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大体包括了国际关系、比较政治学、区域研究和中国外交四大部分。国际问题研究在方法上,大体有社会科学和历史学这两种方法。强烈的问题意识,可靠的文献资料,充分的论证,为写出有新意的研究论文所必需。新意既可以表现在新观点、新方法上,也可以体现在新的资料和新的叙述方式上。
关键词 国际问题研究 学术规范 论文写作
国际问题研究基本是一个不甚科学的表达,更多的是一种出于管理和讨论方便的权宜之计分类。对此,留美归国学者、南开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张睿壮先生曾有过明确的批评。[1]但是,既然中国的学术界广泛地使用这一表达,我们也就不能不以此为题进行这一领域学术规范的讨论。
一、国际问题研究的学科范围和领域
与其他的社会科学学科相比较,国际问题研究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领域,显得非常庞杂、甚至有些混乱,至今没有一个相对统一和明确的范围。目前,至少有四种不尽相同的分类,它们分别是:高校和研究部门学科的设置、国务院学位办的学位分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分类和教育部的人文社科研究项目的申请和管理代码。[2]
因此,国际问题研究与其说是一个学科,毋宁说是个涉外研究专业的总称和拼盘。这个拼盘中,基本上包含了四大内容:国际关系(政治)、比较政治、国别(区域)研究和中国外交。这一特点也反映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三大综合性核心杂志[3]所发表论文的内容中。当然,这些杂志特别是《世界经济与政治》,也包括了一些世界经济的内容,但主要侧重的是国际政治学者感兴趣的国际经济组织、国际经济关系以及世界经济的政治后果。作为经济学的国际经济,则属于经济学门类,中国社科院的《世界经济》杂志是其主要园地。
实际上,像这样的拼盘不仅存在于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领域,而且同样存在于国际学术界,这就是以美国学者为主体的、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中国学者都参加的国际问题研究会(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简称ＩＳＡ)。该组织十分庞杂,其成员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和爱好又组成了21个专业委员会(ｓｅｃｔｉｏｎｓ),既包括国际组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外交政策分析(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国际安全研究(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Ｓｔｕｄｉｅｓ)、外交研究(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和平研究(ＰｅａｃｅＳｔｕｄｉｅｓ)这样的传统领域,也包括国际政治经济学(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全球发展(Ｇｌｏｂ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国际伦理学(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ｔｈｉｃｓ)、环境研究(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等新近发展的学科,更有一些我们还不熟悉的新领域如国际事务中的积极学习(Ａｃｔｉｖ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ｆｆａｉｒｓ)、多学科比较研究(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Ｉｎｔｅｒｄｉｓ 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Ｓｔｕｄｉｅｓ)、种族民族主义与移民(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女权理论与性别研究(Ｆｅｍｉｎｉｓｔ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ＧｅｎｄｅｒＳｔｕｄｉｅｓ)。[4]
这些专业委员会的存在反应了国际问题研究队伍的现实和兴趣所在,当然,在这样的自愿组合中,必然存在着很多的交叉和重复,这正好也反映了国际问题研究的特点:它是一种相互交叉且涉及面宽广的综合性研究。
