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中国式民主”在中国并不是一个明确的概念。由于种种原因，它往往还与某些不民主的现象和观念相联系，这就使“中国式民主”在一定条件下不但不能促进民主，反而会成为遏制民主法治的东西。因此，在理论和实践中，必须科学对待“中国式民主”，以民主引领“中国式民主”，并把“中国式民主”纳入民主法治的轨道。
作者：蒋德海，华东政法大学政党理论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中国，“中国式民主”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一个颇有争议的概念。即使在国内大体一边倒的“中国式民主”研究中，质疑声仍然不小。有学者指出，“要真正推进中国式民主，有必要重新厘定民主的本意”[1]。也有学者反对将中国式民主作为一种固定的模式。①有趣的是，有关中国式民主的争论甚至延伸到了国外。2008年，世界上最著名、拥有最多歌迷的“枪炮与玫瑰”硬摇滚乐队，出版了名为“中国式民主”的新专辑，使“中国式民主”在国际上成了被调侃和攻击的对象。在这个背景下读高民政教授的《中国式民主也是个好东西》（以下简称为“高文”，载《探索与争鸣》2013年第11期），颇多感慨。高文的许多观点笔者难以苟同，比如，高文认为中国式民主是一个好概念，而好概念之所以不被认同是因为“观点不够鲜明，声音不够响亮”。高文无疑提出了一些尖锐的问题：如“中国式民主”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民主？应当如何科学对待中国正在进行的民主法治建设？“中国式民主”和我国民主建设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等等。这都是中国民主法治建设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笔者拟就此与高文作一些商榷，以期有助于形成共识。
“中国式民主”不是一个好概念
大家知道，俞可平先生专门论述过“民主是个好东西”，很受人们的欢迎。但“民主是个好东西”并不等于“中国式民主也是个好东西”，因为民主是抽象，中国式民主是具体，民主好，不等于中国式民主好。反过来，中国式民主不好，也不能说民主不好。比如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曹锟把议会制度用来装饰门面，后来毛泽东说，“议会制，袁世凯、曹锟搞过，已经臭了”[2]。但袁世凯、曹锟的议会制度臭，并不等于议会制度臭，其道理是一样的。因此，“中国式民主”是不是一个好概念，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它是不是真实反映了中国民主的现实；二是究竟什么样的民主才是中国的民主。
从这两个方面看，“中国式民主”显然都不容乐观。从中国人民的民主实践来看，“中国式民主”是一个值得存疑的东西。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60多年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特别是3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实力迅速增长，国家的经济和社会面貌有了巨变。但另一方面，虽然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建立，但司法不公、权力不受制约和社会道德滑坡的情况还十分严重，官本位、特权及腐败仍不时冲击着我们的社会，引发公众的不满，而造成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改革开放中民主建设的滞后。不容否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主也在进步，比如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明确提出依法治国，执政党强调党也要在法律的框架内活动，人民群众民主法治意识的普遍增强等。但认真思考一下，我国民主建设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我国虽然废除了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但官本位的思想和传统仍十分强烈；依法治国虽然写进了宪法，但宪法能否被贯彻或如何被贯彻仍然没有解决；执政党虽然强调自身要在法律的框架内活动，但还缺乏相应的制度规范等。显然，从这些角度看，并不存在所谓的“中国式民主”。反之，如果把上述不足都称为“中国式民主”，那恰恰是为落后粉饰。
另一方面，从民主发展的历程看，应当更多地强调“同”，即民主的要素、理念、手段和机制之同，因为正是这些因素，使全球人民在民主中逐步走到了一起，才有所谓“民主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历史趋势。近代以来民主的发展进程，是通过民主的“同”即共同的民主要素、机制和理念的普及和凝聚而实现的，而不是由民主的“异”促进的。18世纪的英国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之所以都被称为资产阶级革命，就是因为他们都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帜，尽管它们的民主实践千差万别。正如俞可平所说：“民主政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成果和普遍价值，有着共同的要素。但是，由于实现民主需要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条件，而这些条件在不同的国家或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可能极不相同，因而，世界各国的民主都或多或少会带有自己的特征。”[3]
