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到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来庆祝你们的20周年校庆。我和中欧也有过不少接触，参加过一些中欧的活动，包括在伦敦、深圳和上海举行的活动，受益良多，所以我是真心地祝贺中欧。我觉得中欧有几点做的肯定是对的，站得住脚的： 一是中西合璧，二是联系实际，三是一开始的目标就争取世界一流。这二十年的历史证明，这是一个成功的中欧合作，我自己也是中欧合作产生的学者，我在中国生活了30年，在欧洲生活了20多年，在发达国家的瑞士读书、工作，后来走遍了所有西方国家，包括冰岛都去过，所以有一些感悟和大家一起交流。
说句老实话，我收到中欧大师课堂邀请的时候，我有一点犹豫，因为汉语中大师是个非常“高大上”的词，人贵有自知之明，我不是大师，所以我犹豫了一下，大概是在国外呆的时间长了，在西方人家夸你的时候，一般不是拒绝，而是直觉地说谢谢。我还想起孟子2000多年前曾说过的话：受之有愧，却之不恭，就是说一个贵人给你荣誉的时候，你受之有愧，但拒绝它恐怕又是不恭敬的，所以我就问了一下校方这个大师讲堂的来历，他们说这是从英文master class翻译过来的, 这样我感觉就稍微好一些，因为英文我还是懂的。我经历过文革乱世，17岁去工厂当学徒， 英文叫apprentice， 三年满师后当师傅， 英文就是master。更重要的是我相信，中欧是产生未来大师的地方，所以我在这里是在与未来的大师进行交流。
今天我讲的题目和大家学的专业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大家学的是工商管理，是金融。我这里讲的是政治哲学、政治学和文化问题。但是我总相信中国人讲的，功夫在诗外，一个诗人要真正写好诗，就要拓开自己的思路，所以我把自己的心得体会跟大家做一些交流。
我先从与福山的辩论说起。他是一位知名的美籍日裔学者，写了一本书叫《历史的终结》，谈的是世界历史发展到了西方民主模式和市场经济模式就终结了，当时正好赶上了苏联解体，东欧崩溃，所以他一下子声名鹊起。但是他当时没有想到中国会那么快的崛起，这个事实使他开始反思自己的一些观点，所以他几乎每年都到中国来，进行一些研究。国内许多研究机构接待过他，奉为上宾，这没有关系，关键是国内很多学者还是认同他历史终结论，我看了一些他们讨论的记录，感觉像是在汇报工作，汇报中国何时实现西方的制度安排，坦率地说“历史终结论”在世界范围内早已过气，很少有人信了，但在我们国内还有不小的市场，令人匪夷所思。2011年春秋研究院和《文汇报》组织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活动，就是让他和我进行一场对话，当时定下的题目是“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和世界秩序的改变”。但福山先生抵达文广大厦VIP室的时对大家说，他今天要讲中国模式，我们当时都没有想到他也要谈中国模式了，我或多或少有一种感觉，好象打仗一样，他似乎在中国若入无人之地。我对《文汇报》的老总说：给他一点中国震撼吧，所以我们就开始了一场辩论，这个辩论我不多说了，因为网上视频、文字都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是一个好事情。
我简单谈谈我与他辩论时讲的几个主要观点，第一，不是历史终结论，而是历史终结论的终结。第二，我说美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任务恐怕不亚于中国，美国的政治制度是前工业时期的产物，需要大量的改革，否则美国还将走衰。第三，当时正好赶上埃及之春，他说中国也要面临这样的问题，我说不会。我去过4次埃及，20年前开罗和上海差5年，现在差40年，一半的年轻人没有工作，不造反行吗？我对他说，不仅中国不会发生埃及之春，而且埃及之春、阿拉伯之春不久将变成埃及之冬、阿拉伯之冬。现在看来，我的预测是准确的，站得住脚的。实际上我20年来关于中国的其他预测，也是准确的，我也希望以后的预测能继续准确。这是我自己做学术的要求： 你的观点和预测，多少年之后，人家看还是对的。
先让我简单地谈谈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家熟悉的数据我就不说了，我想从另外的角度来谈谈，一个是民间关于结婚三大件的说法，70年代的时候，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80年代是冰箱、彩电、洗衣机，90年代是空调、电脑、手机。21世纪是房子、车子、票子。这是不得了的变化，沧桑巨变，坦率来讲，我不喜欢这种过度物质主义的追求。英文里叫old money （老贵族的钱）和new money（暴发户的钱）的问题，中国是new money多，带来太多的炫耀和太物质主义的生活，带来很多社会问题，但我们也要看到，我们这个民族过去上千年是领先西方的，200多年前一下子落到谷底，现在又重新崛起，物质主义一时抬头，恐怕在所难免。我们这个民族是有文化底蕴的，我们要有这样的自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文化水准也会上来的。