从国内学界一般的认同来看,国际问题研究的核心是国际政治关系,紧密层则包括以研究军备、特别是大规模毁伤性武器(ＷＭＤ)对国际关系影响为主题的国际战略和地区安全研究;突出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后果和政治特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ＩＰＥ);作为国际关系制度形式的国际组织的研究;对重大国际事件和国际发展的政策研究;对国际事务中有一定地位并可能对国际事务产生一定影响的地区和国家的研究;作为国际关系中一部分的中国外交和战略的研究。
二、学术规范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
在论及今天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现状时,国内已经有好几位学者对这一领域学科划分混乱、专业化程度低下、研究方法陈旧、学术规范缺乏、著述低水平重复等多方面的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5]但需要注意的是,在指出这一相对落后的学科现状的同时,我们不能不涉及造成这一状况的历史原因,特别是造成“学术规范缺乏”的基本背景和成因。
由于政治对学术的粗暴干涉,1949年以后,除了作为官方政治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中国实际上取消了学术意义上的现代社会科学。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这些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才得以恢复和重建。作为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国际问题研究也开始初步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去政治化的学科。因此,与传统的人文学科相比,中国社会科学的积累先天不足。相比较而言,国际问题研究由于最高领导人的直接关注,比起其他社会科学还要幸运一些,早在1960年代就开始重建。
1960年代,为了更好地与苏联修正主义和美国帝国主义进行斗争,支援亚非拉地区的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运动,当时的中国最高领导人提出了加强国际问题研究的要求。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教育部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设立了国际政治系,分别以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为教学侧重方向,同时成立教育部属下的第一批国际问题研究所(室)。在此前后,中央有关机构也建立一批研究所,它们后来发展为今天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拉丁美洲、俄罗斯东欧中亚和西亚非洲等三个研究所。这些研究所主要是对国际形势作跟踪研究,其研究资料主要根据国外的报刊以及由新华社国际部编译的著名的“大参考”(《参考资料》),绝大多数的成果也以内部报告的形式供中央有关部门参考。
改革开放后,这些研究机构在继续进行政策性研究的同时,也开始了学术性研究,并在各自研究所主办的专业刊物上发表公开的学术论文。遗憾的是,由于长期政策研究养成的习惯,加之研究人员大都没有经过专门的学术训练(大多数是外语专业的毕业生),因此,其论文基本不讲究学术规范,缺少起码的资料出处和引文注释,更不要说学术史的回顾了。不过,作为中国第一代国际问题研究者,他们筚路蓝缕,建立起这一学科的框架,并留下了密切关注现实、学以致用的传统,但同时,也留下了不讲学术规范、不注意理论概括、抽象、建构和创新以及过于政治化的学科遗产。
这一遗产也影响到了1980年代中期以后,受过系统训练的新一代国际问题研究学者。虽然中国国际问题学界的这批第二代学者比他们前辈幸运得多,能够利用改革开放提供的各种机会,与外部世界进行广泛和直接的交流,并在介绍和引进海外国际问题研究的方法、理论、观点方面成就不小,但就建构、遵守和发展本学科的学术规范而言,他们基本上沿袭了前辈学者的做法,没有取得突出的进步。对这一点,老一辈国际问题学者、欧洲研究专家陈乐民先生就曾坦率地提出过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当时的很多国际问题研究论著“似乎等于把新华社以及当时所能看到的外国通讯社的消息(大部分又能在《参考资料》上看到)当作基本材料,编写成各类专题性的文字,这样的工作至多是一种资料的整理,很难说是学术性的、理论性的研究”。[6]一位新生代学者则“不客气地说,我们有些国际关系学者,是靠《参考消息》和《参考资料》(内部刊物)这样的资料‘包打天下’的。”[7]正因为如此,加上学者的研究题目太紧跟现实,贴近现实,缺少一般学术研究所需要的距离感和独立性,以至于一些外国学者批评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基本上是“扎实的新闻作品而非学术著作”。[8]
