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港南华早报中文网31日发表针对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现任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的施芝鸿的专访，谈论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全面深化改革和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共中央的执政理念。以下是访谈全文：
全世界的分析人士和中国观察者无疑都会仔细研读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这份被称之为最具勃勃雄心的全面改革计划，几乎覆盖了当今中国社会可触及的所有领域的重大问题。报告由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一年多的习近平亲自主持起草，官方媒体将其称之为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改革宣言。
这份自1949年以来几乎最重要的改革计划在去年十一月披露后，各界热议如潮，改革细节有的日渐清晰，有的则仍待观察。在前不久的大陆“两会”期间，《南华早报》记者独家采访了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现任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的施芝鸿先生，请他以一名知情者的身份，来详细解读这份改革方案和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共中央的执政理念。
问：您跟习近平总书记在工作上有过较多接触，能谈谈他的作风和平时接触的感受么？
答：习近平总书记作为中国党政军最高领导人，一年多来，他在治党治国治军、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等众多领域令人耳目一新的作为，在党内外、体制内外、海内外是有目共睹的。对此，我想用顶住压力、保持定力、展露能力、彰显魅力这“四个力”来概括。
先说“顶住压力、保持定力”。习主政一年多来，我们党和国家面临的国际国内各方面压力都很大，光是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就够大的了。同时，还面临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但是，面对压力，他能坚决顶住压力、始终保持定力，这很不容易，证明他是一个久经考验、举重若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从中国陕北农村最基层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做起，然后经历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历练，成为了我们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他有一个很高的政治定力，就是“治大国若烹小鲜”；就是“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再说“展露能力、彰显魅力”。在习走上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岗位之前，美国友好人士库恩博士曾要求我用自己的语言解读一下习近平。我对他说，根据我近6个年头的近距离接触，我深感，这是一位有很强历史使命感、很高政治智慧和领导能力的人。关于这一点，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一定会看得越来越清楚。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库恩博士对我说，你一年前跟我说的对习的感觉，我现在也感受到了。是啊。不仅是库恩，全党全国人民也同样感受到了。习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确实展露了他稳健厚重、务实笃行的领导才能，也展现了他集廉政、勤政、优政为一身的领导作风，以及“人情味”和“辣味”兼备的领导风格。他的每一篇重要讲话，每一项重大决策，所抓的每一项工作，都展露了很独到很独特的统合力、领导力。
一个在和平建设时期走上我们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岗位的人，最为难得的是他和毛泽东、邓小平一样，都有很强的个人魅力。主政一年多来，他的一言一行，常常会引来互联网上网友们发自内心的热烈议论和点赞评论。无论是去庆丰包子铺吃一次包子，还是到北京南锣鼓巷看望街坊邻居；无论是和奥巴马总统在美国加州庄园会晤，还是到索契参加冬奥会时接受俄罗斯记者采访；也无论是一身戎装踏雪看望边防部队将士，还是新年致辞时把自己在中南海的办公室一览无遗地展示给全国电视观众，都让人们看到他有一种让老百姓信赖、喜爱、着迷的个人魅力。而这种魅力，说到底来自他对人民的热爱，来自他“把人民群众的愿望作为党的奋斗目标”，坚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来自他总是“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幸福着人民的幸福”。
这就是我对他的“四个力”的评价：顶住压力、保持定力、展露能力、彰显魅力。
此外，我还有“四个进”的概括。
一是思想上与时俱进。这是一个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人，他勤思好学，勇于变革、勇于创新，不墨守陈规，对新事物的接受非常快。他说过：“我们不仅要赶上时代，而且要勇于引领时代潮流，走在时代前列。”
二是发展上稳中求进。他不盲目追求发展的高速度、不搞大跃进式的急行军，也不以GDP论英雄，而是把稳中求进和稳中有为、稳中提质结合起来，善于集小胜为大胜、聚量变为质变，这是一种很稳慎、很管用的领导方法。
三是作风上断然改进。他一上任就提出改进作风的八项规定，大张旗鼓整治“四风”，卓有成效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倡导在全党开展自上而下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并且身体力行、立改立行，对中国官场沿袭多年的积弊作了力度空前的清理和改进。
四是改革上锐意奋进。他强调提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改革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生存发展之道。所有这些都表明，这是一个坚持邓小平的改革理论和改革路线的人。他担任总书记不到一个月，就走出京城去重走邓小平当年视察南方之路，并且专程到深圳莲花公园去向邓小平铜像敬献花篮。他明确表示：“将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奋力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新进展、实现新突破、迈上新台阶。”我注意到，当时有媒体解读说，“习近平名如其人，他是在学习走近邓小平。”
以上这四个方面表明，习近平在思想上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人，发展上是一个稳中求进的人，作风上是一个断然改进的人，改革上是一个锐意奋进的人。
我还有“四个气”的概括。
