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之前,当中国证券市场还在“519”牛市的巅峰上纵情销魂的时候,谁也不会注意到一个“阴险”的诅咒已经出笼。它说，出来混，都是要还的。今天，这个“恶毒”的诅咒,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形式兑现了。
历史，这样记录了这场闹剧的始末：1999年5月19日，上证指数由1057点大涨至1109点，由此开始长达两年的“人造牛市”，2001年6月14日上证指数达到牛市峰值2245点，2005年5月27日，上证指数跌穿“519”起点至1051点，至此，这个“人造牛市”以投资者的背弃和管理层的绝望而告终结。
由终点到起点，虽然极富戏剧性，但远远不是“519”闹剧的全部。在这一场近乎“完美”的市场崩溃背后，一场时代的正剧已然安全地谢幕。这个正剧，才是中国股市六年来眼花缭乱的演出背后，最值得观赏的部分。最近的一则新闻提示了这个正剧的本质。
据《证券市场周刊》报道，从1998年到2002年被关闭之前的四年多时间中，南方证券的多名高管通过各种渠道向境外转移资金达7.8亿美元之巨。这些巨额资金悉数落入私人之手，已经无法追回。
1998年到2002年，是中国证券市场牛气最盛的时候，而绝非巧合的是，南方证券也是这一时期中国证券市场中最为卖力也最为耀眼的主力之一。南方证券在“519”牛市中的所做所为，透露了“519”行情一个难以与外人道及的秘密：所谓“519”牛市，不过是一场财富转移游戏的代名词。它既不是出自对中国经济长期看好的预期，也不是源于市场力量所制造出的那种投机性波动，而是完全扣合了中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直延续至今的一个时代主题：财富再分配。
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伊始直到90年代中期，是中国市场力量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勃兴而鼎盛的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的草根市场阶级创造了大量的财富。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可供开拓的市场空间开始变得日益狭小，市场利润也开始急剧摊薄。值此之际，通过体制提供的寻租空间开拓“政治利润”，就成为一种极具诱惑力的选择。这种“政治利润”不仅意味着对增量财富的一种再分配，也同样意味着对前20年改革所创造的存量财富进行一次总体的再分配。而中国新兴的证券市场，为实现这种“政治利润”提供了绝佳的舞台。这不仅是因为中国证券市场具有高度的垄断性质因而可以控制财富分配的流向，也同样是因为证券市场作为要素市场具有的特殊便利性。在这个市场中，巨额的财富转移在转瞬之间就可以完成。这样，90年代后期的中国证券市场，实际上就变成了当时如火如荼的财富再分配运动的一个道具。这也是中国证券市场“519”行情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
中国股市的一个公认的显著特征是畸高的换手率，但在我看来，这反映的并不是中国人有多么强的投机心理，而是反映了这样一种更加隐秘的事实：转型期的中国证券市场更多地已经沦为一个洗钱场所。交投越是频密，洗钱就越是方便，就越是安全。基本上可以肯定，“519”牛市肇始于中国转轨体制中长期积累起的一种财富再分配冲动。我愿意指出，起始于90年代后期的这场财富再分配运动并没有止步于中国证券市场的熊市，它其实也是推动中国今天房地产泡沫的一个重要动力。
理解中国证券市场90年代后期发展的另外一条线索是中国的经济增长。高速的经济增长，一直是中国改革一个重要的合法性来源。没有经济增长，中国的改革几乎一天也难以维系。改革越是深入，改革对经济增长的这种依赖就越是加重。但在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市场化进程所激发的自主经济增长动力开始逐渐削弱，而1997年之后的亚洲金融危机更加剧了这种趋势。在这种情况下,要想维持经济增长于不坠，就必须倾全力调动要素资源以维持强制性的经济增长。
由于中国的国有银行体系还未从9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过热所造成的坏账深渊中恢复元气，为这种强制性经济增长提供金融支持的重担，就毫无选择地落在了中国新兴的证券市场肩上。中国证券市场的投资者应该清楚地记得，就在1997年，金融监管当局还在拼命打压证券市场，并将这个成绩抬高到“预防了金融危机”的高度加以炫耀，但短短两年之后，政府对证券市场的态度却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个中原因正在于，有人开始意识到，强制性的经济增长迫切需要中国证券市场提供慷慨的金融支持。于是，一场不加掩饰的阳谋被毫不犹豫地发动了。受到恭维和引诱的投资者像羊群一般鱼贯而入。然而，一旦证券市场承担了政策性的目标，证券市场的严重扭曲和资源错配就是一个符合逻辑的必然结果，社会财富的巨大损失也只是或迟或早的事情。不管这个目标是为国有企业解困，还是为社保基金筹资，抑或是更加名正言顺的经济增长。
事实上，这种低级错误，中国的国有银行系统早就不止一次地犯过。不幸的是，中国新兴的证券市场又一次愚蠢地重蹈覆辙。从中国金融体系不断重复同一错误所显示的“固执”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一种压迫性的体制力量在起作用。虽然近一年多来，政府在重建中国股市的过程中表现出了罕见的决心和勇气，但在“国九条”之中，人们依然能够看到资本市场承担政策性功能的影子。如果说中国资本市场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承担的是为国企解困、为拉动内需服务等政策性功能的话，那么现在，中国资本市场可能正在承担起为央企服务、为国有银行解套的历史性任务。这是“国九条”之中委婉传达出的一种值得警惕的信号。
