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中的帝制
目录
CONTENTS
序 我为什么要写张勋复辟 / 001
第一章 从府院之争说起_ 001
后袁世凯时代，天下，还是北洋的 / 002
半总统制的制度陷阱 / 007
“凤雏”徐树铮 / 011
契约精神的丧失 / 016
第二章 对德宣战的纠葛_ 025
站哪边，真是个问题 / 026
绝交而不参战的民意 / 031
本是生就矮人，实难暴成长汉 / 035
第三章 督军团政治_ 045
督军团的缘起 / 046
反过来叫，声音照样大 / 049
总理可以请辞，总统不能罢免 / 053
不给段祺瑞面子，也就是不给北洋系面子 / 056
第四章 复辟烟云_ 061
士绅政治下的晚清 / 062
复辟三巨头 / 068
第五章 张勋来了_ 079
空头督军的简历 / 080
治兵者张勋 / 084
第六章 徐州辫子兵_ 093
当兵是吃粮，为匪也是吃粮 / 094
忠诚、倔强、强悍、土 / 098
第七章 张勋小影_ 109
农民企业家的范儿 / 110
仗义、念旧、冬烘、颟顸 / 114
第八章 徐州会议_ 121
一个武人干政的聚会 / 122
政坛闹“瘟疫”，能指望的，居然是个蹩脚“大夫” / 129
第九章 在火炉上被烘烤的黎元洪_ 139
大富大贵的老实人之相 / 140
这个家到底谁当 / 143
不得不犯的错误 / 149
第十章 复辟进行时_ 159
都是两边押宝，两边不放钱 / 160
尽换五色旗，升起黄龙旗 / 165
复辟后的政治安排 / 169
第十一章 讨逆，讨逆_ 185
段祺瑞运筹讨逆 / 186
捍卫共和的文胆——梁启超 / 192
北洋系众生相 / 194
第十二章 游戏战争_ 209
几万军队参与战争，伤亡二十五人 / 210
不是真的恨张勋 / 221
第十三章 复辟后事_ 231
躲的人以后还要出来，大家还都要见面的 / 232
总统换人，未必是好事 / 237
第十四章 关于复辟，说不完的话题_ 251
共和的各种药方 / 252
草根、遗老、武夫，都已不如精英对社会的影响 / 258
帝制消失了，但帝制的幽灵没有消失 / 266
第十五章 复辟戏里列强那只看不见的手_ 275
日本的政策和对华影响 / 276
欧美列强的阴影 / 283
附录_ 291
特别的遗老 / 292
并不尴尬的殉节问题 / 294
“辫帅”的人缘 / 299
倪嗣冲的规矩 / 303
哦，空军也来了 / 306
序写在前面的话
我为什么要写张勋复辟？这个事，说起来挺简单。虽然说，这些年一直在晚清和民国这一带转，但可写的东西，其实挺多，不一定非得落到张勋头上。最直接的刺激，是两三年前，有人出大价钱，让我写民国题材的电视剧，点的，就是张勋复辟。这个价钱，比我写专栏、出书都高，高到无法类比，不由得我不动心。记得去年（2012年）翻明人笔记，翻到过一则逸事：明代图书市场发达，好些读书人是靠写书挣钱的。有书商找自己熟悉的某小名人约稿，小名人说，先拿一摞银子来，放在案头，哪怕写完了你再拿回去，这钱必须有，因为它提神。这个故事我喜欢。著书为稻粱谋，高人不耻。但我不认为有什么不好，只要写的玩意儿不诲淫诲盗，煽动杀人放火，搞阶级斗争，或者溜须拍马，坑政府，坑大人物。写字卖钱，煮字疗饥，或者换来千钟粟和颜如玉，都没有什么问题。郭敬明的文字，只要他不抄袭，其实我也能容忍。不高兴的，只是某种势力，想让作家都变成郭敬明。
所以，我真的动心想写张勋复辟，是看在稿费的面上。当然，试了一下，发现我没那个本事，也没那个胆量，可以放开了写历史剧，真的写出来，连自己都接受不了。所以，中途改道，又变成了历史叙事，而且是规规矩矩的历史叙事，把注释也加上去了。此时，让我埋头找资料、爬梳史料的真正动力，变成了这个事件本身。无疑，张勋复辟，跟我研究过的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不一样，在近代史上，是一个没有多少油水的话题。一碗冷饭，再怎么炒，加多少油或者葱花，都炒不出名堂来。事太小，又过于简单，袁世凯搞洪宪帝制，还弄了八十三天，而张勋复辟，从开始到彻底完结，不过十二天。其实，到第三天头上，就已经结束了。这么点事，原因似乎也简单，无非“封建军阀”，无非“历史倒车”。一个坏人，干了一件坏事，还没有干成，因为民主共和深入人心，复辟不得人心。教科书的叙事，也就是研究者的解释。从复辟结束那日，有话语权的人们就是这样说的，一直说到今天。
但凡一件看起来过于简单的事情，你这样说，我这样说，他也这样说，大家众口一词，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民主共和深入人心这样的解释，放在辛亥革命上可以，放在洪宪帝制的失败上合适，放在张勋复辟没闹成上，更对路。这样的历史万金油，其实屁也不是，连万金油也不是。万金油不能治病，但至少可以缓解一下症状，这样的解释，连这样的作用都没有，充其量，只是某些头脑简单的史家，头脑发热骗自己的昏话。到了21世纪，民主共和深入人心了没有？我看都不一定。
退一万步说，就算民心向着共和，如果有权有枪的人都要复辟，民心能挡得住吗？抗战胜利，民心思和，不想打仗，仗还不是打起来了？而且规模空前地大，吓死个人。农业集体化，农民都不乐意，杀猪宰牛地抗议，不还是大规模地集体化了？一直搞到人民公社。原来的宣传，是说集体化的农村是天堂，所以不能让地主、富农进去。人们不久就发现，不进天堂，反而是种优惠，所以，只好把地富也拉进去了。后来包产到户，农民都乐意，都饿到半死了，听说包了，马上生龙活虎玩命地干。最后，还不是伟人一句话，就不让包了？民众的意向，对于长时间段的历史进程，肯定是有作用的，但在短期的历史事件里，他们不是台上无聊的龙套，就是台下无奈的看客，对事件的发生、发展以及结束，没有任何作用。除非，民意被适时地动员起来，形成组织的力量，才会产生影响。但是，在这种时候，民意又往往是野心家的工具，被表达出来的民意，谁知道是不是真正的民意？没准，是种“被民意”。
客观地说，民国时期接连两次帝制复辟，操盘者本质上都是民意论者。他们实行复辟，其实都是着眼于国情，喜欢帝制的国情民意。无论怎样强调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在袁世凯称帝和张勋抬出清废帝的事件中，都找不出底层民众对此的抗议。相反，老百姓对皇帝又来了，还挺欢迎。尤其是第二次帝制复辟，当北京市民听说皇帝又坐龙廷了，几乎是一片欢腾，家家户户挂龙旗。这里头，其实没有辫子兵挨家挨户地威逼，张勋的时代，还没有人想到这样控制居民。再说，他一共就带了五千人，想这样干，人手也不够。那个时代，是个放任自流的时代，老百姓其实不用这样表达对政治行为的态度。共和的时候，他们没挂五色旗，复辟了，他们也不用挂龙旗。凡是这样做的，都是发自内心。一个小警察在胡同口吆喝一声，大家就都照办了。龙旗的市场大好，于是有人突击用纸糊，小贩满街卖，一个大子一面。吃棒子面窝头加咸菜的百姓，指望皇帝能带给他们便宜的米和面。
当然，皇帝回来了，面包也是不会有的。一个有两千多年帝制传统的国度，骤然变成共和体制，没了皇帝，民众的确感到不习惯、不自在。将中国办成共和的人们，却又做不好共和，或者说，根本不会办共和。所以，举国上下，怎一个“乱”字了得？挂龙旗，无非是这种不习惯、不自在的反弹。中国需要一个皇帝，民众需要一个王法。但是，底层社会却没法儿推出一个皇帝来，即使推出来，也没有人认账。而上层社会一部分人推出的皇帝，另一部分人也不认可。袁世凯做不成，小溥仪，也坐不稳。即使坐稳了，也没法儿带给民众好日子。共和做不好，退回帝制去，又不成。这就是当时中国可悲的现实。
对历史事件，做道德批判最省事，也很痛快，但对于澄清真相，却只能添乱。可悲的是，我们对于民国的两次帝制复辟，基本上都是道德审判。凡是提及这样的事情，可恶的预设就已经有了。等于先有一个标准，把某些历史事件判定为反动的，然后再加以论述。而这个事件和事件中的人，都成了已经插上死罪牌的被告，接受法官遥控下的群众审判。这样的审判，自然会把被告涂成白鼻子的丑角，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
进步史观是个好东西，这样的历史观，让人们乐观，也让人踏实。无论现实多么黑暗，多么无望，人们都会有希望，因为历史不会倒退，开倒车是不可能的。但是，人们也许忘了，在中国的历史上，倒退跟进步一样，是经常出现的。五代十国，相对于唐朝，就是倒退。金与元，相对于宋朝，也是倒退。明清的绝对主义皇权专制，相对于汉唐，当然也是倒退。帝制被国人反掉了，但比帝制还要专制的制度，却从侧门溜了进来，又怎么样了呢？
其实，两次帝制复辟，都是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中国道路探索的尝试。参与者，不仅有袁世凯和张勋这样的军阀，也有很多文人墨客和学问家。两次，他们都是要回到君主立宪去，复辟的主流人等，没有几个觉得君主专制好。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都是代议制，难道说，历史走到今天，人们还非要说，法国大革命一定优于英国光荣革命？法国和美国的体制，一定比英国的制度更优越？一个有着世界上最悠久的帝制传统的国家，走英国的道路，也是难免的。
这些年，人们对于当年的某些具有文化保守主义者身份的学者，比如王国维、陈寅恪、辜鸿铭、严复、吴宓，已经有了很多的理解和宽容。认同他们的学问，也认同他们的人格，但唯独谈到他们跟皇帝的关系，还是讳莫如深。很多人完全否认，王国维的自沉，确有殉清的成分，好像王国维要是为那个皇帝死了，就一定很丢人似的。跟复辟有关的人物，袁世凯、杨度，尤其是张勋，人们还是难以宽恕。近年来，袁世凯和杨度，在某些场合，评价已经有了正面的声音，但张勋，却还是骂声一片。当年的知识界，就对这个民国了还留着小辫子的将军没有好感，到现在，种种恶评依旧。其实，无论讲人品，还是论带兵，此人并不比当年的任何一个将军更差。辫子军的纪律，不比其他军队好，但也差不到哪儿去。他统治下的徐州和海州，也不见得老百姓就怨声载道。别的军阀有野心，张勋也有，别的军阀爱国，张勋未必就不爱。提到这样的话题，人们也许会感到奇怪，怎么，张勋也会爱国吗？那么，段祺瑞爱国吗？曹锟爱国吗？吴佩孚爱国吗？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些人，其实都挺爱国的。也就是说，张勋复辟，不是一群大逆不道的人，干了一件大逆不道的事。其中的武人，不比其他的武人更坏。其中的文人，也不见得比其他的文人更没品。无论道德学问，都有可称道之处。清华四导师，被今人誉为教授中的教授，我们称道梁启超，难道就不佩服王国维吗？这两个同事，当年可是站在对立面上的。