外国学者之所以认为我们的论文不像学术论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缺乏起码的学术规范。首先,这类论文往往缺少明确的问题意识。既然是篇论文,就不单单是对现实国际事务的客观描述,也不单单是对别人观点的简单重复,更不是对现行外交政策的解说和辩解。它应该甚至必须说明所研究的议题在客观的历史背景中和主观的学术传统中的位置。
具体说来,要构成一个可以进行学术研究的问题需要有几个要素:首先,它是一个新现象,尚未引起研究者的注意,需要对之进行起码的描述、归纳、比较、抽象和综合,比如正在出现的全球公民社会(ｇｌｏｂａｌｃｉｖｉｌｓｏｃｉｅｔｙ)对国际事务的潜在影响这类问题,就可以通过个别案例进行研究。其次,这一现象虽然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和研究,但由于种种主观的原因(缺少新的分析方法或无力获得必要的文献)和客观的原因(客观现实刚刚出现,还没有发展到可以进行科学概括和综合所需要的程度),这一现象只是得到了部分的、粗浅的认识。随着客观世界的发展成熟,新资料的出现或者新研究方法的应用,这些现象有可能得到较为充分、全面和深入的回答。人道主义干预可能就是这样一个问题。1990年代这一现象刚出现的时候,由于案例过少,难以进行有理论意义的研究概括,现在的条件就成熟得多了。第三,现存的解释理论和方法与客观世界有着明显的矛盾,也就是说现在的理论方法不足以令人信服地说明客观现实,因此,需要重新研究和解释。比如,我们一向认为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对发展中国家不公平,可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愿意参与而不是退出这个秩序?我们通常认为霸权国家以强凌弱,那么为什么那么多的弱国又主动地追随(ｆｏｌｌｏｗｓｈｉｐ)霸权国?第四,现存理论本身缺少内在的连贯和一致(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很难自圆其说。
前两个要素是从现实世界中的现象着眼,后两个要素是从理论世界入手。这四个要素往往混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值得进行学术研究的问题。对它们的研究也必须同时结合现实和理论两个方面。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现象或问题是否有通常所说的“现实”意义并不重要,只要它能够满足人们强烈的求知欲,即使是为学术而学术,它就是一个有价值的研究题目。
问题意识是学术规范的内在要求,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一课题值不值得去作。正因为这样的内在要求,才出现了学术规范的外在形式。外在形式是为内在要求服务的,正是通过外在形式,人们才能判断这一问题是一个真问题,而不是一个“伪问题”,即不是一个前人已研究透了的问题,或者作者自己根本没有能力把握的问题。这一外在形式具体体现在作者使用资料的原始性和权威性;作者研究思路、基本概念、分析方法的继承和创新;论文写作形式的规范和完整。
三、有关学术创新
现在,“创新”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时髦的术语。众多的学术论文都自诩为“填补空白”的创新之作。有这样的创新意识自然是学术的一大进步,但创新不是喊出来的,往往是“面壁十年”苦出来的。“填补空白”的前提则是作者对自己所研究的课题有着全面深入的了解和把握,因此,创新和填补空白绝非易事。在目前的学术体制和物质条件之下,要在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领域中,做出真正具有创新意义的成果来,更是难上加难。要知道,国际问题研究中严格意义的创新,应该放在国际学术研究共同体中进行评估,是在国际范围内对现有研究成果的修正和超越,而不仅仅局限于在中国国内。但是,由于语言上的障碍和西方、特别是美国学术界的“话语霸权”,中国学者的文章很少能够用英语在国际主流的学术刊物上发表,同时,国际学术界的同行也几乎没有阅读中国学者汉语论文的能力,即使有这样的能力,也极少有兴趣去阅读。因此,我们不能不痛苦地承认,我们尚无法与国际学术界“接轨”,让国际学术共同体来承认我们的“创新”。
