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意识形态渗透是西方大国维护霸权的重要方式。西方长期对中东伊斯兰世界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旨在实现三大目标:诋毁伊斯兰世界形象，引导中东国家自我变革;灌输新自由主义教条，引导中东国家走依附性道路;破坏伊斯兰教传统信仰，动摇中东国家传统政治制度。在西方长期意识形态渗透下，中东国家的政治变革日趋陷入困境，经济发展日趋偏离工业化道路，政权与教权内耗日趋加剧。中东国家只有警惕和反思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负面作用，才可能找到正确道路。
关键词: 西方；中东；意识形态渗透
作者简介：田文林，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研究员。
一、意识形态渗透是西方维护霸权的重要方式
西方大国谋求霸权历来是军事扩张、经济掠夺、意识形态渗透“三位一体”。相比于武力征服和经济控制，意识形态渗透隐蔽且威力强大。如果说军事霸权目的是攫取他国领土、迫使他国屈从，经济扩张是最大限度攫取他国资源和财富，思想渗透就是着眼于控制、摧毁非西方的价值观和灵魂，最终目的是通过文化渗透和价值观输出，摧毁、颠覆乃至替代对象国的信仰体系、价值标准和文化自信，使后者按照西方的意志和利益思考和行事。
因此，价值观领域实际是“没有硝烟的战场”。尤其是在和平时期，思想观念的塑造力和穿透力威力巨大。决策者和知识精英总是受到特定观念和理论的影响，并在很大程度上将这些观念外化为战略和政策，由此对现实政治产生实实在在的影响。凯恩斯曾说过:“统治世界的不过就是这些思想。许多实干家自以为不受任何理论的影响，却往往已沦为某个过往经济学家的奴隶。”
文化渗透注定是个“温水煮青蛙”的渐变过程。这是因为，世界观改造是世界上最难的事情。简单粗暴的行政命令和暴力强制，只能使人“口服而心不服”。唯有用一种思想取代另一种思想，用一种价值观替换另一种价值观，才能使人“心服口服”。文化渗透一旦完成，它便可以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伊斯兰世界就是西方文化渗透的典型牺牲品。
近现代以来，西方世界两大霸主———英国和美国，恰好都是孤悬于欧亚大陆之外的海权国家，因自身疆域无法扩大，其地缘战略的基本目标就是尽可能弱化和分化欧亚大陆国家，使之无力挑战海权大国。伊斯兰世界就是其重点打压的目标之一。伊斯兰世界是世界主要文明板块之一，近代以来，尽管其由辉煌走向衰落，但仍是国际政治中不容小觑的战略性力量。对主宰国际体系的西方大国来说，一个团结强大的伊斯兰世界并不符合其战略利益，一个虚弱、分裂的伊斯兰世界才真正符合心意。美国驻德黑兰大使洛伊·亨德森曾直言不讳地说，阿拉伯的团结一致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萨米尔·阿明指出，一个现代化的、富强的阿拉伯世界，会妨碍西方国家畅通无阻地窃取这里的石油资源。
为软化、弱化、分化伊斯兰世界，西方大国无所不用，其中一种重要手段便是意识形态渗透。中东是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区，同时也是西方推行意识形态渗透的“重灾区”。在欧风美雨的长期影响下，伊斯兰/阿拉伯世界日渐迷失自我，发展之路越走越窄，最终在2011年爆发“阿拉伯之春”。
二、西方对中东伊斯兰世界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总体目标
西方对中东伊斯兰世界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手法多种多样，总体看，这些手段主要是为了实现三大目标。
(一) 诋毁伊斯兰世界的整体形象，引导中东国家自我变革
国家是民族生息繁衍的终极庇护所。国家通过提供安全保护、制定发展战略、汲取和分配资源等方式，为民众提供多种服务，确保社会正常有序。但对西方列强来说，发展中国家的国家主权，恰恰是其进行跨国资本扩张和地缘政治控制的最大障碍，因此总是想方设法动摇、削弱乃至颠覆第三世界的政治制度和统治根基，为西方政府推行霸权政策提供舆论先导。西方媒体针对包括伊斯兰世界在内的亚非拉国家，总是集中报道其不稳定、犯罪和灾难等阴暗面，对其积极面则甚少报道，故意歪曲其国家形象。