没错，张勋复辟跟袁世凯称帝一样，都是干了一件好大的蠢事。即使没有被人利用，为人火中取栗，也是妄图翻历史的烙饼，瞎折腾。历史不能翻烙饼，正面不对，反面未必就一定对。但这个道理，当时人未必明白。辛亥革命，把中国一下子变成美国式的共和体制，扭曲太过，但简单地将之扭过来，回复到君主立宪，也是个错。夹生饭没办法加水重煮，因为满中国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皇帝。历史不是油画的画布，画错了划掉重来就是。如果论扭曲，当初中国正好在异族统治时期遭遇西方，进入近代，本身就是扭曲。最近读李洁非先生的明史著作，他解读的那段历史，正好是整个世界近代史的开端。在这个时刻，中国恰好第二次整体沦为异族王朝的统治。这个王朝带给中国的封闭和保守，尤其是思想上的禁锢，让中国在本该转型的时刻，缺乏创造力和适应性。但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故事的结尾，要等到张勋复辟，才露端倪。一个原本需要帝制立宪的国家转型，却因为异族的统治，大好机会被轻易放弃。放弃之后，有些人却发现还是原来这个异族皇帝好些，想让他回来。这样的事，想想都替国人悲哀。当然，这样的反复拉锯的故事，实在令另外一些人气闷，于是再往回拉。因为这个时候，环顾世界，君主国已经日薄西山了。先进的中国人，无论如何，都不肯再容忍头上有个皇帝了。
辛亥的突变，给中国留下一道难解的题。民国的乱局，就是这难题的展开。这个难题，国人想做也得做，不想做也得做。做难题，要有三个条件，一有知识，二有时间，三有耐心。复辟回到从前，和跨越式发展，走捷径，都是没知识、没耐心的表现，都是动辄来结构性的颠覆。从本质上，文化保守主义者跟后来的激进主义者，犯的是一样的错误，只是方向相反而已。
张勋复辟，展示了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却不幸地被人们大幅度地简单化了。我写这个事件，仅仅是想展示这种复杂性，绝非要做什么翻案文字。我一向觉得，所谓翻案文字，限于考据是可以的，但用在道德评价上，则是扯淡。对于过去的人和事，做价值评判和道德审判，很容易，几乎人人都可以做。有的时候，历史像个路边的菜园子，但凡看过几本书的，都可以进来摘菜。但实际上，干这个活儿，并不那么简单。要真的想试试，肚子里比从事别的行当的人多几千本书才能入门，当今之世，能耐着性子做到这一点的，就没有多少。所以，剩下的事，就别提了。
这几年，似乎历史很热，民间写史，层出不穷。也有人说，出现了民国热，微博上，还冒出了好些“国粉”。但说实在的，民国的热，其实不过是一点儿虚火，若干不满于现实的人，借题发挥，起一点儿小哄。民国的很多事，还是一笔糊涂账。人们对于这段唯一没有皇帝的历史，还缺乏基本的知识。从前说不好的，现在说好，从前说好的，现在说不好。来回翻烙饼，不是这一面，就是那一面。
这些年，写的历史随笔比较多。这玩意儿属于读书笔记，乱翻书的时候，偶有所感，写下来就是，非常轻松而且愉快。只是，我还不能忘情于专题性的研究，隔段时间，就会弄一点儿。累是挺累，大热天，埋在故纸堆里，汗一身，尘一身，资料从案头摊到地上，甚至床上，令人落脚几难。但无论怎么辛苦，只要弄清楚一件事，心里还是挺欣慰的。读书人本是贱人，君子爱财，但真正钱多的活儿，又不好意思干。一身大汗地折腾，也说不清是为了什么。虽然我还是教授，跟学界却越来越隔膜。这些年，开始是人家不带我玩了，后来自己也自觉地脱离了学术界，不想跟昔日的同行们玩了，算是一种自我放逐吧。但愿，没有了我的学界，能慢慢变得像样一点儿。
自打1989年出第一本书开始，每本书，我都是自己作序。开始是求不到名人，后来是不好意思打扰，再后来，就成习惯了。自我解嘲，序也是我书的一部分，自己不写，求人代写，书就不完整了。
是为序。
第一章
从府院之争说起
黎元洪和段祺瑞也许都没有想到，在他们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个制度的陷阱。举国一致赞同恢复的民元约法，充其量只是一个过于粗疏的宪法草案大纲。今天来看，这个大纲十分粗糙，上面所规定的政府制度，有着太多的含混不清。真要切实操作起来，国会、总理和总统之间的关系和权限很难界定。
后袁世凯时代，天下，还是北洋的
张勋复辟，实际上是洪宪帝制的一种延续，也是后袁世凯时代政治的一场突变。突变之所以发生，直接的刺激和诱因，就是府院之争。
府即总统府，院则国务院，或者说总理府。所谓府院之争，从权力斗争的角度而言，就是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之间的争斗。政治就是打架，王朝政治，暗斗多，两人恨得死死的，但见了面，堆得一脸的笑，掉下来能砸到脚面。朝堂之上，打不起来，也不能打，上面有个皇上呢。较劲，只能在私底下。俩人，或者几伙人斗来斗去，下手，都是借着皇上打人，隔空发力。民国了，政治斗争至少在一个场合可以公开化了，吵架拌嘴可以在议会里来，姑嫂勃谿的范儿，可以再现于大庭广众之中。晚清的咨议局开会，还只是吵吵嚷嚷，而民国的国会里，动辄拳脚相加，墨盒乱飞。墨盒是石头的，飞起来危险很大。后来工作人员干脆把国会议员面前的墨盒固定了，免得伤人。袁世凯活着的时候，政治还有一个中心，袁世凯死后，总统、总理、国会，谁都想做老大，但谁也不是老大。政治斗争依旧，但发力方式，却有了本质的变化。让人感觉，虽说斗得激烈，但愈发没了章法。
一般来讲，政治斗争，是要凭实力说话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黎元洪和段祺瑞之间是斗不起来的。段祺瑞是北洋之虎，而黎元洪，充其量只是一只住到了中南海里的猫。段祺瑞是袁世凯之后，当之无愧的北洋领袖，多数的北洋旧人，无论有势力无势力，都服他。用周作人的话来说，“府方的谋臣便只是掉笔头的几个文官，院方的党羽却都是带枪的丘八”[1]。但是，后袁时代的情势，却造就了这场纷争。
北洋三杰龙、虎、狗，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王士珍虽说是北洋之龙，却只是一个事务性人才，老实，能办事，但于政治没想法，也无所求。冯国璋倒是员战将，至少，按教科书打仗，没有问题。辛亥革命的时候，被派去镇压武昌起义，在兵力不敌革命军、海军又倒戈的情况下，居然将武汉三镇连克两城，剩下一个武昌，也是指日可下，仅仅是因为袁世凯不想打了，才罢战休兵。但对此，前线指挥的他，却怎么也想不通。没办法，袁世凯只好用段祺瑞把他换了下来。只有段祺瑞，要风有风，要雨有雨，跟他的主公心领神会，话都不用说明，点到即止，一点就透。段祺瑞一介武夫，居然南北议和也能插上一脚，插得还恰如其分。虽然说，革命后的政权之果落到袁世凯的手中，有情势上的必然，但如果没有段祺瑞出色的配合，这个过程未必会如此顺当。正因为如此，拥段的人们，称段的功业为三造共和，第一造，就是辛亥这段的表演。
当然，就后袁时代而言，段祺瑞更抢眼的表现，是反对袁世凯帝制自为。在袁世凯，他是严修一类的诤友；在北洋团体，则是有先见之明的高人；在反袁者看来，则是拥护共和的倒戈者。这样对帝制不合作的姿态，在洪宪帝制期间北洋团体一片趋炎附势的三跪九叩中，特别难能可贵。再加上但凡北洋系统的军校，包括保定军校，段祺瑞都做过总办（校长），几乎所有的北洋将领，名义上都是他的学生。这样的人脉，加上这样的威望，由他来继承北洋的遗产，的确是众望所归。这其实也是袁世凯的意思，袁取消帝制后，就把段祺瑞请了出来，郑重道歉，委以重任。很快就让段祺瑞取代了徐世昌，取消了不伦不类的政事堂和国务卿，让段做了总理。临终，又托以后事。其实，由于段祺瑞反对帝制，袁段二人芥蒂不小，在段祺瑞称病不出期间，据段的仆人回忆，袁世凯送来的参汤什么的，都没有人敢喝，只能倒掉。原来亲如姐妹的于夫人（袁的正妻）和张夫人（段的妻子），也没了来往。[2]最终把大事相托，还是看在段祺瑞的能耐上。从这点看，袁世凯确有知人之明。
我们知道，尽管西南讨袁，袁世凯也真的就因此而翘辫子了，但如果老袁的命硬一点儿，就是不死，赖在总统的位置上，日子不好过是肯定的，但西南方面也奈何他不得。因为天下，还是北洋的。北洋将领中有人也反了，但那是由于帝制，由于地方反袁势力的压力。致袁命的“二陈汤”（四川陈宧，陕西陈树藩，湖南汤芗铭），至少有两味药，是迫不得已。依当时的情势，只要袁世凯不死，硬赖，还是能赖下去的。袁世凯一死，换上帝制期间表现不错的段祺瑞，西南方面，可以接受。连孙中山都一个劲儿夸他，说他“劂工甚伟”[3]。而在拥戴他的北洋人看来，共和再次重生，就是段公之力，所谓再造共和是也。不仅挽救了共和，而且挽救了北洋。
再看黎元洪，在晚清官场，黎元洪位不过一个小旅长（协统），而段祺瑞则是江北提督，进而北洋军统（军长）。如果不是革命党人群龙无首，强拉他做了革命后的鄂军政府都督，黎元洪充其量也就是个没了兵的将军。在袁世凯的天下，欲求复出都难。但是，人说命相好的黎元洪，就是因缘际会，成了首义元勋，然后，做了副总统。底儿潮，资历浅，在重资历的官场政界，被人看轻，没有办法。但如果后来表现不俗，也未必不能服人。可惜，在袁世凯时代，做了副总统的黎元洪，显然不是黎元洪的文胆所谓的“位备储贰”，多少有点像袁世凯华贵的囚徒。来北京之初，袁世凯把黎元洪安置在中南海的瀛台，这个戊戌政变后囚禁光绪的小岛，第二次锁了一位政要。如果说，二次革命之前，黎元洪这个副总统，还有湖北这个地盘、若干隶属他的军队，那么，一旦进了北京，就只能唱虎落平阳了。只是，他又并不是一只虎。