对绝大多数的中国学者来说,与其在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中硬去与“国际接轨”,追求成本巨大但收益并不明显的“创新”,还不如实事求是地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寻求更为符合中国学术界眼前状况的研究课题和模式。具体说来,也就是在中国走向世界、参与国际事务的大背景下确定我们的研究议题,同时把我们的研究论著放在中国大陆的汉语学术界中进行评估。由此来判断我们的研究成果有没有新意,是否涉及国内学术界尚未涉及或涉及不深的问题,对于我们认识外部世界的知识是否起到了增量的作用。下面,本人将结合自己的学术实践,说明学术论文中的新意问题。这里所说的新意可以表现为四个方面:叙述方式、新资料、新观点和新方法。笔者之所以这样作,并不是说自己的研究比国内的同类研究更为出色,完全是为了行文的便利。
1.新的叙述方式。也就是综合国外相对成熟的研究成果,在真正弄懂吃透之后,按照最适合国内读者能够接受的话语和叙述方式,进行重述或转述。实际上,国内绝大多数的国际关系理论著述都属于这一类。
在评论美国国际关系名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罗伯特·吉尔平(ＲｏｂｅｒｔＧｉｌｐｉｎ)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时,[9]笔者发现构成该书理论框架的是所谓的“霸权稳定论”,而国内对这一理论尚没有任何系统和全面的介绍。于是,笔者进一步研读了这一理论的其他代表人物的著述,如金德尔伯格(ＣｈａｒｌｅｓＰ.Ｋｉｎｄｌｅｂｅｒｇｅｒ)、克莱斯纳(ＳｔｅｐｈｅｎＤ.Ｋｒａｓｎｅｒ)等人的论著,以及批评这一理论的基欧汉(ＲｏｂｅｒｔＯ.Ｋｅｏｈａｎｅ)的著作,从而使自己对这一理论的学术渊源、形成背景、主要观点、学术争议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遂以比较适合中国读者的方式和话语,撰写出一篇理论综述,成为国内最早系统介绍、也是迄今为止较为全面评析霸权稳定论的文章。[10]在此基础上,笔者再接再励,又写出了国内最早的一篇系统介绍国际体制理论的论文。正是在这样的重述中,笔者注意到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ｇｉｍｅ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的微妙区别(对此,国内外学者似乎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为此,笔者从基本概念入手,结合体制理论的发展脉络,写出了相关的考辨文章。[11]
2.发现和运用新的资料文献。这里的新文献资料主要是指原始或第一手文献,诸如政府公报,领导人的声明和讲话,立法机构的听证,各种统计调查数据,等等,而非研究者的研究成果。
在研究“六四”后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最惠国”待遇问题时,针对国内一些学者批评美国违反1979年《中美贸易协定》的说法,笔者特意找来协定原文加以认真研读,发现协定当中已经暗含了美国政府必须遵守《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ＪａｃｋｓｏｎＶａｎｉｋ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并据此在特定情况下可以“免责”的内容,而中国的谈判者当时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这一问题———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要获得美国贸易的最惠国待遇,需要满足自由移民等条件———在当时情况下,一般认为不大可能出现。在此基础上,笔者又查阅了美国国会所提议案的原文,区别了美国国会在有关最惠国问题上不同的立法议案。[12]因为研读了第一手材料,因而就避免了无的放矢的批评,使自己的批评建立在更为有说服力的基础上。
国内有学者认为:“虽然二手资料准确性差一些,但二手资料有省时、省钱、省力的优点”。[13]对此笔者不敢苟同。最主要的原因是,国内国际问题研究学者鱼龙混杂,各种论述所依据的资料在质量上参差不齐,其研究结论往往缺少扎实的文献基础,即使看上去引用了不少第一手文献,但实际上这些文献中不少是作者根本没有核对过的资料,常常不够准确。因此,在尽可能的情况下,要把自己的研究建立在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如果做不到,也尽可能引用学术上比较可靠、其材料可以得到核实和验证的规范著作(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ｗｏｒｋｓ)。
3.提出一些新的解释和新的看法。除非是可以不受学术规范约束的天才,否则,新观点不可能凭空而来,只能是来自对文献资料的认真研读和思考。新观点可以从研读和思考新的文献资料中“自发”产生,也可以是对旧文献或二手文献(他人研究成果)再思考的结果。