第二，创造财富十年一个周期。你看30多年的改革开放，大潮推着你走，从财富的增加来看，大致上十年就是一个周期： 上世纪80年代的乡镇企业，成功率基本上在70%以上，90年代的外贸，随着中国加入WTO，做外贸的成功率大概也在70%。到20世纪，中国进入了第一波快速的城市化，凡是买房子的，几乎都是赢家。也就是说，好像有一种规律，过去三十多年中，总有一个领域，许多傻瓜进去了都会发财，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见过这样规模的财富增长。另外，中国任何一个耐用消费品，冰箱彩电也好，电脑汽车也好，都是10年就普及了，背后有中国文化的因素，特别是攀比心理，你有的，我也要后。说起来真有点害怕，太物质主义了。但还是我刚才讲的，这些都是过渡时期的问题，中国人富裕起来了，这首先是好事情，要加以肯定，中国其他方面也会逐步走向平衡。
还有就是家庭中位净资产的变化，我仔细查了一下， 2010年，美国的中位家庭净资产是77300美元，按照昨天的汇率约等于47.5万人民币，法国多一点是11.5万欧元，大概是97.7万人民币，欧元区中位水平是10.9万欧元，折合人民币92.6万。那么中国已经有多少人的财富超过50%的欧洲人和美国人了呢？大家可以结合自己了解的情况进行比较。我经常坐出租车，上海出租车司机大都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但是他们多数人的资产早就超过50%、60%的欧洲人和美国人。中国已经崛起到今天这个地步的时候，我们应该是最自信的时候，但是因为种种原因，特别是十八大之前，特别是网上一片骂声，把中国说成世界上最失败的模式，是国将不国的模式。我就写了《中国震撼》，我说中国的模式所取得的成绩，除以二、除以四、除以六，都可以和任何采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比，而中国形成的发达板块规模已经和美国人口相当，可以叫板任何发达国家。中国这种成功的背后是中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这个模式，虽有不足，但可以克服，它已经带来了中国的崛起，而且前途无量。
那么什么是中国模式？中国模式开始有一点争议，我们一些领导人过去也说过没有中国模式，但我觉得是有的，关键看你怎么界定。我说中国模式有狭义的层面和广义的层面。狭义层面讲的是中国人的一整套做法，一整套经验，广义的层面包括我今天要讲的制度安排和背后的意识形态。
我们现在官方还有一个词叫中国道路。中国道路我们知道指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有什么区别？我自己理解是在狭义上有所区别的，中国模式更多是讲一整套的做法，而道路则突出了意识形态的因素，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 而在广义上，这两个概念是相通的，意思大致相同，唯一不同的是中国模式在国际上交流比较方便，一讲人家就懂，说中国道路，很多人搞不清楚，以为是南京路，北京路还是中国路。
关于中国模式有几种误解。一个是说中国模式是外国人首先提出来的，不少文章说，中国模式是美国学者雷默2004年谈“北京共识”时提出来的，其实这是不对的。80年代中期我在外交部做翻译，有机会直接接触中国的一些领导人，包括邓小平，邓小平多次说过中国模式。他指的就是中国自己的一整套做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61页有邓小平1988年5月会见莫桑比克总统的谈话，他当时说，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应该有自己的模式。
第二个误解是模式等于样板，要别人照搬。模式这个词确实有样板这一层的意思，但是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一系列行为和经验的归纳和总结。我们改革开放当中，多次用过这个词，深圳模式、浦东模式，张江模式，相信也会有中欧模式，只是经验的总结，没有强加于人的意思。
第三种误解是中国模式还没有完全成功的定型，所以讲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一个模式一旦成型了，恐怕就开始出现问题了。福山说历史终结论就是说的西方制度的定型。乾隆皇帝1793年见英国特使的时候，英国特使说我们要贸易，而乾隆说，我们代表了世界最好的制度，不需要和你进行贸易，也不需要向你学习、借鉴什么东西，这就是当时中国的历史终结论。回头证明这是一个转折点，我们开始走下坡了，西方现在也是如此，以为自己代表了人类最好的制度，其实早已问题成堆，积重难返，当然现在开始反思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现在有两种人是不赞成中国模式的。一种是不赞成模式的提法，认为应该用“中国道路“，我刚才讲了两个概念的异同，所以对于这些人，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第二种是不赞成中国模式所包含的内容的人。在他们看来，中国人那里有资格谈论什么中国模式，世界上只有普世价值的模式、西方模式，怎么会有中国模式。说中国模式是大逆不道的。
