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后半叶，清廷中的洋务派人士在军事和经济领域推行了很多现代化的举措，期待中国“先睡后醒”，求强求富，但甲午战争的失败表明，当时的中国，离真正的改革还很远。请您先谈谈中国“睡狮”和“先睡后醒”的情况。
姜鸣：我们知道，“睡狮”的提法来源于拿破仑。1793年，英国国王派遣马戛尔尼使团访问中国，急欲打开与中国贸易的大门，但他们的要求遭到乾隆皇帝的拒绝。1816年，英王再次派阿美士德来华商谈贸易。他抵达天津口外时，嘉庆皇帝告诉地方官员，“如要求开通商口岸，严辞驳斥，筵宴遣回，不使其入京。”后来他又因跪拜礼仪而与中方纠缠许久，不被待见的阿美士德只好怏怏地踏上归途。
阿美士德在回国途中经过圣赫勒拿岛，拜访了在滑铁卢惨败后被监禁在那里的拿破仑。他讲述了自己在华的经历，认为只有战争，才能使中国明白打开国门对双方都有好处的道理。拿破仑评论说：“要同这个幅员广大、物产丰富的帝国作战是世上最大的蠢事。”他说：“开始你们可能会成功，你们会夺取他们的船只，破坏他们的军事和商业设施，但你们也会让他们明白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会思考；他们会建造船只，用火炮把自己装备起来。他们会把炮手从法国、美国甚至伦敦请来，建造一支舰队，把你们打败。”阿美士德反驳说：“中国在表面强大的背后是泥足巨人，很软弱。”拿破仑指出，中国并不软弱，它只不过是一只睡眠中的狮子。“狮子睡着了连苍蝇都敢落到它的脸上叫几声。中国一旦被惊醒，世界会为之震动。”
七十年后,1887年，刚从驻英公使任上卸职，回国担任总理衙门大臣的曾纪泽，在香港《德臣西字报》发表《中国先睡后醒论》，表明中国奋发图强和谋求国家和平的正义立场，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曾纪泽同样使用了睡觉的概念。他说国与人无异，人有幼年壮年老年，亦有一息待尽。欧洲人认为中国衰微终至败亡，其实中国不过似人酣睡，固非垂毙。“沿至道光末年，沉睡之中国，始知己之境地，实在至危至险，而不当复存自恃巩固之心。”《南京条约》签订后五口通商，“略己唤醒中国于安乐好梦之中，然究未能使之全醒。尚须庚申圆明园之火焦及眉毛，俄国之僭伊犁，法国之吞东京（越南），始知欧洲人四面逼近其地，势极形危险”。
曾纪泽指出，1860年后，李鸿章整顿中国军务，日有起色。今如他国再有战事，中国终不至有庚申之祸。他认为：“中国能顺受其颠沛，而从中渐复其元气，如帆舟之航海，将狂风所损坏之物，悉从船面抛去，修整桅舵，以将杀之风，作为善风，乘之稳渡。”这样的国家，不可称之为将亡之国。
曾纪泽兼任帮办海军事务大臣。他出使英国时，主持订购了“致远”、“靖远”号巡洋舰。他对于中国新式海军的振兴寄予很大的期望。曾纪泽死于1890年，他没有想到，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会全军覆没，中国这头睡狮尚未真正苏醒。
甲午战争因朝鲜而起，在甲午之前，琉球、越南、缅甸等藩属相继失去，清政府也都不了了之，怎么对朝鲜如此看重呢？
姜鸣：这是因为历史上，朝鲜一直同中国有着紧密的联系，也因为朝鲜紧挨着满清兴起的满洲地区。清政府别的藩属国都可以放弃，但就是朝鲜不能退让。李鸿章很早就看出朝鲜半岛将成为列强争夺的是非之地。当时在朝鲜角逐的，主要是五股力量：一是欲夺取朝鲜为领地的日本，二是想在远东拓展的沙俄，三是力阻俄国势力南下的英国，四是主张“门户开放”的美国，五是力保朝鲜藩属地位和东北地区稳定的中国。李鸿章主张朝鲜对各国均等开放以形成平衡，同时也做了军力上的准备。从北洋水师到北洋海军，其主要军事行动，都和朝鲜的局势有关联。为了应对朝鲜的内乱和日本势力的渗透，1882、1884、1894年，中国曾经三次出兵干预，前两次都恢复了朝鲜的秩序，第三次却失败了。
日本自己也曾面临列强的威胁，为什么对东亚近邻却有如此的侵略性？