如英国的民主，被称为熔权制民主，英国政府就在议会内，行政部门的负责人大都是议员，但这并不妨碍英国社会的权力制约和监督。与之相区别，法国的民主形式中总统权力特别大，而美国的民主特点则是三权制衡有力。但所有这些差别最终都服务于民主，并有力地促进了人民的民主权利的实现。而这些国家之所以是民主国家，是因为它们具备了民主的共同要素。它们的异或者特点只有不妨碍或者有利于民主，才有存在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所谓民主的特色或国情必须以民主为核心。民主是本，特色是辅，没有了民主内涵，民主的异或特色就没有意义。②正因为这个原因，当代世界100多个民主国家，除非出于调侃，很少有称自己为“某国式民主”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同的民主形式没有好坏。相反，民主形式越是完善，越不需要标榜自己的特色，因为所有的特色最终都是民主内涵的体现。形式好而民主内涵不好，这样的民主根本不存在。历史和现实中，凡标榜自己形式特殊的民主往往是不发达的民主。因为民主不发达和不完善就会面临发展民主的压力，而改革中唯恐失去利益的一方就用各种理由来拖延和推迟民主的进程，所谓“特色”就很可能成为阻碍民主的借口。
此外，从概念本身看，“中国式民主”也不是一个好的概念。比如，这里的中国有着非常广泛的时空范围，是指什么时候的中国？是辛亥革命以来，还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抑或是改革开放以来？是不是包括近代以来所有中国人的民主实践？还是只包括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中国人及其民主？从地域看，中国式民主包括多大的范围或是什么范围内的中国？台、港、澳地区的中国人及其民主实践包括不包括在内？接下来更深入的问题是，中国式民主是指什么样的民主？以什么为衡量标准？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澳门的民主内容和形式都不一样，如何衡量？此外，即使中国社会中，对同一个问题也有不同的民主理解。
如对于“文化大革命”，有的人认为是大民主，有的人认为是“利用群众斗群众”。又如，时下公民在网上发贴子批评政府，有人认为是民主监督，有人则认为是民粹主义，也有人认为是诽谤政府，如此等等，中国式民主究竟是指什么？特别是，中国是一个缺少民主传统的国家，也是一个非常需要发展民主的国家，将中国的民主现状套上中国式民主以后，就有可能把不民主的东西也当作“民主”，并用不民主来排斥民主的进步，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遏制民主建设。君不见，中国至今有人认为中国老百姓的民主素质不够，一些传统的管控群众的工具和方式延续至今，如行政领域大量的审批行为、政府无处不在的管理，及中国社会生活中大量的上访、静坐、抗议、“散步”、群体性事件、网络“公审”和“拍砖”等现象，都与中国社会的民主发展不充分有关。如果把这些都贴上中国式民主的标签，中国的民主发展必然会受影响。
不仅如此，由于“中国式民主”不是一个准确的概念，它在理论和实践中还容易误导我国民主法治建设。本来，中国的民主建设有没有成绩，人们有目共睹。但如果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套上“中国式民主”的概念，就具有了某种“政治正确”的味道，即使不符合民主的概念，也往往被认为是正确的或正当的。这就容易助长不民主，导致不民主，或坏“民主”搞乱了真民主，甚至压过好民主。社会生活中，不正视我国民主建设的基本问题，而只是片面强调中国式民主的抽象概念，正是这种误导的后遗症。
比如，中国式民主为什么好？就是概念好，而理论制度、方向和目标、价值和工具、道路和前途等最后都变成了概念。但中国式民主的概念、理论和方向、目标、价值等为什么好，好在哪里，并不是一个概念的问题，而需要科学的论证。比如法学上的自然人概念，就是法律上对行为主体的一种人格抽象，它不受国籍的限制，强调了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同样，某个苹果好吃，不是苹果的概念好吃，而是这个苹果具有香、脆、甜的味道。概念是一种认识，认识来源于实践并依赖于实践。如果没有好的实践，好的概念从哪里来？好的概念是事物本质的反映，先有事物本质然后才可能有好的概念，概念和事物本质的顺序不能颠倒。当然，理论、信念等作为一种理念，可以用它来引导实践，但理论、信念不等于实践，而且还要回到实践去接受实践的检验。脱离实际凭空抽象地论证概念好，是没有意义的。从中国式民主来看，它的好或坏应当通过中国式民主的“香、脆、甜”体现出来，并能得到人们的共同认可，没有内涵支持的概念是没有意义的。