我反对这种看法。学者潘维曾经调侃过这种人，他说：“批评中国模式主要有三个观点，第一，中国还不完善，还有很多缺点。然而现实世界怎么可能会没有缺点，怎么可能有完美的国家呢？当然有，美国完美无缺，美国经验完美无缺，所以可以有美国模式，不能有中国模式。第二中国还处于变化当中，而现实世界怎么可能不变化呢？哪一个国家几十年没有变了？当然美国没有变，美国200年都没有变，所以可以有美国模式，不能有中国模式。第三、中国太特殊，中国经验不能扩散，而且扩散有害，但是哪一个国家的经验不特殊，能扩散呢？美国经验可以扩散，人家可以照搬，所以可以有美国模式，不能有中国模式“。
前几天在凤凰卫视做“世纪大讲堂”节目，他们问我台湾的民主情况怎么样？我说从希望到失望，他们问下一步呢，我说从希望到更大的失望，但不至于到绝望，为什么不至于绝望？因为有中国模式，中国模式创造大量的机遇，现在台湾人口比上海还少，上海有2500万人，而台湾是2300万人，而此时此刻最保守估计有150万的台湾同胞在中国大陆生活学习工作，中国模式为台湾同胞创造大量的机遇。另外中国模式产生的领导人总体上比台湾成熟得多。举个例子，2008年奥运会，台湾的马英九也跟着西方喊抵制奥运会，但成熟的中国大陆领导人，没有太在乎，事实上还是对马英九表示了某种支持，因为他至少认同“九二共识”。现在台湾没有台独的本钱了，台湾已经成为对中国大陆经济依赖度最高的经济体之一，另外两个是香港和澳门。所以说台独根本不可能，如果要独立的话，他们的楼市、股市都会全面崩盘，经济也会全面崩盘。
我写了一本《中国震撼》，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习近平总书记也向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推荐了这本书，这是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报道的。佐利克说，在谈论中国今后改革这个话题的时候，习近平向他推荐了这本书，要他能够全面地、立体地看中国。我在书中对中国模式做了一些分析，主要是八个特点，第一是实践理性，我可以简单解释一下，因为他实际上是中国模式的哲学基础，任何一个问题的解释，说到底都是要把哲学讲清楚，讲清楚了，问题就容易理解了。学哲学的都知道，哲学中有“存在论”和“规范论”。“存在论”，就是to be （是什么？）？比如说市场经济是什么？普世价值是什么？民主是什么？“规范论”就是ought to be，应该是什么，市场经济应该是怎么样的？普世价值应该是怎么样的？民主应该是怎么样的？而中国人还有“实践论”，to do is to be，中国人的这种哲学观很突出，平时我们也说，干起来再说，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讲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讲实事求是和实践理性，也是这个意思。回头来看，由于实事求是，由于实践理性，我们总体上避免了民主原教旨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可能带来的祸害。颜色革命为什么失败？阿拉伯之春为什么变成阿拉伯之冬？因为一个社会是由经济、文化、政治等多个层面组成的，以民主原教旨主义为旗帜的变革最多只能改变政治层面非常小部分的东西，其他层面的东西改变不了。市场经济也是如此，你只能改变经济层面的部分东西，其他层面也改变不了，所以民主原教旨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是行不通的。
第二是强势政府。中国政府是相对比较强势的，也比较中性的，而中性和强势是连在一起的，它力求尽可能地代表比较多的人民，尽可能地代表比较多的阶层，共同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在西方势力虎视眈眈的国际大环境下，没有一个比较强势而又比较中性的中央政府，那中国的现代化只能是纸上谈兵。在中国的体制下进行改革，即使你要削弱政府的权利，也要靠比较强势的中央来推动，我们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就是一个例子，我们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简政放权，也是中央推动的。