一是很接地气。有学者评论说，习的身上有浓厚的泥土味。我认为，这个泥土味就是很接地气，即在他处江湖之远、扎根中国西部农村最基层时，所积累的来自陕北高原、延安革命圣地的深厚泥土气。他说过：“陕北高原是我的根，延安精神是我的魂。”难能可贵的是，这些深厚的泥土味，在他到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居庙堂之高时，仍然被保持着。他总是用那种最接地气的方式讲话、作报告，大家感到，他在类似“邻家大哥”那样平实的讲话中，总能透彻地说中很多问题的要害、点到问题的穴位。
二是很有底气。他和我服务过的老首长曾庆红一样，生长在一个跟着毛主席“打天下、坐江山”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家庭，长期耳濡目染地接受了我们党的优良革命传统和严格家风的熏陶。习踏上工作岗位后在中国东、中、西部多个地方、各个层次领导岗位上经受了长期磨练，其中仅在福建就历练了近18年。再加上他自己的勤奋好学、善于思考、及时总结，使他对担负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工作显得成竹在胸、根基深厚、底气十足。
三是给中国官场带来一股清风正气。通过颁布八项规定、整治四风、既打老虎又打苍蝇等持续不断的雷霆整风、重拳反腐，有效发挥了震慑力，切实增强了我们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
四是各项决策大长老百姓志气。人们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敢于历史担当、勇于直面矛盾、善于解决问题的各项决策中，强烈感受到我们党中兴有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望，极大提振了全党全国人民的精气神和正能量。
中国是个大国，治理这个大国很难；全面深化改革，要破除思想观念障碍、突破利益固化藩篱、冲破部门权力掣肘，要攻这样的坚，就需要克很多的难，有些甚至是老大难。但这一年多的实践告诉我们，“老大难、老大难，选好老大就不难。”对于正在日益走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日益走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当代中国而言，选好一把手、也就是选好船老大，就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航船行驶得更加平稳一些。对于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单位、一个企业来说，选好一个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群众信得过的德才兼备的主要领导人，同样也很关键。毛泽东说得对：“群众是真正的英雄”，“领导是决定的因素”，这永远是至理名言。
问：请您深入解读一下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决定》？
答：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是一个社会共识度很高、现实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很强的改革纲领。这个《决定》对我国社会这些年广泛讨论和网上激烈争论过的改革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作出了出乎许多人意料的积极全面回应。
我注意到，《纽约时报》去年11月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在说到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社会共识度很高这一特点时，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总判断：“左派对此有口难言，右派对此无话可说。”这是真实的，而不是虚幻的。
我还注意到，很多网友，包括不少网络意见领袖，也都用“喜大普奔”这样的网络语言(即“喜出望外、大快人心、普天同庆、奔走相告”)来表达他们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喜悦和点赞。为什么《决定》的杜会共识这么高？我想原因之一，就是这个《决定》是“以重大问题为导向”的，它以惊人的坦率，回应了党内外、国内外对当前中国存在的各种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的热切关注。
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他当年倡导改革，就是带着一种强烈的问题意识的。正是在不断思考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过程中，邓小平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上也继承了邓小平。他在主持制定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时强调，“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可以说，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他说，“35年来，我们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同时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起草过程中反复强调，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要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
中国共产党搞什么主义、走什么道路，这个早已历史地确定了，即：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在1982年我们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就已经确定了的。此后，从十三大到十八大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也都一再重申过了。既然主义和道路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无需再作无谓争论了。在这个既定的主义和道路之下，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还有哪些突出矛盾、紧迫问题需要解决，这才是我们应该高度关注和妥为解决的。
当前，我国改革和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面临各方面体制机制的障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面临许多方面制度供应匮乏、不少干部治理能力不足的障碍；实现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面临尚未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和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的障碍。所有这些，集中表现为思想观念的障碍和利益固化的樊篱。可以说，现在我国改革又到了一个新的重要关头。
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从客观存在的问题出发，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勇于直面问题，善于解决问题。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使我国各项制度安排有利于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特别是要打破体制壁垒、扫除身份障碍，为缺乏职业生涯上升通道的社会底层的年轻人解决阶层固化和纵向流动不畅的问题。
