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环境与老问题
“一带一路”作为我们认识和发现中国当代与未来国际视野与认知空间的重要契机，不仅有助于我们重新去回溯历史时期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往历程，同时还能够让我们去思考未来中国与周边及外域的新型关系与联系网络问题。在这过程中，我们既能够了解古代中国在处理周边与外域问题方面所具有的经验与教训，更能让我们以更为前瞻和广阔的视野去重新认识我们这一似乎不那么陌生的地区。
而我们要注意的是，当我们一旦形成对周边和外域的总体初步认知的时候，由于总体视野对具体区域经验的遮蔽，往往会对某些区域的历史与社会面貌缺乏细节性的认知。而反过来，这种认知领域的缺失将直接影响到我们对于整个周边与外域的认知准确度问题。这些新知识的确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而必须在认真回溯和梳理既有历史与经验的基础上，以更具思想深度和视野广度的方式，来形成我们对于相关区域的新的认知。
当然，对区域的认识本身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知识的获取层面上，我们需要更多的经验与尝试。对此，哈耶克曾提醒我们：“我们不能留给我们的‘工程师’去做，而是必须亲自掌握有关事实的知识，即对具体环境的了解，仅仅是我们能够利用成熟的技巧加以确定的那些知识。我们通过系统的努力，力求扩大有关世界和人的知识，但是这样的努力既不能代替只有通过广泛的经历才能获得的有关这个世界的知识，也不能代替埋首于伟大的文献和我们整个文化传统中的智慧所获得的收获”。[①]也就是说，如今我们对于外部世界的认知必须放在一个兼具历史深度和当代实践的层面上，缺失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我们的认知都是不全面的。
古代中国曾经有过自己对于周边和外部世界的总体认知，并以之作为处理周边与外域事务的理论基础。费正清曾创造性地归纳了历史中国视野下世界秩序圈的基本结构，他认为“以中国为中心的、等级制的中国外交关系，所包括的其他民族和国家可以分为三个大圈：第一个是汉字圈，由几个最邻近而文化相同的属国组成，即朝鲜、越南（它们的一部分在古代曾受中华帝国的统治），还有琉球群岛，日本在某些短暂时期也属于此圈。第二个是内亚圈，由亚洲内陆游牧或半游牧民族等属国和从属部落构成，它们不仅在种族和文化上异于中原，而且处于中原文化区以外或外缘，有时甚至进逼长城。第三个是外圈，一般由关山阻绝、远隔重洋的‘外夷’组成，包括在贸易时应该进贡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东南亚和南亚其他国家，以及欧洲”。[②]可以说，在这种类似于同心圆结构的分布，在将古代中国的周边力量加以分层次对待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这种“圈型”并不是全然对称和完整的，因为作为第二层的“内亚”圈和作为第三层的“外夷”圈在具体的历史时段内往往会存在重叠之处，有时候甚至互相铰接在一起，从而使得这种圈层理念显得有些过于结构化和理想化。因此，随着当代国际政治新环境的出现，尤其是欧亚大陆新地缘态势的呈现，我们有必要重新去认识当代中国的对外知识圈问题。
在这种转变当中，我们依然面临着之前尚未解决的问题，这就是在古代中国内部曾经对中原农耕政权形成了巨大影响的内亚圈层内部的游牧社会及其相关力量问题，这是一个老问题，而在如今的新环境中，这种老问题再次需要我们去面对和解答。
“中亚”的地缘与时空特征
在欧亚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中亚都跟周边的文明区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这种联系当中，中亚自身的地缘与时空特性逐渐成型并固定下来。可以说，“中亚或曰内陆亚洲（曾经一度称为鞑靼的区域）在历史上是一个轮廓鲜明的区域，但在当代全球分类中却无从寻觅。欧洲历史学家很久以来都承认中亚区域的统一性和重要性，虽然它的重要性传统上一直呈现为完全负面的表述。在欧洲的地理相像中，鞑靼代表了多个世纪里威胁文明世界的野蛮状态的汇聚地。今天，这一存在偏见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消失，但另一种前后连贯的形象取代了原有的看法。直到最近，这个地区看起来完全从地理学视野中消失了。落入了一种‘学科裂缝之间的’地理学黑洞中”。[③]而随着20世纪初期以麦金德、亨廷顿为代表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形成巨大影响，一时间凸显了中亚在世界历史中的重要地位。而随着三四十年代环境决定论的影响衰落，中亚在学术与民众舆论认知中的影响也随之萎缩。在随后的岁月中，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民族国家的神话直到最近都妨碍着对它的承认，原因很简单，中亚只包括了蒙古这惟一的一个主权国家。然而，随着苏联解体和五个新的独立中亚地区共和国的出现，中亚西边的那一半地区又突然重回到人们的视线当中”。[④]而这种重现，理应引起我们新的认识兴趣。
