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在中国朝野各方越来越重视传统文化、国学热持续不减的氛围下，许多学者高调提出中国文化主体性，以及中国学术主体性的命题，然而，何谓文化或学术的主体性？它相对的客体或客体性是什么？与人的主体性又是什么关系？论者不是略而不说，就是语焉不详。然而，如果概念不清，甚至不能成立，这种表态或希望不是要落空吗？其热情越高，不是越要南辕北辙，事与愿违乃至增加混乱吗？
笔者认为，人有主体性，中国人还应当提升这个主体性，并与外国人建立平等的主体间性。但是把主体性这顶帽子戴到文化或学术的头上，能戴得上吗？人的主体性中当然有某种思想文化的支持，也特别包括本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支持，那么，这种思想文化的性质或要素就是它的主体性所在吗？
这里首先要弄清人与文化的关系。
我们知道，鲁迅当年针对已经出现的中国人的生存需要与传统文化的对立，强调过近代以来中国人的当务之急，是保存中国人，还是保存中国文化的问题。其言外之意，是为了保存中国人，可以用西方现代文化取代中国所谓固有的文化。费孝通先生生前也说过鄂伦春民族同样的问题：鄂伦春民族如果仍然在森林中生活，可以保存其文化，但这个民族的生活和生命都难乎为继，如果走出山林，过另一种生活，这个民族原来的文化也很难持续而必定发生根本性变化。
鲁迅先生的主体性是很鲜明很强烈的，其主体性也可以说表明他发扬光大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真精神，如章太炎先生所说的“依自不依他”的精神。但我们也分明知道，鲁迅先生的现代意识和眼光，是他接受西方（包括来自日本的）现代思想文化的结果；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缺少的自由民主人权的理念，把鲁迅的思想从四书五经、子曰诗云中解放出来，激发出鲁迅先生独立的人格意识和理性的批判精神，即主体意识或主体性。如果说鲁迅先生批判中国文化，显示了他的主体性，那么，被他批判的文化还有主体性吗？文化的时代性变得落后了，继承和拥有这文化的人几乎都成了病夫，需要有象鲁迅这样的大声疾呼、严加鞭笞，这文化还有所谓的主体性吗？
当然，任何博大精深的文化，都不仅有时代性，还有可以类相传统的超越时代的永久性乃至普世的意义。除了其精神，还特别表现在它的文学艺术中，如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一方面其内容和形式都会有一定的时代性，另一方面，它往往由于表达或再现了人性与社会根本的永恒的境遇及矛盾，鞭笞丑恶、向往自由，抚慰心灵、给人美感，而能够为不同时代的人们所欣赏，更早的诗经楚辞汉赋，以其源于先民本原性生活的古朴气质、生动情感、蓬勃活力和智慧之爱，而被我们树为经典。但这里所洋溢着的人性、人道、自然的纯朴和生活的气息，都很难概括为所谓文化的主体性。
今天，我们和鲁迅所处的时代己大不相同，激进的文化批判主义特别是政治冲击文化毁灭文化的行径，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建设都带来极大的伤害。我们对自己前人创造的思想文化应当给予足够的尊重，对其中的历史局限也应当给予历史地理解。我们自己的无能或无智，不能都让前人创造的文化负责。——而这也恰恰说明，特定的文化与活生生的人，是可以相对分开的。因而在相对的意义上，就可以提出一个是文化的主体性造就了人，还是人的主体性造就了文化的问题。尽管我们说人和他的文化都是在人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产生出来的，但人毕竟是活生生的生命，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创造者，而以观念和符号的形式存在的文化，本身并不是生命体，它的所谓“生命”活力是形容词而非名词，且一定要通过人的现实的生命活动才能被赋予并表现出来。对于人的生命和生活而言，文化当然有工具性的一面，虽然文化也有人所赋予的本体性。
文化的工具性肯定不是它的主体性，那么，文化的本体性就是它的主体性吗？
严格说来，“主体性”其实是一个现代概念，指的是个人基于理性而获得的自主自为的能力和精神状态，相对于这一主体状态的客体，则是自然界和社会制度。因此，将现代性文化特别是其中的科学文化称为主体性文化，即以主客二分的知识论作为其框架的文化，大体上也是成立的。但这不等于文化的主体性。如果仿照人的主体性说文化的主体性就是文化的自主自为，这是什么意思？一种文化处于上升或强盛时期，就是有主体性吗？汉文化对于向它学习的少数民族来说，优越之处就在于主体性吗？