1990年代中期,冷战结束后不久,美日矛盾、特别是经济上的磨擦日渐突出,“日本可以说不”的声音高涨。据此,国内一些学者的研究有意无意地夸大了美日矛盾,过高地估计日本的独立性,低估了美日同盟的牢固性。虽然笔者不懂日文,也没有掌握什么新资料,但是,凭着对美日战后同盟关系的基本了解和冷战历史的研究基础,笔者认为这一看法存在问题。于是,在综合分析国内学者不同观点的基础上,利用一般性的资料,笔者得出了美日实际上正在构建一种试图主导东亚安全和经济结构的轴心关系的结论。[14]这一看法引起了一定的注意,中国留美学者于滨在为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安全研究项目准备的研究报告中,还把这一看法列为有中国国内有代表性的观点之一。
4.在分析和研究文献资料时,有意识地尝试一些新的分析工具和方法。在学术研究中,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有时很难发现能够得出新观点的新文献,也可能一时无力对原有文献和二手研究著述进行批评性思考。这时,可以有意识地尝试一些新的分析方法。在尝试新方法时,一定要扬长避短。数理基础较好的学者,可以较多地利用统计和回归的定量分析方法,人文学科出身的学者可以更多地利用类比和比较的定性分析方法。
1993年,笔者在挪威诺贝尔研究所(ＮｏｒｗｅｇｉａｎＮｏｂｅ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从事一项大国干预与国际体系的研究课题。这显然是项社会科学的题目,但笔者的专长是外交历史,而外交历史的基本要求是第一手的档案。同时,该研究所的收藏和研究项目限定的时间都不允许进行第一手的文献研究。于是,笔者决定在别人专题研究的基础上,选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国干预他国革命的案例进行比较研究。最终,以二战后的中国内战和希腊内战作为历史比较的案例,顺利地完成了这项研究。[15]
四、写作的规范
国际问题研究论文的写作,与其它学术论文的写作一样,都需要遵循一定的写作规范。但是,国际问题研究有时比较敏感,也就人们常常说的“政策性强”,过多地受到现实政治的干扰。因此,学术研究的独立性(理性)和研究者的国家身份(情感)之间常常存在着一种张力。作为一个学者对此必须要有充分和清醒的认识,如果你撰写的是严格的学术论文,那么,你必须面对现实,接受哪怕是可能会伤及个人情感的真实。
以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为例。我们都知道,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和棘手的问题,我们的舆论常常批评美国自食其言,违反了中美三个公报的原则。但美国方面则常常以它的《与台湾关系法》作挡箭牌。对此,我们一再强调中美有关联合公报与该法没有任何关系。毫无疑问,这是我们政府必须坚持的立场。但作为研究学者,就不能仅仅说我们“不承认”了事,而必须知道,在美国人那里,他们是如何建立起这样的联系,美国行政部门政策又是如何与国会的这一立法协调互动的?只有这样,学者才能提出真正有意义的政策建议了,而不是仅仅满足于从情感上为国家的立场辩护。因此,对一篇学术论文来说,首要的要求就是必须准确和客观,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人云亦云,必须去寻找权威的原始文件。
准确不仅表现在要有勇气面对真实,尽可能摆脱研究者的情感和偏见,而且还表现在语言转换的细节上。国际问题研究的性质决定了研究者不得不去阅读大量外文文献,这就难免涉及到大量的人名地名和专业术语。由于这些名词术语的翻译既缺乏权威的规定,也没有学术团体认可的业内标准,结果就出现了一词多译、甚至乱译的“自由化”局面,造成了交流上的混乱和困难。人名地名还好办些,新华社和中国地图社出版过多种人名和地名译名手册或词典,可资参考。即使这样,对于一些常识以外的外国人名和地名,在文章中第一次出现时都应该用括号标识出原文的全名。即使是常见的一些人名,如布什、罗斯福、肯尼迪这样的名字,第一次提到时,也要给出哪怕是译成中文的全名,因为有两个罗斯福总统,两个布什总统,好几个作为政客的肯尼迪,不给出全名极易混淆。
最困难的是一些没有统一标准的专业术语。例如,国际制度研究是目前的一个热门话题。如果你不给出一个相应的英文,读者就不清楚你这里的制度究竟是现实主义学派那里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ｇｉｍｅ,还是自由主义学派那里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这两个概念虽然常常重叠,但实际上反应出不同的学术取向。[16]相应地,英文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一词,中文就有“机制主义”、“制度主义”、“机构主义”、“建制主义”、“规制主义”等不同译名,如果不给出英文的话,读者还以为这是不同的主义呐!实际上,这里的“ ｉｓｍ”根本不应该翻译成“主义”,而应该翻译成“理论”。同样所谓的布什主义(ＢｕｓｈＤｏｃｔｒｉｎｅ)、尼克松主义(ＮｉｘｏｎＤｏｃｔｒｉｎｅ),应该翻译成布什原则、尼克松原则。国人已经吃够了“主义”的亏了,还是应该像胡适八十多年前说过的那样,少谈些“主义”为好!