长期以来，中亚作为欧亚大陆东西段之间的交流通道而存在，我们发现，尽管这种交流通道一直在发挥着作用，但是由于中亚区域长期以来缺乏自身稳定的政治结构与历史传承，其社会与文化变迁过程缺乏较为稳定的整体性特征，因此该地区在这种互动中曾经长期扮演的中介角色中被消减掉了，在我们对于周边和外域的认知框架中没有形成清晰的看法，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我们在历史和现实认识领域中的“黑洞”，这就意味着，随着时代的变迁，它一方面始终在吸引着历史研究和现实关注的目光，成为我们始终试图认识清楚的区域，但在另一方面，这一区域却吞噬着我们对其曾经有过的相关认知，进而形成一种始终在发生变化的总体趋向。可以说，在历史和现实层面，我们现在所能达到的基本共识就是这一区域内部秩序的不断变动与外部界限的混沌不清。
中亚区域的界定与认同就是在这种不断变动与混沌不清的基本共识上逐渐形成的，但尚未最终清晰成型。中亚是什么？从历史的维度来看，广义的中亚地区正是中国古代王朝历史视野下广阔的西域地带，曾经在中国古代的政治与社会历史进程中扮演过十分重要的角色，其很大一部分区域曾经是历史中国的边疆地区，如今也依然是当代中国边疆区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深深嵌入到古代中国的边疆、周边与外域话语当中。而与此同时，这一区域也被周边的其他文明政权所记录，也在某种程度上嵌入到其他文明的边疆、周边与外域话语当中，从而形成具有某种复合性特征的“被叙述”区域；如果以更大的欧亚区域来看，中亚又可以成为近代之前欧亚大陆内部交流的中间区域，形成了区域间联系的重要接触地带，并以著名的丝绸之路而著称。在这种语境下，这一区域本身则又占据了某种与欧洲、东亚世界具有同等地位的区域性位置，从而形成了在欧亚交流与信息网络中的战略性位置，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西部的欧洲力量；随着俄国力量在东方的逐步扩张，中亚开始成为西方力量争夺的重要区域，原先在这一区域具有重要影响的清朝、奥斯曼、波斯和莫卧儿帝国逐渐退出对在该区域的力量角逐，俄国与英国逐渐成为彼此竞争的两大主角，最终以俄国控制中亚主要区域告终；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对中亚的整体性控制以及之后苏联对中亚统治秩序的重建，极为深刻地影响了中亚的政治与社会生态，重组了中亚原先的政治格局，形成了当代的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基本政治结构，并继续衍生出新的地缘政治影响与后果。从总体的态势而言，中亚可以被认为是一个经历过多重阶段变迁的文化-生态共生区域，同时也是一个与周边的文明或国家力量存在特定关联的区域，更是我们在思考中国边疆发展进程及周边国家关系过程中值得加以综合考虑的区域。
中亚不是什么？这一点涉及到我们对于这一区域的外部认同问题，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我们对于中亚的总体认识。一般而言，中亚由于其近代以来长期作为俄国-苏联的附属部分存在，以及在各国独立之后有限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因此无法成为地缘政治学意义上的某个单独单元，在长期的历史时段内，尤其是近代以来，它无法确立起自身的整体性话语与认同，而必须附属于欧亚大陆周边的某一力量单元，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展现自身的能量，因此可以说，这就决定了我们无法脱离开对周边其他力量的认知而单独去看待和认识中亚的问题。此外，我们还要注意到，至少从目前来说，中亚依然不是一个稳定的政治-经济共同体，它自身在经济和生态上的脆弱性使其无法在长时间内形成一致性的力量。例如，在中亚漫长的历史中，我们还找不到一个真正囊括这一区域，同时还本地区为政治中心的长期统一的政治共同体，即便著名的蒙古世界帝国时代，中亚也并不是蒙古帝国的中心，而只是整个帝国的一部分。而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英-俄争夺中亚的时代，中亚在竞争双方的战略天平也并没有占据主体性的角色。当然，以上的这些认识还是比较粗放的，还需要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在更高的层次上加以充实与完善。
不管怎么样，在对中亚的认知形成一种完全的共识之前，中亚的地缘与时空关系问题依然是我们值得继续思考和关注的问题。而这种思考与关注又因为每个观察者或观察方的不同而形成了各自不同的认识基础与框架。