国家领导人和中央政府是国家职能的具体承载者和人格化象征，因此，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和政府首当其冲，成为西方媒体诋毁和妖魔化的重点对象。那些不听从西方国家号令的中东地区国家领导人，经常成为西方媒体冷嘲热讽的对象。20世纪50年代，为推翻摩萨台政府，美国舆论不如实介绍摩萨台在伊朗的受欢迎程度，反而将其描绘成一个“穿着睡衣在床边举行会议、在公开会议上哭泣的傻瓜”。相比之下，为扶植听话的巴列维国王，美国媒体将残酷镇压反对派人士的专制国王，描绘成一个“进步”君主。美国军方和情报局在这种宣传中发挥了“支配性作用”。
而叙利亚的巴沙尔政府、伊拉克的萨达姆政府、利比亚的卡扎菲政府以及苏丹的巴希尔政府，在其遭受西方国家破坏和“政权更替”之前，就已成为西方媒体的攻击目标。伊拉克萨达姆政府是西方舆论妖魔化的重点对象。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美国主流媒体马上将萨达姆描绘成当代希特勒，并伪造伊拉克军队施暴事件。西方媒体进行妖魔化宣传，目的就是激起民愤，方便其发动侵略战争。
“9·11”事件后，小布什政府决意借机再次对伊拉克发动军事打击。为此，美国国防部专门成立了“战略影响办公室”，为美国军事干预伊拉克提供借口。美国媒体制造假新闻，大肆炒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渲染“美国将被袭击”的威胁，由此证明美国发动的“先发制人”军事打击是一场反对“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正义战争和“自卫战争”。
这些虚假宣传成功说服美国公众，使其相信入侵伊拉克是公正的。但事后证明，伊拉克根本没有所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与“基地”组织毫无瓜葛。尽管美国主流媒体事后道歉，但伊拉克已经陷入战乱，数十万民众流离失所。
总之，西方媒体通过歪曲报道抢夺意识形态话语权，积极为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霸权政策进行辩护，同时将中东国家置于道义的审判席，由此使西方国家有可能打着“捍卫人权”“反对暴政”等旗号，堂而皇之地推行霸权主义，肆意蹂躏他国主权和合法权益。更可悲的是，西方对伊斯兰世界的负面评价，一定程度上促使广大穆斯林不自觉地“对号入座”，自我贬损，最终盲目跟随和效仿西方制度和价值观。不同于强制性方式，意识形态渗透是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最终使受害者也主动或被动地接受西方期待的价值观和事实，这正是其可怕之处。
(二) 误导中东的发展战略，使之依附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
发展问题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头等大事。对那些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独立的欠发达国家来说，奉行何种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事关未来能否繁荣富强，事关在赢得政治独立后能否赢得经济独立。对西方国家来说，一切则恰恰相反。在殖民时代终结后，西方对发展中国家的控制更加依赖经济控制。由此，西方国家想方设法误导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使之尽可能符合西方的利益需求，继续依附于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
通过意识形态渗透误导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就是实现上述目标的关键举措。这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将那些符合西方整体利益的发展理念，灌输给非西方国家的精英，使之自觉自愿地制定和推行有利于西方的发展战略。有学者正确地指出:“发展话语构成了帝国主义过程的一部分，而其他国家的人民则被剥夺并变成了目标。这一过程中的本质部分就是‘发达’国家管理、控制甚至创造第三世界的经济、政治、社会及文化等各方面。在这一过程中，许多人的生命、规划、希望和梦想都掌握在那些与他们生活方式、希望和价值观格格不入的人们手中。”
