四十万以上。所有府兵，几乎不需要国家供养，因为他们自己有田地，一边保卫国家，一边生产自给。平时务农，农闲习武，战时则出征。朝廷直辖十六卫，各卫设有大将军；府兵轮流到长安宿卫，由各卫将军分领。出兵征防则由朝廷调遣，必须持兵部所下鱼符，经州刺史与折冲府将领勘合后，才得发兵。战事结束，则兵还于府，将归于卫。武将不干预政治，也不能就地坐大。
府兵制的最重要特点是兵农合一，既保障军队战斗力，又减轻国家财政负担，同时也避免武将拥兵自重。这一制度，在太宗、高宗时期得到有效实行，也成就唐太宗“天可汗”的威名。武后时府兵制逐渐破坏，玄宗时终于废止；究其原因，主要是后来运行中出现诸多弊端，导致府兵流失，军府空虚。府兵制的终结，既为“安史之乱”埋下伏笔，也助长了中晚唐藩镇的尾大不掉。从此以后，唐王朝难以驾驭地方军阀势力，以至于内乱不休，不仅不能重振盛唐以前的国威，而且直接被藩镇所毁灭。
总而言之，唐代的兴盛乃是制度所成就。限于篇幅，不再详述其他具体制度。当然，任何制度关键在于执行，否则再好的制度都形同虚设。据《资治通鉴》记载，许敬宗、李义府担任宰相期间，“政多私僻，奏事官多俟仗下，于御坐前屏左右密奏，监奏御史及待制官远立以俟其退；谏官、御史皆随仗出，仗下后事，不复预闻。”他们不依制度规则行事，意在玩弄权术。一代奸相李林甫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了蒙蔽皇帝以便个人专权，他居然召集谏官训话：“今明主在上，群臣将顺之不暇，乌用多言！”同时，他还发话威胁谏官。对于敢于直谏者，予以陷害打击。李林甫堵塞言路，妒贤忌能，排斥异己，导致玄宗后期政治腐败，最终引发“安史之乱”；唐朝从此一蹶不振，宪宗时虽然出现过“中兴”，却难以再现盛唐气象。可见，好制度需要人设计，更需要人执行。
——原载2014年第6期《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