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2日，由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大学和喀什大学联合主办，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大学协办的“中国新疆的历史与未来”国际论坛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市成功举办。此次论坛旨在以考古、历史领域的国际交流，推动新疆历史人文的多元一体研究，深化中外文明交流互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论坛举办期间，来自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关部门、相关科研机构和高校负责人以及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澳大利亚、埃及、德国、匈牙利、美国、意大利等国的170余名专家学者畅所欲言，围绕新疆考古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新疆历史与中华民族的多元通和、西域丝路与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新疆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四大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形成了广泛共识，内容丰富多样，观点精彩纷呈。本次论坛充分展现了新疆考古的巨大成就与最新发现，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进行了更为全面而丰富的解读与阐释；与此同时，对中国新疆深厚多彩的历史文化作了更为具体完整的呈现，充分体现出中华文化多元通和的广泛包容意义。
一、嘉宾致辞
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潘岳以《多元一体在新疆》为题发表致辞，强调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第二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要深刻认识“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内在机理和实践要求，正确认识新疆文化多元一体的辩证统一。要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坚持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新疆，从新疆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作用和当代价值来了解新疆，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来研究新疆，从多元文化荟萃、多种宗教并存的民族聚居地区来理解新疆，从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友好交流的重要地位来展示新疆，深刻认识中华文明是新疆各民族文化的根脉所在。大量考古实证告诉我们，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包括新疆各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共同创造传承的。将新疆文化与中华文化分离开甚至对立起来，把新疆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描述成“被同化”，是对中国历史的无知。不管是佛教进入中国，还是伊斯兰教进入中国，都经历了碰撞融合，都成为中国化的佛教与中国化的伊斯兰教。这种碰撞融合，不是为了消灭彼此，而是为了提升彼此，交融出更先进的文明。新疆故事充分证明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要充分挖掘和有效运用新疆各民族交往的历史事实、考古实物、文化遗存，讲清楚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和多民族聚居地区，新疆各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血脉相连、命运与共的重要成员。作为多元文明交融荟萃之地，历史的新疆与未来的新疆，必会坚持多元一体道路，建设更加安全和谐的新疆；必会更好地发挥枢纽作用，联结中国与中亚、西亚、欧洲；必会更好地发挥支撑作用，打造“一带一路”建设核心区；必会更好地保护各民族优秀文化以丰富发展绚丽多彩的中华文明。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主席艾尔肯·吐尼亚孜在致辞中指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积极服务共建“一带一路”，以前所未有的力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天山南北处处呈现出繁荣景象。近年来，我们扎实推进各项工作，新疆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迈上新台阶。我们将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深入开展文化润疆，全方位挖掘新疆历史和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精神内涵，积极参与国内外文化交流合作，奋力开创新疆文化传承发展新局面，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更好建设美丽新疆。
