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之特立独行，适於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篤而自明者也。”
—— 唐-韩愈《伯夷颂》
本文探讨重建自我的大问题。鉴于我们不得不面对严重的造假说谎蒙蔽的现象，而又不得不找出一些借口为自己的心理作出交代，也鉴于我们在面对很多必须要作出的重大改革难题前，左右为难，始终还是怯懦于承担失败责任，结果还是不得不找出一些借口对自己的心理有所交代，由此可见我们的自我认同之心理建构存在着虚假性障碍问题，并因此导向缺乏独立自由的心性。如何重新发现自我，建立新的认同感和新的自我感，是值得研究的大课题。
一 找借口是假性认同自我缺失
心理学相信，人先天所具有的某方面较强遗传性的心理倾向，如果在后天社会里得到潜滋暗长的赞助促进的话，会演绎成为一种“角色习惯”，这就是遗传与文化的作用力。例如冷漠沉静独处的倾向会变成“局外人”，过度热心同情会成为“人道主义者”，逆反仇恨会演变为好斗对立者，从反叛心理成长为专业的“革命家”，热爱服务则发展成仆人、管家或者中介人，热衷权术而成“政客”，而事业心很强、天生厌恶婚姻责任、但渴望与爱人保持纯粹亲密缠绵关系之女性，会不自觉地成为“情妇”，等等。其中，“找借口”的心理倾向成为习惯之后，将会成为“找借口掩饰者”。
“找借口”作为一种掩饰、遮蔽问题和真实动机的方式，在心理学上归于“防御机制”。这种防御机制说明“找借口掩饰者”的自我认同出了问题，产生了认同障碍。不能认同正大光明的自我的话，那么表明他缺乏独立自由的心性。而丧失自我，依附强权势力的认同，只是一种“假性认同”。假性认同是在习惯性被压迫心理、习惯性被绑架心理和习惯性放弃自我心理的过程中渐渐异化的。如果他本人习惯于找借口这种防御机制，而实际上并不认同虚假的主流价值观，那么要么他的内心充满了焦虑感，要么，他已经修炼成精，成了奸猾之徒。
人该不该找借口呢？基督教文化的人喜欢说一句话：“你可以说不，但不要找借口。”这句话我认为值得中国人直接学习过来。偶尔有教养地找借口，为了尊重对方，同时也尊重自己，不涉说谎问题，也不涉责任问题，这是正常的。但是总是找借口搪塞责任、甚至掩盖罪错，在大事上不作为，或者为了卑劣目的，不惜制造借口，以行一己之巨私，而且这样的行为模式广为流传，上行下效，成为社会公然的惯性，那就是文化出了大问题，个人与全社会的自信心和诚信出了障碍，更严峻者，是全社会都遮蔽难题和责任，大家都缺乏担当，没有直面本质的勇气和能力。坦白拒绝和坦率表明自己立场，是一个人自我认同的光明正大性情之正能量。能够更多地拒绝借口，坦然表达自己的立场，那么他（她）具有更多的自我认同品质。
为什么西方人崇尚“你可以说不，但不要找借口”，而中国人不行呢？因为西方惯例是：事情就按应然而然的来应对，不需作伪，还视说谎造假为第一罪恶。我不能够或不愿意，就直接说：No，thank you！没有受到任何压力。但是中国人不行，从古以来，有太多的权力、道德、恶势力、群众力量强迫你不得不服从，所以在中国，你直接say no是没有作用的，你没有独立自主的权利，所以一遇到为难事情，就立即想到找借口，这是下意识的反应。
譬如说吧。说到面对募捐，应该从实事求是的本原出发，要求捐助的确实有需要救助的理由者，我认同的，我有能力就捐，略尽涓埃之力，就算奉献三元五元的，也是坦然的，只是心意和能力而已。捐不捐、捐多少，有一个非常独立自主的权利在。如果我不喜欢，这不是我认可的，就直接说：不，谢谢！我也常遇到教会青年募捐和布道，就那么简单：No，thank you！但是遇到哪里森林火灾，水灾，我就捐助，但是不多，就是$ 5 - $10, 因为我本亦穷人。量力而为是非常正当的理性。—— 然而在中国，我却曾经被强迫捐款，而且直接由单位从工资单里扣除，甚至集资修地方防洪堤，也要强迫奉献。被侮辱和被损害，其实不在金钱，而在于人的独立自由意志。这种事情多了，一般人就有了反感心理，但是牢骚无效，愤怒不敢，只好能躲就躲，躲不过，就找借口。遇到人情债亦如是，他人大喜，纯粹找集资，逢人请客，怎么办？软面子的国人，全部被绑架，还要互相商量：市价多少？但是假如你胆敢说：No，thank you！以后一定会遭遇种种为难。国人的嫉妒、猜疑和报复心，都集中在锱铢必較的小节上。而且群众肯定会对你投以白眼：这么抠门！以后防范此人，因为他不随人情，忤逆大众，凭什么我们都要随大流，他就可以豁免？其实群众们人人都不愿意被红色炸弹人情债务纠缠，但是一事当前，人人缴械投降。可见只要我们自己没有独立自由的心性，你就把你的自我认同归化到权力、群众舆论和习惯观念去了。