超越“历史记述”与“现实政治”的“中亚认知”
我们对于世界的认知更多地是一种对外在秩序与结构的认知，在此基础上形成对于整个认知范围的看法，因此，在对外视野中往往会不自觉地将一些自身观念认为是有序的地方作为文明区域，而将一些无法把控或者认识模糊的失序区域看成是未开化的地区，并且在认知层面往往加以排斥，将其当成是一个缺乏历史与传统的区域。但事实上，正如沃尔夫所言，“1400年的世界已经开始迅速发展起地区的关联和联系；但欧洲在此后的越洋扩张将地区网络组合成世界范围内的交响乐，并使它们服从于全球性的节律。有着不同来源和社会结构的人民都被这些力量纳入趋同活动中，他们不得不参与到一个共同世界的建构中。他们是欧洲海商和不同民族的战士，但也包括本土的美洲人、非洲人和亚洲人。在此过程中，所有这些人民的社会与文化都经历了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影响了那些站出来充任‘真实’历史的承载者的人民，也深刻影响了人类学家研究的人群，他们将这些人群称为‘原始人’，是从永恒的过去的原初延续。由欧洲扩张发动的全球化过程同样也构成了他们的历史。因而，不存在什么‘当代的祖先’，也不存在没有历史的人民，不存在只拥有‘冷性’（用列维-斯特劳斯的术语来说）历史的人民”。只有基于这种认知，我们才能更好地更全面、更真实地面对世界各个区域所具有的文明与历史，而对中亚的新认知也就成为题中应有之意。
基于这种理念，我们对于世界的知识图景也就不应该是畸重畸轻的。对此，美国学者麦高文在20世纪初就敏锐地注意到了世界史中的叙述空白，在他看来，中亚恰恰就是这些空白中的重要部分。他站在西方的角度指出，18世纪以前的世界史在某种意义上是希腊和西欧的历史，而随着地理大发现以及西方殖民势力的扩张，东方开始进入世界史的视野，“直到二十世纪开端后，史学家才普遍一致承认这些东方国家的发展，具有世界的重要性，不能和整个人类进化史分离。可是到了目前，还有一个广大而真正重要的地域，除少数专家外，一般对它常常是太忽视了。这一地域就是中央亚细亚——其实中亚之地，对于有关人类通史的一切问题，都是具有重要性的”。
中国古代对于中亚区域的认知有其历史记述层面上的丰富性，但同时也必然打上了历史和时代的烙印，存在着单一“中原”观的角度限制，因此在回望的时候有必要结合其他文明对中亚的叙述来综合分析和思考，才能对中亚本身有更为清晰的认识。而到了近代，随着中亚进入帝国主义争夺的舞台，这一区域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变迁也就更多地成为国际关系的关注议题。随着中亚大部分区域成为俄国以及后来苏联的组成部分，我们对于这一区域的看法又成为俄国研究和苏联研究的一部分。如今随着中亚各国的独立，我们在新的环境下重新认识这一地区，就有必要超越原先的历史叙述以及国际关系认知，以更为全面和连续性的视角去看待和认识，在此基础上形成我们新的“中亚认知”。
“中亚认知”的当代重建及其可能
随着1991年底中亚五国相继独立和苏联解体，这块广大的中亚区域不再作为某一大国自身领土的一部分，而开始成为一个具有某种主体性的区域并展现自我形象。在第二年，《白银资本》一书的作者、著名的世界体系理论家贡德•弗兰克（AndreGunder Frank）发表著名的《中亚的中央性》一文，在探讨中亚地缘与文明的同时，为我们展现了这种新主体的未来走向与可能性，他指出，中亚“是一块巨大的黑暗区域，或者是一块黑暗的巨大区域。中亚对那些外围民众所在文明而言也处于中心位置，而这些民众的生活空间被吸入中心的黑洞当中。对于有文明的民众与空间在哪里终结，他们在哪里跟中亚的民众相互渗透，这还不大清楚。没有哪个文明是纯粹的、未受触动的，它们全都是在跟中亚的互动中形成甚至被定义的。此外，中亚也是所有那些外围民众及其文明彼此交汇互动的地方。确实，几千年来，‘亚洲的脉搏’可能来自中亚的心跳。中亚真正成为欧亚和世界历史的‘缺失一环’”，而正是这“缺失一环”，影响着我们对于整体世界的思考。他并提示我们，对于任何试图对世界体系史进行的系统分析来说，中亚也具有中心地位。中亚之所以是一个黑洞，就在于它必须引起世界体系史研究的关注甚至热情。但是，中亚可能仍然是世界及其历史当中最重要而又最被忽视的部分。而如果细究其中的原因，则可以发现，由于世界历史的绝大部分往往都是由胜利者所书写的，而中亚尽管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辉煌，但自从15世纪以来，中亚在政治争夺中败给了周边的文明与政权，因此这一区域也就失去了在地缘意义上的欧亚中心乃至世界中心地位，而更为致命的则是，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欧洲人的地理大发现以及由此带来的殖民扩张以及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力量对比，传统的陆上力量相比之间日渐衰落，整个世界历史的中心舞台也从数千年来的欧亚大陆开始转移到在地理上更为边缘的外围区域、海洋区域和我们现在所说的西方世界。与之相应，我们认识的重心也就跟着转到了外围区域、海洋区域和西方世界。可以说，我们如今对于中亚的认识空白就是基于这种基本逻辑而造成的