西方国家近代经济成功始于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之所以率先在欧洲爆发，又得益于欧洲发现新大陆后从事“三角贸易”所带来的原始资本积累。欧洲国家走上工业化道路的种种原始积累方式，如殖民掠夺、圈地运动、贩卖奴隶等，后发国家很难复制和效仿。而且，西方国家奉行零和思维，容不得别国发展壮大，其他国家越是处于积弱积贫状态，它们才越认为自己的发展是成功的。因此，西方大国心心念念想要塑造的乃是一种“中心—外围”的等级分工体系。
在这种背景下，西方国家绝不肯将自己的“成功秘诀”外示于人，而是有意识地向后发国家推销无效乃至“有毒”的发展药方。由于西方国家已经实现工业化，亟须开辟更多的原料供应地和产品销售市场，因此其对外宣传上总是刻意渲染“自由贸易”和“比较优势”理论，哄骗发展中国家打开国门，用本国的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交换西方国家的高附加值工业品，西方国家借以攫取更多财富，并使资本主义实现全球扩张。因此，不同于欧洲扩张主义者以前传播的思想意识，当前意识形态渗透的重中之重就是将新自由主义视为普世价值到处传播。
新自由主义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主要内容包括私有化、自由化、去管制化、自由贸易等。这些原则既是一种经济教条，也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属性。从方法论看，新自由主义带有很强的反社会、反科学属性。这种思潮以个人主义价值观为前提，“试图通过暗示其本身不可能存有的经济合理性，来限制社会科学洞察社会关系现实的能力”，但“该理论没有扩大我们对社会环境的理解，它只是擦掉了人类的知识和意识”。从政治角度看，这种思潮夹带“私货”，它为西方关于人权以及良治的垄断性观念、西方流行文化和旅游业的涌入铺平了道路。
从效果看，这种倡导私有化、市场化、减少政府管制的新自由主义学说，符合西方跨国资本的利益，却有损第三世界国家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因此，第三世界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过程中，与之相伴的经常是独裁主义和警察国家。当权者推行的政策无法满足广大民众的需求时，不得不更多借助暴力加以回应。
由此不难理解，“新自由主义+独裁统治”的模式至今在第三世界国家仍十分流行，并受到美国的高度赞赏。为诱使发展中国家主动迎接西方资本，美国许多大学大肆向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学生兜售“华盛顿共识”，例如制造“市场万能”神话，通过私有化使企业破产，解除资本管制，国家信用靠国际金融机构评定，鼓励进口依赖等。有学者指出，新自由主义的目标是发达国家通过强行实施自由贸易和自由资本流动，在发展中国家中拥有不受限制的财产权，进而着手打断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
美国等西方国家还有意培养一批“经济杀手”，他们披着经济学家、银行家、国际金融顾问之类的合法外衣，却肩负着建立美国全球霸权的战略任务，他们主要以经济而非武力方式操控别国，诱骗发展中国家落入预设的经济陷阱，控制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和自然资源，通过欺骗手段让成万亿的资金不断流入美国，最终巩固并扩大美国在全球的经济、政治和军事霸权。
为使第三世界国家对西方产生依赖性，西方国家常用的策略之一，就是向这些国家的精英阶层提供低息贷款。它往往伴随着对商品的奢侈消费，而企业生产出的这些商品并非任何生产性的投资。一旦一国大量负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会出面干预，要求该国进行结构改革。这就像唆使一个成瘾的赌徒继续在赌场借钱赌博，然后拿走他无辜的妻儿所居住的房屋，因为他还不起自己输掉的赌债。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标准下，这完全是合法的。
