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日本在钓鱼岛主权归属等问题上，故意歪曲历史，掩盖事实真相，无视国际法的存在，屡屡挑起事端。回顾往事，日本有着践踏国际法、奉行强权政治的过去。甲午战后，日本曾两度掀起中日甲午战争国际法问题研究高潮，企图通过偷换国际法概念、聘请国际法专家著书立说等形式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寻找法理依据，为战时暴行进行辩解。但是，这并不能掩盖日军在甲午海战中践踏国际法的行径。
不宣而战——突袭“济远”号
1894年春，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日本认为发动侵略战争的绝好时机已经来到。一方面极力怂恿清朝政府派兵赴朝，并信誓旦旦表白“我政府必无他意”;另一方面，在中国出兵之前，日本内阁在6月2日通过了以保护公使馆和侨民为借口的出兵提案，6月5日成立战时大本营，在援朝清军到达牙山的同一天，日军先遣队亦在仁川登陆，至6月16日，日本一个混成旅团约7000兵力在朝鲜登陆完毕。在此形势下，7月中旬，清政府命北洋水师运兵渡海，增援驻朝清军。在获知清军增援消息后，日本立即派联合舰队从佐世保港出发，游弋于朝鲜沿海，准备截击中国军舰。
1894年7月25日凌晨，北洋水师“济远”、“广乙”两舰由朝鲜牙山返航回国，7时30分左右，两舰航行至丰岛附近海面时与日本“吉野”、“浪速”、“秋津洲”三艘巡洋舰相遇;7时52分，双方军舰相距3000米时，预有准备的日本军舰突然向“济远”舰开火，“济远”、“广乙”猝不及防，仓促应战，很快因伤相继撤出。而就在双方激战之时，对战事毫不知情的“高升”轮和“操江”号也先后驶入作战海域，立即遭到日本舰队的攻击。结果“高升”轮被击沉，800余清军官兵殉难，“操江”号受伤被日军俘获。这就是史上著名的丰岛海战。
关于发动丰岛海战的责任问题，日本历史学家田保桥洁指出“开战的责任在于日本舰队”。对此，日本“浪速”舰舰长东乡平八郎在7月25日的日记中清楚写道：“上午7时20分，在丰岛海上远远望见清国军舰‘济远’号和‘广乙’号，及时下达战斗命令，7点55分开战。”
日本未经宣战，突然挑起战事，违反了当时国际法关于宣战的规定。关于战争何时开始，1864年出版的《万国公法》就已规定：“国家与国家间非先有明白的警告不得开始战斗行为，此项警告或出以宣战之形式，或依一最后通牒而附条件的宣战。”交战双方开战之前，彼此通报对方的军事行动，实为平衡军事需求与人道需求所必需。在战争爆发之前，中日之间通商贸易、外交使节依然保持正常往来，日本在未经宣战的情况下，发动有预谋、有准备的突然袭击，是国际习惯法所禁止的。
日本在朝鲜领海首开战端，亦侵犯了朝鲜主权。根据《万国公法》之规定，“沿海各处，离岸十里之遥，依常例亦归其管辖也。盖炮弹所及之处，国权亦及焉，凡此全属其管辖而他国不与也”。“各国舰船以去岸三英里才可以自由航行，不归他国管辖”。据此规定，日本在朝鲜领海内突然挑起战事，违反了国际习惯法关于沿海国领海主权的相关规定。
违反中立——击沉“高升”轮
上文提及的“高升”轮是属于伦敦印度支那轮船航海公司的一艘英国籍商船，7月17日被清政府租用。该船7月23日从天津塘沽出发运载1000多名清兵赴朝鲜牙山，7月25日上午8时许在丰岛附近海面与日舰“浪速”相遇，在拒绝随其航行的命令后，遭到“浪速”舰猛烈炮击，“高升”轮爆炸沉没，800余名官兵遇难。在此之前，日本海军已经在丰岛海面袭击了中国“济远”、“广乙”号军舰，两国已实际进入战争状态，“高升”轮是在完全不知双方已经开战的情况下驶入该海域的，日本击沉“高升”轮的行为明显违反《万国公法》关于战时中立的规定。
根据《万国公法》关于战时中立的规定，如果该船的船主、租船人或船长并不知道战争爆发，或者虽然知道战争爆发，但船长没有机会卸下旅客，则不被认为从事“非中立役务”，交战国不得拿捕或攻击该船，可允许其返回出发港。
“高升”轮出发之前与中方所签订的运输合同中已注明：“如中日之间发生战争，双方一致完全同意该船立即驶往上海，并在上海终止合同。”当日方临检“高升”轮时，船长转达了船上中国官兵“拒绝‘高升’轮当俘虏，坚持退回大沽口”的要求，并表示：“高升”轮出发时两国并未宣战，尚在和平时期，而且在航行过程中也无法获知日本不宣而战，日方应该同意该船回到原出发的港口。但是，日军却完全无视这一合乎国际公法的正当合理要求，反而蛮横地命令“高升”轮船长舍弃船体，“高升”轮还未来得及回答，即遭攻击。
“高升”轮被日本军舰击沉的消息传出后，清政府总理衙门照会各国，揭露日本破坏国际公法的行径：“何意该国忽逞阴谋，竟于本月二十五日，在牙山海面，突遣兵轮多只，先行开炮，伤我运船，并击沉挂英旗英国商船‘高升’轮船一只，此则衅由彼启，公理难容。”消息传到英国，英国舆论哗然，一致谴责日本的行为粗暴践踏国际公法。英国驻华公使在得知消息后，致电英外交大臣，认为日本在中日双方仍就划区占领问题进行谈判期间，公然击沉“高升”轮，其行为是非法和无耻的。英国驻日公使也向日本外务省提出了严重抗议。