哈萨克斯坦驻华大使沙赫拉特·努雷舍夫在致辞中表示，哈萨克斯坦和中国新疆边界相连，新疆在深化哈萨克斯坦和中国的多方面关系中发挥着战略性的重要作用。双方在贸易、工业、交通、农业、教育、旅游等多个领域开展了互利共赢的活动，哈萨克斯坦愿与中国新疆进一步开展多方面的合作。
乌兹别克斯坦驻华大使馆文化旅游参赞库尔班诺夫·帝沙德认为，乌兹别克斯坦与中国新疆之间当前高速发展的合作已呈现出规模化、多元化和不可逆转的特征。日前，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铁路项目政府间协定的签署，符合彼此间共同的长远利益。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姜国华指出，以历史为鉴探索新疆，可以看到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岁月流变，可以看到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伟大祖国的奋楫笃行。文明因交流而多样，因互鉴而发展。“大足以容众，德足以怀远”，新疆就是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精彩舞台。本次论坛既是古老文明的传承，也是丝路精神的鲜活实践，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丝绸之路从来不是平行线，更不是单行线。我们要赓续先贤文脉，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更丰富的物质载体和精神力量。
二、主旨演讲
中央民族大学资深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杨圣敏以《谁是塔里木的原住民：新疆古代的一段历史》为题做主旨发言，指出，“疆独”分子为了寻找分裂国家的借口，歪曲历史，声称维吾尔族是新疆最早的原住民，而新疆其他民族都是外来的移民。但维吾尔族是否是新疆的原住民呢？为了厘清塔里木盆地原住民的真相，我们不得不借助体质人类学的视角，对各类历史资料重新分析。通过具体的分析可以看出，塔里木盆地的原住民包括高鼻深目类型、操印欧语系语言的“胡人”族群，也包括蒙古人种特点的汉族和羌人。来自蒙古草原的回纥人（维吾尔人主要的祖先）属于北亚蒙古人种，他们在公元840年后进入塔里木盆地，与盆地各绿洲的原住民融合，逐渐形成了今天的维吾尔族。所以说，塔里木盆地自古就是包括汉族在内的多民族共同生活之地，也是多民族融合之地。
埃及开罗大学考古学院院长、山东大学/南京大学客座教授姆哈森（Mohsen Mohamed Negm-eldin）做了题为《中国和埃及：古代丝绸之路上的起点和终点》的报告。他认为，丝绸之路是最早连通东西方世界的贸易路线之一。丝绸之路这一名称源自中国的丝绸贸易。尽管丝绸之路的名称在19世纪就已经提出，但直到20世纪才在学术界得到广泛认可，并在公众中流行起来。由骆驼商队勾连起来的路线最终抵达埃及，因此埃及也被认为是古代丝绸之路的终点。令人惊奇的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中国）和终点（埃及）之间的距离虽然远隔数千公里，但双方的关系被认为是自古以来最为理想的关系之一，这种关系扎根于数百年之前，两国之间存在着诸多共同的文明特征。可以说，中国和埃及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魏正中（Vignato Giuseppe）在题为《新疆佛教考古：历史回顾与未来展望》的报告中指出，在19至20世纪初，中国各地，包括新疆地区，都开展了对佛教遗址的科学考察，但大多由外国学者负责。研究人员主要采用艺术史、佛教研究和建筑学的方法。随着佛教考古学的建立，中国才开始发展自己的研究方法，尤其是在石窟考古领域。过去40年的工作已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如今正处于关键时期，国家文物局制定了《中国石窟寺考古中长期计划（2021—2035年）》，这将助力中国尤其是新疆石窟的研究，也将促进中亚和印度石窟研究的国际合作。未来十年，佛教考古领域将取得重大进展。中国通过深化研究、共享资料以及与国内外机构积极合作，提升在该领域的影响力，中国佛教考古学也将迎来重大发展机遇。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马戎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人口变迁及结构分析》为题，通过人口学视角，系统分析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人口变迁，并对新疆三个最重要的民族群体（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进行人口结构分析，介绍了各族人口的受教育结构和职业结构、新疆高考的民族优惠政策、流动人口规模等。