第三是稳定优先。这个大家千万不要低估。过去邓小平讲，稳定压倒一切，这是对的。你要先了解中国的近代史，从1840年开始，我自己算了一下，从1840年到1978年，140年间，中国持续稳定的时间最长不到9年就被打乱，要么是农民起义，要么是外国入侵，要么是自己内部的动荡，包括后来文化大革命这样意识形态的运动。过去36年，中国是第一次在自己的近代史上实现了长达36年的持续稳定，我们就创造了震惊世界的奇迹，再给中国36年，不用36年，再给10到20年，中国一定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并创造更多的奇迹。
第四是民生为大。这也是很重要的，我们治国过去历史上的经验也是如此，要把改善民生放在第一位。孟子所说的君轻民重也是这个道理，你必须注重民生问题，否则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如果民生迟迟改善不了，碰到大灾大难，你处理不了，你就要失去天命，这是2200多年前孟子就提出来的，比卢梭的契约论早2000年。
第五是渐进改革。这主要是针对苏联东欧的做法，他们叫休克疗法，而我们是采取渐进的方法，无疑我们的效果好得多。
第六是顺序差异，你现在回头看我们的改革开放，我们大致形成了一种顺序差异的格局：先农村改革，后城市改革，先沿海地区发展，后内地，先经济改革为主，后社会改革。
第七是混合经济。这一点我下面讲制度安排是再谈。
第八是对外开放。中国历史上最开放的时候是唐朝，那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候。中国人聪明好学，从善如流，只要开放，他会学习别人的长处弥补自己的短处。如果说当初郑和下西洋后我们没有闭关锁国，那我们也不会错过工业革命，那就不会出现过去200年的落差了。
我觉得随着中国的崛起，除了要用外国的标准来看世界，看中国，我们还要学会用中国的标准看外国世界。比如说对于政治制度质量的评估。西方推动民主原教旨主义，认为只要是多党制、一人一票就是好制度，否则就是坏制度。而邓小平提出的判断政治制度质量的标准，包括政局是否稳定，人民是否更加团结，人民生活是否改善，生产力是否持续发展。如果说以这些标准来评价台湾政治制度的话，打分的话，就是C-的水平，因为他政局不稳定，人民不团结，多数人的生活没有得到改善，生产力没有得到持续发展。乌克兰颜色革命后、阿拉伯之春后，都是这样的情况，我觉得邓小平提出的这个中国标准更靠谱，更站得住脚。
下一个问题是文明型国家，如何界定也不难。我们都知道，伟大的古代文明包括古埃及、古印度、两河流域文明，但是这些文明没有持续到今天，比如说穆巴拉克说埃及有8000年文明史，但是实际上古埃及文明和现在的埃及没有任何关系。不是一样的语言，不是一样的文字，也不是一样的人种。我曾经问过英国人说，你们大学毕业生有多少人可以读得懂莎士比亚，那是17世纪的剧作家，绝大部分读不懂。而我们2500年前的论语，一个好的高中生就可以看懂。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以及后面整个的思想连续性都没有中断。一个超大型的现代国家和一个延续不断的古老文明重叠在一起，就是文明型国家，就是我们中国。我自己总结说有四个“超”，就是超大型人口规模，超广阔疆域国土，超悠久历史传统，超丰富的文化积淀。
首先是超大型的人口规模。为什么会产生中国震撼？因为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都是中小国家，欧洲一个国家平均人口1400万，所以中国大约等于100个欧洲国家的人口。仅长三角1.5亿人口崛起，长三角庞大的中产阶级有1/10去欧洲，每个人一块瑞士手表，瑞士的钟表业就得24小时加班加点。今年我们春运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人口流动是36亿人次，这大概等于北美洲，南美洲，欧洲，俄罗斯，日本，非洲的人口加在一起，一个月里从一个地方挪到另一个地方，这种超大型人口规模带来的挑战，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面临过，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人口规模。你自己办一个补习学校，招80个学生也是学校，张院长办一个中欧是2400人，也是学校，复旦是两万人，也是学校，学校规模不一样，治理的方法一定也是不一样的。当然人口多也是伟大的机遇，海阔任鱼跃，天高任鸟飞，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第二是超广阔的疆域国土，在中国飞机飞三四个小时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我们最近有一个指标叫出境旅游的人数，去年是9800万人次。我说这个指标不靠谱，因为在欧洲，你从上海到南京的距离，在无锡停一下，常州停一下，那就走了三四个国家了。如果算出境人次，按照欧洲标准来算，那么所有在中国坐高铁和飞机的，都是有出境游能力的，这个人次何止是1亿，恐怕七八亿甚至更多了。广阔的国土给我们巨大的战略纵深，也使我们在自己国土范围内进行产业的横向转移，现在内地正在重复当年沿海的发展奇迹。
