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与他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朋友相似，近几年来，韦森教授一直在重复着几乎同样的观点。他关于预算民主的呼吁见诸于FT中文网、财经网、凤凰网等门户网站，他的关于货币内生和中国宏观经济的判断也经常发表在《华尔街日报》、《文汇报》、《东方早报》等网络和平面媒体上。当他向我展示讲课用的PPT课件时，106页内容充满了数字和图表，语气也更加坚定。他坚信世界的改变依赖于大多数人主观认识的改变，绝不要因为利益格局的稳定而妨碍甚至放弃传播正见的自由。为了能够实现这种价值，经济学家自己必须努力认清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原理。他相信，知识分子要发挥好社会启蒙功能，第一要务就是点亮自己。这个观点产生于一位学者对米瑟斯的评论——“如果你点燃了真理的烛光，追求真理的人们就能够发现。”
探索良序市场经济的运行之道
记者：您一直致力于探索良序市场经济的运行之道，这对中国社会转型发展的意义体现在哪里？
韦森：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看一下建国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数据。我国曾实行计划经济近30年，尽管过去统计数据说这段期间经济增长速度还不错，但是把1952年到2011年我国每年的经济总量描在一张图上，就会发现，从1952年到1978年，我国的经济总量几乎没有多少增长，只是1978年市场化改革后，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我国经济才有了快速飞速。但凡尊重事实的经济学家，都必须肯定市场经济对中国社会转型发展的进步意义。中国前30年计划经济时代的停滞和后30多年市场经济快速增长的轨迹充分证明，只有市场经济才是人类迄今所能发现的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只有市场经济，才有快速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但是，观察人类诸社会经济增长的路径，尤其是近代以来各国经济发展的路径，我们也同样可以得出另外一条结论：市场经济是一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必要条件，并不一定是增长的充分条件。换句话说，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一个国家的快速增长，但有了市场经济，却不一定就有经济的快速增长。同理，在过去中国市场化过程中所出现的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也不一定就能确保我国未来的经济可持续增长。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这些年来一直坚持认为，要不断探讨一个良序市场经济运行的制度条件、道德基础和文化环境。当然，这都是些“宏观的”大问题。在我国现实体制下的经济运行尤其是制度变迁的巨大张力面前，我们往往做不了什么，但是对这些“宏观大问题”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记者：保证市场经济运行的诸多条件又是怎样发生作用的呢？
韦森：多年来，一些新制度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的研究已经发现，现代宪政民主政治下良序的法律制度，尤其是确保市场交易产权的法律制度，是现代市场经济长期增长的制度基础和必要条件。另外，一些社会学家（如马科斯·韦伯、桑巴特、彼得·伯格——即Peter Berger）、经济学家（如熊彼特）和管理学家则认为，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中，文化和商业精神在其中起到很大的作用。譬如，马克斯·韦伯就曾深刻地指出：“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首先并不是用在资本主义活动的资本数额的来源问题，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韦伯还具体举例说，不管在世界的什么地方，只要资本主义精神出现并表现出来，它就会创造出自己所需要的资本和货币，来用作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换句话说，不是有了充足的货币和资本，才会生发出资本主义活动，而是一旦创造财富的资本主义企业家精神具备了，他们会创造货币和资本。前些年，我自己的研究也发现这一点，并发表了一些相关文章。在文化精神、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企业家的商业精神是连接文化与市场秩序乃至经济增长的最为直接的作用“链条”。