不是虎的黎元洪，在袁世凯的猜忌中，得以自存。搬到东厂胡同之后，黎元洪已经成了一个摆设。但是这个摆设，在洪宪帝制之时，却犯了一回倔，死活不肯接受袁世凯封他的武义亲王的爵位。就连年终，袁世凯给他送礼，红帖上有“赏武义亲王”字样，都拒而不受。过了一日，袁世凯去掉了他给黎元洪的头衔，改用“姻愚弟袁世凯”名义（袁和黎是儿女亲家），黎元洪方才收下。[4]这迟来的倔强，给黎元洪带来一些好名声，但对他的实力却没有任何影响。西南军阀不是他的人，北洋系也对他不信任。依法统继承总统职位的黎元洪，依旧是个无权无用的老实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因为他是老实人，而非枭雄，北洋系才能容他“登大位”，而西南方面也才能接受他。然而，人的自我观照，跟他在别人眼里的形象，永远都不能合拍的。况且，袁世凯倒台，北洋系发蔫，对于黎元洪，舆论上一致看好，西南方面，也表示拥戴。即使一个老实人，在突然之间近乎举国一致的忽悠中，也会膨胀起来。在他就任总统之前，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Paul S. Reinsch）去见他，这个即将上任的总统自信满满地宣称：“我已经找到了获得各派合作的办法。”甚至谈到他要改革国会，至少要瘦身一半。[5]应该说，这样的自信，委实是太满了。
段祺瑞跟袁世凯不同，这个懂政治的武人，性子相当直率，没有袁世凯那么多手腕，也没有袁世凯那么多心机，但却比袁世凯更加刚愎自用。如果放在袁世凯还活着的时候，大概段祺瑞不会买黎元洪的账。在现实生活中，俩人实际上也没有什么交集。他应该不会像袁世凯那样，为了拉拢这个可能的敌人，与之攀儿女亲。当然，在那个时代，黎段之间，也不会斗起来。但是，洪宪帝制的失败，让情势发生了变化。袁世凯死了，北洋系也随之受挫。从废弃约法，废置国会，走到称帝，袁世凯走得太远了，北洋这个摊子的继承者，即使没有举国一致恢复民元法统的呼声，也会考虑改弦易辙。虽然，段祺瑞并不真的相信议会民主体制，但他乐意试试看，毕竟很多西方国家因此而强大了的。美国公使芮恩施记录下了这位后袁时代第一任总理的话，是这样的：“我并不期望从恢复国会中得到很多好处；党派斗争和与政府作梗的情况将会层出不穷。但是，至于这种通过清谈进行治理的古怪的现代方法，我基本上看不出它有什么优点，但我还是愿意让它得到一种公正的试验。”[6]即使在后来，受困于府院之争，督军们也叫嚣要推翻国会之时，段祺瑞依然认为，不能用武力变更国会，这样做的话，会诱使武人不断干政，导致共和体制的垮台。[7]
后袁世凯时代，几乎看起来举国一致的拥戴，让原来一直投闲置散的黎元洪有了一些底气，至少，让他周围的人，气粗了不止一分两分。反过来，很有脾气的段祺瑞，却一时间变得很低调。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受命组阁，提出了内阁名单，亲自送到总统府，让黎元洪定夺。黎元洪也就不客气，提出两个人——唐绍仪和孙洪伊必须加入，三个人——刘冠雄、章宗祥和曹汝霖必须换掉。当时内阁一共才九个部，一下子动了五个人，可谓伤筋动骨，但段祺瑞居然也忍了，至少没有当面表示异议。[8]然而在袁世凯时代，段祺瑞却没有这样恭顺过，很少亲驾总统府不说，做陆军总长的时候，要用徐树铮做次长，老袁不高兴，说到处都是东洋刀，但段祺瑞还是坚持用了。袁世凯成立陆军模范团，用袁克定做团长，段祺瑞也持异议，最后逼得袁世凯不得不自己来干。此时，段祺瑞的恭顺随和，显然是想争取跟总统处好关系，开一个好局。此时的段祺瑞，不仅对黎元洪恭顺，对恢复的民元国会也相当友好。既然他已经打定主意反袁世凯之道而行之，就得先按宪政国家的规矩办试试。对此时的段祺瑞来说，袁世凯的教训，实在印象深刻。一般来说，一个时代结束，另一个时代开启，如果前一个时代的当家人失败了，这个失败对后来人的触动必定很大，会自觉不自觉地寻找教训，力求避开前代的陷阱。
半总统制的制度陷阱
但是，黎元洪和段祺瑞也许都没有想到，在他们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个制度的陷阱。举国一致赞同恢复的民元约法，充其量只是一个过于粗疏的宪法草案大纲。今天来看，这个大纲十分粗糙，上面所规定的政府制度，有着太多的含混不清。真要切实操作起来，国会、总理和总统之间的关系和权限很难界定。连最起码的国会与行政体系之间的制约条款都没有，甚至没有规定行政机构什么情况下可以解散国会、什么时候举行大选、由谁来举行大选。关于政府体制，更是一笔烂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初，采用的似乎是美国体制，临时大总统直接负责内阁，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临时政府的组织大纲里，就没有内阁总理一说。但是，南北议和成功，袁世凯答应反正，起义各省按原议，同意把临时大总统让给袁世凯。手中未有一兵一卒的孙中山，断没有恋栈的道理。旨在推翻清朝的革命，走了捷径，迅速奏功。这样的捷径，其实说白了，骨子里是因为革命党人没有把握拿下北洋军，打败袁世凯。首义的鄂军政府，在兵力占优势，还有海军支持的情况下，武汉三镇丢了两镇，黄兴亲临前线指挥，尚且一败涂地。张勋只能算是北洋系的一支非嫡系的偏师，孤守南京，跟占绝对优势的各省联军相持多日，最后还是放走了之。后来虽然北伐的调门很高，北伐军也来了不少，但没等开仗，先自兵变。南边底气不足，把取得全国胜利的宝押在争取袁世凯身上，实在是情势所致。
可是，尽管如此，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对这样一个清朝官僚、对共和制度态度暧昧的强人做总统，委实放心不下。在参议院讨论《临时约法》时，一个湖南议员说，袁世凯是不能放心的，“我们要防总统的独裁，必须赶紧将约法完成，并且照法国宪章，规定责任内阁制。要他于就职之时，立誓遵守约法”。[9]所以，等到让位之意已定，《临时约法》出台之际，政府组织在国务员这一项中，就多出来一个总理了。“国务总理本为组织大纲（即南京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笔者注）所无，改制约法始置也。”[10]设置一个总理，显然，傻子都明白，这是针对袁世凯的。有了总理之后，政府首脑就变成了总理，袁世凯是总统，但不能直接控制政府，虽然不能说是架空，但至少是一种制约。为了落实这个制约，孙中山在辞职前，还跟袁世凯约定了三事：一、首都定在南京。二、袁世凯到南京履任。三、袁世凯必须遵守《临时约法》，以及孙在任时颁布的一切法令。[11]后来事实证明，革命党人前两项都可以通融，特别在意的，就是最后一项。而袁世凯根本没把孙中山给他设的绊子当回事，但唯独对于内阁和总理，一直都没有大变。即使称帝把国务院改成政事堂，总理改成国务卿，也还有那么回事。当然，袁世凯意中的内阁和总理，是君主立宪体制的内阁和总理，跟当初孙中山的原义，已经差了不止十万八千里。
然而，孙袁交接之际，孙中山这点小计谋，却轻而易举地把一个大国的制度变了，从总统制变成了半总统制。或者说，从美国体制变成了法国体制。这种制度，既不是总统制，也不是议会内阁制。议会内阁制，总统是虚位的，行政权在内阁，内阁向议会负责，由议会选举席位过半数的党或者党派联盟组阁。而总统制则由全民选出的总统负责组阁，但阁员的提名需要议会的同意；总统掌握完全的行政权。一般来说，议会内阁制，议会对内阁的反制力度比较大，一旦议会对内阁的不信任案通过，内阁就只有下台，或者解散议会重新大选。但是，在总统制下，议会即使反对党占多数，一般也只能在议案上加以阻击，要想换人，只好等下一次大选。一般来说，议会内阁制政局动荡大一点儿，而总统制则容易导致总统权力过大。半总统制在理论上可以取两者之长，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这种制度从表面上讲似乎是政府中总统模式和议会模式的结合，但它不太可能将两种不同的政府模式融合在一起。”总统比较强势的时候，它更像是总统制。[12]然而，革命党人加给袁世凯的半总统制，比成熟的法国体制，还要含混。《临时约法》第四章，规定“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公布法律”。而第五章只规定“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均称为国务员”，“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但并没有规定，总理是政府首脑，国务员对谁负责，谁来任命，谁来罢免，仅仅规定了，“国务员受参议院弹劾后，临时大总统应免其职，但得交参议院复议一次”。[13]然而，《临时约法》出台之后，革命党人众口一词，都说已经是责任内阁制了。
尽管辛亥革命的先驱们，一直将他们的革命，比附为美国独立战争，但他们对国家制度的设计，却全然没有美国开国者的认真和虔诚。在权力上用的心计，实在是太多了。不过，对于革命党人的这种计算，袁世凯并没有太在意。他的着眼点，一是名分，二是实权。只要南北谈判，定下将来内阁的要害成员，比如陆军部、海军部、内政部、外交部和财政部是他的人掌握，而他又有大总统的名分就行，并不担心你怎样利用制度设置架空他。而革命党人，仅仅因为未来的总理唐绍仪名义上加入了同盟会，就大体满意了。[14]袁世凯是人们眼里的枭雄，是强人，无论谁做总理，只要不听他的，就只有走路。袁上台后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仅仅因为直隶都督问题，就下不来台。这个在朝鲜时就是袁世凯至交的留美幼童，只好不告而别，自我人间蒸发，国务院上下遍寻总理而不得。[15]很快，袁世凯就甩掉了《临时约法》，连国会也废掉，任何一丁点儿的制度羁绊，都不复存在。
可是，袁世凯的路走到了头，后来人又改回到《临时约法》去了，总统和总理之间，就有麻烦了。在国务院这边，人们想的是责任内阁，在总统府这边，人们想的却是总统才是总揽大权的人，脑海里浮现的，往往是袁世凯做总统威风八面的样子。在袁世凯就任之初，国会还存在的时候，有限的内阁实践，总理是总统提名的，内阁名单是总统和总理商议决定的，然后交国会通过。段祺瑞最初组阁，也是沿用这样的惯例，由他提出内阁名单，请黎元洪定夺，然后协商出台，最后交议会通过。这样的做法，更坚定了总统府一班人的想法，在他们眼里，总统是个实权职位。反过来，国务院的人依旧认为，当下是责任内阁制，总统就是一个盖章的机器。双方对制度理解的分歧，直接导致了两边的冲突。总统府秘书长丁世峄在给黎元洪的信中说，所谓府院问题，就是“发一令，总统不知其用意，任一官，总统不知其来历”，一句话，把总统当成了盖印的机器，总统没有权力。[16]总统没有权力，总统身边的人，就心气不平。