在中国证券市场中，一直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证券市场没有能够反映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但如果你真正洞悉了中国证券市场,你就会发现,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比中国证券市场更贴切地反映转轨中国的基本面了。通过权力垄断进行财富再分配，通过金融支持维持强制性的经济增长，是90年代末期之后中国经济领域两个最重要的主题，或者说最具有压倒性的时代任务，而90年代末期以来的中国证券市场所服从、所服务的，正是这样一个基本面。我们当下目睹的这个证券市场，就是被90年代末期以来强制性的金融支持以及野蛮的财富再分配掏空之后的一个空壳。当大量的财富已经顺利出局的时候，留给中国股市的惟一结局就只能是熊市。显然，这已经远远超过了人们常说的那种狭隘的GDP基本面。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股市可以成为我们观测中国转轨动向的一个非常有用的领先指标。透过这个指标，我们的确观测到了一些不祥之兆。
中国证券市场一直有“政策市”的绰号。这表达的是投资者对政府政策又爱又怕的心理。1996年12月16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让投资者怕之极，1999年6月15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又让投资者爱之极，这种历史经验构成了中国政策市的心理基础，也以漫画的形式凸现了政府政策在证券市场中一言九鼎的作用。不过，观察近年来的中国证券市场，我们能够看到一条清晰的政策效力递减的曲线，及至“国九条”出台后的一年多的中国证券市场实践中，政府政策更成为一种名副其实的反向指标。政府越是出台利好，投资者就越是害怕，生怕后面藏着某种更深的“阴谋”。这固然说明了中国投资者在逐渐成熟，但在另一面，它可能也昭示了一种更加严重的危机：政府在证券市场中的信用正在急速流失。
政府信用的流失，是中国证券市场多年熊市产生的一个极具破坏力的副产品。它与熊市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其破坏力目前已经开始在中国股市中发酵。
统计表明，目前沪深300指数的市盈率已经降到14.6倍，如果考虑到30％左右的对价，市盈率将进一步降至11.5倍，这远远低于标普500的19倍，道琼斯指数的市盈率为18倍，纳斯达克指数的市盈率高达48倍，它甚至也远远低于被公认为市盈率水平极低的恒生指数的15倍。但就是在这种市盈率水平下，沪深股市仍然狂泻不止。对这个现象，许多人表示迷惑不解。但如果我们从政府信用的角度看问题，困惑可能就会迎刃而解。在一个政策反复、流弊丛生的市场中，股票价格会出现“负”的信用溢价，换句话说，与信用较好的证券市场相比，具有同样投资价值的股票在价格上会出现向下的修正，会低于那些信用较好的市场。道理非常简单，人们不相信你的市盈率是真是假，必须提高保险系数。中国证券市场几乎完全失去控制的下跌状况表明，政府信用的流失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峻得多。这可能意味着，中国政府日后对中国证券市场的治理将更加艰难。信用不存，市场经济就如无根之草，遑论资本市场这种完全靠信用维系的市场体系。
在转轨国家，由于市场本身无法产生信用，只能依靠政府向市场注入信用,以推动市场化的迅速扩展。中国证券市场前十几年的发展就是靠政府不断注入信用而被推动的。政府注入信用以推动市场扩展，可以为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提供强大动力，也很容易造成信用的严重透支和滥用。如果将政府信用看做一种公共产品的话，那么，我们在中国证券市场显然已经看到了一场典型的公共品的灾难。在中国资本市场，这种灾难正在迅速转换为政府治理的灾难，并成为中国资本市场未来最为凶险的敌人之一。
其实，今天这种灾难我们多年之前就已经提前预告：“一轮煽人的牛市之后，毁灭的将不仅仅是虚拟的市值，而是实实在在的公共财富……资产的损失还可以计算，但政府信用的丧失却很难挽回。正是在这里，政府为此轮牛市付出了最为昂贵的代价。”我一直将现在的行情叫做 “还债行情”，现在的熊市只是在还以前的债务。“519”在历史上留下的黑洞有多大，熊市就会有多深。在其中，政府作为最大的债务人，处境将会异常艰难。从股市作为中国转轨的先行指标的角度看，这种治理灾难又何尝不是对未来中国经济前景的一种灰暗的预示？股市，可能是中国经济最先败露的一个秘密。
信用，作为现代市场体系须臾也不能离开的基础设施，是证券市场得以存续及发展的根本，如果监管部门继续在中国资本市场的治理上采取机会主义式的相机决策，那么，我就要坦率地说，中国股市的熊市可能还远远没有到头。所幸的是，在股权分置的试点中，我们已经看到了监管部门正在表现出某种战略家的品格。这种迹象可能是中国监管部门决意在资本市场上重建信用的一个起点。重建中国股市，必须首先重建信用，而重建信用，必须首先从监管者本身做起。不如此，我们就无法切断中国资本市场的漫漫“熊”途。
重建信用尤其是重建政府信用,只是重建中国资本市场的第一步。它是一个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要想建立一个真正的现代资本市场，必须有一个健康的外部环境加以配合。在这方面，中国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绝大多数中国证券市场的研究者都喜欢带着显微镜去寻找中国证券市场内部的制度缺陷，但实际上,扭曲中国证券市场最大的干扰因素来自外部。中国证券市场不是可以独立于外部环境而单独生存的系统,而是被外部环境所决定的。现在，不少人都开始明白，没有一个健康的法治环境，我们是无法建立起一个真正的证券市场的。即便强行建立起来，也只能是沙滩上的大厦，一有风吹草动，便会轰然倒塌。我们不知道熊市何时可以终止，但我们知道这样一个历史事实:还没有任何一个法治匮乏、民主阙如的国家建立过有效的资本市场。在此之前，我们还可能看到股市的上涨，甚至看到牛市，但这并不表明，我们已经拥有了一个有效的资本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