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奠基者之一，20多岁就承担起了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上开拓和指导的重任。当年，蒋介石的谋士戴季陶曾经这样叫嚣：“瞿秋白赤化了千万青年，这样的人不杀，杀谁？”
今天，从发黄的历史相册上，人们已难以寻觅到一个真切的瞿秋白。但我们从瞿秋白女儿瞿独伊的讲述中，找回了一位真实亲切的伟人……
“母亲至死也深切怀念着父亲”
长汀，闽西那重峦叠嶂中的一座古城。在城西罗汉岭的半山腰，瞿秋白烈士纪念碑坐北朝南屹立着。当年少有林木的罗汉岭如今已全然被绿色笼罩着，之中有株柏树格外葱郁，这是1984年9月间，瞿独伊从北京专程来此瞻仰时植下的。“父亲牺牲的时候，我年纪还小。在我模糊的幼年记忆中，父亲清瘦，戴着眼镜，话不多，但很温和。母亲不让我简单地叫他‘爸爸’，而一定叫我喊他‘好爸爸’。我就一直这样称呼我父亲。”
瞿秋白的感情历程如同他在精神和思想上一样富有。他一生有过两次爱情经历。第一个爱人王剑虹，是著名作家丁玲在上海大学的挚友，一位有很高天资的时代女性。遗憾的是，结婚仅7个月，王剑虹就因患肺结核去世。没过多久，另一位叫杨之华的女性走进他的世界……
杨之华于1900年出生于浙江萧山，是家道中落的绅士门第小姐，20岁出头的时候，她和浙江开明士绅沈玄庐的儿子沈剑龙相爱成婚。沈剑龙才貌出众，但是他和朋友一起到上海以后，经不起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生活的诱惑，堕落了。这时，杨之华已生下一个女儿，取名“独伊”，意即只生你一个，可见她此时心中的怨愤之情。1922年杨之华只身跑到上海，参加妇女运动，并认识了向警予、王剑虹等人，并于1923年底报考上海大学，被录取在社会学系。
杨之华为人正直、纯朴，工作踏实、热情，给向警予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向警予就积极向上海大学的党支部书记瞿秋白推荐杨之华。瞿秋白对于这位勤奋好读的学生与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显然是熟悉的，她对待妇女解放事业的热忱和卓越的组织才能，更使瞿秋白觉得这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坚强女性。于是，瞿秋白决定做她的入党介绍人。后来，在斗争中他们的感情益发加深。
杨之华渐渐发觉瞿秋白对自己的感情有些异样，而自己内心对他的翩翩风度和绝世才华也十分倾慕，杨之华有些不知所措，于是回萧山母亲家里，暂作回避。面对着这人生的重大抉择，瞿秋白也苦苦地思索：既然沈剑龙已经背叛了杨之华，为什么我不能去爱？既然我真心地爱她，为什么不敢表示！她心里究竟怎么想的，也应该问个明白。于是趁放暑假的机会，瞿秋白也来到萧山杨家。杨之华的哥哥和沈剑龙是同学，见到这种情况，他把沈剑龙也请到家里来。
谁知沈剑龙和瞿秋白一见如故，沈剑龙对瞿秋白的人品与才华十分仰慕，然而面对复杂的感情问题，内心又充满了矛盾。于是他们3人开始了一场奇特的，然而又是千真万确的“谈判”：先在杨家谈了两天，然后沈剑龙把瞿秋白、杨之华接到他家去谈，各人推心置腹，互诉衷肠，又谈了两天。最后瞿秋白把沈剑龙和杨之华接到常州去谈，当时瞿家早已破落，家徒四壁，连张椅子都没有，3个人只好坐在一条破棉絮上谈心。谈判结果，在邵力子主办的上海《民国日报》上同时刊登3条启事：一是瞿秋白与杨之华结婚启事，二是沈剑龙与杨之华离婚启事，三是瞿秋白与沈剑龙结为好友启事。
瞿独伊说：“当年父亲在一枚金别针上曾亲自刻上‘赠我生命的伴侣’7个字，送给母亲。这一爱情的信物，后来一直伴随着母亲度过了风风雨雨的几十年，她至死也深切怀念着父亲。”而今，每当瞿独伊看到父母留下的这件遗物，就宛若看到相伴相依的父母还生活在自己身边。