他认为，从人口普查的相关数字，可以清楚地显示出在新疆社会与经济事业的迅速发展进程中，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在同步前进。新疆作为我国重要的农产品和能源产区，是中国连接中亚、南亚各国的重要贸易交通枢纽。十几个民族共同生活在新疆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几千年来各族成员混居在乡村和城镇，互相学习语言，在各行各业共同参与建设事业，国家宪法保障了各自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传统的生活习俗，共同推动21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新疆师范大学教授牛汝极做了题为《东融西鉴：丝绸之路上高昌回鹘人的中华文化观》的报告，系统梳理了丝绸之路上的高昌回鹘文化发展史，认为可以用“东融西鉴”来概括，即向东融会贯通、向西交流互鉴，由此促成高昌回鹘文化的中华文化属性和标识。回鹘人盛行学习儒学道学文化和摩尼教，考古发现的汉字习字文书残片证明了回鹘人主动学习汉字的事实，出土的回鹘文文本也体现了回鹘人尊崇儒道传统文化的主体精神。在文学艺术方面，不少回鹘文文学作品中使用和翻译汉文化作品，吐鲁番、北庭所见回鹘壁画也体现出中原文化濡染的历史过程。历史事实充分证明，高昌回鹘人是中华文化的传承者和践行者，他们以开阔的心胸接纳西来文化理念，是推动中国向心运动、合众为一的重要典型，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当代历史和国际研究系主任、世界经济与外交大学教授米尔左吉德· 拉希莫夫（Mirzokhid Rakhimov）在题为《从“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中亚与中华文明的互联互通》的报告中指出，数百年来，中亚和中国一直是亚欧之间贸易、经济、文化与知识交流的重要枢纽，是丝绸之路的主要节点，拥有丰富且独特的历史遗产，而新疆作为一座独特的历史和文明桥梁，在双方关系中占据重要地位。他以中亚和中国这两个紧密相连的地区为例，探讨了世界各地历史进程的统一性和关联性。并进一步指出，“一带一路”作为跨区域伙伴关系求同存异的典范，中亚各国应当积极与“一带一路”参与国展开高科技创新、教育、外交和旅游等领域的广泛合作。
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荣誉教授、澳大利亚联邦人文科学院院士马克林（Colin Mackerras）以《新疆：以史为鉴、共商未来》为题做主旨发言，认为新疆历史上虽然存在动荡时期，但新疆对中华文明和人类发展的总体贡献比大多数历史学家所认为的更加卓著，并拥有美好的前景。喀什曾是南北丝绸之路的交汇处，见证了欧亚大陆上的重要文化交流。与整个中国一样，新疆也经历了重要的现代化进程。尽管一些西方媒体散布虚假报道，宣称中国正试图消灭维吾尔族及其文化，但事实数据和经验表明情况并非如此。通过推进 “一带一路” 倡议、促进经济增长、现代化发展并保持相对稳定，新疆正迎来又一个繁荣时期。如果中国能够继续抵制美国破坏稳定的企图，新疆将拥有光明的未来。
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讲席教授、全球与公共事务研究所所长潘维，以《从新中国的新疆治理看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普适意义》为题，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论断，为全世界指明了增强政治共同体内聚力的普适方向。新中国治理新疆的政策取得了显著成就，其关键在于，一是坚决打击分裂势力，二是以饱满的热情和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带领全疆各民族共同发展进步，三是在不断的实践和理论探索中形成了成熟的民族理论和政策方向，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他进而指出，从七十多年的历史来看，在新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需要加强三方面工作，其一是促进南疆城镇化进程，其二是加快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其三是加强文化润疆。
三、圆桌讨论
第一场圆桌讨论的主题为“新疆考古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巫新华研究员主持，七位与谈嘉宾参与讨论。巫新华在引言中指出，从考古发现和考古研究成果来看，距今八千年到六千年之前，中国大地史前文化就已经是满天星斗的状态了，在这个时候中国文化的天圆地方、天人合一，包括之后中国大地普遍存在的天下等等观念已经成为文化共向，这种文化共向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之一，在这一过程当中，新疆的对内、对外交流都已经广泛开展，丝绸之路日益繁盛。距今五千年左右，以黄帝为代表的万邦共主的国家形态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共同体已经初具雏形，中华文化共同体也相对成型。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吴玉章学者讲席教授韩建业认为，考古发现表明，中国新疆地区在几万年之前就有古人类活动，比如说在新疆阿勒泰的吉木乃通天洞遗址就有距今45万年前的人类石器，在克拉玛依还有可能更早的、十万年左右的石器，在新疆东到吐鲁番，南到塔里木、昆仑山，西到帕米尔的广大地区都有几万年前的人类活动。