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观点的确立，是以对青年黑格尔派唯心史观的批判为契机，以对唯物史观的哲学论证为归宿的。在对以青年黑格尔派为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特别是对鲍威尔的自我意识论、费尔巴哈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的批判以及对相关思想的自我批判中，马克思相继建立了人的对象性关系理论、异化劳动理论、物质资料生产理论等。其中每一理论步骤都是对此前理论环节的批判与继承、超越与发展。正是由于这种前提性批判与自我超越，才使实践唯物主义确立了其稳固的思想基础，并蕴涵了其丰富的思想内容。
关 键 词：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自我超越
作者简介：王贵友，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实践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概念基础的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与历史观的建立与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实践唯物主义观点的形成并不是孤立的、无前提的。实际上，它是以对青年黑格尔派唯心史观的批判为契机，而以对唯物史观的科学论证为归宿的。实践唯物主义观点的形成经历了几个重要的发展步骤或思想环节，其中每一思想环节都是对此前思想环节的批判与继承、超越与发展。正是由于这种前提性批判与自我超越的本性，实践唯物主义的概念基础或逻辑基点才逐步确立起来，其思想内涵才逐步丰富与发展起来，这一理论才展现出了一种与时俱进的强大的生命活力。
一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过程中，马克思1843年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使他的哲学思想与理论研究活动发生了一次重要转变。他在日后谈到这次转变时写道：“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①马克思的这一思想转变是向两个方向展开的：一个方向是转向了对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以及政治经济学研究，其主要理论成果是建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唯物史观；另一方向是转向了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批判，包括对其“母体”即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批判及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其主要理论成果是确立了实践唯物主义观点并对唯物史观作出了科学的论证。前者旨在对资本主义的“法的关系”与“国家形式”等上层建筑的基础即它的“物质的生活关系”或“市民社会”进行解剖；后者主要是对青年黑格尔派及马克思自己关于宗教、法、国家等“思辨的批判”及其哲学前提即唯心主义历史观进行批判，并对“市民社会”的物质生活关系的基础进行发掘。
在青年黑格尔派看来，迄今为止的现实世界都是为观念世界所决定的，现实的人都是受自己所制造的虚假观念所支配的；而他们的历史使命就是要同意识的这些幻想进行斗争，要反对这些旧思想与旧观念的统治，以拯救这个长期受着观念统治的现实的世界和人类；他们所宣称的斗争方式不是别的，不是现实的物质活动，而是哲学批判这种思想活动。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家们还赋予这种纯粹的批判活动以极大的威力，甚至天真地认为依靠他们的这种活动就足以使一切现存的统治灭亡，而使在旧观念统治的威逼下呻吟的世界和人类获得一种彻底的解放。他们把自己打扮成使世界消除一切灾难的绝对救世主。既然他们认为人们所受到的一切束缚与统治都是他们意识的产物，“那么青年黑格尔派完全合乎逻辑地向人们提出了一种道德要求，要用人的、批判的或利己的意识来代替他们现在的意识，从而消除束缚他们的限制”②。他们中的一些人，如布鲁诺·鲍威尔兄弟，还认为这些现存的观念，如宗教、道德观念等，都是“自我意识”异化的产物；提出要用抽象的人的“自我意识”来代替这些现存的意识，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解除各种幻想的意识对人类现实世界的束缚，而这种人的“自我意识”也只是批判的哲学头脑的个人的“自我意识”，而不是“群众”的意识。类似地，费尔巴哈也把人类社会的现实的异化归结为宗教的异化，把现实世界的一切罪恶都归咎于宗教观念的奴役与人类理性的迷失，归结为宗教情感对一般人类情感的偏离。在他看来，为了消除社会种种异化现象，就要去唤醒人类的理性与真正的情感，去建立一种真正符合人类本质的理论、学说或“未来哲学”，要在思维领域中把神学转变为人类学。
对于“青年黑格尔的意识形态家们”，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指出其“批判”的历史唯心主义性质，认为他们是在以“唯灵论的狂妄自大态度”把整个历史运动解释为“批判的基督”和“群氓”的对立运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5页。以下凡引此书只注页码)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进一步指出：“如果说，他们之中最年轻的人宣称只为反对‘词句’而斗争，那就确切地表达了他们的活动。不过他们忘记了：他们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既然他们仅仅反对这个世界的词句，那么他们就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③针对鲍威尔兄弟的哲学批判，马克思还写道：“如果他们把哲学、神学、实体和一切废物消融在‘自我意识’中，如果他们把‘人’从这些词句的统治下……解放出来，那么‘人’的‘解放’也并没有前进一步；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④这里，马克思不仅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而且系统表述了用现实的手段改变现实的世界的实践唯物主义观点，以及关于人类解放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是整合在一起的理论系统。马克思正是通过对青年黑格派唯心史观的批判，在确立实践唯物主义观点的过程中来论证唯物史观的合理性的。