这里的“主义”满天飞,与中国国际问题学术界专业化程度不高的确有密切关系。我们很多的术语都是不假思索地从新闻界那里照搬过来的。实际上,对于现成、特别是最早来自新闻媒体的术语译名,学术界的研究者一定要多个心眼,不要随意接受,因为里面很可能有个陷阱!以颇为时髦的“人道主义灾难”一语为例。自20世纪90年末的卢旺达难民危机和南斯拉夫科索沃危机后,不管是媒体还是学术界,经常是大谈特谈“人道主义灾难”,结果“人道主义灾难”本身也泛滥成灾了。如果仔细推敲的话,这里的逻辑根本不通,美好的人道主义怎么会成为灾难呢?或许是指在人道主义名义下,西方所进行的干预所导致的灾难?即使这样,最多也只能说,美国和西方的人道主义干预导致了生命损失的灾难。按这一理解,这一概念用在科索沃危机还勉强说的过去,但用在卢旺达却完全行不通。因为那里似乎只有“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兽道主义”盛行,与人道主义实在是八杆子打不着。即使在科索沃危机中,也很难看出人道主义本身有什么灾难。为此,笔者不得不找出它的英文原文作一番语义学的考察。
中文中的人道主义灾难来源于英文的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ｄｉｓａｓｔｅｒ。这里的关键是对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 ａｎ一词的理解。查微软公司的英语电子词典,它有两个意思。其一是人道主义的:热衷于改善他人的生活,例句便是人道主义组织(ｃａｒｉｎｇ: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ｄ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ｌｉｖｅｓｏｆｏｔｈｅｒｐｅｏ ｐｌｅ,ａ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其二是有关人的:涉及和影响人类,特别是以有害的方式,例句恰好是“人类灾难”[ｈｕｍａｎ: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ａｎｄ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ｈｕｍａｎｂｅｉｎｇｓ,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ｉｎａｈａｒｍｆｕｌｗａｙ(ｉｎｆｏｒｍａｌ),ａ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ｄｉｓａｓｔｅｒ][17]。显然,这里比较准确的翻译应该是取第二个义项。由于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ｄｉｓａｓｔｅｒ一语的最初译介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再加上个人政治上的好恶,便想当然地把它译为“人道主义灾难”,让人道主义这一美好术语含羞蒙冤,实在是“罪莫大焉”。显然,确切的表述应该是“人类灾难或人群灾难”。
除了准确这一学术写作的根本要素外,学术论文的外在形式应该是完整的,至少应该包括摘要、导言、论证、结语和注释或书目这五个部分。
虽然摘要放在文章的最前面,但却是写作过程中的最后一步,是在文章完成之后才“摘要”的。它或者是对文章中心观点的提炼,或者是对所依据文献的强调,或者是对所使用的研究和论证方法的介绍,或者是几者兼而有之。这完全取决于文章的主要贡献所在。好的摘要是一篇独立的短文,不需要出现本文(或作者)认为这样的导语。其最要紧者是言简意赅,必须用极有限的篇幅(通常在300字以内),尽可能多地传递出明确的信息。
如果说言简意赅是摘要的基本特点的话,那么,作为文章的开头,导言或引言则要求开门见山,一目了然,让读者知道作者究竟要研究或说明什么问题,这个问题为什么值得作者去花力气研究。作为文章主体的论证,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按事态发展的顺序来展开,可以说是以纵向的进程为核心,本质上是一种历史的方法;另一种是将研究对象解构为各种要素,围绕这些要素展开论证,可以说是以横向的结构为中心,本质上是一种结构—功能论方法。这两种论证方法各有千秋,完全取决于议题的需要和研究者个人的学术训练。一般来说,西方学术界的国际问题研究更多地采用后一种方法,中国国内的学者由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训练不足,大都采用前一种方法。
结论是论证的自然结果,充分和出色的论证可以为有说服力的结论提供结实的基础,但它并不能保证结论一定起到其应该起到的“画龙点睛”的作用。根据笔者的研究实践和长期观察,结论可能是中国国际问题论文写作中最薄弱的环节。
目前结论写作中的突出的问题有两个:其一,“揠苗助长、无限拔高”型。这样的结论往往过高地估计了具体个案研究的普遍意义。包括笔者本人在内,研究者总是希望自己的研究有更重要的影响和意义,因此,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放大自己所研究的问题以及得出的研究心得在这一领域的重要性。实际上,有经验的细心读者可能会很轻易地发现,作者所依据的文献、所选择的案例、所使用的方法,并不足以支撑其试图抽象出来的普遍性结论。