后来从不同方向进入新疆的这些人和当地人存在着广泛交融、交汇的过程。到了大概距今五千年，在新疆的通天洞遗址就已经发现了来自西方的小麦以及来自华北等地的小米，这两种作物在此交汇。这是新疆作为一个多元交汇区域的重要力证。彩陶文化和农业存在关联，这是中国文化圈的一个重要特征，距今3500年前，新疆地区的彩陶从东疆地区扩展到新疆中天山地区。大约距今3000年，新疆天山南北往西到伊犁河、西天山地区，全都出现了彩陶文化，这是包括新疆在内的早期中国文化圈得到进一步发展的非常重要的证据。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丝绸之路与民族考古研究所所长肖小勇以亲自主持发掘的莫尔寺遗址为例，系统介绍了莫尔寺遗址的相关情况。莫尔寺遗址位于新疆喀什市东北荒漠中一处洪积台地上，是我国最早的佛教寺院之一。2019年以来，经过5年的持续发掘，发现了大规模寺院建筑群，出土了佛像、陶器、动植物种子等数以万计的各类文物，探明了遗址的范围、寺院的总体规划、建筑布局和主要建筑的形制结构及功能。通过研究，初步断定遗址的年代早到公元3世纪初，延续至9世纪末10世纪初，较为清楚地揭示了寺院的发展演变过程。他指出，莫尔寺遗址兼具印度和中亚传统，既有喀什本地的特色，又受到中原汉地佛教的影响，是三者在我国最西部地区深度融合的首次发现，成为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典型代表，对研究新疆宗教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西北大学社会科学名家工作室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厉声认为，中华民族的传承与发展源远流长，在上下五千年相沿至今的历史演进中，国家与民族一直都在不断地整合、发展、提升，最终形成今天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古代中国与中华民族的发展变化有其特定的环境和条件，大致表现在10个方面：地域共同体、地缘共同体、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区域文明共同体、血缘共同体、政权共同体、疆域共同体、区域族群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历史上的中国正是具备了各个方面特定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条件，经历五千多年各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巩固与发展了今天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
美国佛罗里达国际大学终身教授衣丽都，通过图文并茂的内容，为我们介绍了从新疆喀什莫尔寺到山西平城（今大同）石窟上的独立寺院，这些新的考古发掘丰富了人们对宗教的认识。她指出，这些发掘还为重新审视佛教寺院由西向东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布局提供了新的契机，这将有助于我们从佛教建筑和艺术的角度，理解佛教沿丝绸之路由西向东传播至平城的演变历程。新的寺院发掘将帮助我们重新思考中国中原地区与中亚乌兹别克斯坦南部的塔克西拉和铁尔梅兹地区寺院之间的关联及其影响。
蒙古国立大学人类学与考古学系副教授、考古研究中心主任查干·图尔巴特（Turbat Tsagaan）围绕匈奴与中亚的关系，认为匈奴与其他游牧民族之间的密切关系尚未得到充分探讨。康居和贵霜等周边游牧民族的文物为了解匈奴与其他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他从对匈奴、康居和贵霜的个别研究扩展到不同游牧文化之间的互动模式，认为从蒙古中部诺彦山墓葬中出土的编织壁毯源自贵霜文化，表明贵霜文化与匈奴文化已经从竞争关系过渡到商品交换关系。这种关系演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考古学的视角，以更好地研究未被记录的历史进程。
蒙古国立大学人类学与考古学系主任教授乌鲁木巴雅尔·额尔德尼巴特（Ulambayar Erdenebat）围绕蒙古鄂尔浑河谷斡耳朵八里的考古研究展开，指出鄂尔浑河谷的游牧帝国城市具有许多我们可以从其他文化区域的城市中识别出的特征。它们基本上有明显边界，有密集的建筑、人口和功能，这些城市可能曾是经济、行政和文化中心，且城中宏伟宗教建筑表明这里曾是汗国上层相互交流及对外展示的地方。如果这一推测属实，这些城市无疑是贸易路线的重要节点，也在广阔而孤立的草原地带上为使团们提供了必要的驻地。从这个角度来看，游牧城市可能成为促进不同游牧部落与定居文化之间交流与合作的媒介和催化剂，从而实现高效且持续的互动。
浙江大学求是讲席教授、英国剑桥大学亚洲和中东研究学院荣休教授高奕睿（lmre Galambos）以近期出版的旅顺博物馆藏写本残片彩图为例，认为这些残片为研究中国西北地区佛教史和佛教文献的学者提供了最新的材料。该收藏的一大特点是写本残片化，许多写本甚至仅包含数行文字，由于大部分写本缺乏准确日期，因此往往难以将其置于历史框架中讨论。从写本学视角对这些残片加以考察，可以在某些情况下提供仅将其作为文本片段进行研究时所无法获得的信息。他以几件旅顺博物馆藏西域残片为例，通过具体实证说明这种方法的重要性。