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海军中将斐利曼特得知此消息后，一方面致信日本联合舰队司令责问：“‘浪速’舰的行为是否奉司令官之命，还是征得司令官之同意？”一面去电责问日本海军省：“中日倘有战争之事，则当预先照会各国，然后各国按照万国公法，不使轮船载中国兵马，今日本并无照会英国，则英国之‘高升’轮船自应载运中国兵马，并无一毫背理之处。日兵无端燃炮轰击，以至全船覆没，船中司事均遭惨毙，是何理耶？明明见有英国旗号，而肆无忌惮一至如此！将于中国为难耶？抑于英国为难耶？请明以告我。”
与此同时，斐利曼特致电海军部并建议：“我方应要求立即罢免并拘捕‘浪速’号舰长和那些在两国政府谈判期间指挥军舰卷入事件的高级官员，若不遵从，我应被授权实行报复。最重要的是，应当做些事情以弥补大英旗帜所遭受的侮辱。考虑到此种野蛮屠杀，还应督促交战国在战争中信守人道。”
此外，击沉“高升”轮事件发生在丰岛西南方向，位于朝鲜岛屿蔚岛以南约1海里，即使按照当时国际通行的3海里领海制度，此海域也属于朝鲜领海。日本在朝鲜的领海范围内临检、攻击英国商船，既是对朝鲜主权的侵犯，也是一种破坏中立的行为。
惨无人道——射杀虐待战俘
按照国际法，在战争进行过程中，交战国的军队应遵守相关的战争法规，尽可能保护战争受难者，如失去战斗力的伤者病者和海战中的落水人员等。例如：1864年在日内瓦订立的《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境遇的公约》第6条规定：“伤病的军人应该受到接待和照顾，不论他们属于哪个国家。”该公约批准后不久，一般均承认有将其原则适用于海战的必要。1866年在瑞士召开的国际会议上，曾草拟了一个包括15条规则的国际公约，拟将上述1864年日内瓦公约适用于海战，虽然该公约未获批准，但作为1864年公约的签字国，日本方面应该明白上述规定作为习惯法可适用于海战。可以说，19世纪，俘获国对战俘给予一定的人道待遇已得到普遍承认。但日本军队在甲午海战中的诸多行为，与上述国际法的规定相去甚远。
一方面，日军射杀遇船难人员。在“高升”轮被击中沉没后，许多清军官兵落入海中，此时日本军舰不但不施以援手，反而向已失去抵抗能力的落水者射击，完全违背了1864年关于《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境遇的公约》适用于海战的法律精神，是公然蔑视和违反国际法的暴行。搭乘“高升”轮的德国退役军官汉纳根事后回忆：“我看见一只日本小船，满载武装士兵，我以为他们是要来拯救我们的，但悲伤得很，我是想错了，他们向垂沉的人们开火。”被营救的“高升”轮大副同样提到：“我被救上小船后，船上的日军向海面上的中国人乘坐的小船打过两次排射。对此，日本军官解释说，他奉命要击沉那些小船。”1895年2月，在威海防御战中，北洋海军鱼雷艇队从威海港北口突围而出，沿着海岸线向西航行，其中一艇触礁搁浅，艇上7人全部登岸，但在陆上遭日军拦截。在盘查未果，挥手放行的情况下，日军士兵从背后开枪，将7人全部射杀。
另一方面，日军虐待战俘。在丰岛海战中，北洋水师所属“操江”号被日军追击途中搁浅，船上83人被日军俘获，几天后由日本“八重山”舰押送至佐世保军港。据同时被俘的丹麦人弥伦斯回忆说：“午后2点钟，上岸之时备受凌辱，……船近码头即放汽钟摇铃，吹号筒，使该处居民尽来观看。其监即在码头相近地方，将所拘之人分作二排并行，使之游行各街，游毕方收入监，以示凌辱。”在作战过程中，日军宁肯就地消灭俘虏，以免增加安置的麻烦和负担。据目击者称：“1895年1月30日威海南岸炮台之战，清军战败溃逃，有10余人被日兵捉住，被一个不留地全部杀掉。”
在整个甲午战争的过程中，日本军队不仅在海战中违反战争法规，在陆上战争中其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更是罄竹难书。对于日军违反战争法规的犯罪行为，日本军事当局乃至日本政府一清二楚，但他们一方面尽力封锁消息，使之不致造成舆论影响，一方面大作表面文章，进行掩饰和正面宣传，以给西方国家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日本军队在战争中是完全遵守国际公法的。日本的这种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做法，确曾奏效一时，蒙蔽了不少西方人士和记者，但纸里究竟包不住火，铁证如山的“旅顺大屠杀”剥掉了日本的“文明人皮”，使日本军队粗暴践踏国际法的行为在世人面前暴露得一览无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