三是超悠久的历史传统。中国什么东西都是有数千年的历史，我不是说传统的好坏，传统是个中性词。传统形成之后要改变很难，即使不那么好，我们最好也是趋利避害。我老讲一个例子，我说中国文化讲孝，大家仔细想想这个字是怎么写的，老子在上面，儿子在下面，甲骨文就是这么写的。这个概念就是我们的传统，你说是好还是坏？同样政府也是如此，我之所以说强势政府，我是中性地讲，中国政府干预经济最保守可以追溯到汉朝的时候，追溯到《盐铁论》，也就是讨论国家对盐铁的专营和收税等问题，政府干预甚至可以追溯到大禹治水，那是4000多年前夏朝的事。所以中国的历史传统和西方是不一样的，欧洲最早跑到美国去的人都是反政府的人，希望政府越小越好。而中国是一个超大型国家，人均资源少。美国建国的时候才200多万人，后来打败了墨西哥，吞并了加利福尼亚，那是1848年，那个时候美国人口也只有2000来万，而中国人口近4亿，比美国多20倍。所以美国的人均资源多，他就讲权利和自由，人均资源少的中国就讲孔融让梨，讲三日不可无君。在中国没有一个比较强势的政府，天下就要大乱，一个村里为河水资源的分配都会打起来。当然人多也创造了自己有滋有味的活法，中国人讲人气，没有人气再好的房子都卖不掉。舌尖上的中国，餐饮之丰富世界上无人可比，背后也是历史上人均资源少带来的无数饮食创新。
四是超丰富的文化积淀。我经常用八大菜系来说明这个问题，欧洲最好的是法国菜系，然后是意大利菜系。但是中国八大菜系中任何一个拿出来，都比法国意大利菜系丰富得多。因为文明型国家就是“百国之和“的国家，就是成百上千个国家慢慢整合起来的，八大菜系也是成百上千的国家的菜系慢慢整合起来的。过去我们中国人穷，你感受不到文化丰富性带来的精彩，现在富裕起来了，就会越来越感受到中国文化丰富多彩带来的精彩。从我们会场开车一个半小时的江浙地区，就有5000年前的良褚文化遗址，就有许多上千年的历史古镇。
接下来我讲一下文明型国家的制度安排。我自己总结是一国四方，一国就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四方就是四个方面的制度性安排。首先是政党制度方面， 中国的特点是国家型政党。第二、民主制度方面，中国的特点是协商民主。第三、组织制度方面的特点是选贤任能、最后，经济制度方面的特点是混合经济。
中国这么快的速度在崛起，我们不能再回避政治制度问题了，我们应该建立自己的制度自信，我们的制度有不少问题，但就现在这个水平也可以和我们的对手竞争，我们的制度经得起国际比较。我们的成绩，除于2、除于4、除于6，都可以和采用西方制度的非西方国家的成绩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坦率的进行讨论，我们不怕制度竞争，一点都不怕。
首先是政党制度。这好象是西方批评我们最多的地方。一说政党，他们就说100多个国家都是多党制的，而就你中国是一个政党。但是这些国家大都没有中国成功，乌合之众不在少数。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政党和西方的政党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西方政党理论，说简单很简单，就是一个社会由不同利益集团组成，这些利益集团都要有自己的代表，就是多党制度的起源，然后通过竞选，选票多的胜出，这叫做由分到合，最后是通过票决制来整合的。为什么采用西方这种制度的非西方国家失败情况非常多，就是因为非西方国家一旦采用西方制度，分了之后就再也整合不起来了。台湾是南北分裂，所谓“爱台”的南部和“卖台”的北部，完全是人为造成的。泰国是城乡分裂，农村人多数支持他信英拉，城市里的人多数反对他信英拉。连韩国这样的国家，你仔细看他的民主问题也是很严重的。它是“道籍”分裂，也就是“省籍”分裂，一个地方的人只选自己地方的人。
中国要是采用这种制度的话，也会是这样的，上海人选上海的，安徽人选安徽的，最后中国四分五裂。我们从汉朝开始，政治传统就就是一个统一的儒家执政集团执政，一个超大型的国家，一个“百国之和”的国家的治理，就是要有统一的执政集团，我们的官员，汉朝的时候叫察举，地方推荐到中央，然后中央政府试用，从隋朝开始我们实行科举制，有教无类，考上了就可做官。统一的儒家执政集团是中国的政治传统，如果一定要套用西方政党概念的话，那么我可以说过去两千多年中，我们最保守的估计90%的时间里都是一党制。而这当中，过去两千年里，至少有3/4的时间，中国是远远领先于欧洲的。当然后来我们闭关锁国产生很多的问题，但现在通过改革开放又迅速崛起。过去15年里，如果你从上海移民美国的话，对不起，你今天回来可能已经属于穷人了。这是历史大潮，一个是超级大国，曾经非常辉煌，但是今天正在全面走下坡路，一个是正在迅速崛起的超大型大国，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闻的速度和规模崛起。