第二场圆桌讨论的主题为“新疆历史与中华文化的多元通和”，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副所长范恩实研究员主持，七位与谈嘉宾参与讨论。范恩实在引言中指出，中华民族历来主张“和解调通”，进而“和而不同”、“和合共生”，追求多元融合。正是在多元融合的包容性发展过程中，宗教文化的互相交流、彼此促进、共同发展，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新疆历来是多民族聚居和多种宗教信仰并存地区，一教或两教为主、多教并存始终是新疆宗教格局的历史特点。在中华民族演进的历史进程中，新疆各民族在物质、信仰与生活方式的碰撞、交流、融合，乃至各民族共同历史记忆的重组与塑造，集中体现了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不同特质。我们在这里共同探讨“新疆历史与中华文化的多元通和”，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亚学系教授、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湛如认为，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中，有一类以“大乘”为名的称号值得注意。玄奘西行，在印度获得了“大乘天”的称号，其弟子中，窥基与普光都继承了其“大乘”称号。在敦煌文本中也出现了大显的“大乘”称号。“大乘”称号不仅是宗教身份，更从侧面反映出中印文化的交流，乃至中国的政教关系。他以玄奘弟子中的“大乘”称号为引导，结合敦煌文献所见的“大乘贤者”称号，探讨了大乘称号在唐代的重要意义。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艾力·吾甫尔回顾了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和社会发展史，认为漫长的民族大融合历史丰富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经验，深化了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取向的认识，强化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感情，培育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能力，涵养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力量。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文明向西开放的门户和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和枢纽。中华文明是新疆地区自古至今从未中断的文明体系。在中华文明怀抱中孕育的新疆各民族文化，经过历代发展，同中原文化包容互鉴，深度融合，成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与中原文化一起，共同铸就了多元一体、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新疆通史》编委会常务副主任苗普生认为，因各地历史背景以及文化差异，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方式、社会反应以及与当地的适应程度是有区别的。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内地，主要通过沿海通商的“蕃客”。伊斯兰教传入之后，为适应以儒教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内地的伊斯兰教在很多方面都融入了大量中原文化元素。但是，伊斯兰教传入新疆是在宗教人士的支持下，由统治阶级上层通过强迫信教等方式实现的。因此在传入后，宗教势力参政、干政的意识非常强烈。为此，清政府推行政教分离等政策，对伊斯兰教在新疆的中国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在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同时，必须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依法处理宗教领域的矛盾和问题，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山东省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金述龙指出，“伊儒会通”是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典范，是伊斯兰教流入中国后主动适应地方社会的成功实践。山东作为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之一，也是“伊儒会通”的重要发起地和伊斯兰教中国化的重要实践地。他认为“伊儒会通”的山东实践，既将伊斯兰教“认主独一”的信仰与儒家的“忠君孝亲”政治伦理思想相结合，也强调学习儒家经典与文化，吸收儒学的概念、术语、思想诠释伊斯兰教义理。同时，在社会大力提倡和合共生，对于我们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匈牙利罗兰大学副校长、东亚研究所所长、汉学系系主任郝清新（Hamar lmre）从《华严经》对于阗佛教的影响出发，认为于阗王对《华严经》十分敬重，加以保护，防止其被外族占有。