“中国式民主”是不是一个好概念，是由实践决定的，而不是由人们如何宣传决定的。高文认为中国式民主未被认同的原因是“观点不够鲜明，声音不够响亮”。这就把中国的民主建设完全当作一种主观的价值判断，这是不成立的。中国式民主是不是好东西仅靠论说和宣传是不够的。民主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怎么样，不取决于人们怎么说、怎么宣传，而取决于人民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享受到了民主，取决于人民在多大程度上行使了民主的权利。如果没有民主发展的基本和充分的事实，即使将民主的发展说成一朵花，不但不能改变中国式民主的现状，反而会造成人们的反感，产生负作用。此外，论说和宣传还有一个由谁来论说和宣传的问题。中国式民主的论说观点再鲜明，声音再响亮，如果观点和声音不是发自人民的内心，这个观点和声音就没有民主的价值，也不会改变中国式民主不被认同的现状。
“中国式民主”概念包含某些不健康的心态
在民主已经成为世界潮流的时代，不是强调民主，而是强调民主的中国式，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我们的民主建设还存在一些不健康的心态。概括起来，一是对所谓“全盘照搬”担忧的心态。我国民主建设常常遇到“反对全盘照搬”的指责。其实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民在选择民主的时候会“全盘照搬”。我们的东邻日本，即使当年高喊“脱亚”，甚至也愿意“脱亚入欧”，最后也没有“全盘照搬”。相反，1871年，日本派出以财政大臣大久保利通、工商大臣伊藤博文为首的100余人访问团，对欧美进行了长达22个月的超长期考察，对欧美政府制度、司法机构、教育体系进行详尽的调查研究。也就是说，愿意脱亚入欧的日本，是进行了有选择的“脱亚入欧”。
其实，民主的基本原则和要素具有普适性。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只要选择了民主道路，就必须坚持民主的基本要素。而建设民主法治在适用民主的基本原则和要素上不但要“照搬”先进，而且不能走样，否则就不能叫民主。同时，不管这些要素怎么样，只要在中国的大地上发展起来，就是中国的民主。所谓中国式民主就是在中国大地上由中国人民实施的民主。事实上，中国从来就没有过“全盘照搬”西方民主而不适应的事。当年袁世凯、曹锟之所以把议会制度搞臭，是因为袁世凯、曹锟之流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搞民主，当时的议会不过是一种装饰。
另一方面，真正想要搞民主，就不能不“照搬”民主的原则和要素，也不会因为坚持了“照搬”的原则和要素就受到批评。典型如胡适，上世纪初在美国留学期间，听到威尔逊说“我们必须创立人民自由管理自己事务的条件”后，就在日记中写下“实今日言自由政治者之大枢纽，不可不察”的评语。若论推崇西方民主，当时没有人能与胡适相比。五四运动中，由胡适起草，有蔡元培、王宠惠等16人签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的宣言，明确提出以奋斗的精神，实现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有计划的政治。[4]1920年8月，他还同李大钊、高一涵、蒋梦麟等联合发表《争自由的宣言》，号召全国人民一齐起来，力争废除军阀政府的警察条例，废除出版法和报纸条例，废除管理印刷业条例和惩戒条例等反动法律，抨击这些法律严重破坏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迁移以及人身等项自由。要求政府必须保障人民“有几种基本的最小限度的自由权”[5]。这些内容都来源于西方民主，当时不但没有人说胡适是“全盘照搬”，他还由此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帜之一。毛泽东曾在同斯诺的谈话中讲道，当他还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就“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6]。
事实上，从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社会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并不是所谓“全盘照搬”的问题，而是对民主的要素和原则普遍缺乏深刻的认识，是人民的民主权利得不到保障。从袁世凯、黎元洪到国民党反动派，虽然他们的旗帜上写着“民主”，但他们不但自己不讲民主，而且不允许人民讲民主，最终被人民所推翻。袁伟时教授很深刻地概括过国民党反动统治坍塌的政治原因：“抛弃民主，以国情特殊、国民素质低下为借口建立了一个专制统治的全能政权。”[7]
新中国建立后，国家领导人在政治上采取了一边倒，但苏东剧变后的大量解密文件证明，苏联式民主不但不民主，而且铸造了人类历史上遏制和反对民主的极端形式。大量材料证明：“上世纪三十年代斯大林蛮横地动用政治权力发动集体化运动，导致至少1000万农民和300万儿童直接死于饥荒；仅1934年，1700万匹以上的马、7000万头牛、2600万头猪以及14600万只羊中的三分之二都死亡了。这还不算，列宁最后一次出席的党代会，27名中央委员中的20名被枪杀了；列宁去世后的第一次党代会的7名政治局委员，除斯大林本人外，其余全部被杀；以列宁为主席的第一届苏维埃政府15名人民委员中，除列宁、斯维尔德洛夫等5人因病过世外，其余9名全部被枪杀……”[8]从根本上说，苏联崩溃的原因正是民主出了问题。我们改革开放到今天，苏联模式中的某些反民主的因素，正是我们今天需要认真反思和清理的东西，因为正是这些东西，今天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制造着腐败，遏制着我国社会的民主进程，破坏我们社会的和谐！