“借口”一词两个意思：1,以（某事）为理由（非真正的理由）；2,假托的理由。—— 很显然，真正的理由说不出口，被社会道德规范所否定，或者确实是丑恶卑劣的。至少找借口者自己并不敢承认自己内心的真正理由是正当的。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他缺失自我认同。他在接受教育的意识里部分认同社会习惯观念势力，但在常识理性上，他有自己的思想，不愿意认同习俗的做法，在自相矛盾的状态下，只好找借口搪塞。或者不管他的想法是否合宜，但个人的权利独立的意志，却很不愿意被强奸，然而又缺乏直接抗辩的胆识，就找借口敷衍。凡是遇事就找借口的，除了个性较为软弱，或者不愿意面对难题和自我，自我认同出了故障，还有就是社会势力对个人有太多的压迫强势。简单说，不是一个自由社会。
2011年有一部较好的电视剧《我们这拨人》，讲青年人创业的励志故事，其实质是探讨一个“可不可以说谎”的大难题。一个虚构出来的成功偶像把所有创业者、网友、整个社会和投资商全部捆绑在一起。当然，一个弥天大谎制造出来的戏剧性效果激励起了无数青春热血追求自己的梦想，也使社会有了巨大的商机，成功与造假是如此的亲善。为了圆谎，主角们不得不以一个又一个谎言假局把泡沫吹大，连贪污都做下了。随着泡沫越大，而造假对所有人的价值观和道德底线甚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朋友恋人亲人都无法面对这样的虚伪成功：因为互相之间不可以再信任了。所有人都被拖进了被折磨的泥潭。要向全社会公布真相，除了面临经济危机，曾经的成功会顷刻还原为零，而且主角们会成为耻辱明星。于是有了一个跨不过去的高栏，只好找借口来搪塞：如何面对投资商和信任这个神话的年轻人？—— 结局是主角们召开记者招待会，公布真相，向全社会道歉。“即便有再多的荣誉，只要是沾上了欺骗，都会变得很可耻，变得一文不值。”“找借口说谎言宣传了一种错误的价值观，瞒得了全世界，瞒不了自己。”其实，所有的谎言和造假总有一天一定会暴露真相，从来就没有哪一个假局可以维持下去的。所有人最后一定要面对真实，而不能生活在虚伪之中。我的结论是：精神心理的问题大于功利问题。
找借口它不但是一个谎言，还自以为是有理由不作为、不负责任和造假。这种心安理得使自我暂时认同了那个“假托的理由”而信以为真，它是假性认同，而实际上存在着一个认同障碍。当你最亲的人和你自己都不相信你自己之后，你活着也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找借口”是一个心理问题。如果遇事习惯了找借口，则成了一个性格问题。假如一个民族的多数人属于找借口掩盖问题的习惯势力，那么这个民族会始终很难在根本性的难题上有所突破，在某些困境上总是绕不过去，无法、无力找到一个坚决有效的解决办法。面对困境的时候，全体国民逡巡徘徊，左右为难。借助一些老成惯用的托词，顾左右而言他 ，以宣泄本民族的失败感觉和维护面子，还要维护某些人的权益。这已经构成了一个文化心理性格的习惯，始终制约着大家的逻辑惯性，是为“路径依赖”。所谓路径依赖就是你在心理上总是依赖于认同某种陈旧的势力和借助假托的理由为自己释放说谎的压力，但是你始终缺失自我与正大光明价值观的认同。
二 再找借口我们还有救吗？