在引导和塑造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过程中，以“西方中心论”为底色的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发挥着重要但不为人知的关键性作用。学术研究表面上远离政治，实则是塑造话语权、参与政治决策的强有力方式。西方国家的学术研究(尤其是涉及亚非拉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理论)，用一套看似缜密的逻辑推理以及繁复琐碎的学术论证，为发展中国家指出了一条不容辩驳的发展道路，最终目的就是避免第三世界国家实现经济赶超，继续与西方保持依附与被依附关系。具体到操作层面，西方社科界有意识地制造和强化某些概念和理论，尤其是通过“数理论证”和构建“指数话语”，刻意模糊经济发展的政治和社会含义，通过掌握标准制定权和评判权，误导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这意味着，即使发展中国家的学生和学者漂洋过海到美国，实际也很难取到“真经”。在西方多管齐下的意识形态渗透下，中东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和知识精英不同程度地被“洗脑”。他们对本土文化和民众缺乏认同感，在涉及意识形态、发展道路、政治制度等重大问题上缺乏洞察力，很容易被西方牵着鼻子走，最终使整个国家成为西方“战略忽悠”的受害者。事实表明，中东国家试图通过模仿西方实现经济发展的种种努力并不成功。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中东国家普遍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由此导致中东国家“去工业化”和贫困化、边缘化。与此同时，在“现代化”口号下，大量与伊斯兰传统价值格格不入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诸如物质主义、个人主义、及时行乐等思想潮水般涌入国门。而统治者又不加区分地全盘仿效。这种非民族化的行为方式在现代派与传统派之间造成巨大的文化鸿沟，使严重的文化认同危机几乎蔓延至整个伊斯兰世界。在 2011 年中东剧变中，那些政权更替的国家不假思索地走上靠“民主转型”谋求复兴的道路，这显然是西方多年意识形态渗透的“成果”。
(三) 诋毁伊斯兰世界的信仰体系，进而摧毁其传统政治制度的根基
人类从认知到实践本身就是个环环相扣的链式反应过程:政策观取决于战略观，战略观取决于价值观，价值观又取决于审美观。正像科学体系建构的前提是若干毋庸置疑的公理，每个民族的价值体系大厦的根基，就是某些不证自明的审美标准和潜意识。一旦这一上游领域遭受“污染”，使审美观和潜意识发生颠覆性变化，便会以不易察觉的速度和方式逐渐向下游蔓延，改变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导致灾难性的战略和政策。
因此，影响和重塑对象国的价值体系，釜底抽薪的办法就是改变其信仰体系，从而彻底摧毁其原来价值体系的根基，使相关国家精神上沉沦，不自觉地依附于西方体系。“造成文明洗心革面的唯一重要的变化，是影响到思想、观念和信仰的变化。” 这是因为，信仰体系处于整个价值体系的上游位置，信仰决定理论，理论决定观念，观念决定行为。因此，一旦信仰体系发生转变，便会使原有的审美观念和道义观念发生根本性转变，原有价值体系将土崩瓦解，使国家沦为按照他国指挥棒行事的行尸走肉。
实施这一目标的具体举措很多，包括:对民众“去意识形态化”;在现有价值体系中掺杂“杂质”，使其取代原有的价值体系，最终破坏传统文化根基;促使对象国媒体转型为市场行为主体;谋求实现社会的“个人主义化”和“原子化”;宣扬“金钱万能”;刺激民众(特别是精英层)的物质欲望，用金钱崇拜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控制人的头脑;等等。
宗教力量则是西方对伊斯兰世界进行文化渗透的先锋。从 16 世纪开始，梵蒂冈教廷就与黎巴嫩的马龙派保持联系，马龙派的牧师经常到罗马和巴黎去朝拜。到 19 世纪，西方列强以“保护圣地”和“基督教徒的少数民族”为借口，加紧对伊斯兰世界进行宗教渗透。法国的耶稣教会和美国的新教教会最为活跃。他们在叙利亚开办教会学校和学院，出版阿拉伯文古典著作和西方著述译本。教会学校则训练出新的一代阿拉伯人，使他们很快地在留恋阿拉伯古代遗产的同时，更深刻地受到西方因素的影响。