“天伦之乐的时光让我记恋终生”
1928年4月，瞿秋白同周恩来提前到苏联，参加中共“六大”在苏举行的筹备工作，后在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两年；同年5月，作为中共“六大”代表的杨之华带着瞿独伊也秘密来到莫斯科。那时，瞿独伊已6岁半，开始记事。
“我的父亲，的确无愧于‘好爸爸’这个称呼，他给我带来无限温暖和快乐。”瞿秋白知道独伊喜欢吃牛奶渣，每次他从共产国际下班回来，路过店铺子，总不忘记买一些回来，带到幼儿园去给独伊吃。夏天，他们在树木里采蘑菇，瞿秋白画图折纸给独伊玩；冬天，地上铺满了厚厚的雪毡，他把独伊放在雪车里，自己拉着车跑，故意把雪车拉得忽快忽慢。有时假装拉不动了，有时假装摔了一跤，用手蒙了脸哭了起来。这时独伊就向妈妈叫起来：“妈妈……你看好爸爸跌一跤就哭了！”瞿秋白放开手，哈哈大笑。独伊也很开心，拍手大笑。
“爸爸妈妈是我一辈子的好榜样”
1930年，瞿秋白夫妇取道欧洲秘密回国，不料这次分别竟是女儿和父亲的永诀。瞿独伊回忆说：“1935年的一天，我正和一批儿童院的孩子们在乌克兰德聂伯罗彼特罗夫斯克参观。忽然，我见几个同学围观一张报纸惊讶地议论着，还时时看着我，然后传给其他同学看，惟独不给我看。我感到非常奇怪，非争着要看不可。于是，一把抢过来，原来是《共青团真理报》上详细报道了我父亲于6月18日牺牲的消息，并附有一张他的半身照。一直想念好爸爸的我惊呆了，随即失声痛哭起来，竟晕倒在地……”
谈及父亲的英勇就义，瞿独伊禁不住老泪纵横：“‘文革’时，‘四人帮’为了改写整部党史，抓住毛主席1962年曾对《多余的话》说过的几句个人意见，便不顾事实，硬把我父亲打成‘叛徒’，使父亲的英魂在九泉之下遭受莫大凌辱。‘文革’后，中纪委成立了‘瞿秋白复查组’，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外调与核查。而我呢，则带着女儿，直接去找了对我父亲执行枪决的原国民党36师师长宋希濂———他是个获赦战犯。我去见宋希濂，于我而言，实在是一件痛苦无比的事。而宋希濂见到我，也是浑身不自在，一脸难堪相。但这是没办法的事啊！我们两人必须见这一面。”宋希濂如实向瞿独伊介绍了情况，说瞿秋白在临终时高呼“共产党万岁”等口号，神态从容地环视刑场上的松树与草坪，微微地笑“此地很好”。尔后，慷慨就义……“那天，我和女儿是一边流着热泪，一边记录证明材料的。而中央纪委复查组更以大量的材料，有力证明‘四人帮’强加给我父亲的‘叛徒’帽子，完全没有一点根据！”瞿独伊感叹，“今天，父亲如有知，可以含笑九泉了。”
老人开朗、乐观、健谈，笔者不敢相信眼前是一个耄耋老者。不知不觉采访进行了两个多小时。临别前，瞿独伊深有感触地说：“革命者是人，不是神。父亲首先是一个人，一个真正的人。他和普通人一样，也有七情六欲，对家庭、爱情和婚姻方面也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宽阔胸襟和高尚情操。”随后，她在笔者的留言本上笔录下瞿秋白的词句“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且用俄文签名。
走上归途，天色已晚；不过可以依稀看见，近处的树枝在料峭春寒中已经抽出鹅黄的新绿……
瞿独伊小传
瞿独伊，1921年出生于上海，1928年至1941年在前苏联生活，1946年被分配到新华社工作。1950年3月，和丈夫李何一起到前苏联创建新华社莫斯科分社，1957年回国，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1978年在新华社国际部俄文组从事翻译和编辑，1982年离休。
来源: 《人民日报海外版》（作者:吴志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