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安徽固镇的张红兵只有16岁，那时的中国正在经历黑暗的文革时期，他做出了一个致命的决定。这一年的一次家庭内部辩论中，母亲方忠谋批评毛泽东搞个人崇拜，张红兵和父亲立刻去检举了方忠谋的反革命言论，方忠谋当天就被抓走。

张红兵仍记得母亲被前来抓捕的人用绳子紧紧捆住时，肩关节发出喀喀的声音。两个月以后，母亲以反革命罪被枪决。

1980年，也就是毛泽东去世暨文革结束的第四年，方忠谋被平反，当地法院认定文革时的判决“实属冤杀，应予昭雪”。

在此后的岁月里，张红兵和父亲一直小心翼翼回避谈及这件事情。直到父亲离休后才第一次和张红兵谈起此事，父亲说他应该负主要责任，因为他是成年人。

2013年，中国媒体报道了59岁的张红兵的悔恨。张红兵说自己多年来时常情不自禁流泪哽咽、失声痛哭甚至号啕大哭。他很多次梦见母亲，他说：“在梦里我见过她，还像临刑前那样年轻。我跪在地上，紧紧拉着她的手，但又害怕她突然消失。我说：妈妈，不孝儿我给您下跪道歉了！但是她不回答我。在许多梦境里，她从来不和我说话，我相信，这是她对我的一种惩罚。”

为什么张红兵的梦境里母亲方忠谋从来不和他说话？我觉得方忠谋不是要惩罚儿子，方忠谋知道这不是儿子和丈夫的错误，而是当时执政者的错误。她在等待来自执政者的真诚道歉，她和所有文革中含冤而死的亡灵一起在等待，她已经等了44年。

最近几年，一些人因为在文革期间以革命的名义伤害过别人，开始通过媒体和网络向受害者道歉。这些忏悔者都已经退休，他们这么做，一方面是不能原谅自己在那个反人性时代里所犯下的错误，另一方面是对近几年出现的肯定文革的声音感到不安。所以，他们站出来讲述自己在文革中的恶行，希望现在的年轻人了解这段可怕的历史。可是这些忏悔者的声音是微弱的，在充斥着国际危机、国内事件和娱乐体育新闻的网络上，这些声音总是转瞬即逝。

与这些有良知的忏悔者不同，党总是能够轻松原谅自己执政64年中犯下的错误，而且努力抹去这些错误留在历史上的痕迹。文革结束的最初几年里，中国社会出现过强大的批判文革的声浪，但当执政者意识到这样的批判已经影响到自身的权威时，很快将其压制下去，仿佛没有发生过。

因此官方的话语里没有真实的文革历史，它只在民间的话语里时隐时现。

现在不少经历过文革的人，在面对环境污染、贫富差距、腐败丛生、杀人抢劫、吸毒贩毒、拐卖人口、占用耕地和强拆房子等等丑恶现实之时，气愤和无奈之后开始期望回到文革时代。因为在那个毛泽东的独裁时代，政权高压之下没有这么普遍的社会问题和这么尖锐的社会矛盾。

由于官方长期以来对反思文革思潮的压制，文革之后出生的人不知道那个时代发生了什么。前年6月，武汉华中师范大学的毕业生集体身穿文革时期红卫兵服装在校园里拍摄毕业照。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文革似乎是一场娱乐大派对。精明的商人也看到了这一点，开始借助文革为自己的产品做广告。去年8月，我在杭州的机场高速公路上看到文革式的巨大广告牌，一个LED照明广告，一个女红卫兵伸出双手喊道：同志们，我来啦！

钓鱼岛争端激发了中国民众越来越强烈的反日情绪。2012年9月，中国50多个城市出现反日游行，日系车和日式餐厅被砸，日企被烧。与此同时，大量抗日战争题材的影视作品也在中国最大的影视拍摄基地浙江横店拍摄。有个笑话说：中国最大的抗日战场不是淞沪会战和长沙会战，而是横店影视拍摄基地，那里被杀死的日本鬼子已经超过现有日本人口。

日本政府对待自己历史的态度让中国人感到愤怒，中国政府对待自己历史的态度也应该反省。我们一直警告日本，如果不能正确面对自己的侵略历史，那么日本就有可能重蹈覆辙。我们也应该警告自己，如果不能正确面对自己的文革历史，我们也有可能重蹈覆辙。

今天的中国，肯定文革并且希望返回到文革时代的人越来越多了。我觉得其中大多数并不是真正愿意回去，他们中间不少人因为不满现实开始期望一场革命。当然，他们期望革命的出发点不尽相同，一部分人是出于对中国社会越来越唯利是图的不满，更多的人是出于对这三十年来官商勾结形成的利益集团的愤怒。即使在否定文革的人中间，也因为对现实的不满流行起了这样一个观念：文革的错误只是发动时间上的错误，文革应该在今天发动。

余华是《纽约时报》观点撰稿人，即将出版新书《黄昏里的男孩》(Boy in the Twilight： Stories of the Hidden China)。本文最初用中文撰写，由Allan H. Barr译成英文，中文译文经余华本人审定。

来源: 纽约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