给定一国的资源禀赋、社会条件以及政府许可的自由空间，市场本身就会孕育出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机制，其中企业家的创新和不断扩大自己商业王国的冲动，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直接的动力。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我在2006年所写的一篇哈佛书简之四“破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之谜”一文中，就曾指出，经济体制转型、资源禀赋、后发优势、市场容量大和20世纪80年代后全球化加速的国际环境适宜，是中国发展的有利条件，但这些并不能完全解释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增长的最终原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引入市场经济后一大批中国企业家的崛起，乃至与中国人的勤勉、精明和坚忍不拔的商业精神也有很大关系。
多年来，我一直相信，在全球化加速进行的世界格局中，中国人在发育和扩展市场方面的商业文化精神，绝不比任何其他族群，包括欧美各国、日本和韩国的文化精神逊色。正是千百万有着精明的商业头脑和勤勉创业精神的中国企业家，充分利用了中国社会转轨及与国际商业惯例（WTO规则）接轨过程中的“制度缝隙”、“体制空档”和历史机遇，以一种看似灵活甚至开始有些“不甚规范”的经营策略，“谋划”了企业的成长，进而推动了中国过去30多年“奇迹性”的经济增长。尤其是在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的一些民营企业迅速崛起、外资的大量进入乃至国有企业经营的改善，都促使中国企业快速融入了全球分工体系，并开始按照WTO的贸易规则来迅速发展自己的企业，增加产量，扩大出口。这是过去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主要原因。
商业精神，今夕何夕
记者：这种发挥了链条作用的商业精神又是在怎样的文化环境中孕育出来的呢？
韦森：改革开放以来江南和东部沿海地区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可能与明清（甚至更早可追溯到宋代）以来江南民间工商业自发繁荣的历史传统有关，与这些地区传承并遗留下来的商业文化精神也密不可分，这种精神也很可能与海外华人尤其是南洋华人所特有的工商业精神同宗同源。香港大学的戈登？雷丁教授曾写过《华人资本主义精神》的著作，专门研究东亚的儒家文化所孕育的华人资本主义精神。
从历史上看，盛行于江浙一带的吴越文化和人文传统素来有重商轻农的突出特征，这使得江浙人机智敏捷精于商道，富有开拓和冒险精神。另一方面，珠三角一带的岭南文化“崇利”和“重商”也很明显，一直是商业贸易比较发达的地区。这种文化里蕴含的开放性与开拓精神、反传统、善于变通、敢为天下先的特质形成了追求感观享乐、直观务实并敢于冒险的精神品格。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这种商业精神被压抑甚至快被泯灭掉了。但是，可以认为，正是有上述文化精神传统的遗产，改革发生之际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秩序，率先由这些地区萌生，并迅速向其他地区辐射和扩展，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无数精明能干的企业家和经理人。一大批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崛起，中国的外贸出口和国内贸易不断增加，中国制造的商品才会不断涌向全世界。
记者：既然中国人的商业精神有深厚的文化渊源，为何今日的市场经济却面临着诸如食品安全等诚信环境急剧恶化的尴尬局面？
韦森：在这个问题上，目前在社会上有很多且很大的误识，认为我们的商业诚信缺失是市场化改革的结果。当然，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确实在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但这却不是当前商业诚信缺失的主要原因。今天，只要打开电视、报纸、杂志，或上上网，人们经常会看到一些曝光出来的商业欺诈、伦理缺失甚至道德沦丧的事件。从三聚氰胺奶粉、瘦肉精猪肉、敌敌畏浸泡的火腿、地沟油、膨大增甜剂的西瓜、苏丹红咸鸭蛋、黑心棉童装外衣，以至到不久前曝光的“毒胶囊”事件，……等等，怵目惊心，不省枚举。当人们看到或听到一件又一件这样的恶性事件，往往会悲叹在当今中国社会中商业伦理的缺失，乃至惊叹一些商家连做人的道德底线也几乎丧失殆尽了。人们愤怒和悲叹之余，往往会认为这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必然结果。这种实际上是一个莫大的误识。
当今中国的商业伦理缺失，商业欺诈甚至一些道德沦丧的恶性事件不断被曝光，是有体制和制度原因的。去年，我曾在《华尔街日报》中文网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文中谈到，上述种种触目惊心的现象，可能不是中国经济市场化的结果，而是由于其他原因，尤其的体制方面的根源。在一个引入了市场机制但又缺乏限制政府权力的社会中，政府官员腐败寻租案件大面积地发生，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的急遽拉大，是自然和必然的。在政府官员腐败大案要案不断被曝光的社会中，如果人们连政府官员都不敢相信了，又如何能建立起商业诚信系统？又怎么能期望普通百姓和企业界人士有道德自觉和道德自律？