支法领曾远赴于阗求取《华严经》，更凸显了经文的重要性。最终他得到了该经的第一部分，其中包含36万颂。公元418年佛驮跋陀罗开始翻译，最后完成了第一个中文译本——六十卷本《华严经》。此外，于阗僧人实叉难陀还应女皇武则天邀请，将第二份梵文写本带到内地，进一步促进了《华严经》的传播。于阗作为向中原传播《华严经》的中心地区，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富艾莉（Erika Forte）的议题围绕于阗寺院展开。她指出，公元3世纪至10世纪期间，于阗发展成为南道丝绸之路的繁荣王国和商业中心。各种古代汉文、藏文和于阗文文献中均提及了于阗众多的佛教寺院。这些寺院起源的地方叙事引人关注，特别是那些在王室资助下建立的寺院。她通过案例研究，深入探讨了在中国史料中提及的一个名为麻射或鹿射的于阗寺院，并认为它与于阗丝绸生产的起源传说相关。
敦煌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史翰文（Neil Schmid）围绕于阗与敦煌壁画的关系展开论述，指出莫高窟第98窟壁画的主体为李圣天，他既是于阗国（912—966）国王，亦是敦煌统治阶层的盟友。在莫高窟数以千计的供养人壁画中，该画像以其尺寸壮观、绘制精细、形象独特而格外引人注目。学者们通常认为，李圣天之皇家服饰秉承汉制，并将国王视作佛教世界之代表。他进一步展示了李圣天之皇家服饰和相关装饰图案，认为其诸多特征均属于中原主治正统性之共有视觉文化，以琐罗亚斯德教的神圣荣耀和授封象征为元素，传播广泛、历时久远。尤其是在10世纪深受中原舆服制度影响的于阗政治背景下仍具有权威性。该幅画像及其神圣意象的内涵，对于重估于阗王权与宗教的基本理念，都具有深远意义。
第三场圆桌讨论的主题为“西域丝路与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由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昝涛教授主持，七位与谈嘉宾参与讨论。昝涛在引言中指出，本场圆桌论坛主题的三个关键词——西域、丝路、文明交流互鉴，完美地呈现了“中国新疆的历史与未来”国际论坛的主题。本场圆桌论坛旨在探讨西域丝路在促进东西方文明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分析不同文明之间互动与融合，展望未来文明交流的发展趋势。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特聘教授、边疆考古研究院院长魏坚介绍了他主持的唐朝墩古城考古发掘情况，指出唐朝墩古城始建于公元7世纪上半叶的唐代早期，至14世纪逐渐废弃，主要历经了唐、高昌回鹘和元三个时期。2018—2022年，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唐朝墩古城遗址开展了连续五年的考古发掘，在基本厘清城址布局结构和年代序列的基础上，清理出唐代经高昌回鹘时期至元代的各类遗址。出土了大量的不同时期遗物，印证了天山北麓自唐代至元代多民族融合、多宗教共存、多文化兼容的历史事实，为研究和阐释丝绸之路上东西文化交流、多民族融合的大一统格局形成和发展历程等问题，提供了生动而坚实的实物材料。
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热米娜·肖凯提认为，早在2000多年前，新疆地区就是中华文明向西开放的门户，是东西方文明交流传播的重地，这里多元文化荟萃、多种文化并存。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长期交流交融，既推动了新疆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也促进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发展。新疆各民族文化从一开始就打上了中华文化的印记。中华文化始终是新疆各民族的情感依托、心灵归宿和精神家园，也是新疆各民族文化发展的动力源泉。伊斯兰文化传入新疆，新疆各民族文化既有抵制，更有选择性吸收和中国化改造，既没有改变属于中华文明的特质和走向，也没有改变属于中华文化一部分的客观事实。
俄罗斯科学院物质文化史研究所所长安德鲁·帕列科夫（Andrei Poliakov）指出，欧亚草原历史上存在三次人口迁徙。其中，首次人口迁徙与留下阿凡纳谢沃文化遗迹的人群有关。第二次人口迁徙使一个具有地下墓葬的族群在欧亚草原西部形成，这种墓葬方式在早期奥库涅夫文化中也有体现。第三次人口迁徙与安德罗诺沃族群有关，这里的居民有着密切的交流往来。因此他认为，即使在古金属器时代的早期阶段，已经开始形成连接东西方的某些交流路线，这些路线便是伟大丝绸之路的前身。
俄罗斯鞑靼斯坦科学院院士、喀山联邦大学历史科学与世界文化遗产高级学院院长阿依拉特·斯迪科夫（Ayrat Sitdikov）围绕金帐汗国相关问题展开论述。他指出，在13—15世纪的伏尔加河流域，存在着大量的大型定居点。13世纪上半叶，随着蒙古军队的西征，东欧草原上形成了一个新的汗国——钦察汗国（也称金帐汗国），国家的发展促使了钦察汗国的城市化进程加速。因此可以认为，该汗国在伏尔加地区城市结构的形成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250—1320年代）与领土开发有关，没有积极的城市规划，而是充分利用了保加尔和萨克辛的定居点集聚区。第二个历史时期（1320年代—15世纪纪初）则以钦察汗国的重大政治变革为特征。