二
在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中，马克思重点批判了布鲁诺·鲍威尔关于“自我意识设定世界”的观点，以及黑格尔关于“自我意识的外化设定物性”的观点。通过这种批判，马克思确立了关于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的理论。
在批判大卫·施特劳斯的“实体”概念时，鲍威尔认为离开人的意识的客观的“实体”及绝对精神是不存在的，主张“自我意识”本身就是“实体”，应该用“自我意识”来批判现实世界以在现实世界中实现自我意识，并认为这样才能使现实成为合理的，使人类获得解放。他在《基督教真相》一书中，甚至以更为思辨的方式写道：“自我意识设定世界、设定差别，并且在它所创造的东西中创造自身，因为它重新扬弃了它的创造物同它自身的差别，因为它只是在创造活动中和运动中才是自己本身……从而达到同自身的统一。”(第74页)马克思指出，这里所表述的思想是在逐字逐句重述黑格尔的观点，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早就表明了“自我意识的外化设定物性”的主张：自我意识是内在的，通过自身的外化或异化而设定对象，然后又通过对象的自我扬弃而克服外在的异己的“意识的对象”，并实现向自我意识的复归以及对对象性本质的重新占有。对于如何把握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马克思写道：“人的本质，人，在黑格尔看来=自我意识。因此，人的本质的全部异化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异化。……现实的即真实地出现的异化，就其潜藏在内部最深处的……本质来说，不过是现实的人的本质即自我意识的异化现象。因此，掌握了这一点的科学就叫作现象学。”(第102—103页)
鲍威尔与黑格尔一样，在上述论述中也把“人的本质”归结为“自我意识”，认为自我意识相对于现实的人是更为本质、更为先在的东西。针对上述观点，马克思的主张则恰恰相反，感性的自然的现实的人比抽象的自我意识更为根本，更具有先在性。对此，他论证道：“自我不过是被抽象地理解的和通过抽象产生出来的人。人是自我的[Selbstisch]。人的眼睛、人的耳朵等等都是自我的；人的每一种本质力量在人身上都具有自我性[Selbstigkeit]这种特性。但是，正因为这样，说自我意识具有眼睛、耳朵、本质力量，就完全错了。毋宁说，自我意识是人的自然即人的眼睛等等的质，而并非人的自然是自我意识的质。”(第102页)由于马克思实现了上述关系的颠倒，把“人的自然”与“自我意识”的关系顺过来了，那么与鲍威尔及黑格尔把人看成是非对象性的、唯灵论的存在物相反，马克思把人看成是现实的肉体的对象性存在物，认为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有生命的存在物，其本质规定中就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必然会进行对象性的活动，必然通过自己的感性活动和主体意识活动“设定”同样现实的而以外在形式表现出来的对象。因此马克思说：“一个有生命的、自然的、具备并赋有对象性的即物质的本质力量的存在物，既拥有它的本质的现实的、自然的对象，而它的自我外化又设定一个现实的、却以外在性的形式表现出来因而不属于它的本质的、极其强大的对象世界，这是十分自然的。”(第104页)这样，与鲍威尔所谓的“自我意识设定世界”及黑格尔所谓的“自我意识的外化设定物性”的表述不同，马克思所说的人的现实的对象性活动与“设定性”活动便没有任何不可捉摸的神秘之处了。
人作为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存在物，其外化的“设定性”活动首先是一种自然性质的对象性活动，并且这种活动既是主动性的又是受动性的生命活动。马克思首先是把人作为有生命本质的生物性存在物看待的，对此他写道：“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就是说，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但是，这些对象是他的需要的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第105页)人作为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存在物，其外化的“设定”活动还是一种人的社会性质的对象性活动，这也是一种既是主动性的又是受动性的活动，即，既是自为的又是自在的活动。因而马克思说：“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就是说，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他必须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第107页)人作为“人的自然存在物”，具有不同于其他自然存在物的特殊的“生命力”与“本质力量”，这就是从事感性物质活动(劳动)与主体意识活动的能力。人正是凭借这种能力，通过自己自在的与自为的设定性活动或对象性活动，与他之外的各种自然与社会的存在物建立起多种多样的社会性质的对象性关系，并以此展示与确证自己的本质力量。
于是在马克思那里，人的本质的异化不再被归结为自我意识的异化，而是把自我意识的异化看成是人的本质的现实异化的表现，看成是在意识中表现出来的这种现实异化的反映。由于真实的现实的异化不再被说成是作为人的本质的自我意识异化的表现，因此对异化了的对象性本质的扬弃，也不再被说成是使对象性本质回归到自我意识本身以及对这种对象的重新占有。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如果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加以合理改造便可得出如下见解：“它主张人的现实的对象化，主张人通过消灭对象世界的异化的规定、通过在对象世界的异化存在中扬弃对象世界而现实地占有自己的对象性本质，正像无神论作为神的扬弃就是理论的人道主义的生成，而共产主义作为私有财产的扬弃就是要求归还真正人的生命即人的财产，就是实践的人道主义的生成一样。”(第112页)