在此背景下，那些受过西方教会教育的叙利亚教徒，开始在埃及和叙利亚创办报纸和杂志。阿拉伯民族主义就是这个时期产生的。而且，越是在那些受泛伊斯兰主义影响小、受西方文化影响大的阿拉伯基督教徒中，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就越强烈。基督教徒不可能赞同泛伊斯兰主义，因为它是用现代政治形式表现出来的古代伊斯兰社会的理想。而阿拉伯基督教徒只能通过追求一种民族的而不是宗教的新形式，来体现东方的统一和对西方侵略的愤恨。
撇开阿拉伯民族主义本身正确与否不说，它的出现和发展壮大客观上撕裂了伊斯兰世界的意识形态，阿拉伯民众的效忠对象在“民族”与“伊斯兰教”之间左右徘徊，两大政治力量彼此内耗，最终使阿拉伯世界一事无成。
三、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对中东伊斯兰世界的深远影响
2011年，中东爆发席卷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全面剧变。这场剧变发生于现今，但导致乱局的根源早已存在。按理说，阿拉伯国家石油资源丰富，发展资金充裕，民族成分相对单一，实现繁荣发展的基本条件优厚，而且阿拉伯民族历史上也曾创造过辉煌业绩。但由于当权者指导思想出现偏差，相关国家的政治、经济和价值观政策日趋偏离正轨，陷入总体性失败处境。而中东国家战略选择出现重大失误，西方国家长期的意识形态渗透和战略误导难辞其咎。
(一) 接受“民主自由”观念，中东政治转型最终陷入困境
第三世界国家贸然实现“民主化”，其中的风险和代价远大于可能带来的好处。这是因为，西方倡导的民主分权政体，本身就是以部分牺牲效率和中央集权为代价和前提条件的。但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国家的国情差异甚大:在西方国家，工业化、政治现代化、国族整合等问题差不多是依次到来，而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几乎同时面临这些难题。一般来说，在国家尚未真正解决民生问题的情况下，国家首要的任务是致力于经济发展，并强调集体纪律和辛勤工作。而民主的发展与个人自由相连，因而推崇民主及由此带来的个人自由度的增加，实际也就意味着对政治权威的分散和对经济发展大计的偏离。因此，推行“民主化”并非这些国家最为紧迫的任务，它往往被排在经济发展、国家统一和政权安全后面。
事实表明，没有哪个第三世界国家是通过“民主化”进而实现国家富强的。相反，那些急于向“民主化”过渡的第三世界国家，多数情况下都陷入政治衰弱状态，不得不依附于外部大国。可能恰恰是西式民主的这一“功效”，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竭力对外推销“民主自由”。冷战期间，美国的主要目标是遏制苏联的全球扩张，因此美国并不介意中东国家政体是否“民主”，甚至主动交好那些政治制度保守落后的国家。苏联解体后，美国一度陷入战略迷失，搞不清“谁是美国的敌人”。但“9·11”事件的发生，促使美国将恐怖主义锁定为主要战略威胁，将在中东“推进民主”视为根除恐怖主义的主要举措。在当时的小布什政府看来，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是中东缺乏民主，因此要想根除恐怖主义，就必须对伊斯兰世界进行“民主改造”。
为实现“中东民主改造”目标，小布什政府设立了“民主援助基金”，专门向实行“良治”的政府提供紧急援助，鼓励发展中国家“民主化”。2004年2月，美国正式出台“大中东计划”，实施推进民主改革的若干举措，如支持自由选举;加强议员培训;为记者提供海外学习、培训；帮助中东国家进行司法改革，确保司法独立;支持该地区人们思考、表达和信仰的自由，鼓励独立媒体的形成;加大良治、透明性和打击腐败的力度;增加所有市民社会成员、包括非政府组织在改革中的作用等。