其二,“简单重复、草草收兵”型。在这样的结论中,由于理论水平所限,论者往往是简单重复论证过程中已经提出的观点,使结论成为简单的总结,而不是能够发展成为一种能够唤起读者进一步思考的开放性观点。这两种成问题的结论看似矛盾,是一种对立,实际上却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都是因为读书不够、研究积累不深所造成的学术眼界狭隘、理论修养不足所致。
虽然出色的论证不能保证出色的结论,但是,出色的结论则肯定要以充分的论证为必要前提。一个出色的结论应该能够做到“钻进去,跳出来”,在详尽和充分的论证基础上,再根据对所研究课题的学术渊源和理论方法的较好了解,从已有的论证中更上一层楼,对现行的理论或方法做出有意义的验证和补充,甚至是挑战和修正。
再出色的论证和结论,如果没有标识出所依据的文献,读者就无法进行检验。现代学术之所以被认为有一定的科学性,就在于其他的学者可以根据你所提供的资料,并利用相似的方法,做出类似的研究,这有一点儿像科学实验中的重复验证。如果完全是通过个体感悟、通过冥思苦想获得的结论,则很难获得承认,特别是学术界的承认。虽然标识文献、注明出处的做法常常受到“掉书袋”或“形式主义”之讥,但在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学术研究越来越标准化和体制化的时代,却是任何一个想成为学者的人都必须遵守的。
注释和参考书目的具体做法,各种期刊和出版社的规定大同小异,基本上可分为人文学科方法(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著述者手册》[18]为代表)和社会科学方法(以《ＭＬＡ论文写作手册》[19]和《ＡＰＡ出版手册》[20]为代表)。前者采用脚注或尾注,比较适合注明单篇的档案文献,非常有利于读者的进一步追索;后者采取文中夹注加文末参考书目的形式,比较适合注明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非常节省篇幅。与国外的情形相反,目前国内国际问题研究的杂志都采用第一种人文学科方法,但教育部系统的各大学学报则采取了后一种类型,即《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简称ＣＡＪ-ＣＤ规范)的简化本。它虽然是对ＭＬＡ和ＡＰＡ规范的借鉴,但也有不少为了统计需要所进行的“创新”。不过,对这一创新学术界也有不少批评意见,[21]但是如果为大学学报撰稿,则必须按照这一规范。
五、简短的总结
在总结自己多年的研究心得的基础上,陈乐民先生感慨说,“国际问题研究,要搞出水平来,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其一,学者本人的文化素养问题。一个中国学者需要东西兼顾”。需要了解中国的文化和思想传统;“其二,‘国际关系’是人类社会或文明发展史中的属于国际政治的‘零部件’,必须把它放在世界文明的大框架里去考察”。[22]陈先生所言极是,笔者深有同感。
一个立志于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学人,应该努力朝陈先生所指出的方向发展,也就是古人所云的“功夫在诗外”境界。在掌握了本学科的基本研究规范和基本内容之后,应努力去培养自己的文化素养和全局眼光。从这个意义上说,掌握学术规范只是成为一个合格学者的第一步。而且,还需要说明的是,掌握学术规范的最好办法不是去读专门论述学术规范的书,而是去认认真真地研读本学科经典的或有代表性的著述,并不断地进行学术写作的训练,尽管对学术规范基本的了解可以帮助研究者在从事研究的工作中取得某种事半功倍的效果。
（感谢南开大学张睿壮教授阅读初稿并提出批评;感谢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蒋阿凡核对注释。本文系教育部社科司组织编写的《学术规范导论》中的一章,发表时有删节。）
注释:
[1] 张睿壮:“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存在的若干问题”,《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5期,第70页。
[2] 参见国务院学位办公室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1997年颁布),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ｅ.ｅｄｕ.ｃｎ/ｍｏｅｄｅｐｔ/ｘｕｅｗｅｉｂａｎ/ｐｙ＿ｚｙｍｌ.ｈｔｍ#3;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2003年项目指南的“国际问题研究”部分,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ｐｏｐｓｓｃｎ.ｇｏｖ.ｃｎ/2003ｓｊ/ｇｊｗｔｙｊ.ｄｏｃ;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的申请和管理代码,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ｉｎｏｓｓ.ｎｅｔ/ｃｏｍｍ＿ｓｅａｒｃｈ/ｓｅａｒｃｈ＿ｓｕｂｊｅｃｔ.ａｓｐ。
[3] 这三大核心刊物分别是,中国社科院的《世界经济与政治》(月刊),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现代国际关系》(月刊)和外交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国际问题研究》(季刊)。