由此可见，正是在对鲍威尔体系及其“母体”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中，马克思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关于人与自然的对象化、人的对象世界的异化及其扬弃的理论。
三
在学术传统上，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之对象性关系的理论，同费尔巴哈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实际上，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是深受费尔巴哈哲学思想影响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认为只有费尔巴哈在对黑格尔哲学的严肃批判中作出了真正的发现，认为只有费尔巴哈的“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第96页)才能真正“理解世界历史的行动”(第105页)。
费尔巴哈在1843年发表的一系列著作中已经提出了“未来哲学”的设想，已经把人与自然的感性存在与感性直观概念作为未来哲学的出发点，把它同黑格尔的纯粹的绝对理念这一哲学出发点尖锐地对立起来了。费尔巴哈的自然主义观点认为，人作为自然界的产物与自然界的一部分，首先是通过自然的身体同自然界发生对象性关系，其次是通过精神或灵魂同其他自然存在物建立对象性关系。在对象性关系中，人作为感性存在与感性直观的对象，同其他自然存在物一样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既有主动性又有受动性。费尔巴哈在强调自然的、感性的、现实的东西时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的自然主义主要是把人理解为感性直观的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的对象；主要是把人看作生物的、生理与心理的、自然的人，而不是社会历史的人；主要是把人看成是抽象的理想的人，而不是具体的现实的人；人与动物不仅在身体上而且在心灵上也有共通性，其间的差别不是质的而是量的差别。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观点认为，作为人的本质、人性、类的东西，仅仅是人的理性、意识、意志、爱、友谊、情感等；而人的真正的活动只是一种“理论的直观”，这是一种介于只看到眼前利益的普通直观与直达事物真正本质的哲学直观之间的直观活动。在这种观点看来，只有通过理论的直观才能达到普遍的爱、自由与平等，而从普通的直观或实践的直观出发，只能局限于日常生活、当下的利益。实践的直观是一种应从人的本质中清除掉的不洁的卑下的东西。费尔巴哈的上述思想对处于思想转变中的马克思产生了极大的震撼与影响，同时也构成了马克思哲学批判的新的前提与理论超越的基础。
这一时期马克思理论探索的主要思想成果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其重要思想内容是异化劳动理论。总的看来，这一时期马克思的理论思想具有两重性。一方面，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已在劳动的概念框架下孕育出了初步的实践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因而在一些重要理论问题上已远远超越了费尔巴哈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思想。另一方面，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仍囿于费尔巴哈的“类本质”概念，并在这一切概念框架下探讨了劳动的本质与先在性、异化劳动与人的解放问题，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仍保留有费尔巴哈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的思想特色。
就本文所关注的问题而言，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已远远超越了费尔巴哈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思想。
第一，以人类真正的劳动为基点，初步确立了实践唯物主义与“世界历史”的基本观点。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为了探讨人的“类存在物”性质，马克思把人的生命活动与动物的生命活动、人的真正的劳动形式与动物式的本能的劳动形式明确地区分开来，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人类通过实践改造自然界与创造对象世界的实践唯物主义观点，在他看来，“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从而在它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第58页)马克思不仅认为人类创造的对象世界是对人的类本质的确证，而且试图用劳动的创造活动来说明世界历史的发展，因此他说：“对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第92页)通过劳动所创造的“世界历史”，不仅包括“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人类起源的历史，而且包括在人类存在的条件下人对自然的改造和自然的人化过程，人对自然的工艺学、经济学与人类学的占有过程。正是人类的创造对象世界活动延伸了“自然史”与“人类史”的演化系列，并把它们整合成为一个统一的自然历史的发展过程。