中国政坛，就像鲁迅说的那样，但凡一个猛人，就有一群包围者，或者幕僚，或者亲近人。在袁世凯时代，黎元洪周围的人，有以后来接任总统府秘书长的丁世峄（佛言）为首的四大金刚，另三人是金永炎、哈汉章和黎澍（有一说，以孙武代替丁世峄）。由于他们在总统府春藕斋办公，又称春藕斋人。除此而外，还有一干从湖北跟来的旧人，压抑久了，好容易有个出头之日，可以施展拳脚了，怎么也消停不了。即使黎元洪想低调，恐怕周围的人也不会让他低调。而段祺瑞的亲信，徐树铮、曾毓隽、靳云鹏等人，一直就是北洋圈子里的人，从来都以当家人自居的，更没有落在人后的道理。对于这些人来说，辛亥首义又算得了什么，更何况，谁都知道，黎元洪这个首义功臣是怎么来的。换句话说，他们谁也没把黎元洪放在眼里。
“凤雏”徐树铮
段祺瑞的智囊徐树铮，就是一个根本没把黎元洪放在眼里的人。同时，徐树铮又是个段祺瑞离不开的人。徐树铮，在民国又称小徐，以区别于徐世昌，就像人称段祺瑞为老段、段芝贵为小段一样。徐树铮是秀才出身，很早就跟上段祺瑞做了记室（秘书），两人一见如故，身为幕僚的小徐，特意留心兵事，每天跟大兵一起出操，深得老段之心。[17]老段做了统制（师长），就设法把他送到日本留学。文人出身的他，进了日本士官学校，在辛亥革命前一年学成回国，属于国内还相当稀罕的士官生的一员。从此，文人小徐，摇身一变成为武人小徐将军。
小徐号称知兵，却喜欢跟旧派文人打交道，一些宿儒和文坛巨匠，都是他的座上客，吟诗作赋，诗酒酬唱。还办了一所不错的中学，北京九城闻名。在北洋圈子里有跋扈之名的小徐，见了文人，从来都彬彬有礼，谈吐风雅，从来不当面让人下不来台。[18]然而，这个柯劭忞、林琴南眼里温文尔雅的君子，却是个迷恋铁血和权谋的强人。晚清和民国，自比诸葛亮的很多，但人们买账的诸葛亮却不多。但在段祺瑞的皖系圈子里，小徐的确够得上一个小诸葛，最次也是庞统。做过皖系师长的陈文运说，小徐像《三国演义》中的凤雏庞统一样，可以“五官并用”，“一面和我说话，一面批公事”。[19]他的见识和谋划，也的确有过人之处，而且对段祺瑞忠贞不贰，因此段祺瑞对他特别信任。他在段祺瑞帐下，也跟小说中描写的诸葛亮似的，经常越俎代庖，自作主张。做陆军次长的时候，就经常替段祺瑞当家，很多事情，连问都不问段一声，公文就批出去了。1914年一战爆发，日本对青岛的德军开战，中国政府由于得罪不起日本，是持中立态度的。但偏偏小徐亲德，德国在青岛的守军缺乏陆战武器，小徐居然私自应德国人之请，偷偷给青岛送去了两千支带子弹的步枪。[20]这种事，在当时如果被日本人知道，是会有大麻烦的。但是，无论小徐的独断专行捅出多大的娄子，段祺瑞都会给他扛着。对于段祺瑞而言，小徐跟家人一样，甚至，他信任小徐超过信任自己的儿子。所以，做了国务总理的段祺瑞，别的都好说，小徐是一定要用的。
可是，小徐的为人，恃才傲物，如果说他对文人学士还比较客气的话，对武人，对官僚们，可就鼻子朝天了。即使笑着跟你说话，脸上总带着一丝讥讽。说良心话，当年北洋圈子里，才具能比得上小徐的人的确不多，但同样在这个圈子里，人缘比小徐坏的，也不多。漫说别人，就是在皖系这个小圈子里，徐树铮都不让人待见。至于北洋圈子外的官僚，比如黎元洪之辈，小徐更是嗤之以鼻了。黎元洪曾经领教过小徐的轻蔑，还不止一次。在洪宪帝制取消之时，西南方面逼袁下台。冯国璋提出了八项主张，主张依旧维持袁世凯总统的地位。然后由林长民拿着这个提议，交给黎元洪，让黎元洪也签名。黎元洪不肯，小徐接着来，两次到黎元洪府上，连利诱带吓唬，非常不客气。就在黎元洪快要答应的时候，又有人插了一脚，最终，黎元洪没有签名。但小徐的阴狠和跋扈，却令他印象深刻。[21]
所以，当听说段祺瑞要用徐树铮做国务院秘书长的时候，他几乎跳了起来。坚决表示：“我不能与徐树铮共事。”“不但不能共事，且怕见他。我见了他，真芒刺在背。”最后居然说到“总统可以不做，徐树铮绝对不能与他共事”的份儿上。最后，没有办法，段祺瑞只好请出老徐（即徐世昌），出面调停。晚清的时候，老徐是数一数二的重臣，资格比黎元洪不知道老多少，加上又是北洋老人，人缘又好，黎元洪得罪哪个，也断然不敢得罪此老，所以，只好答应。[22]就这样，徐树铮成了国务院的秘书长，要天天跟总统打交道。这边任命还没有发表，段祺瑞就已经让徐树铮布置国务院了。黎段之间，由于有了这么个小徐，从此多事。
按道理，国务院秘书长的职责之一，就是沟通府院，所有内阁形成的文件、命令由秘书长呈交总统审阅，内阁议决的公文，也是由秘书长呈交总统，总统用印之后，才算生效。由于府院对于政体的理解有偏差，在国务院尤其是小徐看来，总统用印，就是走过场，总统没有必要，也没有权力过问，因为责任内阁，总统是虚位。说白了，政府唱戏，总统如果不是龙套的话，也无非是没有什么词的“王帽子”[23]，摆设而已。内阁所有需要盖印的，做总统的用印就是，无须多嘴。然而在总统府这边，却觉得总统有必要过问政务，任何一项政令，只要总统觉得不对，就可以不用印。
只是，在当时的府院之间，总统府还是弱势，不大能够分庭抗礼。偶尔有一次半次，总统问得多了点，小徐也不客气，当场就把个大总统堵回去。比如，一次内阁更换山西三个厅长，徐树铮持命令来总统府盖章。黎元洪觉得蹊跷，怎么一次换了三个厅长？遂多问了几句。徐树铮回答说：“总统但在后页年月上盖印，何必管前面是何事情？”[24]气得黎元洪有时候也会发脾气，大叫：“现在哪里是责任内阁制，简直是责任院秘书长制！”[25]曾经兼任过总统府秘书的韩玉辰回忆说，黎元洪曾经有过这样的抱怨：“昔日受项城（袁世凯——笔者注）屈辱，今又见侮于段。总统是婆婆，不是小媳妇。婆婆可以少管事，但不耐媳妇命令一切。”[26]当然，说是这么说，黎元洪也知道，他的这个国家元首，底气不足。而国务总理，背后有北洋系的支持，腰杆子比他硬多了。所以，尽管嘟嘟囔囔，每天核算下来，发现还是被小徐当了盖印的机器，心里未免气闷。最初，总统府秘书长是张国淦，此人是宦海沉浮多年的老官僚，在府院两边都有面子。黎元洪接受徐树铮，一个要求就是以后见徐，张国淦要陪着。但小徐如此跋扈，总是给总统气受，害得张国淦两边不讨好，于是找个机会辞职了，由清末山东咨议局议员出身，而且做过报人的国会议员丁世峄接任。我们知道，当年的咨议局议员，个个都是大炮，报人更是嘴上无德，这下子，针尖对麦芒，有戏看了。
另外，约法恢复，民元国会也重开。所以，在总统和总理之外，还有个国会。民元的国会，是一个大国会，参众两院，议员800余人，人称八百罗汉。这八百罗汉，主要来自国民党和进步党，其中，国民党是第一大党。但是二次革命，袁世凯镇压了国民党人，抢占了国民党都督的地盘，在国会的国民党议员，居然没有什么反抗，反而把个袁世凯选成正式大总统，而后又被袁世凯追缴党证，赶出国会，颜面丢得差不多了。党魁孙中山，却又另起炉灶，组织中华革命党，打手模、宣誓效忠于他个人者方为党员。多数国民党议员，大小都是个人物，何以能受这个屈辱？所以，国民党实际上也就散了。而那边国会被袁世凯废掉之后，进步党原本就是个议会党，没了议会，党也就没了。因此，尽管在讨袁过程中，进步党似乎很活跃，但其实只是个人的行为。民元国会重开，尽管报界有时还提什么国民党议员如何、进步党议员如何，其实事过境迁，原来的党派，已经基本化为乌有。这时的议院，已经不存在原来的党团了。各个议员，依照各自的地域、同学、同年和同事的关系，结成各种圈子。比较典型的，就是各种研究会、学社、俱乐部，比政党更加松散。在吃喝嫖赌中，也谈点正事。比较大的团体，有以前国民党人为主体的宪政商榷会，下面又分成客庐系、丙辰俱乐部系和韬园系三派，后来商榷会散掉，丙辰俱乐部和韬园独立。以前进步党人为主体的是宪法研究会（人称研究系），此外还有宪法讨论会、平社、宪法协议会、宪政会、宪友会、苏园、衡社、友仁社、潜园、静庐等。后来又分化出民友社、政余俱乐部、中和俱乐部和政学会。彼此分分合合，互相掺和，头绪很乱。[27]但相当多的议员是前国民党人，领袖人物吴景濂、孙洪伊（人称小孙，以别于孙中山）都不省油，这些人，或多或少，跟北洋系还是有那么点隔阂。因此，在黎元洪和段祺瑞之间，国会时不时地会站在前者一边。即便有了袁世凯时代的教训，当时的国会中人，还是有着国会专权的自负，在他们看来，行政、司法和立法三权之中，唯有国会是民选的，所以，他们的权力应该最大。刚恢复国会不久，从前属于国民党的议员孙洪伊对美国公使芮恩施颇为自负地说：“国会不可能只限于进行它的主要工作即完成宪法的制定；它还必须控制国民政府。”[28]三个都那么自负的角色碰到了一起，麻烦自然是少不了了。也可以说，由于历史的积怨，后来所谓的府院之争，国会肯定不会是一个旁观者，它跟军阀组成的督军团一样，都是帮忙打架的。
契约精神的丧失
府院之争的序曲，是府院之间关于两者权限的厘定。议员丁世峄取代随和的张国淦成为总统府秘书长，安心就是来打抱不平的。他对总统府秘书韩玉辰说：我一定要跟“歪鼻子”（段祺瑞一生气，鼻子就歪）较量一番。韩忧心地说，如果治不了他，坏了事怎么办？答曰：那也得试试。[29]就这样，新秘书长新官上任，第一把火，就提出了一个《府院办事手续草案》，明确地提升了总统的权力。明确规定，总统可以随时出席国务会议，总统如果对国务院议决事项有不同意见，可以交国务会议再议。[30]国务院方面理解的责任内阁，总统是虚位的，现在这个虚位总统不仅要管事，而且还出席国务会议，那这个会议的头儿是谁呢，总理，还是总统？这个令段祺瑞和徐树铮头痛的草案，偏偏很有可能得到国会的通过。反正《临时约法》就是一个很有黏度的橡皮糖，只要谁能运作国会来抻它，谁的权限就大一点儿。鉴于刚刚恢复旧章，段祺瑞本人，也有心按共和国的规矩办事，经过一番犹豫和苦恼，府院双方讨价还价，徐世昌和熊希龄也掺和进来调解，最后双方达成有关府院办事的五点协议。总统虽说不必随时出席国务会议了，但如果他认为有需要，还是可以去的，只是要国务院事先准备。国务会议议决事项，如果总统不同意，再议免了，但需要总理和国务员前来说明。最后一点，是直接针对徐树铮的，要求院秘书长每日呈阅文件以及呈请用印，要亲自来府上。[31]
