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科场也是权力场

 科举制，是中国古代为读书人而设置的考试制度，是历代封建王朝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由于以分科取士，故称为科举。科举制创建于隋开皇年间，至清光绪31年（1905）废止，历时1300多年。

科举制的施行，对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政治文化、人文思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历史上很少有别的制度能与之相比。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人才、录用官吏，无疑是一大进步。科举制的前身，可以追溯到两汉时期的察举制。所谓“察举制”，就是由地方长官根据“乡举里选”的意见，考察辖区内人才，荐举给朝廷任用。由于“察举”在地方行政长官主导下进行，最终是长官（权力）说了算，难免不滋生权力腐败；以致出现“举秀才，不识书；举孝廉，父别居”的状况，结果往往违背初衷。魏晋时期，演变出“九品中正制”，这项制度系魏文帝时陈群所创立。运行机制是，由中央指派专职官员（中正），按照出身、品德等考核民间人才，划分九个品级，仿效录用。九品中正制是察举制的改良，主要是将察举之权，由地方官改由中央任命的官员负责。但是，魏晋南北朝时代，世家豪门势力强大，时常影响着中正官的考核，以致后来形成“第论论英雄”的定势，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民间优秀人才大都被排斥在体制之外。

相对而言，科举制的最大亮点就是公平。它面向全社会各阶层选拔人才，所有读书人都可以“投牒自荐”，即自由报考。全国及各地举行的考试，都根据成绩录取，不论出身贵贱，也不论家境贫富。“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十年寒窗下，一朝人上人”，就是科场得志的真实写照。科举取士，无疑拓宽了政府选用人才的渠道，使贫民出身的知识分子得以通过科举进入体制内任职。这是一种“双赢”的良性互动，官方在吸纳民间精英参与公共治理的同时，也缓和了社会矛盾，促进了社会流动，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而士子从民间进入体制内，既可以施展才能报效国家，又可以改变自身的命运，实现个人的人生理想。

从本质上讲，科举制就是为打破门第局限以追求公正而创立的官吏选拔制度。其设计的初衷基于“自由报名，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用”的理念，为此还制定相应的规则和程序，这在世界官吏选拔史上可谓最具开创性和公平性。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以科举考试为核心的文官制度的创立，是古代中国对世界的重要贡献之一。回溯科举制运行历程，我们既要肯定它的正能量，也要正视它的负能量。比如，科举考试内容主要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人文知识，尤其是明清两代“八股文”应该，在很大程度上禁锢了人们的头脑，制约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科举取士，把读书与官职、特权紧紧捆绑一起，极端强化了国民的官本位意识和功名利禄情结，使得读书人把心力都耗费在科举考试这条拥挤不堪的羊肠小道上，因此容易扭曲人性或人格，既滋生无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腐儒，也涌现无数为功名而不择手段的投机者。

实际上，自从有了科举制，科场既是竞技场，也是权力场。作为竞技场的科场，它看得见摸得着，也就是贡院的考场；它依照法定规则行事，考生参加规定的考试，由考官审阅匿名的试卷，最后依照成绩高低录取。作为权力场，它看不见摸不着，存在于考场之外；它按照潜规则行事，权力在幕后运作，从而影响考试的结果。一般来说，如若政治清明或考官自律，竞技场将发挥主导作用，结果比较公正；如若政治腐败或考官徇私，权力场可能喧宾夺主，乃至影响结果，甚至显失公平。

历朝历代，权力不正当介入科举的事件时有发生，不胜枚举。这里，不妨列举几个事例，略见一斑。宋代科举制日臻完备，锁院、糊名、誊录等规则的制定，对于防止考生伙同考官作弊，杜绝主考官徇私，维护科举考试的公开，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在权力干预之下，规则也会形同虚设。梁师成是宋徽宗时权臣，由宫中太监而成为“进士”，后来入阁拜相，权倾一时。在把持科举考试大权期间，梁师成玩弄权术，大肆收受贿赂。每逢科举之年，梁师成府邸门庭若市，各地学子纷纷上门送礼。他一人应接不暇，就安排专人接待，将来客所献礼物登记造册。到了考试时候，他便利用职权做手脚。殿试之后，梁师成侍立皇帝身边，手里攥着他人进献钱物多少的清单，协助皇上评定进士的名次。最终以“财”取人，视其贡献钱财多少而排序；不管你多么有才，若未以“财”贿赂，终究名落孙山。有一年，梁师成亲自主持进士策对，金榜题名的大都是豪门富家子弟，其中还不乏市井无赖之徒；平民百姓子弟，即便学富五车，也无一中榜。秦桧当权期间，科场规则更是形同虚设，非自己党羽及谀佞者不得仕进；绍兴十二年科举，他谕考试官以其子秦熺为状元；绍兴二十四年，又令考试官以其孙秦埙为状元。