姜鸣：当中国面临西方列强入侵、亡国灭种的生存危机时，隔海相望的日本也遇到相同的挑战，两国对于西方的回应几乎是同步的。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日本把效法西方、“脱亚入欧”、政治改革列为国策，通过明治维新，消除藩封割据，完成了中央集权和君主立宪政体。又把海外扩张，以朝鲜为跳板，踏上中国大陆，继而征服世界作为其发展的具体步骤。
幕末时期，日本思想家吉田松阴提出“得失互偿”的攘夷保国之策，主张在与欧美和好的同时，将失之于欧美者，取之于邻国。吉田的这种主张，通过他主办的“松下村塾”，影响他的弟子。而明治维新的许多重要政治家，如伊藤博文、木户孝允、山县有朋、井上馨，都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成为明治维新后日本的最高国策。
日本方面，吞并朝鲜的战略应该是很清晰的，这与清政府对比很强烈吧？
姜鸣：日本很早就在作战争准备。甲午战争是日本挑起的。善于抓住机遇对外扩张，实现其国家战略，是日本的特点。
从地缘政治上讲，日本要向外发展，无论北上亚洲大陆，还是南下海洋，都要解决朝鲜问题、琉球问题和台湾问题。有鉴于此，1869年新成立的外务省，主要为解决朝鲜问题，向日本政府提出并获准通过了“日清交涉先行”的方针。1871年9月13日，中日两国政府代表在天津签订《修好条规》和《通商章程》，并于1873年4月30日在天津交换了批准书。通过签订这个条约，日本第一次获得了在亚太地区与中国的平等地位，并为打开与朝鲜的关系创造了条件。
这时，日本国内“征韩论”盛行，并于1873年达到高潮。当时主持日本政府的西乡隆盛，就是一个坚定的征韩派。1876年2月，日本强迫与朝鲜签订了不平等的《江华条约》，打开了朝鲜的大门，迈出了登上大陆的第一步。同时也否定了清朝与朝鲜的藩属关系，开始打破了东亚“华夷秩序”。1882年又借口“壬午兵变”，与朝鲜签订《济物浦条约》，取得了向朝鲜的驻兵权，并第一次向亚洲大陆扩张军事力量。“甲申政变”失败后，日本又与中国于1885年签订了《天津会议专条》，获得了将来出兵朝鲜的依据。
在“征韩论”盛行之时，日本的“征台论”也兴盛起来，并且是与吞并琉球的战略相关联的。1874年，日本借口台湾土著杀害琉球船民事件，派兵入侵台湾岛，同时在北京与清政府交涉。中日签订《北京专条》，中国政府支付五十万两白银，换取日本从台湾撤兵，并将琉球船民称为“日本国属民”。侵台之役是明治政府成立后首次针对中国的用兵，它不但践踏了中日《修好条规》，更为日本吞并琉球创造了条件。1875年，日本决定废止琉球向中国的朝贡关系。1879年又决定废琉球藩，改为冲绳县，琉球国覆亡。
1880年代，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提出著名的“脱亚入欧论”。伴随着明治初期“富国强兵”政策的实施和扩军备战，日本在与欧美列强修好的同时，以武力从南、北两个方向向亚太地区扩张的对外政策已经比较明朗。而这样的政策，矛头最终指向中国。1887年，参谋本部第一局局长小川又次提出《征讨清国方略》，其中提到：“自明治维新之初，常研究进取方略，先讨台湾，干涉朝鲜，处分琉球，以此断然决心同清国交战。此国是实应继续执行。”这就把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国策 ，进行了最好的表述。
日本的这种扩张意识令人印象深刻。记得山县有朋还提出了“主权线”和“利益线”的概念。
姜鸣：1889年12月，日本根据“明治宪法”组成了山县有朋内阁。1890年3月，山县在他的对外政策意见书中，提出了“利益线”的主张，即在防守日本固有领土疆域的“主权线”之外，还必须保卫“利益线”，并指出日本“利益线的焦点”是朝鲜，与此相关的还有中国、琉球、越南、缅甸。山县有朋在日本第一届国会上发表施政方针的演说，公开了他的“维持国家独立、伸张国势”的对外主张：“盖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曰守护主权线，二曰保护利益线。所谓主权线，乃为国之疆域。所谓利益线，乃与主权线之安危密切攸关之区域。如若不保主权线及利益线，则国将不国。方今于列国之间，欲维持一国之独立，独守主权线已不足，非保护利益线不可。”标志着作为近代日本国策的以大陆政策为主体的亚太政策，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即甲午战争以前已基本形成。