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民主法治建设获得很大发展，但35年来的民主法治建设，在法治和民主建设之间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两极分化”：一方面，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人民的民主意识普遍增强；另一方面，我国民主还停留在基层，民主的内容包括民主的要素、原则等还有不少争议，民主的形式缺乏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和人民的民主权利在许多方面还需要落实。中国民主法治建设最大的障碍，不是“全盘照搬”，而是民主的要素和原则特别是基本理念和制度的欠缺，是人民正当的民主权利如何保障和维护的问题，是如何让人民更好地参与社会公共生活，行使民主权利的问题。
比如，我们至今把官员称为“父母官”，这不是一种习惯的心态问题，而是人民当家作主和官员作为人民的公仆这样一种民主法治的结构还有待于进一步确立。在一个民主和法治的国家，政府官员应当敬畏人民，而不是人民敬畏政府官员。故这一称呼所反映的问题实质就是人民作为国家的主人和官员作为公仆的制度和社会氛围的缺乏，是民主事实的不足。中国社会过去不存在，今天同样不存在“全盘照搬”的问题。没有谁会在推进中国民主法治建设的时候，把西方社会的糟粕，例如吸毒和同性恋也引进来。反之，走向民主法治的中国，最缺乏的就是基本的民主事实，如民主权利的保障、权力的制约等一系列体现民主要素的制度、机制。动辄搬出“全盘照搬”来指责人民发展民主的呼声和愿望，用所谓“中国式民主”（这里指某些官员利用学者的探讨提法）来维护我们社会中的某些不民主，不但不合逻辑，而且其负面作用极大。
我国民主建设中的另一个心态问题，就是我们在走向政治文明的过程中，应当如何科学、合理地对待中国遭受侵略的过去。由于历史原因，现代中国人对西方的理解大多是从“列强瓜分中国”、“鸦片战争的耻辱”、“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等一系列教育中开始的，所以不少中国人有一种“仇西”心态，并把中国人民追求民主自由和幸福的权利与西方的不纯动机联系起来。其实，正如19世纪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欧洲民主化高潮之时所指出的那样：“民主化是一种世界潮流和趋势，民主的开发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部分人个别意志和个别行动的结果，而是一场源远流长的社会运动的产物”。[9]美国法学家萨托利也强调：“只要人民富足起来，民主是他们可能要求的东西之一。”[10]近代以来，民主之所以成为“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浩荡之世界潮流，就在于它是各国人民的自我选择，而各国人民之所以选择民主是因为它能够给人民带来权利保障和社会幸福。一个人民的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政治发展道路，本来是人民的自我选择。没有人民的选择，西方国家就是想把不利于人民权利保障和社会幸福的制度强加给中国也不可能。二战前后大量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就是一个答案。
即使是二战以后德国和日本的民主道路，也不能说是西方国家的“险恶用心”所为。二战结束60多年过去了，看看两德的变迁就很能说明问题。柏林墙倒塌20周年之时，秦晖写过一篇《还有多少墙需要拆掉》的文章，里面写道：“1945年东德有人口1664万，1949～1961年间就有350万人逃离东德，也就是1/5的人口跑掉了。”“柏林墙存在的28年记录铁证如山地表明，它从未对任何一个西边的人进行过火力拦截，因为根本没人试图闯入。但是，它却以火力射杀了有名有姓的201名东德公民，而除了想出去，他们并无任何过错。”[11]诚然，在当代世界，技术的转让有市场、政治和各方面的原因，即使是对以色列这样的盟友，美国的高端技术也不会全盘开放，所以不应当把高端技术的转让和民主的发展相混淆。因为发展民主，是一个国家和人民的自我选择，并不存在强行推销的问题。西方国家可以不转让技术，但却无法阻碍一个国家的人民选择民主。反过来，如果民主真有如西方高端技术那样的价值，则我们更应当走向民主，因为民主可以凝聚人心，强大社会，有效遏制公权，形成最广泛最深厚的国家和民族发展之伟力。
必须指出，这种不正确的历史观极容易演化为一种冷战意识。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整体，近代以来人类社会的进步固然包括了多种因素，但生产方式的巨大进步却是无疑的。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有了明确的概括：“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2]但由于冷战意识，许多人对西方政治文明长期持一种矛盾心态，一方面说要借鉴和吸收“西方式民主”创造的“符合人类政治文明共同发展需要的优长之处”；另一方面又说近代以来西方对中国就是“入室抢劫”和“杀人越货”，甚至今天的西方国家仍然没有变得“温柔”和“文明”。但一个从近代以来就具有“符合人类政治文明共同发展需要的优长之处”的政治文明，何以在某些人眼里自始自终充满了血腥和暴力？如果近代以来的西方民主一开始就是一种本质上靠血腥和暴力来“杀人越货”的东西，又何以能符合“人类政治文明共同发展需要”？再如，一会说西方国家的人民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一会又说某些西方政府和政客对中国不友好。这就很奇怪，在现代民主制度下，对中国友好的人民怎么会选出一些对中国不友好的政客？而西方的政客如果对中国不友好，对中国友好的西方国家人民岂能同意？又如，一会说中国式民主还不成熟，要清除自身的疾病，需要中西医结合，不能讳疾忌医；一会又说，中国式民主之病根本上来说还是要用中药和中医的方法来治。但如果中医治不了怎么办呢？