问：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农民子弟上学就业的重要性，是否也就是因为要打破这种阶层固化？
答：对，所以李克强担任总理后，新一届中央政府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关于“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和“实施高校未就业毕业生就业促进计划”的要求，为打破这方面的阶层固化做了大量工作。仅2013年全国贫困地区农村上重点高校的人数就比上年增长了8.5%；全国应届高校毕业生绝大部分已实现就业。把类似的利益关系调整到位，不断释放新的改革红利，真正体现社会公平正义，我们的改革才能赢得更加广泛的社会共识和更为持久的社会支持。
坚持“以重大问题为导向”，同样可以梳理出党的建设和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突出；一些领域里出现的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和高发，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严峻。解决好这些问题的关键，也在于深化包括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在内的全面改革，特别是要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赢得社会高度共识的另一个原因，是突出了三个“进一步解放”，即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这三个“进一步解放”，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目的，也是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条件，同时能够激发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同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越性更充分体现出来。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还突出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最带战略指导作用和全局指导作用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
同时，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还突出了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突出了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突出了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突出了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突出了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突出了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过去的改革往往是某一方面的单兵出击、单项改革。比如，以往在治理中国的房地产乱象时，只是就房地产论房地产，没有看到房地产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系统性很强的问题，必须联系我们的土地制度和土地财政，还要联系城乡二元结构、税收制度等，单纯在房地产价格上采取限购限价等治理措施，很难治到根子上。
总而言之，我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能够获得全党全社会高度共识的原因，一是坚持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当大家都来共同关注和聚焦研究怎么解决当下中国存在的紧迫问题时，认识就容易统一；二是做到了几个突出，当大家都围绕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的几个突出去认识改革、理解改革、参与改革时，也就比较容易达成思想共识。
我认为，改革共识的形成，不仅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起草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对全面贯彻落实好这个《决定》，打胜这场改革攻坚战同样也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巩固和扩大全党全社会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最大公约数、最高共识度，很关键的一条是要坚决防止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在思想认识上的种种片面性，即便是深刻的片面也不行。有一些片面性的思想认识乍一听、乍一看，似乎很深刻，但这种深刻的片面往往离真理更远。列宁说过，“真理只要向前一步，哪怕是一小步，就会成为谬误。”
问：都有那些片面性的解读呢？
答：从现实情况看，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在思想认识上的种种片面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把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两句话抽离成一句话。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两句话是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的，抽掉了其中任何一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不完整了。
为什么要强调“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呢？改革开放35年来，我们党和国家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是在实践中开创了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的历史进程上，我们党要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最根本的任务也是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十八大报告明确要求全党：“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中的第一句话，就是从十八大报告的这一段重要论述中提炼和归纳出来的。
问：这就是您之前谈到的走什么主义的问题么？
答：是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这第一句话，明确规定了我们党和国家制度改革、完善、发展的根本方向，从根本上讲清楚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征程上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也可以说进一步明确了我们党要搞什么“主义”的问题。