我们国家型政党也包含了红色基因，它是社会主义政党传承的延续和发展。戈尔巴乔夫认为苏联共产党要改革，改不下去就垮掉算了。据说，邓小平曾经私下评价过戈尔巴乔夫，邓小平说，这个人看上去很聪明，实际上很蠢。我跟不少俄罗斯人讲这个评价，他们说完全正确。今天在俄罗斯，他的支持率低于3%。但是在西方，至今他都非常受欢迎。这么大一个超级大国就崩溃了。了解了苏联和俄罗斯人经历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两个弱势政府，最后导致国家解体，经济崩溃，人均寿命降到50来岁， 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强势的普京在俄罗斯如此受到欢迎。同样，今天中国的国家型政党也包括了西方元素，它是一个现代化导向的政府，某种程度上是世界上最具现代化意识的政党。
我今年3月访问德国，去了德国国会大厦办公楼，里面有个雕塑，大厅里悬挂着四艘可以上下浮动不同颜色的船，代表了德国的不同政党，含义是你这个党下台了也不要紧，以后还有机会上来。与德国议员座谈，他们让我解释中国共产党， 我说给你做一个通俗的解释，把这四条船合在一起，就是中国共产党。
第二个是协商民主。西方坚持只有他们的民主才叫民主制度，其他的民主都不算民主，但中国民主的形式主要是协商民主，为什么？我自己不太看好一人一票，尽管我们在村一级进行一人一票的选举，已经20多年了，但我做了一些调查，1/3的结果马马虎虎过的去，1/3的结果非常的糟糕，家族、黑社会，金钱政治都出来了。还有1/3也不容乐观。那么和英国、美国人比，是不是一人一票不是我们的比较优势。像上海是中国最发达的板块，但所有的小区都是请专业的物业公司来管的，在国外很多情况下，都是居民自己组织起来进行管理的。一个最大的问题还是人口的规模，你说在任何一个国家，如果说你90%的人同意，10%的人不同意，那太好了，因为10%是绝对少数，但是10%在中国是1.3亿人，这些人的关切你可以不理睬吗？所以还是要通过协商。
另外中国民主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广泛性，西方民主是严格界定在4年或者是5年一次的投票选总统，除了选举之外，其他领域内基本没有民主，企业里，学校里，公司里，基金会里，没有什么民主，老板说了算。但在中国，我回到复旦大学后参加了一些活动，比如说我们上个星期进行了中层后备干部的选拔，每个人发一张单子，把所有70后的副研究员都列上，然后让大家海选一下，谁比较合适。这在西方是没有的。我们研究院的教师工会还要给院长副院长打分，这在西方大学里也是没有的。他们的民主只是在选举国家领导人，四五年一次而已。 当然我不是说中国制度一定好，比方说学校评先进什么的，老板定了就可以了，大家评来评去，结果造成很多矛盾，效果并不一定好。
总之，在民主建设的摸索过程当中，中国当然有一席之地。我们现在实行一种新型的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苏联来的，但他们的民主集中制后来变成了只有集中，没有民主，而中国现在已经真正的形成了新型的民主集中制，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不是空泛的东西。中国决策过程当中，都是尽可能的民主，尽可能的倾听专家的意见、方方面面的意见，一个五年计划的互动过程长达一年多，成千上万次的磋商，最后形成的东西有一定的权威性，而不是像美国那样，小圈子里作出决定，然后通过公关公司出售给公众，英文叫sell to the public。我们决策形成的合法性总体上更强，具体落实时还要强调因地制宜，因为一个超大型的国家情况太复杂了。我们的民主制度也融入了选举和民调等西方元素，所以我们的民主制度包含了历史基因、红色基因和西方元素。定期地制定规划也意味着不时地创造新的预期，预期又创造新的需求。比如说高铁规划到哪里，地铁建到哪里，实际上是创造一种预期和需求，这也是中国经济得以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组织制度的特点是选贤任能。十八大召开的时候，《纽约时报》的编辑给我来了一封邮件，说能不能写篇评论文章谈谈十八大， 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选贤任能挑战西方民主”。我讲了很简单的一个观点，我说你看一下，中共最高执政团队，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至少是两任省部级的负责人，大都担任过两任省委书记，甚至三任，中国一个省是欧洲三到五个国家，你要治理好这么大范围内的地方，才可以拿到政治局常委的“入场券”。我说习近平在三个省里当过一把手，这三个省的经济规模是印度的规模，人口是1.2亿，然后又有5年时间担任政治局常委，熟悉全国的情况，然后再担任最高领导人。这应该是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政治制度。这个制度安排包含了传统基因，如科举制的传统；包括了红色基因，毛主席说过“政治路线决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包含了西方因素，如选举、公示等等。