2005年，布什政府将资助“民主”的资金，由2000年的5000万美元，增加至2005年的20亿美元。2009年奥巴马上台后，看似摒弃了小布什政府“武力反恐+民主改造”的中东政策，实则目标与手段并无本质改变。小布什时期成立的人道主义基金会、非政府组织、非暴力民主组织等，在奥巴马时期继续享受资助和后勤支持。2002年小布什执政期间确立的“中东伙伴倡议”，在奥巴马任期内成为美国外交工作的排头兵。2010年10月22日，美国国务院出台《中东伙伴倡议》文件，目的是在中东直接建立“公民社会”组织，以改变对象国的内政，使其服务于美国外交政策和国家利益目标。
其“民主输出”做法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进行社会准备，包括传播西方价值观念，培育亲西方力量，帮助反对派发展等;二是直接影响和操控政局，间接帮助反对派夺取政权。
2010年，即“阿拉伯之春”爆发前一年，西方媒体开足马力，不断曝光阿拉伯世界的人权问题，由此给民众营造出一个强烈印象: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高度统一、数量庞大的阿拉伯民众，正在为实现“人权”反对压迫者。根据“自由之家”组织2010年排名，西亚北非地区只有一个“民主国家”(以色列)，有三个“半自由国家”和14个“不自由国家”。
在西方强大的意识形态话语权面前，阿拉伯世界在道义和法理上基本处于被动局面，几乎没有任何还手之力。西方国家的长期灌输，加上冷战后各种革命性意识形态的退场，使西方“民主自由”价值观大行其道。阿拉伯国家政治和知识精英不知不觉间成为西方的思想俘虏，丧失了理论辨别力，沉迷于西式民主的理论与道路，导致“民主是解决之道”的观点颇为盛行。
他们既看不到诸多发展中国家盲目效仿西方民主而导致衰落的失败经历，也没有考虑自身国情和实际需要，不假思索地接受了“阿拉伯之春”的提法，并在道路选择问题上，将“西方民主”这一“政治次品”当成了纾解困境的救命稻草。
在政治建设中，“依靠谁，为了谁”的国体问题本应是政治制度的核心和关键，“权力如何组织”的政体问题则是次要矛盾。然而，在西方国家“民主自由”话语的长期熏陶下，中东国家本末倒置，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重政体、轻国体”倾向:一方面，忽略拓宽阶级基础(国体) 的极端重要性，日渐脱离人民，由此导致政权根基日趋动摇;另一方面，日渐承受乃至默认西方对其权力高度集中(政体)的诘难，丧失话语制高点。在内外交困之下，中东国家最终陷入“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并且不自觉地向“民主化”方向转型。
中东国家长期实行的威权政体模式，本来具有民主政体难以企及的调配资源能力。但是，中东当权者脱离民众基础，政权服务对象由多数民众转向少数精英，使这种政体的优势日渐变成劣势———国家权力成为少数当权者谋取私利的工具。换言之，阿拉伯国家陷入政权更替的历史循环，根本原因是当权者背离民众的意愿和利益，而非威权政体本身的过错。
中东伊斯兰世界长期受到西方民主话语权的误导和压力，倒果为因，将中东国家面临的阶级矛盾问题，归咎于威权政体本身。由此不难理解，在2011 年中东剧变后，这些国家毫不犹豫地开启“民主转型”进程，将政体变革视为缓解困境的法宝。这一时期，阿拉伯学者在谈及中东剧变后的政治规划问题时，满口都是政治参与、多元主义、竞争性选举等西方话语，赞扬突尼斯和埃及的“革命”使阿拉伯史学家迎来了从“独裁”转向“民主”的新时代。
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这种“民主化转型”，使相关国家陷入更加深重的灾难。某种程度上，中东国家向“民主化”方向转型并由此陷入困境，看似是中东国家“自找苦吃”，实则是西方长期进行意识形态“洗脑”的结果。
(二) 接受新自由主义教条，致使中东发展日趋偏离工业化轨道
中东伊斯兰世界持续衰落乃至爆发中东剧变，直接原因就是相关国家经济没搞好。这些国家经济之所以搞不好，则是国际经济旧秩序长期冲击以及西方大国战略诱导的结果。其中，西方国家倡导的新自由主义教条是导致中东经济衰败的罪魁祸首。
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散过程，并日趋将第三世界国家纳入到全球化体系之中。然而，资本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更有利于跨国垄断资本扩大剥削范围，由此构成“两大剥削与被剥削的同心圆”一个是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的剥削，另一个是发达国家内部及第三世界内部的剥削与被剥削。这两大“同心圆”同样会加强资本家财富积累与劳动者贫困积累的两极分化。