规矩定了，但守不守规矩，却是两说了。老段倒是想守规矩，但他是甩手掌柜，好些事，要小徐来办。而小徐，却是个根本不讲规矩的人。别说这刚刚定的五点协议，就是比这更严肃的规矩，他也压根儿就没放在心上。在府院双方对各自权限协商之际，徐树铮就接二连三地擅权胡来，不是不经总统盖印，就擅自以国务院名义发布命令，就是擅自以国务院名义，对国会发咨文。害得段祺瑞不得不一次次一边把事揽到自己身上，一边发文对徐树铮进行“约束”。
在中国，规矩都是针对弱者定的，强者只有在认为有必要遵守的时候，才会遵守，没有必要，就肯定不遵守。关键是，对不守规矩的惩罚，落不到强者头上。
不过，在1916年秋天的时候，段祺瑞和徐树铮还没有强到可以肆无忌惮的份儿上。而老段也真心想试试按规矩办事，到底能不能行得通。
更大的冲突，就在此时爆发了。
孙洪伊原来是国会议员，而且是国会中的头面人物。小孙虽说比不上大孙知名，脾气之大，却过之。他的名言是“政治家要硬干”[32]。由于得到黎元洪的支持，孙洪伊入阁，做了内务部总长。那时候，议会制在中国实行不久，议员薪水不少，收入不菲，但能入阁或者外放做官，都是乐意的。因为按照中国传统，只有做官，才是光宗耀祖的事，也是积累财富的终南捷径。当年，内政部是个挺要害的位置，管着警察，段祺瑞没能安排自己的人，本来就不爽，而这个小孙，偏又跟小徐针尖对麦芒，斗个没完，一点儿没有让步的意思。
1916年的9月下旬，孙洪伊整顿内务部，大动干戈，撤掉了一部分部内官员的职务。这种砸人饭碗的事，无论在哪个时代，做起来都是有绝大难度的。这些人一纸状纸，将小孙告到平政院，即行政法院。这样的案例，后来有一例特别著名的，就是鲁迅告章士钊案。1926年，作为当时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的章士钊，以煽动学潮为名，将担任教育部佥事的鲁迅免职。跟这回内务部官员告孙洪伊一样，平政院做出了有利于原告的判决。这次平政院议决内务部原命令违法，违反了《文官惩戒条例》和《文官保护法草案》，撤销原议，裁决这些人回原部门任职。一般来说，虽然平政院的裁决，还需经过总统的认可，但只要裁决做出，作为总长的，大抵是要走人的，至少也得认账。后来的章士钊，就因此而辞职了。
但是强悍的孙洪伊，却不肯退让。他居然以平政院是1914年袁世凯设立的为由，质疑平政院的合法性。作为总统的黎元洪，也对孙洪伊表示支持，不肯在平政院的裁决书上盖印，而按照孙洪伊的意思，把此案交给国会裁决。早受不了孙洪伊的小徐和老段，当然不能接受，他们索性提出要罢免孙洪伊。而孙洪伊则策动一部分国会议员，提出了对徐树铮的弹劾案。府院之争，却在国会里打成一团。
显然，在平政院裁决这件事上，孙洪伊和黎元洪没有多少道理。行政法院，原本就是受理行政诉讼的，包括行政体系内成员之间的诉讼。文官没有重大过失，不能随意撤职，是民主国家的通例，孙洪伊所为，不管有多少理由，本身就涉嫌违法。裁决出来，不利于自己，就说法院的存在不合法，近乎强词夺理。尽管袁世凯称帝犯了大错，但1914年的时候，他还是国会，也包括孙洪伊自己，选出来的中华民国合法总统，不能说后来的袁世凯做错了，凡是袁世凯做的事，就都是错的。行政法院原本就是司法权对行政权的一种制约，如果总统站在行政一边，轻易否定司法裁决，三权分立的原则就被破坏了。将司法部门对行政部门的裁决，交给国会裁决，更是没有道理。作为立法机构的国会，怎么可以给法院的判决做裁定？在那个时代，各方势力，包括内阁、总统、国会，还都没有学会如何按照三权分立的规则运作，所有的法律、规则，都是权力斗争的工具，合意，则遵守，不合意，则废弃。对于府院之争的两大巨头而言，黎元洪是受不了徐树铮，而段祺瑞则是想去掉孙洪伊，两个看似简单的人事问题，却演变成了一场打乱仗的内阁危机。
由于丁世峄是报人出身，一班报界老友，在府院之争中，“声气相求，不知不觉多袒黎责段”，徐树铮遂创办《公言报》，反其道而行之。[33]政争从来都伴随着舆论战，说是舆论监督，但政界不成熟，媒体也成熟不了，监督未了，各自站边，也成了帮忙打架。
当然，中国式的政争，还是得依赖中国的方式来解决。法院也好，国会也罢，谁都说了不算。最后，还是得请出双方都能接受的大佬，最终，在和事佬徐世昌的调停下，这一轮的府院之争，以徐树铮和孙洪伊双双去职而告结束。内务部总长换人，而徐树铮也为比较温和的张国淦取代。接着，在段祺瑞看来比较碍眼的总统府秘书长丁世峄，也被免了，以比较随和的夏寿康代之。
但是，事情并没有完，经过这番较量，黎段关系大坏，近乎撕破脸皮。而段祺瑞原本的尊重规则之心，也减了不止一分。府院之间，隔阂已深，几个月后，双方因为对德宣战问题，最终，还是彻底闹翻了。
注释
[1]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第319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有限公司，1980。
[2]王楚卿《段祺瑞公馆见闻》，见《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第247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合订本。
[3]《中山对于时局之主张》，载《申报》，1916年6月13日。
[4]张国淦《袁世凯与黎元洪的斗争》，见《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第17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5]（美）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中译本，155—15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6]（美）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中译本，第158页。
[7]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六年，第二册，10—11页。
[8]张国淦《中华民国内阁篇》，见《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第201页。
[9]蔡寄鸥：《鄂州血史》，第186页。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
[10]林长民《参议院一年史》，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资料丛刊》（八），第55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11]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资料丛刊》（八），第136页。
[12]《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译本，第694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13]孙文《大总统宣布参议院议决临时约法》，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资料丛刊》（八），34—35页。
[14]此议，是赵凤昌提出来的，得到了孙中山和黄兴的热烈回应。刘厚生《张謇传记》，第197页。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
[15]林长民《参议院一年史》，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资料丛刊》（八），第560页。
[16]《丁世峄上黎元洪呈文》，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三），第282页。
[17]陈文运等《徐树铮的生平》，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下）”，第829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
[18]陈文运《我所知道的皖系将领》，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下）”，第792页。
[19]陈文运《我所知道的皖系将领》，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下）”，792—793页。
[20]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44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
[21]参见：张国淦《袁世凯与黎元洪的斗争》，见《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177—178页；张国淦《中华民国内阁篇》，见《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第202页。
[22]张国淦《中华民国内阁篇》，见《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201—202页。
[23]京剧里的帝王角色，一般称“王帽子”，看起来尊贵，但没有什么词，也没有深戏码。
[24]张国淦《北洋军阀直皖系之斗争及其没落》，见《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下），第47页。
[25]徐樱《先父徐树铮将军事略》，见《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0辑，第98页。
[26]韩玉辰《政学会的政治活动》，见《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第181页。