第二，把劳动作为人的类本质的主要方面，探讨了劳动的对象化与异化、异化劳动的扬弃与共产主义问题。马克思在异化劳动理论中，已不再像费尔巴哈那样仅仅强调人的自然的身体、意识或灵魂、感性存在与感性直观，不再仅仅把理智、意志、爱、友谊与情感作为人的本质的表现，而是把人的感性活动即生产劳动作为人的类本质的最重要方面，作为人与自然之对象性关系的最主要方面。正因为这样，他把人的异化归结为劳动的异化，从而讨论了劳动产品、劳动本身、人的类本质、人自身的异化问题，以及异化劳动的扬弃与共产主义问题，指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第81页)这一劳动的异化及其扬弃的理论，同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及其扬弃的理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虽然它们关注的都是人的异化及其复归问题，但它们的立场与达到的结论已完全不同了。
第三，以异化劳动理论为基础，初步确立了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在异化劳动理论中，私有财产既是异化劳动的直接原因，又是异化劳动的直接结果，两者是互为条件，互为因果的。因而异化劳动的扬弃就是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这里，整个私有财产的运动表现为社会经济基础的运动。于是从异化劳动理论出发，便可自然地导出唯物史观的基本结论。所以马克思说：“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第82页)他还说：“私有财产的运动——生产和消费——是迄今为止全部生产的运动的感性展观，就是说，是人的实现或人的现实。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第82页)因此，宗教等方面的异化原来是受经济的异化支配的，这些异化的扬弃也必须以经济的异化的消除为基础。
最后，由于马克思所说的“类存在物”或“类本质”与人类“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对象性活动相联系，因而这种概念除仍保留人的普遍本质与人性的涵义外，还包含人类日常生活、工业实践、物质利益、功利价值等社会现实性的涵义。在马克思看来，人不仅是直接的“自然存在物”，而且是属人的“类存在物”，人不仅通过自然的躯体、其感性存在与感性直观同自然界建立自然的联系，还通过劳动生产与自我意识同自然界打交道而形成社会性的对象性关系。人作为“类存在物”能够“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第56页)。从“理论”方面来看，植物、动物、石头、空气、水等，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艺术的对象”，成了“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或“精神食粮”；从“实践”方面来看，自然界成了人的生活与生产的一部分。自然物作为人类生活资料而表现为人的“食物”、“燃料”、“衣着”、“住房”等等形式，自然界作为劳动的对象、资料、产品，已成为人类日常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的源泉，变成了“人的无机的身体”。(第56页)随着人类对象性活动的展开，“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作为“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第88页)，已感性地呈现在人们面前；自然科学也成了与人的日常生活、工业实践、功利目标密切相关的领域；并且如马克思所说：“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第89页)由此可见，马克思所表述的“类本质”概念已大大突破了费尔巴哈“类本质”概念的限制。已远远超越了费尔巴哈理想化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思想的限制；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对象性活动，同费尔巴哈竭力摒弃日常利害关系的抽象的“理论的直观”活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但是必须承认，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毕竟是在“类本质”的概念框架内展开的。虽然在这里马克思已不再仅仅把人的理性、意识、意志、爱、情感等作为人的本质或人性，而强调把劳动作为人的类存在的最主要的本质，但是在这里马克思却把劳动理解为一种普遍的自由自主的活动，把劳动的本质理解为一种普遍的自由的类特性，并认为这种类本质或类特性相对于人的存在是更加先在的东西。在马克思看来，“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第57页)这里表明，人的劳动本质、主体意识的本质等等，都是这种具有普遍性与先在性的“人的类特性”。正是基于这种类本质概念，马克思才思辨地建立了他的异化劳动理论。在他看来，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这种对象性活动原本是一种普遍的自由的自主的活动；在这种活动中，如果说人自身的自然是“人的有机的身体”的话，那么人之外的自然则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但是，异化劳动却使人的劳动变成了一种不属于他的本质的外在的异己的活动，因为他的劳动不再是自觉自愿的活动、自由发挥其体力与智力的活动，而是一种肉体上与精神上受摧残的、动物式的、维持肉体生存的活动，并从他那里夺去了他的“人的无机的身体”。而共产主义作为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是对人的对象性本质的重新占有，是向合乎人性的真正人的复归。因此马克思认为：“无神论是以扬弃宗教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共产主义则是以扬弃私有财产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第112页)这表明马克思的“类本质”概念与异化劳动理论仍在一定程度上带有费尔巴哈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的思想特色。
四