哈耶克在《通向奴役之路》这部世界名著中曾指出，“在一个人身自由与个人责任被破坏殆尽的制度中，无论[人们的]良善愿望，还是组织的效率，都不足以维系[社会的]行为准则（preserve decency）”。这恰恰说明了这一道理。在1961年12月6日在纽约召开的第66届美国产业大会上所做的“自由企业的道德因素”的讲演中，哈耶克曾对自由与道德问题做了很多独到的解释，提出“道德和道德价值，只有在自由的环境里才会成长”这一判断。哈耶克的具体解释是：“人民和各社会阶层，只有在长期享有自由的情况下，才会有高尚的道德标准——这与他们所拥有的自由度成正比”。反过来，哈耶克也相信，道德在一个“伟大社会”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只有在自由的行动受着强有力的道德信念引导时，自由社会才会良好的运作”。如果照哈耶克这一观点把自由（liberty）认作是在法治保障下的个人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一种私人领域和一种人的生存状态，那么哈耶克这一论辩的逻辑实际上是说，只有在法治社会之中，人们的道德情感才会得以展示和再造（re-created），社会的道德水准和商业诚信才会不断提高。
根据哈耶克关于道德与法治的关系的上述认识，我曾在2011年下半年苏州举办的一次“当代中国的伦理规范与价值观念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中提出两个观点：（1）只有建立了良序运作的法治民主政治制度，才有可能重建中国的商业诚信体系，才期望能重塑未来中国的商业伦理；（2）只有在现代法治化的良序市场经济体系中，儒家和传统中国文化中的商业美德才能完成其“创造性的转化”。根据上述两点，我这些年一直坚持认为，只有深化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实现了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共十七大报告所提出建设现代民主政治与法治国家的长远发展目标，从根本上解决政府官员腐败的制度根源，才有可能建立良序的市场经济社会，才能重建我们的商业伦理和商业诚信制度。
已到争取变革的节点
记者：面临这种大的社会格局，要建立良序的市场经济，我们目前需要做哪些改进？
韦森：这就需要从良序市场经济运行的制度条件和道德基础来考虑问题了。西方有句民谚：有好篱笆，才有好邻居。意思是说，法律规则明确了，才有和谐社会。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家行为要受到外在制度规范的制约，越是清晰明确的法律制度规范和政府行为的行政边界，越有利于建立公平公正、诚实守信的竞争环境。制度经济学认为，明晰界定的产权为市场经济成长和扩展提供充分的激励；完善且公正的法律框架，为市场运行提供规范性保障；代议制的宪政民主体制，为市场经济的运行和宏观调控提供了合意的政治架构。这些论证既缘于经济学和政治学的逻辑推演，也是从人类近现代历史上发达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的路径的历史观察中而得出的结论。
尽管这些条件尚未具备的情况下，过去二、三十年中国经济也取得了高速增长，但我们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比如腐败盛行、商业诚信缺失、政府权力不断膨胀，社会的紧张程度不断加强，万人以上的群体事件是有发生，等等。由此我们相信，只有保护产权的法律制度完善了、企业和政府的边界明确划分清楚了，政府职责受到明确约束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才会良好，才会重塑我们商业伦理和重建商业诚信，企业的经营和生存环境才会改善，也最终才能建立一个良序的和谐社会。
从另一个角度讲，没有文化之外的制度，更没有无道德维度和伦理基础的制度。只有在特定文化氛围中产生，并建立在一定的道德伦理基础上的制度规则，才具有现实的约束力，才会为经济增长提供充分的激励。在这个意义上，我曾在给汪丁丁教授的《在市场中交谈》一书所写的书评提出“道德是产权之魂”的说法。法律制度必须符合道德，才是正义的法律，人民才会遵守。这就牵扯到法学理论中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了。从学理上来说，康德所说的人心中作为“绝对律令”的道德法则，或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才是产生人类社会正义的法律制度的最终源泉。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曾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高效运行，依赖于特有价值观和规范系统”。这无疑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我觉得现在可以进一步认为，市场经济运行的商业伦理和道德基础，应该是普世的，并在各种文化与社会中是大致相同和相通的。