[27]参阅谢彬《民国政党史》第八章《共和复活时代之政党》，见《近代稗海》第六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28]（美）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中译本，第159页。
[29]韩玉辰《政学会的政治活动》，见《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第180页。
[30]《政府公报》第225号，1916年8月19日。
[31]上海《大公报》，1916年9月2日。
[32]张国淦《中华民国内阁篇》，见《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第204页。
[33]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见《近代稗海》第六辑，第233页。
第二章
对德宣战的纠葛
中国是个弱国，多年跟列强打交道，从来没有占过便宜，庚子之役，更是败得输掉了底裤，以致此后很长时间，中国军人一见到洋人军队，腿就打哆嗦。在这种情况下，选择跟德国决裂，刀兵相见，虽说是跟在协约国后面，背靠大树，但选择站边，等于押宝，赢了固然好，但是，很多人都会问一个问题：万一协约国输了，我们怎么办？
站哪边，真是个问题
1914年7月28日，以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为标志，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场大战，本是欧洲列强两大集团对峙多年的结果。当时的中国人，称之为欧战。既然是欧战，似乎跟中国人就没多大关系。不过，那个年代，虽说不能讲“地球村”，但欧洲发生的事情，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都难以完全置身事外。更何况，欧洲两大集团的国家，都在中国有实体性的存在。东方，恰好还有一个已经脱亚入欧、曾经战胜俄国的日本。日本由于英日同盟的关系，加入了协约国，对德宣战。它动刀兵的地方，不是欧洲，而是中国的青岛。在那个年月，海洋是英国人的天下，德奥的海军不行，战端一开，在中国的德国人，就成了孤儿。所以，当日英联军打来时，德国人无论如何都抵抗不了。占绝对优势的日本军人，围攻青岛，打了一个月，不到五千名临时招来的德国人投降。据袁世凯政治顾问莫理循说，日本官兵因此役授勋者达十四万人。[1]看来，第二次对白人的优胜战绩，虽然有点胜之不武，但仍然令日本兴奋，因为，对手毕竟是多年作为楷模的德国。
如果欧洲的战争也像日德青岛之战那样，速战速决，那么，这场白人之间的厮杀，的确不怎么干中国的事。孱弱的中国人，只能像多数欧洲战争一样，远远地看着，发一点儿不痛不痒的议论，自己保持中立了事。虽然按西方研究者的说法，英国人从一开始就希望中国站在他们一边参战，但由于日本的反对，此事没有结果。在大战之初，日本人把欧战视为独占中国的天赐良机，不乐意看到中国有任何出头露面的机会。[2]按莫理循的说法，当时英国公使朱尔典提出动议后，袁世凯表示，须英法俄日四国共同提出邀请，他才考虑。但当英法俄三国驻日使节向日本政府提议之后，却遭到日本政府的断然拒绝。[3]1915年11月间，当时的驻日公使陆宗舆发现日本报纸纷传中国参战之事，曾经就此事问过国内外交部，次长曹汝霖回答说，英国和俄国，曾经试探性提议让中国参战，我方正在慎重研究。随后，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郑重其事上门询问此事，中国方面的回答是，英俄并未正式提议。最后，此议由于日本方面不乐意而作罢。[4]而此时的英国人，显然也没把争取中国参战太当回事。因为，在战争之初，大家几乎都认为，按照以往的经验，战争打不了太长时间，几场大战役之后，就可以分胜负了。但是，偏偏战事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旷日持久，打成了消耗战，绞肉机式的消耗战。双方掘壕据守，反复争夺，人力损失巨大。这时候，就用得着中国了。挖战壕、抬担架、运弹药这样的苦活儿，以及后方的工厂、工程，总得有苦力才行。而中国人，那个时代，在欧洲人眼里，就是苦力（coolie）的代名词。此时，在中国的土地上，同盟国的人，已经被日本赶走了，那么征集苦力，也就是英国人和法国人有资格。自1916年春天起，法国人就开始在中国张罗招募劳工，随后，英国人也加入了进来。按欧洲的标准，华工非常廉价，每名华工，每月所得工资才二十二元，其中安家费为十元。但是，山东一带的农民，趋之若鹜。四个星期，就可以招募到九千人。[5]民国没办好，农民的生计艰难，出国做苦工，虽说危险，但也是一个出路。
随着战争越来越残酷，死亡士兵越来越多，谁也不知道战争什么时候能够结束。欧洲不仅劳动力紧张，兵源也紧张。中国是中立国，任何一方在中立国大规模招人，都有不便。日本人虽然参战，但想让他们为欧洲的事，到欧洲打仗，还是比较困难。所以，中国人越来越被人惦记，不仅惦记中国的劳力，也惦记中国的军队。自从袁世凯小站练兵以来，新式的中国军队，给在华的欧洲武官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只要加以适当的训练，中国人是可以成为优秀士兵的。而日本由于欧战，成了战争物资的供应商，很发了一笔，底气很足。加之，很有可能英法俄等国，也对日本战后的要求，有所许诺。[6]最关键的是，既然已经加入协议国方面参战，总是希望协约国会赢。所以，日本也一改初衷，也同意中国参战了。这样一来，1916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参战的问题，就非常正经地浮上了水面。
不过，虽然说甲午之后，德国人强占青岛，委实霸道了一回，后来闹义和团，还把德国公使克林德给杀了，但总的来说，中德关系一直都不错。当年德国普鲁士陆军，天下第一，中国新建陆军，法乎其上，学的就是普鲁士。所以，军政两界，崇德者甚众。很多人去日本学军事，但日本也是学德国，所以，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人，几乎个个是普鲁士军人的粉丝，连徐树铮这种眼高于顶的日本士官生，也是个崇德派。德国人占了青岛，控制了胶济铁路，开始固然霸道，但后来给中国人留下的印象还不坏。所有的建设，都做得有板有眼，德占青岛的秩序也好。所以，日德开战，不像当年日俄战争，中国舆论一边倒地向着日本。很多人对德国的失败，感到惋惜。欧洲战事胶着，孰胜孰败，一时间真的不好判断，单就战场态势而言，同盟国有德军参与的战线，同盟国方面还占着上风。中国是个弱国，多年跟列强打交道，从来没有占过便宜，庚子之役，更是败得输掉了底裤，以致此后很长时间，中国军人一见到洋人军队，腿就打哆嗦。在这种情况下，选择跟德国决裂，刀兵相见，虽说是跟在协约国后面，背靠大树，但选择站边，等于押宝，赢了固然好，但是，很多人都会问一个问题：万一协约国输了，我们怎么办？
在1917年的时候，这个问题，没有人能给一个肯定的回答。然而，就当时的情势而言，中国政府不参战，实在太困难。道理很简单，在东方，德国人已经被赶走了，存在于中国的德国和奥匈帝国的人员，除了使馆，就是租界和商界的零星人等。但是，协约国，尤其是英法的势力却依旧存在。再加上一个日本，就更不得了。后来，美国也加入了协约国，这样的话，在中国的西方国家，几乎一致要求中国参战。以当时中国如此弱的情势，即使上下都不乐意，人家非要逼你，事实上也无法拒绝。用梁启超的话来说，当时的中国，即使想跟德国结盟，也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出路，是跟协约国走。“东亚均势之局，即在战前，而德之力已极孤微，奥更无论。若今日则德在东亚之势力，已达零度。以吾所策，德虽不败，而十年之内，其势力不能复振于远东明甚也。质言之，中国所托命之均势，则英俄法美日五国均之而已，而当欧战疲敝之余，能生死我者尤莫如美日。我若能提絜美日，而自伍于此五国之林，虽进无所获，而退焉必足以自保。”[7]意思是说，在欧战打到这个份儿上的情形下，今日之远东，中国的生存，无非依赖于英俄法美日五国的均势，具体地说则取决于美国和日本，只要跟着他们走，中国即使无所获，也可以自保。后面的话，他没说，实际上，中国也不得不跟着美日走，即使前面有深渊，也只能跟着。实际上，对于已经改了主意，力主中国参战的日本人来说，中国要参战，只能跟着日本走。日本寺内首相的密友和特使西原龟三回忆道：“欧战渐渐发展成为世界大战，中国尚在犹豫观望，若想保持目前的现状直到战争结束，已经不可能了。若任其站到德国方面去，当然是一件很坏的事；但若坐视其被美国拉进协约国方面来，也会使好容易打下的一点点日中亲善的基础发生裂痕。我为此异常焦虑，曾数度向政府提出种种建议，内阁终于决定劝告中国参战。本野外务大臣委托我前去处理此事。”[8]当然，美国方面也多次表示了希望中国参战的愿望。驻美公使顾维钧，不仅向中国政府传达了美国甚至还有英国的这方面的意愿，还强调，如果跟着日本，则有丧失主权的危险，而跟着美国，则没有这样的危险。同样，美国也可以因我参战，给予经济上的援助。[9]只是，就当时而言，美国在华的存在，远不及日本强势。美国人虽然也因欧战发了大财，但一时间还没有意思改变日本强势的格局。中国的参战问题，势必跟日本有着解不开的干系。
绝交而不参战的民意
当然，即便如此，参战，也得有个由头。这个由头，是美国人弄出来的。
德国在一战的时候，为了弥补海军的劣势，实施了无限制潜艇战，跟英法俄缠斗。在水底下打水面舰只，这样的斗法，难免伤及无辜，影响中立国的利益。无论客轮“露西坦尼亚”号事件是否美国参战的原因，但至少这个令百多名美国人死亡的事件，的确可以构成美国参战的非常合适的借口。1917年2月，由于无限制潜艇战，美国与德国断交，不久加入欧战战团。在断交之时，美国国务院指示驻华使节，看能否要求中国跟他们一致行动。整个事情挺有戏剧性，接到指令，美国公使芮恩施立刻就来见段祺瑞，进到总理的会客厅，才发现双方都没带译员，只好干坐着抽烟，等翻译。幸好，这时中国的海军总长来了，他的英语不错，双方之间才能就这个问题进行探讨。探讨的结果，段祺瑞表示，中国政府虽然乐意就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表示抗议，但对于绝交，还是相当犹豫。因为在他们看来，“近几年来，德国一直慎重对待中国，若突然与之断交，看起来象一种背信弃义的行为”。过了几天，芮恩施又得到通知，美国国务院要他不要对中国的参战问题，过分热情。显然，这是美国方面受到了日本的压力。[10]显然，在那个时候，美国并不想开罪日本，拿下在东亚的主导权。美国人一主动，日本人就吃味了。