1845-1846年间，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其主要思想结晶是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及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如果说1844年的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运演还借助于人的类本质这一概念工具的话，那么1845年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展开已完全丢弃了这一外在的概念框架。如果说前者对费尔巴哈“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还表示赞同的话，那么后者则对费尔巴哈上述哲学体系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显然，这种批判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自我批判。正是这种批判及哲学立场的转变，才使马克思以更加彻底的形式确立了实践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从而对唯物史观作出了更加科学的论证。
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判是与他对以青年黑格尔派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的批判结合在一起的，是以他对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史观的批判为前提的。但就本文所关注的问题而言，我们感兴趣的是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在如下几个方面的批判。
第一是对费尔巴哈的类本质概念及其抽象的“人的自我异化”思想的批判。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虽然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本质，把宗教的异化归结为人的本质的异化，但是他并没有着手对人的现实的本质进行批判，没有对人进行具体的社会历史的考察，因此他只是把人理解为理想的、抽象的、孤立的人。在他那里，人的“本质只能被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⑤。从这种抽象的纯粹的人的类本质概念出发，包括费尔巴哈、鲍威尔在内的“哲学家们”总是习惯于把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描述成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及其扬弃的过程。对此马克思批评道：“哲学家们在不再屈从于分工的个人身上看到了他们名之为‘人’的那种理想，他们把我们所阐述的整个发展过程看做是‘人’的发展过程，从而把‘人’强加于迄今每一历史阶段中所存在的个人，并把他描述成历史的动力。这样，整个历史过程被看成是‘人’的自我异化过程。”⑥马克思的这种批判显然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自我批判，因为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仍囿于他所批判的这一思想模式。在那里，马克思把人的类本质归结为一种普遍的自由自主的活动，把人的自我异化理解为对于这种类本质的偏离，把共产主义理解为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认为只有在消除了私有制与个人分工之后，以物质生活为目的的个人自发的活动才能转变为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所以马克思才批评道，哲学家们在消除分工的人身上看到了“‘人’的那种理想”，“他们总是把后来阶段的普通个人强加于先前阶段的个人并且以后来的意识强加于先前的个人。由于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即一开始就撇开现实条件，所以就可以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的发展过程了”。⑦上述批判既是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也是对马克思自己先前的人道主义的历史观的清算。
第二是对费尔巴哈关于现实世界与人的纯客观观点与感性直观观点的批判。费尔巴哈在对黑格尔的批判中，把关于自然与人的感性存在与感性直观与黑格尔的抽象的绝对理念的推演对立起来，而把这种单纯的感觉与直观的观点作为“未来哲学”的出发点，这使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实现了一次根本性的转变。然而从实践的观点看，费尔巴哈仍未跳出旧唯物主义的樊篱。对此，马克思批评道：“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⑧这里所说的“对象、现实、感性”，包括自然界、社会生活和人在内的所有感性对象。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所有旧的唯物主义者都只是把它们理解为纯客观的、直接存在的、感性直观的对象，而不是把它们看成是与人的主体活动有关的、“人的感性活动”或“实践”的对象，以及社会历史的对象。因此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⑨在马克思看来，不仅“樱桃树”这样的自然存在物是商业等社会活动的产物，而且人的存在与能力也是随着人类劳动实践的发展而进化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也是实践的，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进步的。因此马克思说：“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它哪怕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⑩正是这种不断发展着的劳动生产与社会实践，成为包括自然界、人与社会生活在内的感性世界不断改变与统一的现实基础。