记者：近几年来，国学热在社会上大范围的兴起，也成为企业家趋之若鹜的学习方向之一，会不会成为未来中国制度变革的思想基础？
韦森：对此我持保留态度，并且不乐观。我赞成杜维明先生的一个说法：在当代华人社会里，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已经变成了一个遥远的回响。传统中国文化中许多美德和商业伦理，先是被建国后从苏联引入的革命意识形态和“斗争哲学”所替代和淡化了，后来又被“文革”所差不多全部毁掉了。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市场经济到来，发财致富的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行为，又似乎成了我们社会的整个价值导向。在这样的一个社会格局中，把以儒家为主干的传统文化精神运用于中国今天的市场博弈，完成儒家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这似乎只是一些知识分子的美好愿望，想做也做不到。到底传统儒家文化中有哪些价值还适应当今中国社会？别说企业家了，就是一些自称为“新儒家”的知识分子，又做了多少梳理和说明？在此格局中，就我有限的观察来看，不要指望传统儒家文化对今天的商业运作有多大影响，那些都是少数成功企业家玩玩的东西。中国的古代为什么出现那么多隐士？因为他们看到世俗的为官之道艰难，朝廷上下都充满了些不公平的事，甚至勾心斗角到残酷倾轧，于是躲入深山成了隐士。现在有的企业家走过来了，快速地发了大财，什么都见过了，什么都有了，宝马、奔驰和别墅都有了，就开始玩玩文化。上述说法可能有点刻薄。但是，我自己的感觉是目前商界的“国学热”，与传统中国文化有很大距离，甚至与明清时期流行的商箴也根本不一样了。
另一方面，我一直认为，企业家真正的道德感来自对现实的关怀，面对官员腐败以及社会不公平和实际上缺乏正义的制度的而产生的改变现实的愿望。换句话说，企业家的道德，不是源自个人企业成功扩张后想做些慈善事和承担一些社会责任的愿望，而是来自企业家的天下意识，即为建设我们未来的良序社会而不怕自我牺牲的精神。但是，这些年来，我一直觉到比较悲哀的地方是，中国的企业家群体中，几乎没有产生能够替整个社会争取变革的声音。在晚清和民国时代，有相当一批企业家本着实业救国的愿望来创办企业，以期通过发展实业来挽救民族危亡，民族的商界和企业家群体对社会和制度变革有着很深的介入。如今，企业家群体更在意去运用自己掌握的资源和关系，去谋求个人和家族的最大利益。也许会有少数比较爱思考的企业家代表，会经常上网支持那些呼唤民主和法制的声音，但他们自己不做或者说不直接参与这些事情的。这不像晚晴和民国时期的民族企业家，他们当时实际上是从各种方面会参与到社会变革中的，大多数是有天下意识的。正是观察到这一现象，我也一直相信，也一直期盼，只有怀有天下意识且有国家和民族命运关怀的企业家，才会是真正的企业家，才会成为未来中国良序社会建设的脊梁。
这里我想再补充一点，如果说中国企业家和商业界人士重拾儒家文化经典或者推广儒商精神还有情可原的话，学界一些知识分子乃至在宣传口的一些政府领导人在重谈儒家时，我们就要有所警惕了。譬如，我的好朋友秋风教授最近几年在呼吁和构建儒家宪政思想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甚至可以用一个中文成语“不遗余力”来形容他近几年的努力。对于秋风的“儒家宪政主义”的观点，我们有过交谈，但我没有深入研究和思考过，这里也不愿多做评论。对于蒋庆、秋风这些想建构“儒家宪政”的思想者，我倒是建议他们，若有时间和可能，读读一位韩国学者咸在鹤在哈佛大学法学院所做的《作为宪法主义的儒家》的博士论文。这篇论文至少在杜维明先生那里能找得到。当然，也许我孤陋寡闻，可能他们已经研究过咸在鹤的思想和观点了。咸在鹤的一些观点，在前几年的中文出版物中也能找到一些。譬如，在哈佛燕京学社2005年在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文集《儒家传统与启蒙心态》的文集中，就刊载了咸在鹤的一篇文章：“宪政、儒学公民德行与礼”。根据那篇文章的观点，我前几年曾指出，在不具备宪政民主政制的条件下，任何想通过思想教育、恢复儒家思想道德修养以及周期性政治运动来纠正和惩治政府官员的腐败渎职行为的努力，都会实际上产生一种不可避免的负面效应：那就是不断强化政府的行政控制权力和自由裁量权。咸在鹤在谈到在当今中国想借用儒家德治教育的传统资源时，也恰恰道出了这一吊诡。在探讨在帝制中国中儒家传统里的礼实际上被用作规训政治领导人一种手段时，咸在鹤曾深刻地指出：“没有宪政向度，任何对儒家仪式主义传统的重新挪用都将只是独裁主义政治的一个托辞”。这句话实在值得我们今天深思和玩味。我想蒋庆、秋风和盛洪教授也会大致同意咸在鹤的这一见解吧！当然，也许杜钢建、蒋庆和秋风这些主张儒家宪政的思想家能从咸在鹤的博士论文中解读出符合他们思路的一些见解，这也没问题。在宪政民主政制越来越成为未来中国社会改革大方向的“共识正在形成”的情况下，有学者和思想家欲从传统儒家中解读出宪政民主思想，想为未来中国的宪政民主政治建设寻求中国传统文化资源，至少应该允许和鼓励的呀！在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中，在正在走向价值多元化的当今中国社会中，更应该允许和鼓励学术探索自由和思想自由，因而也更应该更加宽容、平和、理性地对待各种学派思想家的观点和理论探索。当今处在大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更需要一个宽松的“百家争鸣”思想和舆论环境呀！