那么试问，满清入关，“师汉人之文化以制汉”，这是主体性还是客体性？当年的康熙、雍正和乾隆，祖孙三代，都积极地学习汉文化或华夏文化，却并不妨碍他们沿用本民族的主奴关系来统治天下，还制造多起文字狱，他们的“主体性”是汉语文化给的吗？他们没有这个问题意识，更没有为此而焦虑。现代的中国学人却在面临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时焦虑起来，如今则迫切地希望借助经济的崛起让思想文化一并崛起，展示“软实力”。只要分清经济与文化的不同性质，别以硬实力的标准看待软实力，提出这一要求和任务是完全可以理解，也应当肯定的。但是，如果所谓的“文化主体性”，是不满于近代以来传统文化所处的次要的或从属的地位，而要取代大量吸收西方现代文明所形成的现代性的文化——虽然不乏残缺不全的问题，那么，我只须提一个问题，即我们能够让源于耶稣纪年的“公历”与我们的“农历”颠倒一下位置吗？试想，那将带来什么样的问题不如说灾难？
我们固然没有必要象过去那样称公历为“阳历”，称中国传统的历法为“阴历”，让我们联想到“阳”为上为尊，“阴”为下为卑的传统价值观，但即使公历之“公”，也表明了它的普遍性和普世性了！没办法，这是全世界早就通用的。而我们农历的地方性是很显著的。因而，有志气和本事，我们在前人和外人提供那么多的思想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就应当搞出一个新东西，也让全世界都效法和遵循。
如果不那么严格，说传统社会的人有一定的主体性，并非不能成立，人的主体性不能没有一个历史地生成和发展过程，突兀地在现代无中生有地冒出来。如果说现代性的文化是一种主体性文化，当然可以说传统文化中也有一定的主体性，如孟子的“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大丈夫”气概，就是一种基于意志和伦理的主体性，也是人格的独立性，孟子将这种意识带入到儒家文化中，儒家文化也就有了这种观念。那么，诸如此类的观念，是否就是儒家文化“主体性”的由来？但包括孟子在内的古人，都没有把自然和宗法社会的建制当作客体看待，没有与之形成主体性态度，在传统中国，天人合一的整体性意识，才是主导性的。与之关联的一个问题就是，那些与其他人或民族形成主奴关系的个人或民族，其“主子”意识可称之为主体性意识吗？如是，也是异化的形态。
传统文化中有超越时代的一以贯之的精神，这种精神过去支持着它的创造者和受众，也须今天的人们发扬光大。那么，这是否文化的主体性呢？如是，就有了一个这一主体性与其落后的甚至业己僵化的历史形式之间的关系问题，如果不打破文化的僵硬化壳，这一文化的生命就要被窒息了，那还谈得上什么文化的主体性吗？
我赞成中国学人要有自己的主体性，但是这并不等于我们继承和研究的文化与学术也有了所谓主体性，没有也要让它有。中国学者让中国传统学问中的理论和方法在学术研究中起主导作用，还有什么“让哲学说中国话”——似乎我们过去一直说的是外国话，是否就是所谓中国文化和学术的主体性的体现呢？
这是一个颇为似是而非的说法。至少，我看传统学问的理论和方法，在今天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研究中，真正能够发挥主导作用的，恐怕不很多，如天命说、性善论和诗性思维，因为中国传统社会毕竟没有现代社会的分化，学术也是文史哲不分家，理论和方法也就必定存在许多含混不清或缺少明确的规定与划界的地方。有些理念或方法如知人论世法、类比法，还有重直觉、重体验，是中外相通的，中外相通或都有的，就用不着取非此即彼的态度，当然也用不着把发明权拱手让于外人。
这里要声明一点，我在这里说的是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并非文学艺术的创作。如国画的创作，虽然也有画家借鉴西画的理论和技法，我倒是更赞成别把什么焦点透视、立体感一类都引入国画，真正的国画还是应当首先继承并发扬前人的笔墨和境界。至于一些人的目的是通过国画与西化的结合，搞出一个新画种，那另当别论。
也许一些学者所说的文化和学术的主体性，不是在知识论的主客体关系意义上，而是在“实体”意义上说的，要在中国的时空中树为主流和主导，那么，上面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学界也的确有一个好象从西方传入的文化的“主体间性”概念，不管来自何处，关键仍然在于弄清主体性一词 ，不然，不过是说两种或多种文化的地位是“平等”的或“平权”的而己。
套用鲁迅的话说，我认为中国人以及中国学者的当务之急，还是开动脑子，解放思想，既不做古人的奴隶，也不做洋人的奴隶，更不要做官僚们的奴隶，把一切有价值的中外古今的思想文化都大胆地拿来，而又给予理性的综合创新，在中国营造出一个诸子蜂起、平等竞争的思想市场，而不是简单地提一些似是而非的新名词，则中国人的主体性以及与外国人的主体间性，就会自然地逐渐地建立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