“认同”是一个心理学名词，指体认与模仿他人或团体之态度行为，使其成为个人人格一个部分的心理历程。认同就是寻求亲近感或归属感的愿望和行动，其特征是“一个人变得像另外一个人”。这个术语让我们明白：一个人是如何变成像另外一个人的。也就是说，对认同的评估就是对“一个人”和“他变得像他的那个客体”的客体关系的评估。“认同”这个理念很重要，是当代心理治疗常用的方法论，吉登斯的社会学思想是通过人的自我认同来促进人类获得现代性。
何为“自我认同”？吉登斯的定义是，Self — identify ：个体依据个人的经历所反思性地理解到的自我。（《现代性与自我认同》，P275, 三联书店1998-5）他在该书中最重要的思想是：“关注自我认同的新机制的出现，这种新机制，一方面由现代性制度所塑造，同时也塑造着现代性的制度自身。”（P2）“反思性地理解自我”是关键。
人一生总是要在“从众”与“特立独行”之间时时作出选择，这常常是一种二难选择。假如社会规范和制度与个人观念有更多的契合，那么这种二难选择则越少，个人的自我认同真实性则越高。只有在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和社会，文化认同和自我认同两股力量把人向两个方向撕扯，个人往往会趋于软弱，丧失自我认同的自信心。个人的自我认同缺失越多，就会越容易找借口给自己交代，在社会上说谎造假为自己掩盖责任和罪错，甚至用借口和谎言作为武器，攻击他人。
不找借口是因为自我认同链接于坚定的信仰上，坚信自己的认同是正义的，虽千万人，吾往矣。韩愈说：“士之特立独行，适於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篤而自明者也。” 资中筠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2011年清华百年校庆，她收到请帖后拒绝出席，原因是已不认同当下的清华。“清华就像一个大官，非常势利，向权力和财力聚集。而中国名牌大学招天下英才而毁之，伤天害理。我本来想写一篇《哀清华》，但是一想人家在那过生日，就没有这样写，但是真的是这种心情。”资中筠就是敢于不找借口的磊落人。她敢于在“义”上自我认同，而不与政治世俗和光同尘，拒绝流行的文化认同，特立独行也。
我们长期以来生活在一个强权政治的专制环境里，对个人压迫最大的是剥夺独立自由的权利，所以在自我认同方面出了很大的问题。认同谁，认同什么（我要成为什么人），从“心理认同”异化为了“意志服从”，但是自己的常识和知性却满怀腹诽，在心理情感上不予认同。这个扭曲很大。意识形态强迫教育你必须认同国家、认同人民群众、认同组织、认同千百年固有的道德，而且严防死守、不许你认同一个特立独行的自我，从来没有认识到人应该认同一个普世价值观。这二者不能光明正大地认同链接起来的话，我们就从来没有正直坚毅的自我个性，而只有组织的、国家的、势利的和伪道德的“他性”。于是我们在改革开放的环境里，在价值观、道德感和个性上全部混沌冲突起来，除了自私自利，然后就是不知所措。当面不敢不认同国家、组织、道德和群众，其实只认同自己的私心。一事当前，或者盲从，或者卑劣，或者无知，或者首鼠两端。当我们找不到正大光明的认同时，说明我们没有建构起符合全人类人性的价值观和自我独立自由的心性，便一定会找借口逃遁，顾左右而言他。
以下一个例证可以充分证明这个问题。最近一篇文章，如此叙述：某单位召开群众路线会议，向上级领导班子就四风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提意见。上级主管单位一位副总带队，三位部门负责陪同，煞有其事地来到这个单位走群众路线。单位的书记和总经理自然要带头谈。结果，拉拉扯拉讲了半个多小时，谁也没有听明白他们究竟想表达什么主旨。绕来绕去，大意便是上级班子都很好，大家都很满意，班子成员也很有水平、很有开拓精神、作风很正派、生活很简朴、成绩很显著、我们很满意等等。接着，一位老教授党员却发表了一番震惊四座的直言谠论：“我的看法，这种群众路线根本就是形式主义典型，明知道没有实质性的效果还要搞，全党全国地搞，还有什么规定动作，人人过关。听听大家的发言就知道结果会是什么。