上述“中国式民主”背后的某些不健康心态，在今天的世界是完全不适宜的。不久前习近平访美已经明确提到，“中国梦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与包括美国梦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13]而把中国近代以来所受到的屈辱统统归结于西方国家的野蛮残暴更违背历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的苦难，主要是内源性的，外患是次要的。近代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固然有不人道的一面，但清末统治者的专制、无知、闭关锁国，以及辛亥革命以后军阀的独裁专制，是造成中国人民苦难的根本原因。正如袁伟时教授在论述圆明园悲剧时说到：“归根到底，这是朝野上下封闭和无知造成的恶果。换句话说，灾难来自自己无知和文明的差距。”“苦难不仅来自侵略者，更来自自己的落后和封闭。”[14]此外，更不能忘记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及其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帮助。尤其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给予中国的人员、物资和精神方面的援助比比皆是。如著名的驼峰航线，在长达3年的艰苦飞行中，美军损失飞机1500架以上，牺牲优秀飞行员近3000人，损失率超过80%！这些西方战士，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不惜用生命和热血帮助中国。诚然，在今天的世界上，确实有讲中国坏话甚至唱衰中国的西方政客，但我们不能因为是坏话就与国际社会“一刀两断”，毕竟也有更多讲中国好话的人。同时，对“好话”和“坏话”也要分析，有的人专讲好话，未必对我们有利，这样的好话反而要警惕。反之，人家讲我们的坏话，如果确实是我们存在的不足，那就是盛世危言，我们还要感谢。我们可以从人家的“坏话中”找到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可以发奋超越，后来居上。
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中国，国内仍然有一些人习惯于把西方世界与中国对立起来，把一些正常的批评看作是“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似乎今天中国面对的西方世界仍然是鸦片战争或者八国联军时的强盗，这是极为荒诞的。今天的发达国家，大多数承认多元价值的合理性。发达国家的“政治正确”就是不能只讲一种观点和文化。特别是，有些人一有机会就将自己的子孙送往发达国家，而语言上却往往把中国与发达国家对立起来，这种言行的颠倒真如莫言所批评的：“明明我的儿女公费留学后全都不回来了，我还是理直气壮地批评那些不回来的留学生；明明我的儿女在国外过着好日子，我却义正辞严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性。明明我们知道教材里许多文章是假话空话，连文章的作者自己也不相信，但我们还是逼着孩子们当成真理来学习。明明我们每个人都有那种‘病态’的‘资产阶级’感情，但我们却硬要消灭学生头脑中的这种感情”[15]。这种口言和身行的巨大反差，就是当年荀子所批评的“国妖”现象③，值得人们警惕。
“中国式民主”应纳入民主法治轨道
中国是一个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在中国人民走向民主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遇到一些不民主现象的阻挠，尤其是要防止一些不民主的现象打着“中国式”的旗号来阻遏民主。由于“中国式民主”不是一个明确或清晰的概念，就可能成为某些不民主现象的挡箭牌，所以要防止“中国式民主”可能转化成为遏制民主法治的东西，从而导致研究“中国式民主”的学者的良好愿望被人利用。
比如，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是我们生活中耳熟能详的一句颇具“中国式民主”特色的口号。但无论从马克思主义还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历程看，它所反映的政治逻辑和性质却不是民主的。群众和领导的关系，就是人民和领导的关系。相信群众，就是相信人民。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只有群众支持、拥护领导的事实，却没有领导相信群众一说。所谓群众支持拥护领导，就是人民选举自己的代表，支持和拥护他们代表自己从事社会事务特别是国家事务的管理。在一个民主和法治的国家，领导要有公信力，就必须获得人民的支持。而领导只有获得公信力，才有继续当领导的可能和机会。不仅如此，在民主和法治的社会，人民是不需要领导相信的。因为领导的权力是人民给的，人民是权力的主人，领导是人民的公仆。世界上只有主人相信公仆的理由，岂有公仆相信主人的逻辑？主人不相信公仆，就可以叫公仆走路，再换一个公仆而已。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16]而这种“随时有权撤换公仆”的达摩克利斯剑，正是社会主义民主条件下的公仆战战兢兢为人民服务的制度保障。
