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学文
张耀杰先生的《民国红粉》是以22位民国女性的人生传奇、婚恋故事和政治经纬编织而成的一部视角独特、别具一格的史学著作。这些人物中，既有民国史上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如吕碧城、赛金花、宋庆龄、何香凝、冰心等人，也有名不见经传的黎本危、汤月瑛、马青霞、万冰如、陈粹芬。22位女性，22种命运，她们大都随着时代的变迁而随波逐流、失落牺牲，抑郁而终者有之，颠沛而死者有之，幻灭归佛者有之。通过这些女性的命运，作者将民国时代的政治风云、社会时尚和女权历史栩栩如生地呈现出来。
张耀杰的史学研究向来以关注民国政学两界的人物故事见长，注重考据和史料挖掘，本书既延续了其多年的治学路径，也从过去以男性为主的政学名人转向以女权为视角的红粉女性。从学术视野来讲，这样的转向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它一举颠覆了男权主宰的民国史，将当时二万万女性的命运平等地放置于民国史的天平上，将被遮蔽掩盖的一部分的历史事实重新还原，给予被牺牲、被污名、被遗忘的弱势者以真实的观照和应有的地位。民国鼎革以来，在政治变幻的宏大叙事中，女性不仅承担着时代的重轭，还不得不面对中国社会男权根深蒂固的败坏挤压，这种双重压迫势必成为女权觉醒者奋起反抗的两座大山，从本书几位女权领袖的人生传奇中便可窥见一斑。如《沈佩贞：男权社会的照妖镜》一章所叙：即便这些女权领袖全身投入革命，她们在革命成功后却连最为基本的女性权利都无法得到保障，革命伟人孙中山、宋教仁、刘成禺等等依然固守着男权社会的专断逻辑，千方百计要将他们的“革命女同志”排斥在公民社会的政治参与的范畴之外，以至于这些女权领袖不断过激反弹，做出种种乖戾之事，从冲击国会到殴打议员，直到从高举女权旗帜的巾帼英雄沦落为政坛情场的反面丑角。这与其说是这些女权领袖的悲哀，不如说是古老中国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难以根除的病灶癌变。
优秀的国史书写者应恪守司马迁的“不虚美、不隐恶”的传统，以史料为臧否之准绳，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而不能主题先行，陷于意识形态的泥沼不能自拔，《民国红粉》在严谨的史料挖掘方面，遵循了史家的这一传统。如开篇的《隆裕太后：1912年的“光荣革命”》中，作者拨云见日，展现出了被严重妖魔化的晚清末代皇太后平凡人性中的高贵品质。乍看起来，像隆裕太后这样遮蔽在慈禧、孙中山、袁世凯等历史巨人阴影之下的平庸人物，几乎没有什么历史地位。张耀杰却以其世界性的大历史的纵深视野得出了这样的公允评判：“辛亥革命前后的隆裕太后，作为大清王朝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和最高责任人，是‘中国版的光荣革命’的终极决策者”。没有隆裕太后顺势而为，主持颁布《清帝逊位诏书》，临门一脚拒绝满清显贵强硬派的主张，辛亥革命所导致的传统帝制的和平转型将不会表现得那么平稳祥和。
历史书写的价值就在于尽可能地还原真实，打破遮蔽，颠覆因袭，纠偏陈见，回归常识。在让被遮蔽的人物流光溢彩，焕发光芒的同时，还需要给过度拔高的人物剥去油彩，让复杂立体的人性幽暗呈现于阳光之下。本书最后一章《冰心：左右逢源的女性智慧》，通过相对完整的证据链条，剥离了将近一个世纪以来笼罩在冰心头上的纯美纯爱的神圣光环：“1948年前后，旅居日本的冰心投桃报李，把‘集各种各样的特点于一身的女人’之类的赞美之辞，奉献给了当年的第一夫人宋美龄。而时移世易，1991年，冰心又把‘我国20世纪的十亿人民心目中的第一位完人’的赞美辞，奉献给了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可以说，这两句话是完整理解世纪老人冰心的一条线索。她左右逢源又政治正确的处世方式和女性智慧，被忽略了太久。”这样的祛魅，更加接近历史真相，让读者看到了多种样貌的立体冰心，同时也获得这样一份人生启迪：有些人，在当时的历史上似乎很显赫，而随着时光的流逝，真相的呈现，他们的光环会逐渐褪去；而另外一些人，却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呈现出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
本书书写了多位革命女性，如宋庆龄、何香凝、刘清扬等，这些在革命大潮中人身依附于革命伟人的女性，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迷失自我的现象。如《刘清扬“革命女性的情爱纠结》一章所叙：“相对于张申府的男权意识，公开提倡女权运动的刘清扬，在长达27年的婚外同居中，所扮演的只是自相矛盾的女性玩偶角色。”考察这些革命女性的人生历程，尤其是1949年后的各种畸变和扭曲，她们的命运确如学者范泓先生的评价：“那些高举个性解放大旗挥刀斩棘的女性传奇，曾经喧腾一时。尤其是那些追随共产革命的女性人物，‘革命’与‘恋爱’如影随形，私领域的情感在历次革命风暴中，成为某种‘理想’的标榜。但事实上，当她们把自己的人生交出去之后，‘自我’便在‘集体意识’中逐渐消融，导致她们的生命中满是政治刻痕，甚至于伤痕累累。”
不得不说的是，张耀杰先生在品评笔下人物时有时失之严苛。譬如关于庐隐的评判：“对于男女婚恋任性而为、纵情纵欲的病态逆反，在伤害最为亲近的家庭成员的同时，也直接导致自己在贫病交加中难产而死的悲惨结局”，再譬如对于萧红的评判：“她的一生都在疲于奔命和动荡不安中苦苦挣扎，文学创作虽然部分成全了她，却没有彻底改变她的错爱人生。”这样的论述虽然是基于人物真实命运的考察，但显然缺乏“同情之理解”，对于民国时期的这些女性作家，她们在反抗男权社会的侵害和抗争过程中，自身也带着过去的锁链，她们受伤的灵魂和坎坷的命运几乎是注定的，因此很难用错爱或家庭责任等简单的道德尺度来加以评判。她们坎坷的命运，也是孕育她们那些优秀的自传性文学作品的母盘。
民国的魅力，不仅在于男性主宰的社会风云，也在于女性书写的各种传奇。张耀杰先生的《民国红粉》配得上范泓先生在序言中的评价：“虽然是旧人旧事。但经过耀杰的一番严谨考证和生动叙述，读起来便颇感鲜活、立体，耀杰文史文章的魅力也正在这里。”
刊于《经济观察报》2014年3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