相较而言，发达国家内部的劳动阶级尚可通过从剥削第三世界国家获得的巨额利润中获得部分转移支付(各种福利补贴)，从而维持较为体面的生存状态， 使发达国家本来不具备可持续性的发展模式得以持续下去。而第三世界国家的劳动阶层处于世界经济链条的最末端，他们遭受着西方资本家和本国权贵的双重剥削，付出最多，但生存状况却最为艰辛，随时面临着饥饿和死亡的威胁。这种“劳动异化”现象不可能长期持续。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同样是奉行“新自由主义”，西方国家可以维系现行模式，而第三世界却不行。
事实表明，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困境日趋明显。据世界银行统计，l980—2005年,在“华盛顿共识”倡导的私有化风靡全球时期，105个发展中国家平均经济增长率仅为0．8%，远低于二战后发展中国家推行国有化促进民族工业发展的年代。在过去20年中，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使全世界新增了高达2亿的贫困人口，使世界贫困人口总数超过15亿。
简言之，新自由主义实际是误导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的“慢性毒药”。许多中东国家对西方国家强行灌输的新自由主义信条缺乏足够的免疫力。它们无法理解也无法看穿资本主义全球化暗含的不平等，因此对其几乎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阿拉伯的公共舆论是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思想视野狭隘的受害者，目前它还没有能力批判这种思想根基，更不用说超越这种思想了。……阿拉伯的公共舆论依然无法理解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过程，更不用说指出其真正的矛盾和弱点了。”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民族解放运动中，许多中东国家奉行“进口替代”战略，致力于推动工业化进程，一度使阿拉伯世界出现蒸蒸日上的势头。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以萨达特推行“对外开放”政策为标志，中东国家相继开启自由化、私有化、“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进程。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中东地区自由化、私有化最盛行的时代，突尼斯、埃及、约旦、阿尔及利亚等国，奉行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倡导的“华盛顿共识”，积极推行私有化政策、减少福利支出。这等于是对跨国垄断资本“开门揖盗”，结果越是参与全球竞争和利益分配，本国经济越是敏感脆弱，日益走上缓慢衰落之路。
表面上看，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后，中东国家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景象。在政权垮台前，突尼斯在2010年公布的全球经济竞争力排行榜上位列世界第32位，非洲大陆首位， 幸福指数列世界第29位，还荣获“抵御金融危机十佳国家”之一;埃及2008年被评为“全球最佳改革国家”之一，在178个国家中列第16位，在中东仅次于阿联酋和以色列。然而，在西方这种廉价表扬背后，则是产业结构畸形、民众生活贫困等一系列严峻现实。
全面开放导致本土民族工业日趋凋敝。据统计，到2007年，阿拉伯世界的工业化程度竟不如1970年。1980—2004年，阿拉伯世界实际人均GDP 增长6．4%，平均每年不足0.5%。2004年，中东国家的实际工资和生产率水平与1970年时相同。2008年，埃及8000万人口中近一半生活在贫穷线以下，每天生活费不足两美元。
