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随着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国际问题研究对国家发展变得越来越重要，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或智库雨后春笋般成立起来。在新一轮的国际问题研究大发展时期，我觉得有三个问题需要我们重视。

第一个问题是要改变“戴着英美眼镜”看世界的习惯。一个国家的世界观或者国际观，不只是其对外部世界的了解程度，也是其对外部世界事务的理解能力。可以说，一个国家的国际问题研究水平，在这两个方面都有所体现。理解能力来自于对被研究国国情的把握。不过，我们现在关于英语国家以外世界国情的了解，很大部分是借助英语国家的研究文献。记得20世纪70—80年代，当时的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各地的人民出版社等，直接从各国当地语言翻译出版了一大批国别和区域研究丛书，7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学者，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对外国国情的了解很多受惠于此。近十年来，许多国别区域研究小语种人才缺乏，用英语材料研究非英语国家的现象比较普遍，甚至我们阅读的许多非英语国家的历史与社会科学名著，汉译本也是从英译本转译过来的。要真正戴着自己的眼镜直面当地国研究，改变“戴着英美眼镜”对我们的影响，形成自己对世界的理解体系，研究者固然要努力克服语言障碍，但从国家文化安全角度出发，更需要借重国家力量，有组织、有系统、不间断地翻译、出版拉美、非洲、东南亚、西亚北非、中亚、中东欧等地区的国情知识，使一般研究者能够在平衡接受知识中形成比较和判断。

第二个问题是从“洋为中用”到“中为洋用”思维的转变。国际问题研究不仅要有为自己提供资政育人的能力，也要有为别人提供资政育人的能力。国际问题研究涉及范围很广，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律等学科，都有专门的与区域、国别、国际关系有关的分支领域。我们过去研究一个国家，往往重视从中国与该国外交关系角度研究，这有其优点，但不足之处在于，外交关系往往深受国家内部历史、制度、经济、文化的影响，因此，外交、国别和区域研究需要深入研究他国内部政治机理、经济脉动、社会变迁、阶层变化、文化基因。这种深度研究一可以提高自己对对方的理解和判断，二可以通过对对方国情的分析，为其发展提供建设性建议，此为“中为洋用”，有利于“中国方案”“走出去”。这不是干涉对方内政，而是为对方发展提供合理化的建设性建议；为对方资政不是给对方“吃药”，像有些著名智库和国际机构给他国发展“吃药”、搞乱他国的做法，中国人不能干。所以，包括国际问题研究在内的我国社会科学，要“走出去”的话，除了将自己的本土研究成果推出去以外，还要学会在研究对方的过程中让自己的社会科学被人主动请进去。

第三个问题是要尊重自己的文献，重视自己的教材和理论体系建设。文献档案是一个国家历史集体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文献也是一国学术史的必备部分。关于国际问题研究许多观点的文献综述，完全追溯到中国、从中国讲起有点学术自大，但完全从西方讲起怕有点学术自卑，什么简单的观点甚至常识都成了别人的发明，这就不正常了。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要想脱颖而出，出类拔萃，就应重视自己的教材体系和理论体系建设。中国是一个大国，有自己看世界的一套价值体系、制度支撑、道路经验。目前来看，翻译过来的许多西方国际关系教材和理论著作，带有很深的美国特色和西方地域特色痕迹，体现了它们崛起过程中的许多世界观和价值观，内容大同小异，有不少缺憾，主线大致是私、分、利、斗、争、离、暴，读来看去，杀气腾腾，总觉得这个世界不应该这样去理解。按照这类教材教出来的学生，恐怕也不会成为一个和平主义者。如果换个角度，中国人若致力于与包括西方在内的世界各国学者一起下力挖掘，扬善惩恶，多从公、合、让、和、共的角度，用和谐、包容、关系、共生、平等、共赢、有序、团结等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概念，对当下的国际关系教材和理论体系作改造，必是对人类国际政治文明的贡献。

晚清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论及古代中国外交和国际法问题时曾说道，国际外交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门新的艺术，但却是一门他们能显示出色天才的艺术；我们认为它将会表明，对于中国人来说，它只是一门失传艺术的重新振兴——这是他们可以宣称先于任何现存国家而创建的一门艺术。此言不乏恭维，但东方或者中国有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和组织国际关系的资源，却是不争也是常为我们忽视的事实。理论思考者有时骑马找马，可到头来才发现“马”原来就在自己座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