[4]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ｓａｎｅｔ.ｏｒｇ/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ｈｔｍｌ。秘书处设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它出版三种杂志,即以发表研究性论文为主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主要为教学服务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和主要发表学术综述和书评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Ｒｅｖｉｅｗ,它们均由著名的学术期刊出版公司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出版。
[5] 参见张睿壮:“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存在的若干问题”(《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5期);苏长河:“中国国际关系学:问题与研究方向”(《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1期);庞中英:“关于国际研究在中国的三个典型问题”,(《欧洲》2000年第6期)。
[6] 陈乐民:“我为什么要进入文明史的研究”,《欧洲研究》,2004年第1期,第140页。
[7] 苏长河:“中国国际关系学:问题与研究方向”,《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1期,第73页。苏长河是复旦大学的副教授,生于1970年代,可以说是中国的第三代国际问题研究学者。
[8] 任晓:“理论与国际关系理论:一些思考”,《国际政治》,2001年第1期,第38页。
[9] 任东来:“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和霸权稳定理论”,《世界经济与政治》,1991年第6期。
[10] 任东来:“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霸权稳定论”,《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6期。
[11] 任东来:“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国际体制理论”,《欧洲》,1999年第2期;“对国际体制和国际制度的理解和翻译”,《国际问题研究》,2000年第6期。
[12] 任东来:“中美两国最惠国待遇问题的由来”,《国外社会科学情况》,1994年第4期。
[13] 阎学通、孙学峰合著:《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6页。
[14] 任东来:“形成中的美日轴心及其对东亚的影响”,《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5期。
[15] 任东来:“大国干预与共产党的革命战略:对中国和希腊的比较研究(1944—1946)”,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美国史研究室编:《美国历史问题新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16] 任东来:“对国际体制和国际制度的理解和翻译”,《国际问题研究》,2000年第6期。
[17] Ｅｎｃａｒｔａ(ｒ)ＷｏｒｌｄＥｎｇｌｉｓｈ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ｃ)＆(Ｐ)1999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18] ＴｈｅＣｈｉｃａｇｏＭａｎｕａｌｏｆＳｔｙｌｅ,2003年时已出到了第15版。
[19] ＭＬＡ(Ｍｏｄｅｒ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是美国现代语言学会的简称,它的写作手册叫ＭＬＡ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ｆｏｒＷｒｉｔｅｒｓ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ａｐｅｒｓ,2003年已经出版到第6版。该手册的中译本已经有问世。
[20] ＡＰＡ是美国心理学会的简称,它的手册叫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ｕａｌ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 ｔｉｏｎ,2001年出版了第5版。
[21] 参见《社会科学论坛》2002年第9期的专题讨论,其中即包括了任东来等人对这一规范的批评意见,也包括了周祥森的支持意见。
[22] 陈乐民:“我为什么要进入文明史的研究”,《欧洲研究》,2004年第1期,第140—14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