中国要形成并建构一个宪政民主制度，这正在成为学界和社会各界共识。中国未来到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宪政民主制度？走向一个具有宪政政治的法治国家的路径到底如何走？这是中国学界、社会各界乃至企业界所应该共同思考的问题。但是，不管未来中国的宪制化路径如何走，但必须一方面要参照西方社会的宪政理论和实践，另一方面也要从传统的文化资源中寻找“内生的”或言——潜含着的——有利于未来中国“宪政民主建设”一些思想，——这也将是毫无疑问的。正如国内一位学者陈名在前些年所言，在未来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中，“排除儒家的制度安排是不能成功的；完全不参与制度安排的儒家同样也是没有生命的。否定了这两个方面，中国的制度安排必须有儒家的参与；而儒家的繁荣再生必须与制度安排结合”。有儒家精神参与的宪制化进程，不但是可能的，而且也已经有现实例证，并且已变成了一种实存。新加坡、韩国和中国的台湾，都是在儒家传统精神资源遗产开出了各自的民主宪政之路，并初步完成其社会生活形式的宪制化的进程。当然，无论是新加坡、韩国，还是台湾，其宪制化的民主政治体制的运作都不是没有问题的。
记者：能够有人开始关注现实就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也许客观环境的变化会推动社会的最终进步？
韦森：是这样的。过去所受教育和各种宣传濡化所形成的知识结构，以及信息的不对称，确实会影响很多人对现实的判断。制度变迁依赖于社会大多数人价值观、文化信念和思维方式的改变，尤其是市场参与者保护自己所秉有的权利意识的觉醒，因此，近些年来，我一直强调“新启蒙”的意义。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大环境的变化或许会逐渐转变中国企业家的群体意识，甚至会促使企业家行为模式的转变。
在人类历史上，尤其是在现代社会中，企业的成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制度环境、经济发展的大势乃至在一定制度安排下政府的政策及其导向。长期以来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低度发展市场空间优势、人口红利这些有力因素，正随着中国步入中等发展水平国家和人口老龄化而逐渐消去，全球经济复苏步履维艰，又使过去多年我们靠外贸出口快速增长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国有部门垄断寻租及其扩张，会挤占民营部门的投资和利润创造空间并扭曲市场竞争机制和扼杀创新；多年来政府财政税收的快速增加——差不多每年都以GDP增速的两倍甚至更高的速率增长——，一直在加重企业税负，并导致政府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快速攀升，而居民家庭收入的份额却不断萎缩，上述这这些因素，都导致转变现有的中国经济增长方式非常困难，内需难以启动，从而中国经济未来的可持续增长有许多隐忧。
即将来临的中国经济的大转型，也许会促使中国企业家权利意识、改革意识和天下意识的觉醒，也许会促使一批像深圳的吴君亮那样去争取和推动减税富民的政策实施乃至预算民主和税权法定的制度变革。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在明清时期的商箴中，乃至在更早的中国历代王朝的商人的实际运作中，都在奉行“敬官、畏官”、“民不与官斗”经营和处世之道，结果明清时代的商人多像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所说的那样，他们“传统的做法不是造出较好的捕鼠笼来捕捉更多的老鼠，而是向官府谋取捕鼠专利”。但是，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加速、网络时代的来临和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可能会有更多的企业家不是选择采用移民国外这条途径来保存自己和家族的财富了，而是积极选择参与并推动未来中国的改革，在建立现代民主法治国家和良序市场经济社会方面进行奋争，并在这种法治民主政制建设的过程中来发展自己的企业和商业王国而为自己家族和社会创造财富。
由此我由衷地期盼，中国的企业家群体，在未来不仅要急需保持精明、勤勉、创新和不断做大做强自己企业的商业精神，而且有推动未来中国改革、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天下意识。
（本文为五月份韦森教授接受中欧商学院《中欧商业评论》记者的采访稿，摘要稿已经发表于该杂志6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