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１９年，陈独秀在回应对《新青年》的批评时写道，“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拥护那德莫克拉西和赛因斯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自此，“德先生”与“赛先生”的说法不胫而走，同时也成为后来的五四运动最鲜明的象征。中国人对民主的锲而不舍的追求正是由五四时的德先生铺路，而道路的曲折也与对德先生的理解不无关联。
民主是对应“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的最早的中文译名之一。１８６ ４年由美国人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中已经多次使用“民主”一词，其中的一文中有“如美国合邦之大法，保各邦永归民主，无外敌侵伐”；“若民主之国，则公举首领官长，均由自主，一循国法”。《西国近事汇编》、《万国公报》中也频繁使用“民主”这个词。《万国公报》（第３４０卷）曾于１８７５年介绍“民主国家与各国章程［宪法］及公议堂［议会］”。此后，“民主”一词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并开始与民权主义、平民主义等并用。在本世纪初，严复在译释《法意》一书时，也常常使用“民主”一词。由此可见，以“民主”译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由来已久。
民国初年，与“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内涵接近而又被广泛使用的是“共和”、“宪政”等词语。李大钊、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前都是坚决捍卫宪政反对专制的民主知识分子。当然，他们对“民主”的认识有其独特的思想来源和发展轨迹。陈独秀以“德莫克拉西”来称呼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其宣传鼓动上的口号性意义显然要多于对译名的匡正。“德先生”的提法，一方面是一种有感召力的文学语言，另一方面是对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的多种中文名称的一种统一，如民权（主义）、民治（主义）、平民政治、民主。民权是民主的最早的别名。可是，按今天的理解，“民权”应指的是公民个人的权利，“民主”指的是国家政权的一种组织方式。其实，若把民主理解成“人民的主权”，简称便是“民权”。在当时，以至今天，民主仍被理解为卢梭所谓的“人民主权”。“人民当家作主”则是卢梭式民主的典型的中国式表述。所以，民权思想侧重的是作为抽象的人民之集合的总体的“权力”，而不是作为每一个具体个人的人民的“权利”。这样“民权”作为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另一个译名就不难理解了。“民治”大概是把“民主”理解为“人民的直接统治”，即直接民主，其思路与“民权”思路出于一辙。而这种思想在当时和今天都仍然很有影响。
德先生的倡导者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的“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中宣称法国是近代西方文明的创始者。与今天为报刊杂志取英文名称不同，陈独秀为《新青年》起了一个法文的名字Ｌａ Ｊｅｕｎｅｓｓｅ，其暗含的意思是对一切旧的东西应作最彻底的否定。卢梭的“人民主权”和公意（当时称总意）特别地受五四知识分子的欢迎。根据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宪法作为公意的产物不是限制国家的权力，而只限制国家机关（如行政、司法部门）的权力。（《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三号，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这位德先生身上有强烈的法兰西启蒙思想和法国大革命的气息，当然也体现了卢梭及其“社会契约论”（当时称民约论）的精神。为什么卢梭的思想比霍布斯、洛克更有价值？《新青年》重要作者、政治学家高一涵认为，因为洛克主张个人自由和有限政府的社会契约说只是“升堂矣而犹未入室也。入室者，其惟卢梭乎？”因为卢梭的“人民主权，乃克建极。……国家主权，几与人民主权同视。”能约束政府权力的，“乃人民总意耳。而此总意之发表，由人民直接集会票决之。故真正主权之人，惟属人民总体”。卢梭与洛克的差异在于，洛克仅要“限制政府之权力”，而“卢梭则毕举其权力消灭之”。卢梭及其信徒们幻想用行不通的手段（直接民主）找到不存在的东西（公意、总意）。
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真正的民间民主运动，希望以民主救治中国的政治黑暗；以共和来拒绝帝王专制；以宪政来铲除强权政治武力干政，排除以一人、一派独揽政权，希望以思想自由、个性解放唤醒人们的自主意识，摆脱奴性。辛亥革命虽然终结了帝制，但取而代之的不是现代的自由民主政治，而是军阀的寡头统治。徒有“共和”门面的政府虽试行政党政治，但政权实际上完全被军阀所操纵。“府院”内，勾心斗角；江湖上，兵戎相见。在武力的威吓和金钱的收买下产生和运作的国会不可能成为中国人民的利益的代表者。当时的政治制度仍然把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排斥在政治参与的大门之外。巴黎和会的结局可想而知。
８０年后的今天，遥想德先生当年，我们作为五四后来人，比评说得失更紧迫的，是认真思量如何绕开前车的覆辙。所以，不论五四的背后的民主观有多少不可避免的天真、幼稚、误解之处，这场民间民主运动背后的深刻的历史背景是不容忽视的，其要求民主的正当性也是不容否定的，以致“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孙中山语）。在公元前２０９年的时候，可以说，没有一个始皇帝，就走不出战国；那么，在公元１９１９年，可以说，没有自由民主，中国就进入不了人类主流文明。中国历史的这一重大转折，德先生正是其中一滥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