中国方面当时是否意识到日本的挑战呢？
姜鸣：中国政治家很早就看出日本崛起对中国生存的威胁。在民族存亡的竞争中，日本将成为中国的最主要的假想敌。1874年底，李鸿章就指出：“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为了防御日本侵略，他疾呼重视海防，组建北洋海军。他说：“今日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
人们常常引用李鸿章1876年1月24日会见日本使臣森有礼的一番很有意义的对话。李问：你怎么看中西学问？森答：西国所学十分有用，中国学问只有三分可取，其余七分仍系旧样，已无用了。李问：日本西学有七分吗？森答：五分尚没有。李问：你们连衣冠都变了，怎说没有五分？森答：这是外貌，其实在本领尚未尽学会。敝国上下俱好学，只学得现成器艺，没有像西国从自己心中想出法儿的一个人。李鸿章沉思道：久久自会有之。
但大家很少引用他们后面继续的对话。森说：据我看来，和约没甚用处。李反驳道：两国和好全凭条约，怎能没用？森说：和约不过为通商事可以照办，至于国家举事只看谁强，不必尽依着条约。李说。此是谬论！恃强违约，万国公法所不许。森说：万国公法亦可不用。李说：叛约背公法，将为万国所不容。他还指着桌上酒杯打比方说：“和”是和气，“约”是约束人的心，如这酒杯，围住了，酒就不会泛溢。森答：和气无孔不入，有缝即去，杯子如何拦得住呢？
从他们的对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政治家信奉丛林法则，他们早将国际法看透了。
您刚才指出，清政府建设海军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对付日本，可是面对日本在战略上的步步紧逼，我们似乎看不到清政府在军事、外交方面的准备？
姜鸣：准备还是有的。从1874年至1894年间，中日两国的军事对峙或冲突共有四次：1874年日本借口琉球船民被台湾土著居民杀害出兵台湾，清政府以支付五十万两白银的代价换取日本退兵；1879年日本废琉球国改设冲绳县，清政府虽多次谈判交涉，最终却不了了之。这两次事件促使清政府重视海防，发愤建设海军，并使中国在中日海军发展竞赛中超出日本。在1882年朝鲜“壬午事变”中，由于中国海军迅速运兵入朝，把朝鲜摄政王大院君抓到保定，非常强势，遏止了日本介入的企图；1884年朝鲜“甲申政变”，清军再次入朝，使得日本拟趁机侵略朝鲜和中国的企图无法实现。此外，北洋海军的主力舰只还在1886、1891、1892年三次访问日本，向日本展示中国铁甲舰的威力。
在“壬午事变”的时候，中国比日本要强得多。但是日本单独与朝鲜谈判，提出“暴民”曾造成日本侨民的死伤，要求朝鲜赔偿。朝鲜政府答应赔偿，并答应保护日本侨民、允许日本在朝驻兵。对于这次朝日交涉，张佩纶是坚决反对的，他说日本人凭什么提那么多的要求，我们索性发兵打到日本去。但李鸿章拒绝打仗，他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甲申政变”是指1884年12月朝鲜发生的流血政变。以金玉均为首的亲日的开化党人暗杀守旧派大臣，占领王宫，主张改革内政，脱离中国独立。袁世凯率驻朝清军镇压了政变，但日本借口日本公使受到攻击，使馆被焚烧，而与朝、中展开交涉。最后，伊藤博文来华谈判，签订《天津专条》，确定中日均从朝鲜撤兵；今后朝鲜有事，两国或一国要派遣军队，应先行知会对方，一俟达到目的，应立即撤回。李鸿章认为双方照约退兵，于全局有益，却没料到这个条约为后来甲午战争爆发埋下了祸根。
当时，清政府刚刚经历了镇压国内太平天国起义的十几年内战，还有平定西北回民起义和驱逐阿古柏势力入侵新疆的战争，总体上国力衰落，缺乏再做战争的精力和实力。日本吞并琉球的时候，琉球国王派使节向华求救。李鸿章表示同情，但私下表示不可能为琉球的几个岛屿和日本人开战。此时，日本经历明治维新，中国经历洋务运动，但一个处于上升、一个处于下降，在二十余年里，渐渐地拉开差距，最终两国的态势发生了易位。