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第二句话，规定了我们党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不是离开这个制度框架另起炉灶；同时也讲清楚了我们党要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应当看到，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中的这两句话并非并列关系，而是包含关系，前者包含后者，后者服从服务于前者；而且总目标中的后一句话还揭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两个不可或缺的方面，只有这两个轮子一起转动起来，我们的国家制度现代化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完善和发展的问题，才能真正得到有效解决。
李克强总理在本次政府报告中提出『社会多元主体共同治理』，这个社会共治就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我理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以下四个层面去推进国家的现代治理：一是法治中国，二是共治社会，三是自治基层，四是德治公民，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现代制度体系。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化，而绝不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
问：请您具体解释一下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个问题？
答：法治中国，就是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共治社会，就是注重运用法治方式，更好发挥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实行多元主体共同治理，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比如说环境治理、食品安全治理、对大量存在的医患矛盾的治理、甚至对中国式过马路的治理，这些如果光靠政府治理显然不够。要把社会组织广泛动员起来，把民间力量广泛动员起来，也把企业的力量广泛动员起来，这就是社会共治。再加上自治基层和德治公民，通过这样一种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党和国家各级干部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在一些犯思想认识片面性错误的人看来，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中的第一句话是可有可无的，所以他们只热衷于解读第二句话。这样做，无疑就抽离了两句话中管总的、管方向的、灵魂的东西。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专门讲了这个问题。这也体现了他的政治眼光敏锐，善于见微知着，并且把这个问题提到了不能片面理解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的高度。
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理解上的片面性不是个别的。比如，一些人只讲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讲还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其实这后面一句话同样很重要，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和应对，让我们、也让世人都看到：一些西方国家那种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同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同我国有国家宏观调控相配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比，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作用能不能仅仅是充当守夜人？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搞市场取向的改革，其难度和复杂性恐怕是世所罕见的，政府仅仅起一个守夜人的作用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一度曾踏入过泥潭，比如搞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曾引发很多争论。那些应该市场化的长期没有市场化，而不应该市场化的却市场化了，这就给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带来诸多问题。比如，一部分城乡居民看不起病、住不起房、上不起学等问题集中出现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结合起来阐述，表明我国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既要建设强市场，也要建设强政府和强社会，当然这是在各自该强的领域里强。只有这三者都强，才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政府、市场、社会的要求。
片面性的再一个表现，就是只讲分好蛋糕，不讲做大蛋糕。在十八大召开前，我国曾有过一场“蛋糕之争”：到底是先做大蛋糕重要，还是先分好蛋糕重要？当时，我恰好先后去陷入这场争论的广东、重庆这两个地方做过宣讲工作。当地干部问我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我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央的正确方针是：要在进一步做大蛋糕的同时，更加注重分好蛋糕。单纯强调某一个方面，都是犯了习总书记指出的盲人摸象的错误。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一方面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另一方面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坚持发展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这是对这场“蛋糕之争”给出的最好回答。
片面性还表现在：只讲推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不讲还要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甚至认为现在中国的国有企业根本搞不好，应该把它取消；只讲赋予农民对承包地的各种权能，不讲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只讲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不讲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等等。
以上列举的这些，都属于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在认识和解读上，已经露出苗头的片面性。放任这些片面性，会导致“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所以，这不是小事情。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把这些问题讲得很清楚，这对我们下一步在全面深化改革施工期，怎么做到正确施工而不是偷工减料地施工是极为重要的。
