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1899―1935)，原名霜，28岁成为党的第三任最高领袖。他学识渊博，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同时也是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毛泽东曾感慨地说：“怎么未有一个人，又懂政治，又懂文艺，要是瞿秋白同志还在就好了。”瞿秋白多才多艺，喜爱文学、文学评论、诗词、小说、篆刻、绘画，同时精通俄文，翻译过多部俄文文学名著，还喜欢音乐，善吹箫，能唱昆曲。
瞿秋白渊博的知识源自于他酷爱读书，尤其喜欢和同学、朋友、同事共同研讨文学、社会和政治问题。
瞿秋白出身于没落的官宦家庭，父母都是读书人，早期受过较好的传统文化教育。早在读常州府中学堂时，瞿秋白就喜欢和张太雷等好友谈论诗词、小说、篆刻、绘画。他曾对张太雷等同学说：“我看，做一个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起码要懂得中国的文学、史学和哲学。文学如孔子与《五经》，汉代的辞赋，建安、太康、南北朝文学的不同，以及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特点，史学如先秦的诸子学，汉代的经学，魏晋南北朝的佛学，宋明的理学等，都要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否则怎能算一个中国人呢？”
这足以从侧面证明瞿秋白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他在遗嘱《多余的话》里说：“中国的旧书，十三经、二十四史、子书、笔记、丛书、诗词曲等，我都看过一些。”
后来，家道败落，母亲因无力承担生活的重压，自杀而死。从此，一家人七零八落。瞿秋白在《多余的话》里回忆说：
我在母亲自杀家庭离散之后，孑然一身跑到北京，只愿能够考进北大，研究中国文学，将来做个教员度过这一世。什么“治国平天下”的大志都是没有的，坏在“读书种子”爱书本子，爱文艺，不能安分守己地专心于升官发财。到了北京之后，住在堂兄纯白家里，北大的学膳费也希望他能够帮助我——他却没有这种可能，叫我去考普通文官考试，又没有考上，结果，是挑选一个既不要学费又有“出身”的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去进。这样，我就开始学俄文(一九一七年夏)，当时并不知道俄国已经革命，也不知道俄国文学的伟大意义，不过当作将来谋一碗饭吃的本事罢了。
一九一八年开始看了许多新杂志，思想上似乎有相当的进展，新的人生观正在形成。可是，根据我的性格，所形成的与其说是革命思想，毋宁说是厌世主义的理智化。所以最早我国郑振铎、瞿世英、耿济之几个朋友组织《新社会》杂志的时候，我是一个近于托尔斯泰派的无政府主义者，而且，根本上我不是一个“政治动物”。五四运动期间，只有极短期的政治活动。不久，因为已经能够查着字典看俄国文学名著，我的注意力就大部分放在文艺方面了。
1919年11月1日，《新社会》创刊。瞿秋白、耿济之、许地山、瞿世英等负责撰稿和编辑，郑振铎负责集稿、校对和跑印刷所。《新社会》《发刊词》说：“中国旧社会的黑暗，是到了极点了……我们改造的目的就是要创造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自由平等，没有一切阶级一切战争的和平幸福的新社会。”
1920年3月，瞿秋白积极加入了李大钊等人在北京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始和李大钊、邓中夏、张崧年等人共同研讨科学社会主义。1920年 4月以后，瞿秋白在《新社会》发表系列文章介绍马克思主义。他指出，要创造新社会，必须实行“激烈的改革运动——革命——根本的改造”。《新社会》所持的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使它成了五四后有较大影响的进步刊物，成了反帝反封建队伍里的一支勇敢的尖兵。特别是瞿秋白的尖锐的文章，备受欢迎。1920年5月1日被京师警察厅查封，经理孔君被捕。
瞿秋白非常愤慨，决定与郑振铎等人再出版一种刊物继续斗争。1920年8月15日，《人道》月刊创刊。《人道》的《宣言》说：人道是与畜道对立的。畜道就是“弱肉强食”。《人道》的同人表示，要将世间一切的苦乐描写出来，让人道的光充满世界。
1920年8月至1923年，在苏俄的瞿秋白部分翻译了《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著作《论列宁主义基础》中的《列宁主义概述》部分。在外，他还撰写了许多介绍列宁、共产国际纲领与策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等方面的文章。
1927年，瞿秋白在八七会议上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三任最高领导人。瞿秋白还倡导了中文拉丁化运动，被列宁誉为“东方伟大的革命”，其中的一些特点后来被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所采纳。
从1931年5月至1934年1月，瞿秋白是左联的核心领导人之一。他和茅盾、彭雪枫、鲁迅等人共同纠正了左联早期的过“左”倾向，创办了以创作为主、并要有非左翼作家作品的刊物《北斗》，同时拥有了《申报а自由谈》这块阵地。在他的指导和帮助下，夏衍向电影界进军，田汉介入了唱片公司，他把一批导演、演员和有较高艺术成就的老影人，团结在左联的旗帜下，拍摄了一大批进步影片。他参与了11月决议的起草，用正确的指导思想保证了左联的健康发展。他在编办报刊实践和新闻理论建设两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贡献。在左联短短的3年里，瞿秋白以天才加勤奋的创造性劳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树立起了一座座丰碑。夏衍说：“我认为秋白同志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
鲁迅曾手书“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相赠瞿秋白。他们经常在一起探讨时事、文艺。1933年春，瞿秋白编辑《鲁迅杂感选集》，对鲁迅的杂文做出了极高的评价。1935年，瞿秋白被捕就义，临终前写有《多余的话》。瞿秋白牺牲后，鲁迅抱病编辑了他的译文集《海上述林》来纪念他。“诸夏怀霜社”的署名寓意中国人民永远怀念他。
瞿秋白一生经历了从文学到政治，又从政治复归文学的历程。他博览群书，从中国文学、历史、哲学，到俄罗斯文学，再到马列主义，再复归文学。他酷爱读书，却不是闭门读书。他经常与同学、朋友和同事们研讨时事、文艺。早期他与朋友们研讨、翻译俄罗斯文学名著，与朋友们探讨文学与社会问题，参加李大钊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后来与中苏友人共同研讨、倡导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和鲁迅以非正式的身份领导左联纠偏，在与他人的研讨中实现共同学习，相互启发，相互激励。他取得的一切思想成果和文学成果，与他重视与他人研讨的读书方法有分不开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