到了晚上，中国方面还是妥协了，答应提出抗议，准备断交。[11]当然，这是因为日本的意见。下午曹汝霖跟日本公使进行了接触，日本方面，也劝告中国可以提出抗议。中国外交部，雷厉风行，随即对德提出强烈抗议，抗议的由头，跟美国一样，也是无限制潜艇战。其实，当时还没有听说有中国公民因此而受害的。[12]湖南督军谭延闿就来电表示疑惑，说是“中国并无船只往来，协约国有无封锁似于中国无关”。[13]即便如此，由于有了美国人的掺和，日本有点不满意了。当中国公使章宗祥去见日本外相的时候，日本外相说，中国做得不够，应该马上“宣布断绝国交”。并对中国提出抗议之前，没有跟日本政府协商，表示不满。（其实是协商过了的，只是章宗祥没有及时约见日本外相而已。）随后，段祺瑞即直接给驻日公使章宗祥来电，要他与日本方面协商对德绝交之事。在一番紧锣密鼓的交涉之后，日本表示满意，也提出了新的希望，希望中国在绝交之后，“再进一步加入联合战团（即协约国——笔者注）”。[14]当时的英法两国，的确忙于欧战，无暇东顾，有精力、也有工夫影响中国的，只有美日两国。但美日之间，也存在小小的争夺，相对而言，美国争的劲头小，日本的醋劲大，即便是参战，日本也生怕中国跟着美国走。在讨论中国是否对德绝交和参战的问题上，根据章宗祥的回忆，日本方面掺和得相当深。段祺瑞和几个亲日、知日派官僚曹汝霖、陆宗舆与日本公使，以及来华的日本首相特使西原龟三，为此接触频繁。[15]此时，日本已经换马，逼袁世凯签二十一条的大隈内阁已经下台，新上台的寺内内阁，开始调整对华政策，由“强横蛮干”的霸道，改为也非“宋襄之仁”的王道。[16]尽管如此，这些主张实行对华柔化政策的日本人，也是一副大哥的架势，还是个小心眼的大哥。小弟稍有差池，就一脸不高兴。
自晚清以来，从来都是西方列强在华势力，影响着中国的外交走向。《辛丑条约》之后，这样的列强意向，更为明显，晚清如此，民国也不例外。外事，就得看外国人的脸色。自打德国人被日本驱逐出了山东和青岛，德国和奥匈帝国在华，就剩下使馆、租界和零星的商人、传教士了。这种在华存在近乎零度的状况，当然很难抵抗英法俄美日五国的影响。政界人士中，即使对德颇有好感者，其实也知道这回欧洲列强打架，非要中国人站边的话，大概也只能选择站在协约国一边。即便如此，对德绝交的提案，还是遭到了总统府的坚决阻击。黎元洪和他身边的人，都不喜欢开罪德国，当时的舆论，整体上是希望中国保持中立。为了通过对德绝交案，段祺瑞不得不以退为进，辞职出走天津。在段祺瑞撂挑子之后，黎元洪发现，他居然在可能担任总理的名流中，找不到一个乐意接手的人，而各地督军也纷纷来电，挽留段内阁。在这种情况下，黎元洪只能妥协，请回段祺瑞，自然，对德绝交也就一帆风顺了。内阁对德绝交的决定，很快参众两院都通过了，黎元洪也盖了印。
晚清著名的史官恽毓鼎，跟德国人关系密切，日记中记录此时凡两次见德国公使辛慈。辛慈觉得中国如此决定，是中了日本的计。他在日记里哀叹：“众议院表决加入战团（其实只是绝交——笔者注）已通过，间有数十明于理势之人，无如寡不敌众也。”[17]尽管有许多人表示不满，但总的来说，如果仅仅是对德绝交，舆论还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绝交是为开战做铺垫的，两国走到绝交这一步，下一步多半是要开战的。怂恿中国对德绝交的协约国列强，以及力主参战的段祺瑞和研究系诸位干将——梁启超、汤化龙和林长民诸公，最终的目标，都是参战。段祺瑞也认为，参战是必然的选择。可是，参战议题真的提出的时候，北京却炸了窝。梁启超后来回忆道：“夫绝交与宣战，不过同一事件进行先后之程序。既已绝交，则宣战乃当然之结果，何至成问题！而吾国人心理，乃有大不可思议者。宣战论之兴，不独前此反对绝交者反对之，即赞成绝交者亦大半反对，即不反对亦迟疑观望。”[18]其实，按冯国璋的说法，绝交有狭义和广义两种，在他们意见中，中国对德绝交，应该是狭义的。“则绝交之后，条约仍属有效”，并非真的跟德国闹翻。[19]也就是说，很多人心目中的绝交，其实是假绝而已，装装样子，当不得真。真要是来真的，绝交之后参战，一时间，反对声浪之高，达到了吓人的程度。孙中山和他的中华革命党反对，前国民党的议员反对，保皇党人也反对，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骂梁启超“病狂”，说一年后德军进北京，要拿他做元凶惩罚。政府内部很多文官反对，各地军阀，多数也持反对意见。力主复辟的遗老遗少，也一连声地反对。连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都极力反对，口口声声说，合肥（段祺瑞）为梁某人所误。[20]在这些人看来，即使中国没办法拒绝协约国的要求，站边也就可以了，站在协约国一边看热闹。参与打架，是突破了底线，无论如何，不能接受。中国的上层人士，在别的事上，经常打成一团，唯独在对德参战问题上，无论保守与激进，奇怪地达成了空前的共识。从沈曾植到孙中山，反对参战的理由，居然出奇地一致。
本是生就矮人，实难暴成长汉
问题的关键是，主张参战者并没有回答反对者最初的疑问，这场欧洲战事，谁能赢？参战派最有话说的梁启超，也不过是说，欧战就算协约国方面赢不了，同盟国也未必能吞下英法俄美日这五大强国。而中国无非是靠列强之间的均势才能生存，如果真的德国赢了，一统天下，中国参战与否，怎么都是个死。所以，还不如趁机交好五强，为日后争取外交主动，进而跻身世界强国之林，做个铺垫。[21]在此期间，总统府外事顾问英国人辛博森，提交了一系列外务报告，主要内容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观察。尽管他作为英国人，本身就有倾向，但在1917年4月之前，这些报告也没能就孰胜孰负提出明确的看法。[22]在那个时代，晚清中国军事改革，学的就是普鲁士陆军。德国陆军天下第一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陆战有优势，海战呢？眼下德军进行的无限制潜艇战，似乎协约国方面又没有好的办法应付，这让中国人更加心里没底。原本，两个巨无霸强汉打架，中国不过是个旁边看热闹的小混混，在两条汉子分出高下之前，按说小混混的最佳选择，是避免站边，即使不得已靠哪边近点，也最好避免加入一边助拳，免得吃眼前亏不说，站错了队，日后会被人秋后算账的。当日李经
羲在给段祺瑞的信中有句话很有代表性：“本是生就矮人，实难暴成长汉。不求有功，先求免祸。”[23]人们对于中国的实际地位，心中有数，“矮人”而已。他们悲观地意识到，中国参战，即使协约国胜了，也没好果子吃。用杨度的话来说就是，“协约国胜则我不分其利，协约国败则我并蒙其害”[24]。应该说，这样的选择判断，是饱含中国人传统智慧的识时务之举，而梁启超们的想法，倒像是赌徒赌命式的押宝。其时很活跃的政客金永在给张勋的信中，就忧心忡忡地说，现在的外交，是“以全国为孤注，危险至于极地”[25]。有这样忧心的，不是一个人两个人。
因此，在多数人眼里，尽管身边的列强逼我们站边，宣布对德绝交，但表明我们站过来了也就可以了，参战是万万不能的。一参战，就等于惹祸上身，万一德国赢了，中国就万劫不复了。所以，在众多支持绝交的人眼中，绝交就是一个底线，一个无奈的底线，无论如何，都不能走到参战上去。不仅黎元洪如是想，多数国会议员如是想，连坐镇南京、手握重兵的副总统冯国璋也这样想。当初绝交，他就十二分地不乐意，还亏了一干美国人跑到南京游说，蒙骗他说，绝交“并不意味着走向战争”，这才让他勉强赞同政府的政策。[26]段祺瑞身边的第一号谋士徐树铮反对参战，前面已经提过。段祺瑞的爱将第七师师长张敬尧，明面上通电拥护政府对德方针，[27]但私下里致信张勋，却洋洋洒洒列举了不可参战的八条理由。[28]倪嗣冲是督军团的猛张飞、急先锋，贯彻段的意志不遗余力，但来北京之前也曾致电黎元洪，声言反对对德绝交。他的理由，跟其他反对者几乎一模一样：“将来欧战终了之时，德败，于我无大利；德胜，则大害至焉。”[29]他后来的表现，其实并不说明他真的想通了。如果按当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张国淦的说法，黎元洪反对参战，其实还有另一层忧虑，怕中国因此被日本控制。[30]当时，日本内阁换人之后，日本首相特使西原龟三频繁跟院方的人接触，把他搁在一边，也加重了他的这种忧虑。
然而，按当时的情势，不管中国人有多少疑团，只要协约国诸强，尤其是日美两国坚持要中国参战，中国政府，恐怕很难拒绝。参战的第一步已然迈出去了，第二步死活不挪窝，估计也扛不住。欧战需要中国的劳工，这是不可抗拒的大题目，中国政府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如果死活不参战的话，也得跟协约国签一个“供货”条约。如果这样的话，万一协约国打赢了，中国不是战胜国，是没好果子吃的。协约国败了，由于帮助过协约国，更没好果子吃。这样的考虑，梁启超们实际上是有的。但是，真正有决定权的，不是研究系的文人，而是段祺瑞和他的皖系干将们。力主参战的段祺瑞和他的阁僚们，肚子里的算盘，其实跟梁启超有所不同。他们看到的，更多的是现实的利益。