根据世界银行统计，中东是世界上年轻失业人口增速最快的地区。越是高端人才越找不到工作，这恰好说明这些国家缺乏高端产业，才导致就业率倒挂的怪现象。日益膨胀的青年失业大军成为威胁政局稳定的“火药桶”。埃及、也门等国的反政府抗议，也都是年轻人担当主力军。这种现象绝非偶然。
这些国家牺牲了发展、财富和尊严，但在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中仍然是利润最薄、经济最脆弱的产业链下游国家。2008年以来，随着金融危机在全球蔓延，受冲击最大的恰恰是这些依附西方经济体系的弱势国家。数年来，美国推行量化宽松政策，通过滥发美元对外转嫁危机，由此导致国际粮价上涨，依靠粮食进口过活的埃及等阿拉伯非产油国财政捉襟见肘，外贸赤字日增。阿拉伯国家“补贴换稳定”政策难以维系，最终在 2011 年爆发全面政治危机。因此，有学者指出，阿拉伯剧变实际是“一场反对新自由主义的革命”，其目标是颠覆原有秩序，实现经济安全。
(三) 照搬西式政教分离模式，导致中东政权与教权长期内耗
在中东伊斯兰世界，伊斯兰教不仅是广大穆斯林的宗教信仰，还是中东国家的主体文化，乃至世俗统治的道义来源。伊斯兰教自产生之日，便与阿拉伯半岛的统一事业结下不解之缘。伊斯兰教既有参与政治的理论内容，又有涉足政坛的历史传统，由此形成政教合一的政体模式。然而，近代以来，在“西方中心论”的影响和渗透下，源自欧洲国家的政教分离模式被视为金科玉律，中东国家被迫进行适应性调整。经过痛苦而漫长的“自我改造”，中东绝大多数国家最终走上政教分离的世俗主义道路。
然而，在以伊斯兰教为主体文化的阿拉伯国家，世俗国家理论作为源自异域文明的“舶来品”，在当地缺乏深层的文化认同。中东世俗国家奉行的一些基本信条，如政教分离而不是政教合一、效忠国家而不是效忠真主，与伊斯兰传统格格不入。因此，中东国家的世俗政权时时面临着传统与现代、改革与保守、世俗与宗教等几种力量的碰撞、冲突。教权与政权之争一直是中东各国政治生活中甚为醒目的一道风景。
由于缺乏深厚的群众基础和精神认同，中东的世俗政权不仅需要理论上的自我发掘，还需要经济上的显赫成绩作为支撑。缺乏合法性支持的现代化在实施过程中犯下的任何错误，包括人为原因和客观过程本身的缺陷，统统是宗教传统势力所不能原谅的。这些失误为宗教势力维护自身既得利益提供了绝好的批判口实。加之传统宗教理论也在不断修正、补充，它通过吸收现代性的某些成分，如西方的议会制度、三权分立等，从而以伊斯兰复兴的形式获得新的政治生命力。因此，当阿拉伯国家推行世俗化、嫁接西方模式的努力遭受挫折，出现诸如经济停滞、贫富分化、腐败蔓延等种种社会难题时，宗教界反对西方“舶来品”的批判之声与广大群众渴望新变革的社会心态相结合，便会使人们重新转向政治伊斯兰运动，将“回归伊斯兰”视为一劳永逸的突围路径。
由此不难理解，为何每逢重大历史关头，总有一股思潮要诉诸传统，从宗教源头寻找济世良方，形成政治复古主义的反复发作。2011 年中东剧变后，随着世俗政权垮台，随之兴起的几乎都是政治伊斯兰势力。如突尼斯复兴运动党、摩洛哥正义与发展党、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利比亚正义与建设党。尽管这些政治力量未能长期掌权，但伊斯兰势力兴起导致中东国家世俗力量与宗教力量的矛盾公开化，导致中东国家的政治体制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2014 年 6 月以来，极端宗教组织“伊斯兰国”异军突起，经过几年的反复，该组织最终日薄西山，影响减弱，但其数年搅局进一步动摇了原本根基脆弱的世俗国家体系。在可见的未来，中东世俗政权与教权之间的博弈仍将持续，并由此极大消耗相关中东国家的宝贵资源，使之难以聚焦更为重要的发展目标。
总之，在西方意识形态的长期渗透下，中东国家日渐丧失主体性，陷入价值迷茫，由此导致治理水平越来越低，最终在2011年爆发中东剧变。“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对仍在艰难转型的中东国家来说，如果不认真反思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带来的负面影响，不警惕和抵制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就无法真正摆脱积弱积贫的经济状况，其未来探索发展之路仍会面临巨大挑战。(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