你们可以脸不变色讲这些言不由衷的话，你们这样做能够心安理得，我不行，因为人生有限，我无法一辈子生活在谎言中，更无法一辈子言不由衷。我受够了，六十多年了，为了某些人的世代江山社稷，数十年如一日地搞这些政治游戏，让中国人从小便戴着假面具做人，不能讲真话，搞形式主义，不能做实事。你们自己扪心自问一下，除了在梦里，你们什么时候能够畅畅快快地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一个人长期言不由衷是会被憋成精神病的，你们其实都有精神问题，不讲假话都不习惯了，是不是？你们什么时候看到人家西方民主国家会全国吃饱了撑的什么事情不干，专门开会搞什么群众路线？一次也没有！可是人家什么事情做得比我们好，政府清廉、社会安定、人心自由舒畅。我们国家数十年不停地搞这种运动，哪一次不是群众运动，不是走群众路线。结果怎样？毛泽东搞群众路线是空前绝后，结果是经济崩溃，在国际上成了孤家寡人。怎么还会重拾毛的那一套？难道不是弱智？天天讲实践检验真理，这一套都被检验了三十年证明不行了，在世界上也有数十个国家搞这一套搞得国破人亡，为什么还要死抱着这一套！” （苍天一浮尘：《一位老教授关于“群众路线”的另类解读》，博客中国，2014-2-25）—— 我不考证这篇文章记述的事情是否真实，但其中内涵却是完全直面真实的。“群众路线”和“人民”是中国做什么事情最大的借口，毛泽东用这个借口，愚弄我们出神入化之极，其实在他心里，只有权力和他自己，群众只是一盘散沙的乌合之众而已。
找借口的恶果是什么呢？本来这借口和真正的动机没有什么关系的，和事情本身也不存在真实的逻辑联系，但是却牵强附会地扯在一起了。久而久之，“借口”本身就成了合理的理由，虚构成了说谎，欺瞒成了习惯，已经分不清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伪了，混水摸鱼的心性遮蔽了自我分辨真假诚伪的理性本能，没有逻辑的牵扯倒成了习惯性的反应意识。到最后，就因为蓄意找借口，而养成了撒谎、漠视真实、狡猾、智力混沌和麻木不仁的心理性格。—— 只要你放弃直来直去的逻辑建构理智，那么你就会逐渐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老奸巨滑之徒。
如果中国不经过一个思想反思过程（吉登斯所说的“反思性地理解自我”），包括历史反思、社会反思和个人反思，则始终有很多束缚人的认知障碍与观念障碍，包括人情、面子、潜规则、道德、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等，这些障碍使每一个人的自我无法与新的经验和现代性的观念认同，不得不总是寻找“假托的理由”，为自己的真实动机做掩饰。很多认同障碍在自我与他人、自我与社会、自己与自我之间发生冲突。
譬如说，关于“文革认错”的难题。北师大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之死，宋彬彬等人的道歉得不到全社会的认同，宋等人的认错和道歉已经是难能可贵，可是非常遗憾的是：就是没有人站出来指出彻底的真相。固然党国不认错，不追究，可以成为所有曾经做过罪错的当事人豁免的最大借口，但是另一个同样巨大的借口横亘在所有追求公正法治的中国人面前：人情大于正义。死者卞仲琳的丈夫面对美国律师的回答是，在中国，人情大于人命，虽然很多人都是目击者，但是要求他们站出来指证凶手或者当事人，则面对残酷的撕破人情之幕的严峻局面。—— 如果我们不与法治价值观和反省忏悔道德观认同，那么你只好继续与传统的人情和面子认同。事情就这么残酷。
经过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种成功的感觉渐渐洋溢在许多中国人的脸上。至少在外在形象和形式上，中国甚至比西方发达国家还要“现代”（除了雾霾等等），然而骨子里的中国人，还是固执地拒绝很多现代性的内涵。能够在形式和内涵之间获得心理平衡的方法，其中之一就是“找借口”。由此我想起1894年美国传教士史密斯关于中国人的一个判断：“对中国人来说，永远不是事实问题，而总是形式问题。如果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讲了一番漂亮话，做戏的要求就满足了。”（【美】亚瑟-亨-史密斯：《中国人气质》，P2, 敦煌文艺出版社，1995-12）