如果我们再增强一点历史的纵深感，就会看到，改革开放36年来，在对我们党的重大改革方针、政策的认识和实践上出现片面性，其实早已有之。举例来说，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个是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坚持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但是，有些人在领导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只讲坚持改革开放，而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丢掉了，其结果，导致改革开放中出现了一些重大失误，走了一些不应走的弯路。所以，联系我们党在改革开放中的历史经验来看，习近平总书记很严肃地指出在学习领会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方面要切忌盲人摸象、以偏概全，要防止一知半解、断章取义，这都是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长远指导性的。
当前我国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施工期，要有效防止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理解和贯彻中出现片面性，我认为，还要注意把握好：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通篇是贯穿着“两个不能”这样的重大战略考虑的。
所谓“两个不能”，第一是不能犯颠覆性错误；第二是不能留历史性遗憾。
所谓不能犯颠覆性错误，就是要坚决守住政治底线：执政党绝不能把自己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给颠覆了，绝不能把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给颠覆了，同时也绝不能把现行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给颠覆了。我们现在之所以批判安倍，就是因为安倍要颠覆二战后的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而我们中国共产党主张遵守二战以后的国际格局和秩序。尽管这一格局和秩序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我们主张改革它、完善它，而不是颠覆它；正如我们党自己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也有这样那样的弊端，我们也是要通过改革完善它而不是颠覆它一样。中国即使发展得再强大，也不会去挑战和颠覆现行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
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中国是个大国，不能犯颠覆性错误”，包括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对内，不会让任何政治势力来颠覆执政党和国家秩序，贻误改革良机；对外，中国的崛起无意挑战和颠覆现行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也不会认同其他国家来试图颠覆二战后的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
问：这个重要的战略考虑在初始的时候就包含了两层意思吗？
答：我们党提出的重大战略方针和政策，都是把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结合起来考虑的。关于“中国不能犯颠覆性错误”当然也是这样。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中国是一个大国，不能犯颠覆性错误。在参加索契冬奥会答俄罗斯索契答俄罗斯记者问时，他又谈到“全面深化改革尤其不能犯颠覆性错误”。所谓全面深化改革不能犯颠覆性错误，就是要坚决守住全面深化改革的政治底线。
那么，所谓不留历史性遗憾呢，就是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抓住现在难得的发展机遇期、改革窗口期，通过“三个进一步解放”，自觉跃上全面深化改革最前线。
一个是守住全面深化改革的政治底线，一个是动员全党全国人民跃上改革最前线，只有统筹兼顾了这两个方面，才能使全面深化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方向不断向前推进。
应该看到，不能犯颠覆性错误、不能留历史性遗憾这两个不能，尤其是第一个不能，既是执政党面对全面深化改革攻坚战的一种自我警示，也是对某些国内外势力的明确警示，千万不要把这种警示不当一回事。因为中国改革开放36年来，每当改革走向深化之际，都是执政党有可能犯颠覆性错误的时候，同时也是国内外某些势力有可能错误估计形势、意图搞颠覆的时候。
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国是一个大国，不能犯颠覆性错误，这是执政党对这种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和自觉记取。现在的问题是，执政党已自觉记取历史教训了，国内外的某些势力是不是也记取这个历史教训了呢？人们都知道，任何国家的执政党，都不可能在闹政治地震的情况下来搞改革和现代化建设。这就是我们党始终强调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根本原因。只有在社会稳定中才能推进改革发展，只有通过改革发展才能维护和促进社会稳定。因此，这就要求我们既要为全面深化改革创造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也要为全面深化改革创造相对平和的政治环境。
我在去年全国两会期间接受海外记者采访时就说过，对我们党和国家提出的任何意见，只要是补台而不是拆台的，那么执政党都会认真采纳；而那些旨在对现行国家体系重起炉灶、推倒重来的任何主张，都只能是政治泡沫。在当代中国，任何势力，想要趁全面深化改革之机，制造事端，煽动对抗，撕裂社会，其结果只能是颠覆者颠覆了自己。
所以，我很赞同“文革武革，皆不可取”这样一种理性的声音。鼓吹回到“文革”的极左、煽动颠覆党和国家的“武革”这种极右，都会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
我愿意借此机会向我们体制内外、社会各界呼吁，大家都应秉持对国家、民族的道义感、使命感、责任感，珍惜为时不长的改革攻坚这7年多时间，把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喜大普奔”，转化为朝着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携手齐奔”，多理解、多支持、多参与，少搅局、少干扰、少折腾。这样，全面深化改革攻坚战就能如期全面打胜，中国的面貌又将迎来新一轮翻天覆地的变化。
问：对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其实社会上还有一种质疑，就是如何能让政府真正放权？
答：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简政放权是本届政府开门第一件大事。他还说：“进一步简政放权，这是政府的自我革命。”国务院要在去年分批取消和下放416项行政审批事项基础上，今年再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200项以上。