由于种种原因，这种以相信群众表现出来的不民主心态和习惯仍有很大的市场，它使人分不清民主和民本，把人民当家作主变成了为民作主，领导成了主人，群众成了附庸，这也是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许多权利难以有效落实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在理论和实践中，必须科学对待“中国式民主”，以民主引领“中国式民主”，“中国式民主”也要纳入民主法治的轨道。
以民主引领“中国式民主”，必须明确中国式民主和民主不是一个概念。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的民主是当代民主实践的一部分。中国式民主是不是好民主，不是取决于它发生在中国，而是取决于它坚持了民主的原则，具有民主的要素，属于民主。不能把存在的当作民主的，中国式民主并不等同于民主，存在的合理性并不能证明中国大地上不民主的东西也是好民主。因为合理的东西还有一个是否符合正义的问题。存在包含着必然，但存在不等于“好东西”。“中国式民主”是一种存在，但“中国式民主”的好坏要由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事实来证明和检验，并由民主来引领。民主具有一系列的要素和原则，是不是民主，关键是看民主的要素和原则是不是形成，是不是在人民的生活中已经开花结果，并成为人民的生活方式，而不是看有没有特色。民主作为一种引领的方式，就是社会的发展方向必须是有利于民主要素和原则的生成，在这一过程中，凡是不符合民主，违背民主要素和原则的东西，无论是什么形式，都应当逐步地被民主的要素和原则所取代。
以民主引领“中国式民主”，要求以民主的原则和精神正确认识民主发展中的各种问题。比如，亨廷顿认为，在制度化水平不高的社会中扩大政治参与会导致政治体系不稳定，这无疑是合理的。当代许多拉美国家、中东北非国家由于“制度化水平不高”的原因，一定意义上都有不稳定的方面。但说这些国家的问题都是民主造成的显然不客观。民主是促进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但民主并不必然促进社会稳定。因为民主要促进社会稳定、经济繁荣，还需要制度化水平的同步发展。但没有民主必然会带来动荡，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一点可以从近年不少国家发生的动荡看到。例如苏联东欧发生的事件，究竟是因为这些国家不民主造成的，还是因为这些国家选择了民主造成的？这些基本事实和重大原则问题，不应该混淆。苏联问题专家大卫·科兹2004年11月23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苏联解体的演讲值得我们深思：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在于“权力掌握在一部分精英阶层手中，而人民并没有真正的主权”。“一个必须可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包括一个民主的政体、尊重个人的公民自由。”[17]对此，普京和梅德韦杰夫也都有过相似的回应：“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搞经济导致我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我们近70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坦率地说，苏联政权……只能被称为极权政权。在这个政权统治下，基本的权利和自由受到压制。”[18]
以民主引领“中国式民主”，关键是民主的实践，要严格实施和捍卫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民政治权利，而不在于是否“好好说”。看一下我们的社会，关于中国式民主的“好好说”还少吗？中国的教科书和主流媒体说了60多年，还能说没有“好好说吗”？但正是在这种“好好说”之下，我们社会的“好好信”不但不见增长，反而出现“好好说”越多，“好好信”越低的趋势。君不见，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国力大增，GDP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似乎社会的怨言和戾气越来越重，人们的道德价值和主流信仰日益淡化，人们不断追逐“娱乐死”和“低俗化”，社会的文明程度和精神状况日益走低。问题就在于，长期以来我们只重视“好好说”，而忽略了“好好做”。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民主应当比资本主义有更大的优越性。“社会主义民主，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19]但这只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应然。理论要变成现实，就必须在“好好做”上下功夫。就应当把中国式民主建设放在“做功”上，而不是放在“说功”上。当然，如果一定要说，也要注重说的质量，要讲理，要以理服人，以诚信人。否则，民主的实践，包括民主的要素和原则都不能有效实施和贯彻，再如何“好好说”都不能改变不民主的事实。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一个，即越说问题越多，越说越使人不信。
