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丁东先生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讲了山西民歌《交城山》的变迁过程：这首歌原本是流传在山西交城、文水一带的情歌，是描述当地青年女子的不幸婚姻的，但在1976年以后却成了歌唱英明领袖华主席的颂歌，原因很简单，华国锋是交城人。对这首歌当时的高层曾有不同意见，主管宣传的纪登奎就是其中之一。直到晚年退下来了，还对他的儿子说：“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交城出了个华政委，这首歌不能唱啊。你那个华政委，是个什么政委啊？是个县大队的政委嘛，一共只有十八个兵。问题是，你华政委领导十八个兵的时候，共产党的军队里，不说那些元帅、大将了，就是肖华、杨成武、陈锡联这些人，也都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将领了，这样的人已经有一大群了呀，这些人可都还活着哪。”
其实这种改编民歌为颂神曲的做法由来已久，最有名不是《交城山》，而是《东方红》。
《东方红》是由陕北民歌《骑白马》（也有人叫《白马调》）改编而成的。所谓“改编”，实际上就是重写新词，调子一点也没变。《骑白马》也有不同的版本，我打小听过的最经典的词是这样的：
骑白马，跑沙滩，你没有婆姨呀我没有汉。咱俩捆成一嘟噜蒜（呼嗨吆），土里生来土里烂。
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嗨吆），打日本也顾不上。
三八枪，没盖盖，八路军当兵的没太太。待到打下榆林城（呼嗨吆），一人一个女学生。
根据歌词很容易判断，这首歌是流传在抗战时期的。词写得最好的当然是第一段，表达了一种生死相依的爱情。第二段的内容如果说是“民族的”，第三段就是“大众的”，大众虽然也要求革命，但革命的目标却非常朴素，就是为娶个“女学生”。至于这歌是老百姓自发创作的，还是鲁艺学员根据抗战需要编创的，就不得而知了。我们只知道《骑白马》之前，这首歌还有一个版本叫《麻油灯》（一说是《煤油灯》），原词是这样的：
麻油灯，亮又明，芝麻油烩些价白菜心。红豆角角双抽筋（呼嗨吆），谁也不能卖良心。
蓝格莹莹的天上飘来一疙瘩瘩云，三哥哥今天要出远门。刮风下雨响雷声（呼嗨吆），倒叫妹妹我不放心。
你要走，我不叫你走，一把拉定了哥哥的手。走三步来呀退两步（呼嗨吆），咱二人没盛够。
和《骑白马》比较，这才是地地道道的陕北民歌。它既有青年女子对心上人的牵挂和依恋，又杂有害怕情人变心临时拿豆角设譬赌神发咒的复杂心理。如果不听曲子，单看歌词，人们很难把它和《东方红》联系起来。
现在我说，《东方红》是由《骑白马》改编而来的，《骑白马》又是由《麻油灯》改编而来的，人们一定会问：这样一支哀婉动人的民间小调怎么会变成庄严肃穆的颂神曲呢？抒情对象怎么能一下由“三哥哥”变成毛泽东呢？这得归功于一个人。这个人叫李有源，是佳县城北张家庄的一位普通农民，平时爱红火，善表演，能即兴编写秧歌词和快板，村里人夸他有“即才”（陕北方言指“即兴发挥的才能”）。在创作《东方红》之前，他已编创过好多歌颂毛泽东的快板和顺口溜，但都没有传开。1942年春节，邻村屈家庄有支秧歌队进城，伞头屈士才唱了一支秧歌，引起了他的注意。其中两句是：毛主席好比一盏灯，照得全家明又明。他觉得好是好，但还是少了点什么。晚上回到窑里，他点着煤油灯，有意把他的烂毡帽从头上摘下来，罩在灯上，窑里立马就黑下来了。他说，一顶烂帽子就把毛主席遮得黑格洞洞的，还能说毛主席伟大？即使把毛主席遮不住，也不对呀！一盏灯只能照个一家一户，毛主席可是要照全中国人哪！他下决心要编个更好的。
这年冬天的一个早晨，他早早起来，担着一副粪担进城——陕北农民冬闲时有沿路拾粪的习惯。快到县城时，看见一轮红日冉冉升起，照得漫山遍野红彤彤的。想起前几天到县里办事，县委秘书兰川升的本子上写着“东方红”三个字，今天不就是“东方红”吗？毛主席不就是那轮红太阳吗？这下再也不用害怕帽子遮了，四句秧歌词脱口而出：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生存，他是人民大救星。
夜里回家，把粪担放下，想起白天编的秧歌词，很激动，就用笔写在麻纸上。唱了几遍觉得很满意。可一想，还不对！秧歌词再好，一年才能唱一次，因为只有过年才闹秧歌啊。如果配上民歌调子，就随时随地能唱了。于是，就把这四句词套在当时已流行开的《白马调》上。《东方红》就这样诞生了。诞生以后，他就把词交给他的侄子李增正。李增正有一副好嗓子，在第二年春节闹秧歌时，就在佳县县城唱红了。