正如笔者曾经所指出的：“基于多方面的原因，我们目前对于美国、欧洲的认识情况要远远超过对于处在中国周边的中亚地区的认识水平，这固然跟我们与欧美国家在各个层面上的交往更多有关，同时也体现了美欧在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但在另一方面，对于欧美之外诸多地区尤其是中亚地区的认知空白，也暴露出我们对周边情况认识的不足，这与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的全球视野，与我们在处理好自身问题的基础上认识和面对来自域外的机遇与挑战的反应能力是难以契合的。在很多情况下，公众层面对于中亚的认知往往更多的是神话性的，而不是知识性的，中亚在这种语境下成为一种遥远而又神秘的东西。让中亚不再遥远，让中亚不再神秘，这就是我们重建‘中亚’常识的目的与关键。”[⑤]
但是，“中亚认知”的重新确立却并不是个简单的过程，在其背后存在着一些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困境，需要我们去分析和思考当代中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连带性问题。张蕴岭先生曾经指出，中国历史上“长期积累和发展的这种区域性互动关系对于中国区域观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归纳它的重要性：一是区域的地缘视野，始终把周边地区作为基础；二是把周边地区作为利益攸关区；三是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形成一套相处的规则和行为方式。所谓‘君临天下’，其核心价值是要对与中国密切相连的周边国家负责。”[⑥]而在中亚区域的历史政治运作与实践中，这三方面的内容都有所体现，在新的时期则面临着变革与转型的问题。
一方面，中国与中亚之间在知识空间和历史关系层面的联系性和复杂性，对于两者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正如笔者在《统合型国家的边疆话语困境与当代重建：对清朝边疆“遗产”问题的一些认识与反思》一文中指出的：“随着西方近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兴起，17-19世纪，中国与西方之间在国家结构上出现了遭遇与碰撞，作为统合型王朝的清朝在面对身披民族国家外衣的西洋诸国冲击时，从最初在国家结构上的自信，逐步滑落到对西洋国家体制的追慕，并在辛亥革命后，力图用一种民族国家形式的称号（‘中华民国’）来涵摄原来清朝这一跨越内亚与中原的统合型王朝的疆域。但由于种种原因，这种整合的尝试并没有取得完全的成功。按照近代民族国家建构逻辑，本该在民国时期完成的国家认同却由于所继承的统合型疆域内部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而始终无法成型；而反过来，由于民族国家理念所附带的关于民族自决等的话语影响，在外力促发下，民国内部又出现了脱离统合型疆域版图的相关事例（如外蒙古）。可以说，在民族国家式的国家称号与跨内亚-中原的广阔疆域版图之间出现了某种错位，而这种错位本来是可以在20世纪上半叶就加以弥合的，但形势的变化却将处理这种状况的时间推到了20世纪下半叶，并在某种程度上一直延续至今。从时间长度上看，这种整体性边疆问题的出现并不是在千年之前就形成的，也就是说并不是‘长时段’的，而与此同时，它也并不是在20世纪后半叶所形成的，也即不是‘短时段’的，而是在‘中时段’所形成的，即在19-20世纪内所逐渐形塑的。而恰恰是在这段时间内，国际地缘环境和政治背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动局面”。[⑦]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对于自身边疆问题尤其是西北边疆问题的认知就不可避免地跟对中亚地区的认知态势联系到了一起，并在更深的认同层面上存在着微妙的竞争性关系，需要我们有更为清醒的认识。
而在另一方面，基于中国与中亚之间的地理连接性关系，中国的“中亚认知”需要有更多面向当下与未来的面相，需要更具前瞻性地对中亚区域进行具有历史连带性的分析和认识，以此形成我们对于整体的周边与外部世界的新视野。正如我们如今的“东南亚”视野逐渐超越了原先的“南洋”认知一样，如何以新的“中亚认知”来超越历史上的“西域认知”以及“中亚大棋局”框架，将是我们值得进一步探寻的问题。
【 本文刊发于《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照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