以往人们都说，中国海军的落后是因为慈禧太后挪用了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造成的。近年来也有人反对这个说法，真实的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
姜鸣：颐和园是慈禧太后为自己退休归政后颐养天年的一处苑囿。这个工程由光绪帝的生父、醇亲王奕譞主持，从1886年底就开始筹画。当时清政府财政拮据，醇亲王又担任总理海军衙门大臣，所以他将相当数量的海军经费挪用或挪垫于园工。我曾经测算，这个数字大约在七百五十万两白银之内，而整个园工用银约在一千万两白银左右。在同治年间，慈禧太后曾想重修圆明园，遭到以恭亲王为首的官僚集团的抵制。但在光绪中期，反对的声音就很微弱。国家财力紧张，只能压缩国防开支。
举例来说，1891年5月、6月间，李鸿章校阅北洋海军。回津后，他奏报称：“综核海军战备尚能日异月新，目前限于饷力，未能扩充，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并请于烟台、胶州口添筑炮台。清政府批准了他的请求。但也在同时，6月1日，翁同龢执掌的户部上奏，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械器暂停两年，所省价银解部充饷。李鸿章知道后，私下大发牢骚：“宋人有言，枢密方议增兵，三司已云节饷，国家大事，岂真如此各行其事而不相为谋者耶？”又过三年，1894年5月，也就是甲午战争爆发之前，李鸿章再次校阅海军。他上奏报告，称西洋各国船式日新月异，即日本蕞尔小邦，犹能节省经费，岁添巨舰。中国自1888年北洋海军开办以来，迄今未添一船，恐后难为继。
我最近看到李鸿章1894年4月7日写给海军衙门帮总办章京傅云龙的一封信件：前奉懿旨，新制小轮船五月内可造成，届时由通州陆运至昆明湖。这个时候，朝廷上下都在为慈禧六十大寿忙碌,海军无钱添军舰,却在为昆明湖造游艇。官员对歌舞升平的虚假景象心有不满，但也积极地参与其中，唯恐被落下，这些都是王朝腐败的特征。所以赫德批评说：“恐怕中国今日离真正的改革还很远。这个硕大无朋的巨人，有时忽然跳起，呵欠伸腰，我们以为他醒了，准备看他做一番伟大事业。但是过了一阵，却看见他又坐了下来，喝一口茶，燃起烟袋，打个呵欠，又朦胧地睡着了。”
战前北洋海军出现的腐败情况，也是后人对其在甲午战争中失败批评的重要方面，您能谈点具体的情况吗？
姜鸣：北洋海军是在清王朝末期用大量金钱堆出来的一个簇新的现代化军种。它有新式装备、新式教育、新式基地配套，军人待遇也有很大提高。但在管理上，却没有真正引入西方制度，尤其在英籍顾问琅威理辞职离去之后，各种违规和腐败现象更是无所禁忌。
有关北洋海军腐败的案例以往已经讲过很多，比如海军提督丁汝昌和“济远”管带方伯谦曾经竞争一妓；比如海军军官不按规定住宿军舰，而是移眷岸上；比如用军舰走私和运送进贡的水果；比如军官克扣维修保养的费用和在燃料费用上舞弊。我在时任中国驻日使馆随员的郑孝胥日记中，还读到丁汝昌在日本参与嫖娼的真实细节，1891年6月，丁汝昌率“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六舰赴日本访问。 7月 6日，丁汝昌自长崎到达东京，次日与使馆官员和自己的部下外出饮酒逐欢。郑孝胥写道：“饭毕同出，坐小车驰十许里，至一大街，地名吉原，灯火如昼，高楼临路多三四层者，楼下悉施栏楯，内皆列坐，倭妇数十人被服辉煌，镂金错采，行者于栏外窥之，彼辄引手招客。若是者六七十处，左右相望。亦有西洋服式者，杂以电光，眩晃不可名状，是大教坊所聚也。连臂共入一楼，令驱妓出选，近前迫视，极少佳丽，大抵肥憨可笑。数十人中共择得六人，每人与洋二元，例可挟之登楼共卧。诸客皆靦觍忸怩，彼初尚跽坐，久之遂起，强捉往其卧室。客愈羞沮狙伏，乃至拖曳滚跌，叫笑倒地，仪观尽失，捷者或跳避之。……欢哗至十一点始散。此真罗刹境界也。”作为正式外访的最高官员，举止如此不堪，外交官还不知羞愧地将其写入日记，习以为常，并没有觉得任何不妥，从中可以看出北洋海军的军纪是何等涣散。
除了这些情况外，还请您从军队建设本身谈谈甲午战争前中国清朝海陆军的情况。