自我革命，这是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最显着的特点，这场自我革命就是要革那些不适合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要求的管理理念、管理体制、管理机制和管理方法的命，其中也包括要革那种政府对社会事务包揽过多，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的东西的治理体制的命。李克强担任总理之后，新一届中央政府按照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确定的改革要求，以背水一战、壮士断腕的劲头，率先在政府自我革命上动了真格。中央政府和部门的许多审批权已经和正在下放给地方、下放给市场、下放给社会。在持续简政放权过程中，正在培育起一种能参与社会共治的社会力量。
所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虽然只是短短两句话，但是它的涵盖面很广，理论和实践的思想张力极强，成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最耀眼、最核心的思想和理论亮点。我估计，新一届党中央理论创新的方向，也很有可能就是这个治理现代化。
问：如此看来，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其实还有两个最大的难点：一个是人才的问题，一个是人性的问题。本届政府在未来10年怎么才能解决这两个问题呢？
答：1964年，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全国四届人大上做了一个政府工作报告。他说，我们要推进工业、农业、科技、国防四个现代化。这“四个现代化”已经提出半个多世纪了，这其实是器物也就是国家硬实力的现代化。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则是人的现代化，也就是第五个现代化，或者是治理国家的“道”的现代化。
由器物文明，走向制度文明，最后走向人的自身全面而自由发展的“道”的文明，这就在发展层次上又提升了一大步。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曾经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如何把器物层次的物质文明向着更高层次的制度文明、人的文明即“道”的文明结合起来，如何使人的现代化更好推动其他“四个现代化”，这是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所要面对的问题。
至于说10年时间能不能完成这样一个人才和人性的现代化任务，这使我想起鲁迅先生热切呼唤的改造国民性，至今已经快一个多世纪了，这个任务还没有完成。人的改造和环境的改造，哪个更重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专门讲过这个问题：在某种情况下，环境会改变人，在另一种情况下，人会改变环境，而且人本身也会被环境所改造。我们党用全面深化改革这7年多时间来集中抓一下人的现代化，尤其是抓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对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切实解决在不少干部中存在的“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顶用”的执政本领恐慌和能力危机，这一定会收到实际效果的。能不能在短时间里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不见得。但是把明显影响我们国家进步的、妨碍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贯彻的问题加以解决，我想这是可能的。
当然，要改造中国社会是需要有韧劲的。执政党看到了我们各方面体制机制上存在的弊端，也看到了干部队伍中在领导方法、治理能力上的种种不足，下决心全面深化改革，既要改革体制机制的弊端，也要革除利益固化的弊端，还要革除一些干部在国家治理方面的一些明显脱离现代化要求的弊端。
在这方面，我曾经服务过的老首长、曾庆红副主席在他分管我们党的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时，曾下了很大功夫来抓全国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这是一个致力于提高我们党最基层的广大农村干部领导能力现代化的巨大系统工程。在他的积极努力和不懈推动下，这个现代远程教育系统已经建成了。现在，全国农村广大党员干部都可以通过这个现代远程教育网络，同步接受中央党校和北京的、全国的著名专家学者以及高级领导干部的课件教育。这个工程很了不起。我举这个事例是要说明，我们党作为一个领导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执政党，对自身能力现代化包括干部教育培训手段和载体的现代化是多么重视，今后还会更加重视。
问：您如何看待现在的反腐？
答：现在我们党在雷霆整风、重拳反腐中揭露出来的问题许多属于吏治腐败问题，即干部选拔任用上的问题。而这又同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联系在一起。历朝历代，吏治的腐败都是危害最大的腐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下决心解决好吏治腐败。
最近，中共中央把修订后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印发给各级党组织，这个条例吸收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新经验新成果，根据新形势新任务，对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进行了改进完善，是做好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基本遵循，也是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选人用人不正之风的有力武器。认真贯彻落实好这个条例，必将有力保证建设一支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政廉洁的高素质党政领导干部队伍，真正把那些想干事、会干事、干成事、好共事、不出事这样的“五事干部”，大量选拔到我们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岗位上来。
想干事，就是有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会干事、干成事，就是有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好共事，就是能团结同志共同做好工作；不出事，就是能严于律己，做到拒腐蚀、永不沾。
我们党一方面以“零容忍”态度持之以恒重拳反腐，另一方面如果能高度重视并切实从制度上、源头上解决好吏治腐败问题，注重把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的“五事”干部，大量选拔到我们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岗位上来，让他们有用武之地，让他们有施展才华的舞台，那么我们的党就更加大有希望，打赢全面深化改革攻坚战就更加大有希望，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就更加大有希望。
来源: 南华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