俄罗斯冬宫博物馆东方部中亚、高加索和克里米亚分部主任、片治肯特和伊朗中部考古队队长卢湃沙（Pavel Lure）围绕他所研究的片治肯特壁画指出，片治肯特壁画上的神灵虽然大都出现在非佛教语境中，但在密宗佛教忿怒神中，可以发现它们之间存在惊人的相似性。认真研究这种相似性，我们会对其宗教归属、年代困惑不解：粟特画像起源于公元7至8世纪早期，而密宗画像则从9世纪起开始在喜马拉雅地区兴起。通常将这种现象看作是对其他文明成就的吸收或传播。但事实上，有些画像可能最初形成于巴克特里亚和粟特地区，后来通过丝绸之路传入邻国，并融入他们的宗教体系。
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主席、北京京西学校创办人柯马凯（Michael Crook）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深情回忆了在过去的40年中，他和他的家人多次来到新疆的情形，并与大家分享了这些经历，展现了他在新疆看到的文化交流交融的场景，以及这些年的发展变化。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考古系、中国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贾伟明（Peter Weiming Jia）通过考古证据认为，以新疆天山为通道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如新疆出土的几何型细石器，其传统来自西亚和中亚。新疆发现的史前时期植物遗存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又一证据。史前时期小麦、大麦、小米和黄米等农作物遗存的发现，表明新疆地区多种谷物并存的农业生产应不晚于公元前2500年左右的青铜时代。包括农业、信息、技术与人群交流在内的史前文化交流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发展，并为历史时期的丝绸之路打下了坚实基础。
第四场圆桌讨论的主题为“新疆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由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关凯教授主持，七位与谈嘉宾参与讨论。关凯在引言中指出，新疆在中国的国家建设中处于特殊位置。1949年9月25日新疆和平解放，1955年10月1日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国政府的新疆治理，其核心目标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进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让各族人民过上美好生活。这种努力始终处于一个连贯的历史进程中，既包含了成功的历史经验，也代表了未来的发展方向。特别是由于新疆人口构成、地域区位与历史经历的特殊性，这种努力也始终代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包含的边疆治理的独特经验。
浙江师范大学“双龙学者”特聘教授吐尔文江·吐尔逊认为，新疆各民族文化都体现出了中华文明的特性。新疆各民族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都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中华文明为新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碰撞提供了延续纽带。新疆各民族文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也不断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在新时代，各民族文化必须从中华文明的血脉中汲取营养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现代文明是文化润疆的基础，文化润疆需要依靠现代文明来引领，需要从理论上、学术上和实践中，认真研究和总结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理念，并且将这些新理念、理论体系和优秀成果深入运用到文化润疆的工作实践中。
西安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院长兼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黄达远围绕铁路与新疆现代化的关系指出，航海大发现以后，世界新兴的市场体系都在沿海地区，新疆距离新兴市场的距离过远，缺乏现代化的交通就很难融入到新兴市场体系当中，加重了贫穷、落后和一系列边疆危机。新疆解放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了铁路这样大型工业化项目的建设，通过铁路解决了新疆与内地融为一体的问题，促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巩固。他认为，新疆现代化的模式属于外源传导型，但铁路促进了新疆内部现代性的增长。随着现代性的增长，新疆的现代化模式从外源传导型向内源再生型与外源传导型结合的模式过渡。包括铁路在内的现代交通方式正在促进着这一变化，尽管这种作用是长期的，但意义是我们无法忽视的。