我在给《纽约时报》的文章中还提到了“上上策和下下策”，因为英国政治家丘吉尔有过一个说法，他说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人类试了很多制度，民主制度相对而言是最不坏的制度，我仔细查了丘吉尔讲话的出处，1947年在英国下院，他是在西方的政治语境中讲这番话的。因为丘吉尔本人是帝国主义者，他根本不同意印度独立，怎么会同意印度采取西方民主制度呢？他讲最不坏的制度，我就说了，用中国人的说法，“最不坏”就是下下策。现在我们的制度设计也包括了下下策，那次和福山辩论的时候，他说中国没有解决坏皇帝的问题，我说中国这些年，通过政治行政体制改革，已经从制度上解决了坏皇帝的问题。所谓的下下策就是保底，就是美国总统可以担任两任，8年。中国现在最高领导人也是两任，10年。而这当中还有年龄的退休制度，到一定年龄你必须退， 这个西方还没有，像美国参议员都是干到死，而在中国是明确的，再能干到了年龄你也要下来。这某种程度上就是保底的安排。不会出现阿拉伯国家那样穆巴拉克执政40年的情况。但除了下下策，我们还有上上策，就是你必须尽一切可能，来寻找尽可能德才兼备的领导人。我前面讲了我们的标准，两任省部级的履历就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现在的制度安排是上上策与下下策结合，超越了西方模式。
西方玩他的民主游戏，他有财富的积累，我说很像被宠坏的孩子，家财万贯，可以这样玩，比利时500多天没有国家政策他还可以生存。那是因为他有积累，他敢玩这个游戏。而你是一个穷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染上了被宠坏了孩子的毛病，就无药可救了。随着中国的崛起，随着中国选贤任能模式的崛起，西方这种游戏民主也将遇到越来越大的挑战。
福山最近出了一本新书，叫《政治秩序的起源》，他说到在公元前3世纪，中国已经存在了一种非常稳定的所谓的现代性制度，而欧洲国家，比如说法国、俄国，他们一直到18世纪才实现，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要比欧洲先进1000多年。他讲的这种制度就是通过考试，选贤任能的制度，比较中性的政府制度。
我上半年去荷兰做过一个讲座，介绍中国模式。当时有一个法国的学者问我说，中国现在经济进步很快，但是为什么还是拒绝西方的现代性，我说我最近刚刚去海牙两个地方看了一下，一个是荷兰伟大哲学家斯宾诺莎的故居，一个是荷兰的瓷器博物馆。斯宾诺莎发现，中国是一个“自然宗教”的国家，欧洲当时是政教合一的国家。所以欧洲历史上，宗教战争是上千年。另外在这个瓷器博物馆，17世纪荷兰是欧洲最发达的国家，他进口了中国大量的瓷器，大概等于今天的Ipad，中国瓷器让荷兰人赚了大量的钱。他们的学者发现，不光是中国瓷器的工艺精良、制作优美，关键是上面的图案，欧洲当时政教合一，所有艺术品主题都是宗教，都是上帝。而中国瓷器上展现的东西都是民生，全是儿童嬉戏、老人垂钓、妇女织布，这就是当时的现代性，政教分离的现代性，也是欧洲启蒙运动的起点。现在有不少人在研究，启蒙运动是怎么开始的，当时是东学西渐，欧洲多数的启蒙思想家认为中国就是他们的理想国。后来欧洲对中国的态度改变了，开始对中国歧视了，这是18世纪从黑格尔和孟德斯鸠开始的。他们开始否定中国，这也是欧洲种族主义兴起的时候，黑格尔和孟德斯鸠都是种族主义者，孟德斯鸠是欧洲种族主义理论的鼻祖之一。他们当时所说的很多东西，现在看来是经不起推敲的。
混合经济是中国的经济制度的主要安排。中国经济制度最大的特点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也是一种混合经济。我自己曾有幸给小平做过翻译，我注意到他有一个特点，他多次讲过，什么社会主义我们还没有搞清楚，但是他有两条底线，无论怎么改革，他都不让步的，一是党的领导，二是公有制占主体，就是说，无论公有制形式如何改革，在整个国家范围内，公有制的影响力要足够的大。他为什么坚持这两条，现在看来很有道理。中国无论发生什么问题，有了这两条，迟早都可以纠正，如贫富差距和地区差距，只要有这两条，我们都可以逐步解决。最大限度发挥市场在资源分配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也发挥政府的必要干预，以保证宏观稳定和社会公正，所谓混合经济也是中国传统中“民本经济”和现代经济的结合，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的结合，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结合。尽管我们的制度还不完善，还有很多问题，包括民营经济和国营经济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完全理顺，但我们理想是让两者各有分工，实现互补，现在我们还没有完全做到。但是虽然存有各种问题，我们这种混合经济模式，已经避免了金融危机、债务危机，避免了大规模经济危机，创造了中国经济崛起的奇迹，尽管有很多问题，我们还是要先肯定，然后再来改进。