姜鸣：很奇怪，洋务运动中中国军队现代化的努力，似乎只在北洋海军中进行。陆军主体的八旗、绿营已经无法作战，各地设防的主力已经变为湘淮军。湘淮军，尤其是淮军，装备了外国的洋枪洋炮，但建制和管理模式完全还是镇压太平天国时那套勇营制度，没有真正进行军事改革。所以甲午战败后，才有袁世凯的小站练兵和北洋新军的建立。战前最现代化的是海军，近代海军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军种，可是北洋海军除了主力军舰是进口的之外，却没有完整的海军作战指挥系统，没有司令部指挥参谋作业，也没有完整的后勤部门。你看其作战，就是丁汝昌加一个外国顾问，再加几个幕僚和旗舰舰长商量着就开打。在琅威理辞职后，北洋海军一度没有高级别的外国顾问。但战争爆发了，就是什么人都能请来做海军顾问了。比如汉纳根，是德国陆军尉官，曾帮助北洋建造炮台，黄海海战时却被任命为海军总教习兼副提督。而在汉纳根离任后，甚至找了英籍拖船船长马格禄来帮办海军提督。再往上看，清政府设立的海军衙门，内设管理海疆、管理款项、管理船政、管理器械四股，就是不管理海军军事，加上其职员几乎全是满人，没有熟悉海军业务的专业人士，不懂其所司何事。只是因为海军衙门是新设部门，有“三年校阅、五年例保”的规定，办事人员晋升较快而成了钻营之地。而日本方面，在明治维新之后已经有陆军省、海军省、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等，这一套完全现代化军队的组织系统，不仅有完整的作战系统、情报系统，还有完善的后勤系统，包括医院、军用粮食，甚至连军用罐头也已经生产了。战时日本人不仅有新式军舰，更有一套完整的参谋指挥体系，这个角度，以往学术界在研究时往往是忽视的。
不仅军事指挥系统，清政府的国家决策系统似乎也很成问题。
姜鸣：清廷决策是皇帝（或者是皇太后）大权独揽，设军机处承旨办事，当然军机大臣也有建言的权利。军机处处理军务，并没有军事主管部门来支撑，就是几个大臣陪着皇帝来商议。涉外事务，由总理衙门分管，在清末，领班军机大臣往往也是总理衙门大臣。外国人不愿跟总理衙门打交道，认为他们颟顸糊涂，无法理论，他们宁愿去天津找北洋大臣李鸿章谈。北洋大臣全称为北洋通商大臣，管理直隶（今河北）、山东、奉天（今辽宁）三省通商、洋务、外交、海防、关税及官办军事工业等事宜。总理衙门大臣也不愿与洋人纠缠，乐得李鸿章在前方先做一轮沟通谈判。李鸿章能者多劳，每有涉外事件，就在天津辟出第二战场，与各国使节斡旋。在朝鲜事务上，清政府派到朝鲜的通商大臣袁世凯，直接向李鸿章负责。朝鲜发生的大小事情，由袁世凯报告给李鸿章，李过滤后报北京的总理衙门，再报军机处。李鸿章身边参与谋画的，是他的幕僚而不是国家机器。但李鸿章并有没有真正的决策权，所有大事的定夺，还在皇帝手里。
此外，清廷还养着一帮言官，这些人并不参加行政事务，甚至没有准确的信息渠道，但他们有权“风闻奏事”，常以激进的姿态和捕风捉影的消息直接干预决策。这样一种体系，要求皇帝有极强的判断能力和掌控能力。但在清末，专制制度无法在重大决策关头有效发挥作用。比如甲午战争爆发的导火线，是朝鲜东学党起义后中国政府应朝鲜请求，派兵入朝镇压，日本也援引《天津专条》，随之派兵进入汉城。这个时候，北京给出的指令是对日强硬，李鸿章却知道，本年是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朝廷希望太平。同时，他也明白中日军事力量对比，中国并不占上风。所以他极力推动英、俄等国的外交干预，直到这种干预完全落空，开始真正准备作战时，又发现“陆军无帅，海军诸将无才，殊可虑也”。接着，军机大臣奕劻面奏，朝鲜之事，关系重大，亟须集思广益，请简派老成练达之大臣数员会商。光绪派翁同龢、李鸿藻与军机大臣、总署大臣会同详议处理朝事之策。但翁、李同样没有任何机构为其提供决策支撑。翁的门生张謇积极主战，为翁谋划，在丰岛海战爆发之前即主张撤换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以武毅军江提督代之，似亦可免淮人复据海军”。而这个“江提督”，是个完全不懂海军的旧式军人，以他代丁，除了造成混乱，并无积极意义。这样一种局面，如何能够迎战全盘西化、雄心勃勃的日本呢？