第三是对费尔巴哈纯粹的“理论”的态度与局限于“理论的直观”的哲学立场的批判。费尔巴哈关于人与自然界的感性存在与感性直观的自然主义的观点与他的人道主义观点是密切联系的，其感性的态度与理论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因此马克思批评道：“他把人只看作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因为他在这里也仍然停留在理论的领域内，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而是停留于抽象的‘人’，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个的、肉体的人’，也就是说，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观念化了的爱与友情以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11)从这种抽象的人道主义的理论态度出发，费尔巴哈也会谈到人的活动，但他强调的只是“理论的直观”活动，认为只有这种活动才是人类本质的活动，而通常的与物质利益有关的实践活动则是与人类本质相悖的活动。对于费尔巴哈的理论的态度，马克思批评道：“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因此，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12)正因为这样，当他感觉到了现实的世界同他所设想的理想的世界不一致时，当他通过感性直观看到了现实世界的灾难、疾病、饥饿、贫穷、压迫、欺诈等等时，为要消除种种畸形的、不合理的、不和谐的、不平等的因素，他不是求助于人们普通的实践活动以改变这种现状或改造现实的世界，而是求助于人的抽象的“理论的直观”与观念上的“类的平等化”，要求人们通过爱己、爱人、爱物的“理论的活动”去达到一种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境地。因此马克思批评道：“正是在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的必要性和条件的地方，他却重新陷入唯心主义。”(13)从费尔巴哈的理论的态度出发，不可避免地会导向这种历史唯心主义。
从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中，我们会得到一些重要的思想启示。第一个重要启示是：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现实的个人的存在或生存比人的普遍本质或“类”更为根本，更具有先在性。如果历史考察的基本前提不是费尔巴哈所说的抽象的理想化的“人”或“类”，而是具体的现实的人，那么一切历史观首先要考察的最基本的世俗基础就应是现实生活中的个人的生命存在与生存需要。对此，马克思说：“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14)对于任何现实的有血有肉的个人，如果他们连吃喝住穿等基本生活条件都得不到保证，那么他们就根本谈不上能够“创造历史”与获得解放，也就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普遍的自由与自主性。因此，马克思又说：“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15)可见在马克思那里，作为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的东西，既不是施特劳斯的“实体”、鲍威尔的“自我意识”，也不是费尔巴哈所谓的抽象的“人”或作为人的本质的“类”；既不是费尔巴哈的作为人的理性、爱与友情的“类”，也不是马克思先前作为人的自由自主活动的“类”，而是现实的具体的“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生理需要与日常生活。这样，过去“哲学家们”的那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就从根本上纠正过来了，人类的历史不再被描述为抽象的人的本质或类的异化及其扬弃的历史了。
第二个重要启示是人类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比人的“理论的直观”、主体意识活动及其他社会活动更为根本，更具有先在性。既然人类的第一个前提是人首先要能够活着，要有吃喝住穿等必需的生活资料，那么人类最基本的活动便是生产用以满足这些生存需要的生活资料的活动。于是马克思说：“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16)在这时的马克思看来，作为人类第一个历史活动的东西，既不是费尔巴哈所谓的“理论的直观”活动，甚至也不是马克思先前所强调的理论上的对象性活动，即主体意识活动，如宗教、艺术、科学活动等。这时在马克思看来，“这些个人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不在于他们有思想，而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17)接下来，人类第二个历史行动便是生产用以满足相关生产需要的生产资料的活动，这是一切历史观需要考察的另一个基本的世俗基础。总之，在马克思的历史观中，人类最基本的历史活动不是别的东西，而是人们生产日常需要的物质资料的劳动活动，并且这种物质生产不再被看成是费尔巴哈所谓的粗俗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的活动，而是被看成是不断改变现存世界状况并“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历史活动。诚然，作为改变世界现状的现实手段，除物质资料的生产外，还包括政治斗争、社会革命、思想文化运动等等，但物质资料的生产相对于其他历史活动来说却是最基本的第一位的历史活动，是处于最基础地位的东西。