1943年的冬天，边区政府在佳县县城附近组织起一支移民队，到延安一带垦荒，陕北人把这叫“走南路”。移民队的副队长就是李增正，他根据政府宣传的移民的好处编写了一支《移民歌》，首段就用了他三大（陕北方言指“三叔父”）写的《东方红》。其他段落是歌颂移民的好处的。翌年春节过后，这支移民队在县城集中，李增正给移民们教唱《移民歌》时，歌声吸引了来此采风的延安鲁艺文艺工作者马可和刘炽等人，他们正累得疲惫不堪，倒在地上睡觉，忽然听见一阵嘹亮的歌声，一听是唱毛泽东的，一骨碌从地上爬起来，如获至宝地开始抄录。因为当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不久，领袖本人经过十年苦心孤诣的斗争，终于登上了权力的巅峰，迫切需要“来自人民的呼声”树立威信。而在此以前，几乎没有一支像样的歌歌颂领袖，只在《刘志丹》这首歌里把领袖捎带着唱了一段，还不知道是不是赞美，歌词是这样的：
正月里来是新年，陕北出了个刘志丹，刘志丹（来）是清官，他带上队伍上（呀）横山，一心要共产。
二月里来刮春风，江西上来个毛泽东，毛泽东（来）势力众，他坐上飞机在（呀）空中，后带百万兵。
……
因为“百万”太夸张了，按古书的说法只能叫“号称”，实际只有七八千人，势力并不众。据当地老汉儿们回忆，红军从川道里下来的时候，腿都很细，不穿鞋，头都挂在胸前。至于“坐飞机”更是多年以后的事了。如果说“后带百万兵”还是“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因为毕竟还有兵，那么“坐上飞机在（呀）空中”就完全是革命浪漫主义了。
马可等音乐家回到延安后，就把《东方红》介绍给了其他人，并请诗人公木和张松林填了第二段和第三段的词。完整的《东方红》就出笼了。李有源的原词，也就是《东方红》的第一段，他们只改了一个词：“生存”改成了“幸福”。因为在他们看来，毛泽东远远不止是要为人民“谋生存”，甚至可以说，生存——这一人类永恒的主题，在他们看来，远远不是主要的，毛泽东领导革命的目的，不是为解决人的生存问题，而是要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生存只是为确保这一理想实现必备的手段而已。第二段则完全抛弃了陕北民歌自《诗经》以来的比兴传统，直接站出来说毛主席就是我们的带路人。第三段写得不能算高明，因为第一段已经有一个太阳了，政党的领袖是太阳，政党本身也是太阳，两轮太阳同时升空，谁能受得了？
当然，这也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出：《东方红》由《麻油灯》到《白马调》，再到李有源的《东方红》和后来三段论的《东方红》，就是一个不断拔高，不断改造，不断政治化的过程。抒情主人公逐渐由一个具体的活泼可爱的小妹妹，变成了一个抽象的面目不清的所谓“人民”。最主要的是，抒情对象由“三哥哥”变成了毛泽东。总之，一首哀婉动人的民间小调消失了，一支伟岸庄严的颂神曲诞生了，而这样一支庄严肃穆略带阴郁风格的歌曲在西方是只能用来赞美上帝的，是在教堂里唱的，地上的任何君王都不配享用。因为“个人崇拜”本质上是一种“偶像崇拜”，而“偶像崇拜”在基督教看来是最大的渎神。因而即使狂妄如希特勒，也不会指使手下人弄一支《西方红》，唱什么“西方红，太阳升，德国出了个希特勒。”凯撒、屋大维都没有《凯撒颂》或《屋大维赞》，华盛顿更不敢让人给自己写一首歌叫《走进新时代》。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没有教乐府唱《春天的故事》。给国家领导人写赞歌，拍电影，搞交响乐，是在20世纪的苏联兴起并陆续被其他卫星国“山寨”的。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些国家，恰好是颂歌唱得最响亮，交响乐搞得最火爆，赞美诗写得最热烈的时候，人头落地最快、最多，财产如卷席，尊严如坐垫；反而是不写赞美诗，不唱颂神曲如赫鲁晓夫时代、戈尔巴乔夫时代，倒是至少能让人活下去的时代。
现在是21世纪了，科学昌明，信息发达，民主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即使是最不要脸的领导人也不大好意思说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了。前几年有人写了一首《黄山颂》，企图再拾“个人崇拜”之余唾，可惜形势比人强，唱了没几天就偃旗息鼓了。假如现在有人再编一首歌，说“xxx革命，就是好来就是好，就是好”，只能徒增笑柄。因而聪明的宣传家改变了注意，他们不说“就是好来就是好”，而是讲“主旋律”。“主旋律”的实质还是“为政治服务”，只不过与以往“单音调”的时代比，他们说，我的是“主旋律”，你的是“次旋律”。“次旋律”也可以存在，条件是不能与“主旋律”反对。还有一点，以往唱“主旋律”是无条件的，是“一人高唱，全家光荣”的；现在是给钱的，唱完后要住星级酒店洗澡的。君不见重庆市，斥资巨亿“唱红歌”，可市政领导倒台没几天，大量的黑幕就被揭开：在“他为人民谋幸福”声中，好多人被冠以“黑”的罪名收监，财产被籍没，权利被褫夺，甚至有多人仅仅因为网上发个帖子就被送去劳教的。这大概可以看作是“红歌”在21世纪的回光返照吧。
2012年12月23～25日草于长安饮马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