我顺便要强调一下，政府比较强势和中性，中性是特别重要的，我老是讲一个观点，如果说和美国相比，有什么最大的差别？在中国最富的100人不可能左右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我们的中央是代表中国绝大多数人的，绝大多数百姓也是这么看的。但是在美国，坦率来说，最富的50人甚至更少，就可以左右白宫。特别是现在公司的竞选捐款和个人竞选捐款都没有上限了。美国是三权分立，但他最大的问题在于这三种权利都只限于政治领域内，但是政治领域之外还有社会领域、资本领域，他的政治领域被资本力量从外部左右，这是美国最大的问题。跨国公司在中国赚了多少钱？但是他的钱一大部分回不到美国，钱到了开曼群岛等避税天堂等，美国资本的力量太大了，基本可以左右美国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
最后我讲讲两种逻辑。台湾我去了8次，和他们讨论民主问题。台湾曾有学者问我，在东亚国家，大的趋势是从极权主义到威权主义，然后到民主化。他问我中国大陆现在处于哪一个阶段。我说你这个结论是历史终结论的逻辑。我说很对不起，我自己研究得出结论不是这样的，中国不可能按照这个逻辑走。你说的威权主义，实际上是一种万金油主义，满清政府叫威权主义，蒋介石也叫威权主义，毛泽东也叫威权主义，邓小平也叫威权主义，这个解释也太宽泛了，像是万金油，什么都可以往上套，这是懒汉的理论，研究中国要好好地考察中国，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明，要接地气。
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有文明型国家的逻辑。这个逻辑就是：中国历史上长期领先于西方，过去两千多年，中国在至少3/4的时间段是领先的，这种领先有其深刻的原因，我称之为原因一。18世纪开始中国落后了，错过了工业革命，但现在又赶了上来，这种“赶超”也有深刻的原因，我称之为原因二，原因二和原因一之间是有继承关系的，这就是文明型国家的逻辑。这种逻辑意味着：我们现在的制度安排，融合了中国自己的历史基因、红色基因和外来的西方因素，这种安排是超越西方模式的。
最后我讲一个小故事，十八大举行的前夕，我在英国参加一个学术会议。BBC问我能不能参加一场辩论，我说辩论什么题目？他说辩论人民力量。大家可能了解西方媒体的语言，人民力量就是颜色革命。我说好，一定来，然后我们进行了一场很坦率的辩论。女主持人很资深，也有点傲慢，她第一个问题就是：张教授，你觉得中共还会不会有十九大？
我说我自己在欧洲呆了20多年，长期阅读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但我发现你们对中国的政治预测几乎都是错的。坦率来说，我都记不得哪一次是正确的，我一个人预测的大概都比这个杂志要准。我说你最好读读中国历史，中国历史是四千年的朝代史，一个好的朝代的寿命最少250年，比美国都长，它是有规律的，有道理的，中国的一个朝代变迁代价是不得了的事情。一旦变了之后，人们不希望急剧的变化，有问题就是不断地改进，中国是一个超大型国家，是100个欧洲国家的规模，很难想象中国每四年就换一个中央政府。中国是通过选贤任能的体制来确保中国体制质量的。在场的一个研究波兰团结工会的美国学者说，我周边的学者都告诉我，中国要崩溃了，中国政治体制肯定支撑不下去。我说西方的中国崩溃论已经有20多年了，一次又一次不停地推移时间，实际上中国崩溃论自己已经崩溃。
我说我自己关于中国的预测基本上都是对的，我的预测是10年内，中国经济规模肯定将超过美国，中国将成为最大的世界经济体，有人说，那也没什么了不起，中国的人均GDP仍然只有美国的1/4，但是这个成就还是了不起，它将改变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这是很大的事情。第二，我自己还进一步预测，到那个时候，中国中产阶层的人数，我用一个经济标准，叫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加一套产权房，包括所有的房奴，因为西方房奴的比例比中国还高，到时候中国中产阶级的人数将是美国人口的两倍。我说你今天不承认中国的政治制度，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作用，不承认中国模式，我都不在乎。但是十年之后，你还是不承认的话，你就不能解释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当然，那个时候中国也不在乎你是否承认。坦率来讲，今天中国也不在乎你承认不承认。总之，中国前途非常乐观，大家一定可以大有作为！ 谢谢大家！
来源：观察者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