正如马克思所说：“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18)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主张作为人类生存基本条件的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的生产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并在这一主张的基础上即逻辑基点上坚持了实践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他说：“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19)这一实践唯物主义观点实际上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第三个重要启示是，上述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不可能以抽象的、孤立的、纯粹的个人活动形式存在的，而总是以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的社会活动的形式存在的，从而总是与不同个人的社会组织起来的力量即“扩大了的生产力”相联系。在马克思看来，“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Verkehr]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20)这种“交往”首先是生产过程中的物质交往，其最基础的部分形成了一种客观的、强制的社会生产力。这种力量虽然是由不同个人的力量合成的，但反过来却支配着任何个人的意志与行为，它不仅受“市民社会”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制约，而且也支配和决定着“市民社会”及相应的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马克思还认为：“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21)相对于资产阶级社会来说，市民社会包括一切工业生活与商业生活，在马克思那里，“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22)。由此可见，在《德意志意识形志》中，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观点已达到对唯物史观进行科学论证的高度。
纵观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轨迹，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观点的形成与确立，是以对青年黑格尔派唯心史观的批判为契机的，是以对唯物史观的科学论证为归宿的。它是在对青年黑格尔派、“现代德国哲学”及自己先前主张之前提性批判与自我超越中实现的。通过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史观，特别是对鲍威尔关于“自我意识设定世界”的论断，费尔巴哈关于人的类本质、感性存在与“理论的直观”的观点的批判，以及对自己有关概念框架的自我批判，马克思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思想经历了几个重要的发展步骤。
第一个重要步骤是人与自然之对象性关系理论的建立。这一理论主张人通过现实的对象化与外化来创造自己的对象世界，通过对象世界的异化及其扬弃而现实地占有自己的对象。在这里，马克思一方面认为人的自然与社会的存在与对象化比“自我意识的设定”更为根本、更具有先在性，并把人的劳动看成是人的最重要的本质和最主要的对象性活动，但另一方面并未取消“自我意识”在对象性活动中的意义，并把主体意识的“理论上”的对象性活动作为人的存在的重要内容。
第二个重要步骤是异化劳动理论的建立。这一理论主张人类劳动的历史运动是一个否定之否定过程：人通过劳动的对象化活动而改造与创造对象世界，由于劳动产品与劳动本身的异化而丧失原本属于自己的对象，通过异化劳动的扬弃而实现向人的本质的复归与对象的重新占有。他同时认为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互为因果，私有财产的运动作为社会经济基础的运动支配着社会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这一理论虽然仍囿于费尔巴哈关于人的类本质及其异化的概念工具，但已远远超出了其“纯粹的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观点的局限，而在异化劳动理论的框架下建立了实践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初步形式。
第三个重要步骤是撇开纯粹思辨的概念框架，直接从有生命的个人的肉体组织、生理需要、日常生活，以及生产满足生存需要的物质资料的劳动实践出发，以关于人类历史的基本前提与基本实践的观点为逻辑基点，以更彻底的形式确立了实践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并对唯物史观作出了科学的论证。在这里，马克思一方面认为人的存在与生存比人的普遍的本质更具有先在性，人类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比“理论的活动”、意识活动与其他历史活动更为根本；另一方面仍主张人的理性、爱、友情、人的自由自主性等是人类本质与人性的重要因素，人类政治、社会、思想、文化活动是人类历史活动的重要内容，它们对于人类历史的发展与进步有着重要意义。
由此可见，上述每一思想环节都是对此前思想环节的批判、继承、超越与发展，都对此前思想内容既有丢弃、限定，又有保留、发挥，都把此前某些思想元素作为必要环节包容在自身之内，同时又不断增添新的思想元素。正是在这种前提性批判与自我超越中，实践唯物主义的概念基础才逐步确立起来，其思想内容才不断丰富起来，表现出一种自我发展与完善的生命活力。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3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65—66页。
③同上书，第66页。
④同上书，第74页。
⑤同上书，第56页。
⑥同上书，第130页。
⑦同上。
⑧同上书，第58页。
⑨同上书，第76页。
⑩同上书，第77页。
(11)同上书，第77—78页。
(12)同上书，第58页。
(13)同上书，第78页。
(14)同上书，第67页。
(15)同上书，第78—79页。
(16)同上书，第79页。
(17)同上书，第67页注①。
(18)同上书，第74—75页。
(19)同上书，第75页。
(20)同上书，第68页。
(21)同上书，第87—88页。
(22)同上书，第130—13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