还必须指出，民主的事实不是孩子，不能用对待孩子的方法对待民主建设。对孩子多讲好话多鼓励，会有利于孩子的自信和成长。但民主是中国人民的权利，是中国人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状态，它涉及政府和人民的关系，特别是人民权利的保障。由于权力具有独立性、逐利性、扩张性和侵略性等特点，为了保障人民的利益不受侵害，防止权力的滥用，人民必须加大对政府权力的监督，还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政府，保障民主。只有人民能够无所顾虑地就政府的不足提出批评，政府又不能因为人民群众的批评而报复群众，良性的民主机制才会形成。因此，要促进中国的民主，关键不在于如何讲好话，更不能无原则地鼓励和吹捧，而在于形成政府官员敬畏人民的社会环境，在于人民的参与权、监督权、知情权和表达权能够充分实现。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就是为了让人民更好地监督政府，使政府官员敬畏人民。中国新一轮的民主法治建设在新一届党中央的领导下已经启动。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由此而言，发生在中国的大地上，体现和包含丰富的民主原则和要素，由中国人民充分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的民主实践，才是真实的中国民主，而中国的民主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是浩浩荡荡之世界民主潮流的组成部分。
注释：
①有的学者认为，所谓“中国式民主”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民主模式，走出了自己的道路，“中国式民主”只是指这样一种在既有体制框架下，特别是在保持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前提下，旨在化解大众参与压力，进而实现“民主治理”目标的诉求和努力。见燕继荣：《“中国式民主”的理论构建》，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3期。
②国内还有一种现象，就是用国情来为中国某些不民主辩护。如有的学者指出，“中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在特定的国情条件下进行的，任何形式的民主建设都不能离开中国的基本国情。”见刘杰：《中国式民主与西方式民主的比较研究》，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5年第11期。但国情不能成为不搞民主的借口。在国情和民主的关系上，必须坚持民主高于国情，国情为民主服务的原则，因为民主是世界潮流。如果国情不符合民主，那么，要改变的不是民主，而是不适合民主的国情。
③《荀子·大略》：“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
参考文献：
[1]虞崇胜.准确把握中国式民主的三个维度.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
[2]毛泽东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36.
[3]闫健.让民主造福中国——俞可平访谈录.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前言.
[4]胡适文存（第二集）（卷三）.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27-29.
[5]李大钊、胡适、蒋梦麟等.争自由的宣言.晨报，1920.8.1.
[6]转引自胡小妮.道是无情却有情——毛泽东和胡适.春秋，2001（1）.
[7]袁伟时.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启示.炎黄春秋，2005（9）.
[8]倪正茂.俄游杂感.联合时报，2011.11.15.
[9]托克维尔，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8.
[10]乔万尼·萨托利.自由民主可以移植吗？.刘军宁.民主与民主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51.
[11]秦晖.还有多少墙需要拆掉.经济观察报，2009.11.6.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7.
[13]习近平.中国梦与美国梦相通.新华网，2013.6.8.
[14]袁伟时.苦难来自于落后和封闭.人民网，2010.9.29.
[15]莫言.虚伪的教育.共识网，2012.12.7.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3.
[17]大卫·科兹.论苏联解体的原因和教训.马克思主义研究，2005（1）.
[18]陆南泉.不扬弃斯大林模式是导致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探索与争鸣，2010（7）.
[19]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