袁世凯死了，中国的政治重心也消失了。各地纷纷对中央政府断粮，各省督军，应该上缴的税款，一分没有。但各地督军手里，往往有一个或者两个师，这些驻军本是督军的看家本钱，但理论上军饷却该由中央政府负担，他们不给中央政府交款，却一个劲儿地冲中央要。你只要让他们干点事，就非出钱不可。北京政府的收入，除了几条铁路，就是支付庚子赔款剩下的关余和盐余（庚子赔款是指定由中国的关税和盐税来支付的），再加上发行一些越来越没有信誉的公债。这样一个闹穷的政府，需要钱。而参战，眼前就有钱上的好处。首先，如果参战，庚款中德奥部分就不用赔了，而且德奥在中国的租借和其他产业，还可以没收。其次，协约国方面也放出空气，如果中国参战，不仅庚款整体上可以缓付，而且中国的关税，也可以提高。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在跟日本外务省交涉参战事宜之时，日本方面屡屡放出空气，说是这两个问题都好商量。在北京的协约国公使，也表示乐意讨论这个问题。[31]已经身在北京的日本首相特使西原龟三，已经在跟段政府商谈大笔的借款事宜。其中，参战借款，是重要的一笔。通过这笔借款，日本方面固然可以通过给予武器和训练支配中国军队，但段祺瑞也可以由此得到一支精锐的嫡系武装。这一点，对于手中没有可以直接掌控的军队的段祺瑞来说，显得格外地具有诱惑力。正因为如此，在德国留过学的段祺瑞，反倒主张对德宣战，而受英式教育（黎元洪是学海军的，当年的海军学的是英国）的黎元洪，却偏偏偏向德国。本质上，府院之争，就是个利益问题。1917年3月6日，正当段祺瑞又一次跟黎元洪闹别扭，要辞职时，段的爱将张敬尧来电，认为中国如果不得不加入欧洲战局，应该争取到几个优待条件，比如“改议平等条约，收回治外法权”“各方交涉免除庚子赔款”“接济我若干军费”“助增我国足用之军械弹药”等。[32]此电，应该说反映了当时皖系集团多数人的意见。他们不是不明白参战的危险，但也意识到了当家人不得不参战的“形势”，更看到了参战后可能拿到的好处。
西原龟三关于跟段祺瑞交流参战问题的回忆，很有意思。1917年2月，他第三次访华，跟段祺瑞交谈，一上来就说，你作为军人，认为两边谁能赢？段祺瑞说，德国方面似乎还占优势。西原说，我也这么认为。但你认为德国能渡过海峡，攻下英国吗？段祺瑞说，当然不能。最后两人达成的共识，是德国无法取得最终的胜利。这时西原说：“既然德国无法制胜，那就勿须耽心德国势力会在六七年内闯进亚洲。因此，参加协约国对德国宣战，与日本推诚合作，利用这五六年的时间整顿国政，充实国力，提高国际地位，摆脱多年来欧美列强的压迫，日中两国同心合力确立东亚的永久和平，此乃千载一时之良机，万不可失之交臂。寺内首相对此十分关注，希望能够实现。”西原说完这段话，没等翻译译完，段祺瑞“即用双手击股，猛然站立起来，显示出武人的姿态，用一种几乎带有几分颤抖的语调说：‘明白了，我也深有此感，一定照此进行。’”[33]
然而，在参战与否的争议中，段政府的理由，多少有点说不出口。你总不能说，参战就是为了钱。跟日本人的协商，也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一时难以公开。而能说出口的梁启超理论，又显得有点苍白和不切实际，很难令人信服。聪明善辩如梁启超，也没法儿告诉人们，到底谁能赢。更重要的是，在府院之间，院方的利益，也就是段祺瑞集团的利益，不是府方的利益。退一万步说，黎元洪也不过是个甩手掌柜，他无须操心政府的财政，也不用看那些纷至沓来的索饷电报。他耳边的七嘴八舌，十有八九，都是对参战后中国悲惨命运的预测。在俄国二月革命爆发以后，对俄国能否继续坚持，大家更是没底。当时纷传，美国人不过绝交而已，不会参战，而俄国必然退出战团，“德之潜艇战略已奏奇效，一月后必破巴黎，两月后英民将全数饿死，三月后德军将乘西伯利亚铁路直捣北京也”。[34]即使在1918年的夏天，复辟已经过去多日，中国已经参战大半年了，莫理循在给朋友的信中还是提到，中国依旧在害怕，害怕万一协约国失败，遭受德国人的报复。[35]
在战争胶着状态下，这些后来看来近乎扯淡的预测，征诸那年月西方的报界，还真的不是空穴来风。参战问题，猛然之间，就变得事关民族命运和国家的前途了。你还真的不能说，这些嘈嘈切切的议论里面没有真的焦虑。原本，府院之争，里面有彼此的利益之争，也有意气之争，但唯独在参战问题上，反对的府方，突然发现自己有了更多的正义感，找到了道义支撑。起哄的国会，更是义愤填膺，喧嚷不已。偏偏，在这种时候，特别固执、执意要贯彻自己意志的段祺瑞，发现按规矩出牌，实在寸步难行，不得已，又惯性地回到了他主公的老路上，策动军人干政。一旦非常规手段出来，段祺瑞走一尺，他的部下就能走一丈，一群大兵上阵，粗手粗脚，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让主张参战的一方，主要是段祺瑞自己的道义感，流失得更快。而对手黎元洪，似乎也就有了本钱，跟段祺瑞撕破脸大干。
注释
[1]《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中译本，下卷，第709页。上海，知识出版社，1986。
[2]费正清等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第11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3]《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中译本，下卷，718—719页。
[4]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七卷，16—18页。北京，三联书店，2005。
[5]季啸风等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第一册，第169页。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1996。
[6]王芸生持这种看法，认为英法俄与日本在中国参战问题上有秘密交易。参见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七卷，第75页。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也提到这回事。（美）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中译本，第196页。
[7]梁启超《外交方针质言》，见《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89。
[8]西原龟三《西原借款回忆》，载《近代史资料》总第38号，第135页。
[9]《美国对中国参战的态度》，载《近代史资料》总第38号，184—185页。
[10]（美）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中译本，第195、第199页。
[11]（美）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中译本，194—196页。
[12]章宗祥《东京之三年》，见《文史资料选辑》第123辑，112—113页。
[13]《谭延闿关于德领对我抗议陈述六点意见致段祺瑞抄电》，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第1149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4][15]章宗祥《东京之三年》，见《文史资料选辑》第123辑，114—115页。
[16]西原龟三《西原借款回忆》，载《近代史资料》总第38号，第117页。
[17]《恽毓鼎澄斋日记》（2），778—779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
[18]梁启超《对德宣战回顾谈》，见《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第73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9]《冯国璋拟中德绝交始末及其利害意见书稿》，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1170—1171页。
[20]梁启超《对德宣战回顾谈》，见《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第731页。
[21]梁启超《外交方针质言》，见《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五。
[22]参见《辛博森外务报告》，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三）。
[23]《李经羲为对德关系致段祺瑞函》，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第1151页。
[24]杨度致张勋函，《张勋藏札》，载《近代史资料》总第35号，第29页。
[25]《张勋藏札》，载《近代史资料》总第35号，第47页。
[26]（美）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中译本，197—198页。
[27]张敬尧电，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第1165页。
[28]《张勋藏札》，载《近代史资料》总第35号，41—42页。
[29]李良玉等编：《倪嗣冲函电集》，第297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30]张国淦《中华民国内阁篇》，见《北洋军阀史料选编》（上），第206页。
[31]章宗祥《东京之三年》，见《文史资料选辑》第123辑，117—118、121—122页。
[32]张敬尧劝段祺瑞留任及参战原则致傅良佐电，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下），第1202页。
[33]西原龟三《西原借款回忆》，载《近代史资料》总第38号，136—137页。
[34]梁启超《对德宣战回顾谈》，见《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第731页。
[35]《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中译本，下卷，第73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