我相信，当下中国还有很多难题需要继续坚持某些不容动摇的“大借口”，以此为这个国家持续不断所牺牲的代价买单。深究中国一些很执着的事情，都有始终一致的借口说法，例如仇日问题，朝鲜战争的反思问题，三年大饥荒的真相，文革的忏悔和道歉，宪政问题，司法独立问题，新闻独立监督问题，等等，当然最大的难题是毛泽东的真相，这些之所以不能获得彻底解决的机会，也和更深层次的大借口有关，例如强国梦，民族复兴，政治权威，安定团结，中国特色，海外敌对势力，国家安全等等。刘小枫还找了个“国父论”的大借口，糊弄国家主义群众。找寻大借口以遮蔽真相、维持现状和释放情绪，拒绝有效的行动，有时候就是心理学里著名的“替罪羊心理”之表现。替罪羊理论是指，当我们遭遇挫折、困境的原因令人胆怯或者尚未可知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转移我们的敌对方向，绕开正面的难题，嫁接到别的弱者或软弱的对象物身上。替罪羊为挫折和敌意提供了一个发泄的渠道。然而始终拒绝作为和转移真正有价值的目标，却是其本质。
假如为这些借口做一个分类的话，无非三种：1,不作为的借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动更舒服；2,拉大旗做虎皮，打击对手的借口，谁和我的意见不合，我就制造一个大借口制裁他，例如说境外敌对势力时时亡我之心不死，你的意见就是他们的意见的翻版；3,以堂而皇之的借口暗渡陈仓，始终维护我一己权益，满足我侵吞公共资源的私欲。
中国过往历史一而再再而三总是犯错，因此找借口已经成为心理路径依赖之惯性，面对当下究竟是否需要直面真相而做出重大决策，始终还在踌躇徘徊。坦率地说，找借口不仅仅是当权者的策略，也是一般国民的情感心理使然，指认为国民性也不为过。显然，找借口的人类型很多，包括既得权益者、信仰国家主义者、民族主义爱好者、唯理主义者、激进理想主义者、感情用事专家、思维偏执好辩家，以及固执麻木的虚荣之士等等。老实说，如果一个族群的人大家都习惯在很多小事情上找借口逃避面对真正问题的话，那么这个族群在最重大的事情上，一定还会以借口作为理由拒绝解决长久以来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的。面对无法拖延的民族、社会的种种严峻难题，我们还在以某些大借口支吾搪塞，实在是很过分了。
总之，借口其实就是一种沉重的思想包袱，因为你软弱，没有独立庄重的承担，遇到问题和犯了罪错，就想逃避，就不想直面事情的本质，想耍小聪明，绕开问题，一来二去的，成了惯性，落下病根了。问题越积越大，大到很难解决了，积重难返，只好自己骗自己，只能用拖字诀糊弄过去。什么时候推开借口，才会有光明磊落的结果。我相信有一天，中国人可以清清爽爽卸掉种种借口包袱，那时候我们今天看起来无法解决的难题，都会一一解决掉了。
本文分析找借口这种防御机制的心理缺失问题，进而分析自我认同的障碍问题与假性认同的危害性，最后寻找我们丢失的独立自由心性。自我认同为什么重要？你必须在自己的意识和潜意识里建构自我的合理地位，同时使自我充满自信心地与人类最广大的普世价值观认同，当你确信自己是正直而认同合乎道义的，而不是别人所指定的那个人，那么，做一个特立独行之士，获得的是自信和坦荡之心。你的独立自由心性必须建基于没有分裂的人类价值观上。这就是吉登斯所说的建立新的自我感，新的认同感和重新发现自己的过程。我的结论就是：假如我们需要重建一个独立自由的心性，那么应当从不找借口开始，同时逐渐调整我们的自我认同价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