新疆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教授孟楠认为，纵观历史，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经验包括：先进力量的引领，中央的顶层设计与支持，地方政府上下良性互动，地方社会的和谐稳定。今天新疆经济社会的发展，首先仍然离不开现代文明和现代化的引领力，离不开中央的大力支持，需要地方政府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的提升，需要多民族的和谐共生及国家认同。
美国耶鲁大学林业与环境研究学院教授玛丽·塔克（Mary Tucker-Grim）、高级研究员约翰·格瑞姆（John Grim）一起讨论了生态文明对于新疆、中国及整个世界的影响。他们认为，中国有许多个人和团体正在积极探索如何摆脱不可持续发展模式，而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其实也在竭力寻找纠正措施。从总体上看，中国工业革命的目标已经实现，数百万人已经脱贫，然而我们未预料到这一过程造成了空气污染、水源污染和土壤污染等环境问题，当前中国的目标是创建新型的生态文明，既可以保护生态系统，也可以保障人民健康。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对现代性的批判以及科学还原主义、机械唯物主义和中西方盲目的消费主义的反思。
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中国方面首席代表扬·图洛弗斯基（Jan Turowski）以话语的视角来理解新疆的现代化，指出话语可以定义为政治话语，即政治精英与民众之间最广泛意义上的循环沟通过程，在此过程中，政策过程中的目标和工具在认知和规范层面上得到解释、确定或协商。无论是根本性的政策改革，还是某些细分领域的个别政策：这种政治话语始终是每项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必备要素，也是所实施的政策以及整个政治进程合法化的核心前提。鉴于“现代化”是一个全面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转型过程，这种话语的作用尤为关键。换言之，对于现代化社会而言，现代化话语不仅反映了现代化的进程，还提供了协商和反思的空间。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荣休教授、清华大学伟伦特聘教授沙伯力（Barry Sautman）认为，评估新疆的社会经济发展，进行国际比较是很有用的方法。他以各种数据进行比较研究，指出新疆汉族与维吾尔族预期寿命相差4年，远低于美国白人和原住民11年的差距。如与西方原住民土地被大量占有和兼并相比，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保护了农民的地权。如西方的殖民定居造成原住民人口剧减，而新疆的少数民族人口增长高于汉族。如2021年仅9.5%的澳大利亚原住民能够说祖先的语言，新疆少数民族母语使用达99%。如西方教堂数量正在减少，而新疆则是全球清真寺密度最高的地方之一。通过比较研究，某些发达国家的优越性显得很站不住脚。
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国际学术综合体中国和中亚研究中心主任斯维特兰娜·科日罗娃（Svetlana Kozhirova）作了后续的学术总结，她认为本次论坛主要围绕以下两个主题展开：一是新疆历史上的多元文化交融和文明互鉴。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的枢纽，在历史上游牧与农耕、佛教与祆教等各种文化元素在此交织。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特质也在这里得到了最为充分的体现。二是新疆的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新疆深处中国内陆，近代以来，在全球贸易转向海运之后，内陆地区都会面临发展的困难。首先需要克服的就是交通物流上的劣势。近年来，新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脱贫攻坚领域成绩斐然。全面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地区的现代化，新疆在各领域的现代化建设经验值得借鉴。她进而指出，新疆作为与哈萨克斯坦接壤的中国边境省区，与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和文化交流最为密切。对于哈萨克斯坦而言，应该研究该地区的情况，并在自身的实践中利用东部邻国的宝贵经验。此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一直坚持对外开放的政策，愿意与他国分享发展经验，同时致力于在与他国的合作中达到互惠共赢。这些理念对于促进地区和世界经济融合发展、扩大交流都具有重要意义。
袁剑，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时任中央民族大学科研处副处长
原文发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4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