今年是甲午战争爆发一百二十周年，您多年从事中国近代海军史的研究，对这段历史的最大感受是什么？
姜鸣：甲午战争对于中日两国国运和后来的历史走向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中国战败，日本割取台湾，并通过赔款二亿三千万两白银，获得巨大战争红利，推动日本进一步的现代化，也使日本国内军国主义思潮极度膨胀，引发了1904年的日俄战争、1937年的侵华战争和1941年的太平洋战争，日本走向军国主义，给世界带来巨大灾难，最终导致战败。
甲午战争中国败在原本看不起的日本手下，也使中国国内激发出更大的改革浪潮，此后，中国变法和民主思潮澎湃，十六年后，以留日学生为主体的同盟会，领导民众推翻满清王朝。
一百二十年来，环绕甲午战争的研究成果和发布的史料非常之多。我最近抽空重读了日本外交大臣陆奥宗光在1895年战胜中国之后撰写的回忆录《蹇蹇录》。陆奥是甲午战争爆发的策动者，他在书中谈到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日本政府确立的策略：
政府经过慎重审议后，确定了如下的方针：即中日两国既已各自派出军队，何时发生冲突虽然未可逆料，如果发生战争，我国当然要倾注全力贯彻最初的目的。……我国尽可能的居于被动地位，事事使中国成为主动者。
我国政府的政策，在外交上虽然居于被动的地位，但在军事上却要先发制人。因此，在此间不容发的时刻，为了在外交及军事关系上取得协同一致的步调，各当局莫不潜心策划，煞费苦心，至今思之，犹不禁悚然。
陆奥讲的是因朝鲜东学党起义，日本诱使中国出兵，随即也向朝鲜派出军队的那段历史。他所说的“外交上居于被动地位”和“军事上先发制人”的谋画，反映出当年日本政客的不择手段。从甲午战争起，“军事上先发制人”即不宣而战突然袭击，一直成为日本军队的传统。同时我们也看到，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全面学习西方，且在历史的关节点上，善于抓住机遇，勇于主动进击，发扬首创精神去书写历史，从而快速崛起。后人反思历史，要清楚地看到日本的这些特征，才能更好地与其相处。
历史总有许多令人感慨之处。1885年4月，李鸿章与日本特使伊藤博文谈判朝鲜甲申政变后日本撤兵问题，事后他写信向总理衙门推荐伊藤博文：该使久历欧美各洲，极力摹仿，实有治国之才，专注意于通商、睦邻、富民、强兵诸政，不欲轻言战事、并吞小邦。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尚祈当轴诸公及早留意是幸。而伊藤也向日本政府报告，有人担心三年后中国必强，此事直可不必虑，中国以时文取文，以弓矢取武，所取非所用；稍为更变，则言官肆口参之。现虽经历中法战争，又开始努力整顿海军，以我看来，皆是空言。现在法事甫定，似乎发奋有为，殊不知一二年后，则又因循苟安，诚如西洋人形容中国所说又“睡觉”矣。倘若此时日本与中国作战，是催其速强也。若平静一二年，言官必多参更变之事，谋国者又不敢举行矣。即中国执权大官，腹中经济，只有前数千年之书，据为治国要典。此时只宜与之和好，我国速节冗费，多建铁路，赶添海军，发行纸币，三五年后，我国官商皆可充裕，彼时再看中国情形，惟现时则不可妄动。
清政府建设海军的努力，是否只有几年的热情呢?中国人是否像西洋人所说“又睡觉”了呢？伊藤不幸一一言中。十年之后，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1895年3月、4月间，李鸿章前往日本，与伊藤博文谈判乞和。在第一次会谈时，伊藤向李谈起中国的情况：“十年前我在津时，已与中堂论及，何至今一无变更?本大臣深抱歉。”李鸿章答：“维时闻贵大臣纵论及此，不胜佩服，且感佩贵大臣力为变革俗尚。我国之事，囿于习俗，未能如愿以偿。今转瞬十年，依然如故，本大臣更为抱歉，自惭心有余力不足而已。”回想十年前两人在天津会谈后彼此的观感，历史竟是如此难堪和无情。
来源: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作者:黄晓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