明代科举制进入鼎盛时期，三级考试制度非常完备。明初，朝廷对科举回避制度抓得严紧，若有科场舞弊，言官可见闻奏事，严加查处；因此，“辅臣子弟，国初少登第者”。但是，到了万历年间，朝纲不振，法纪松驰，辅臣子弟登科及第的便多了起来。万历初，首辅张居正的两个儿子先后高中榜眼、探花；次辅吕调阳、张四维、申时行的儿子也先后考取进士。当然，这些辅臣子弟未必没有真才实学，但他们的登第难免没有“拼爹”的嫌疑。究竟是辅臣暗中做了手脚，还是考官刻意巴结领导，后人永远难以知晓；当时就有御史上疏质疑，认为辅臣子弟不宜中试，但神宗皇帝不仅不受理，反而将上疏的御史贬黜。毫无疑问，倘若权贵子都能轻易高中，表明权力的因素发挥了作用。

除了子弟亲眷，门生也是权力重点眷顾的对象。科举时代，秀才、举人甚至进士，都有启蒙师、座师、房师。作为乡试的主考、副主考、学政，会试的总裁、同考官，殿试的读卷官，也将他录取的考生视为门生。门生将录取自己的考官视为恩师，对他感恩戴德，进入仕途后，会与老师保持特殊联系。这种师生关系，有别于传授知识所形成的师生关系，主要是作为官场上的人际资源而存在。门生的发达与否，不仅关系到老师的脸面荣耀，而且关系到他们的现实利益。所以，在决定考生的取舍和排名上，考官们都倾向于照顾自己的门生或意中人。

张謇，是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也是清末状元。不过，他的科考经历颇为曲折，最终是权力场上的角逐成就他夺魁中状元。张謇少有才名，16岁考取秀才。此后26年多次进入科考博取功名，仅会试就参加了五次。前四次会试均铩羽而归，并不是因为他才力不济，而是缺乏运气，甚至说命运有意跟他开玩笑。其实，张謇上面也有人，而且很硬；朝中大臣翁同稣、潘祖荫等非常赏识他，并有意提携。光绪十五年（1889年），张謇第二次参加会试，此科会试副总裁潘祖荫有意录取他，不料看错了卷子，让无锡人孙鼎烈误中。次年恩科会试，房考官推荐张謇，不巧看错了笔迹，又让无锡人陶世凤误中。光绪十八年（1892年），张謇第四次参加会试；翁同稣担任本科总裁，他早已属意同乡门生张謇，多次跟同考官员打招呼，要留意张謇的卷子；无奈阴错阳差，张謇的卷子被粗心的房考官“枪毙”了，翁同稣等人搜到疑似张謇的卷子却是别人的，结果让武进人刘可毅占便宜，侥幸中了会元。

光绪二十年（1894年），适逢慈禧太后六十寿诞，朝廷特地举行恩科会试。这一年，42岁的张謇第五次应试，会试中了第60名。担任本科殿试的读卷大臣为张之万、麟书、李鸿藻、翁同稣、薛允升、唐景松、汪鸣銮、志锐等八人，张之万时年85岁，为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齿德俱尊，故列首席。鉴于上次失误，翁同稣这次倍加小心，与收卷官达成默契，准确无误地认定张謇的卷子。拿到这份卷子，翁同稣立即评阅：文气甚老，字亦雅，非常手也。他当场表态：“这份卷子非中状元不可！”张之万质疑：“现在卷子尚未看完，前十名还无法确定，怎么就定出状元？”两人几乎争执起来。论排名，张之万居首，翁同稣处于“弱势”，没有资格选取状元的卷子。然而，翁是同治、光绪两个皇帝老师，既是帝党首领，又是清流领袖，光绪亲政后，仍与他商讨军国大事；所以，翁在朝野的影响力远非张之万可比。位居读卷大臣第二的麟书坚持说：“我位居第二，状元卷子我不争，榜眼卷子决不相让。”位居读卷大臣第三的李鸿藻与翁私下达到默契，故而支持翁的选择。张之万在原拟取郑沅为状元，由于麟书不让榜眼，只能让他屈居探花了。

科举最高功名的三鼎甲，就这样经过权势的博弈而产生，其内幕乃高层的核心机密，一般人既无从知晓，也难以想象。张謇中状元的秘密，是在清朝灭亡后由其子张孝若撰写的《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所披露，随后出版的《张謇日记》、《翁同稣日记》也得以证实。以张謇的才能，名列榜首状元倒是当之无愧。问题是，通过权力场的博弈而获取，不免让人感觉来路不正。科举考试，应该贯彻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科场的竞争如果演变为权势的博弈，其结果就难以令人信服。

张居正、翁同稣都是杰出的政治家，在历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功绩。但是，从他们影响子弟、门生科举登第来看，人性都有自私的一面，一旦拥有权力，无不偏好向自己有利的方向运行。因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权力容易滋生腐败与不公，要维护社会公正，就必须约束和监督权力，即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