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根据作者给学生讲课的记录稿整理）
我是比较喜欢瞿秋白的，这个人很真实。丁玲写过《我所认识的翟秋白》，她是认识瞿秋白的，我今天则是谈谈对瞿秋白的认识。
在老一辈革命家中，瞿秋白是一个少有的富于才华的人，他在许多方面才华横溢。首先他是一个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他的中外文知识都是第一流的。鲁迅曾经说过他的翻译作品是并世无双的，别人有他那么好的外语，但中文不及他，而中文好的，外语又赶不上他，也就是说，他的译文在当时是极好的。他博览群书，中西皆通，涉及的面很广。中国的经史百家、佛术等等，无所不览。西方学问的面也很广，应该说，他既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宣传家、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又是一位杰出的文艺理论家。还会雕刻，当然还是革命烈士。
以前编《辞海》的时候，写了许多人物，但当时不许写“家”，所以这些人都没有“家”的名称。这次在北京开会，编《人名大辞典》，要写25000人，该是什么家就写什么家，实事求是。所以我刚才讲了瞿秋白的那么多“家”。
瞿秋白活得并不长，一般讲他是36岁，也有说是37岁，他自称虚岁38岁（在《多余的话》中）。他生于1899年1月，于1936年6月牺牲，实实足足是36岁又5个月。现在有关历史人物的生卒年打架的很多，因此，我一开始就讲清他的岁数。
瞿秋白只有幼年、少年、青年，而没有中年和晚年。他的中年和晚年被国民党反动派剥夺了。从他一生的历史看，有几个阶段：
（一）从他出生到1917年（在北京俄文专修馆）
这是他的青少年时代。可以说是一个破落户的飘零子弟。他家原是书香门第，以后破落，其母因家贫负债，在年初二自杀。瞿秋白时年仅16岁，兄弟姐妹好几个，分别寄居于各亲友家。骨肉离散，这样一种状况对他后期思想发展影响很大。母亲死后不久他曾写了一首诗“亲到贫时不算亲，蓝衫添得旧痕新，世日饥荒无人管，落得灵前受孑身。”从中可以反映出他当时的心境。他母亲生前已负债累累，家中房产变卖已尽，不得已而住在祠堂里。由其叔祖时的官宦大户而至今日，使他对人情冷漠、世态炎凉体会很深。
1912年，民国建立后的第一个国庆节时，当时的总统袁世凯下令全画庆祝，年仅14岁的瞿秋白在灯笼上写了“国丧”两字，以抗议袁世凯的篡国。这个思想的产生与其小学校长的影响有关。他是孙中山派的革命党人，对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不满，视国庆为国丧。
（二）1917年至1923年初，留苏回国，这是他一生的第二阶段，是他从艨胧中看晓雾的时期
瞿秋白的思想认识发展与老一辈革命家有不同之处。陈独秀、李大钊、吴玉章、毛泽东等同志，早年大都经历了戊戌维新时的新党，辛亥革命的乱党（孙中山）到“五四”以后的共党这样一个发展过程。陈独秀、吴玉章同志的自传中都讲到此点。瞿秋白则不一样，他年纪轻一些，没有经历前两个阶段，直接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当时他去北京，找谋生的饭碗。几次考学不成，又无学费，转而进了不要学费，又给吃饭的俄文专修馆。在他进馆时，正值十月革命爆发后，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的火种传人，影响中国的时期。
1920年毕业后，因北京《晨报》要派记者赴俄，瞿秋白因此而作为记者赴俄，能较直接地了解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早一些接受马克思主义。从他这个发展过程也可以看出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当时的中国，要去了解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探索中国革命的出路，这是必然的。而恰恰反映在瞿秋自身上则有偶然性。如果他当时进了北大而不是俄文专修馆，那很可能走上另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所以，个人机遇有偶然性，但整个社会产生这样的人则是必然的。
当时瞿秋白没有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在《多余的话》中他谈到，他未曾全文通读过《资本论》，这是老实话，他的马克思主义知识是从当时报刊杂志中零星积累而得来的。1922年，陈独秀赴俄开会，瞿秋白担任翻译，由陈介绍入党，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1923年初与陈独秀一起回国，在俄期间，瞿秋白曾两次见到列宁，并有两张照片。在老一辈革命家中见到列宁的人是不多的，与列宁合影的为数更少。惜之，这两张照片至今未见，不知是否保存下来了。
（三）1923年至1928年1月
在这段时期中，瞿秋白同志为党作了许多工作，写了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担任过书记成为中共领导人之一。他在《多余的话》中说，他没有担任过总书记，仅是书记。“八七”会议后接替了陈独秀在党内的地位。此期他在理论上、在党内的政治生活中，都曾与不正确的东西作过斗争，也犯了一些错误。这是瞿秋白政治、理论上发展最高的阶段。
（四）1928年1月至1930年。在苏联参加六大（作为中国参加共产国际的代表），与米夫有过斗争。国内是李立三、向忠发掌权。
（五）1930年至1934年1月。受王明左倾路线的打击，被开除出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在上海从事革命文艺活动。他的大量文学作品、译作多产生于此时，并与鲁迅建立了友谊。在实质上领导着文化上的反围剿斗争。建国初期有关瞿秋白与鲁迅之间的友谊谈得很多，鲁迅是怎样受瞿秋白的帮助，又怎样关心瞿秋白的。鲁迅曾赠给瞿秋白一幅对联：“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瞿秋白也曾为鲁迅的杂文集写过序言，对鲁迅的一生作了最具权威性的评价，说鲁迅是绅士阶级的贰臣逆子，是由进化论者而成为阶级论者。这不仅是对鲁迅的正确评价，也是当时中国许多知识分子从进化论、民主主义者而成为阶级论、马克思主义者的反映，这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道路。可以说，在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之前，进化论是近代中国社会革命的指导思想。上一代，上几代的反封建思想就是从进化论而来的。从中国革命的指导理论说，前一段是进化论，后一段是阶级论。瞿秋白的评价指出了这个共同性。瞿、鲁两人之间的相互了解是很深的，这种阶级感情，革命友谊是应该受到重视的。然而十年动乱时期，把这些都忘了，不提了。毛泽东同志与蔡和森同志的友谊，周总理和陈毅同志的友谊，这些老一辈革命家之间的同志感情和革命友谊应予以大力宣传，发扬光大，因为今天这些东西太少了。革命友谊多少年被不正确的东西干扰，破坏了，现在应以大力提倡、发扬。
（六）1934年至1936年1月。瞿秋白接受组织命令赴江西苏区工作。此期瞿秋白的心情是抑郁的。但服从了组织决定，抛下了心爱的文艺工作，离开杨之华，任苏区教育部长，做了不少工作。
为什么红军长征时他没有走。据说红军离开江西时，他把自己的马（马夫）都送给徐特立同志。也有说当时陈毅同志曾要另给他一匹马，让他赶上大队，然瞿秋白说他应该留下来，服从组织决定。在这中间是否有其他一些关系，瞿尽管不愉快，但还是遵从组织命令。
最后被捕就义。总其一生，还是光辉的。
对他的评价，我个人认为，应以尊重的感情来看他的书，我想主要谈两个问题：①左倾盲动，②《多余的话》。
一、盲动主义。
瞿秋白本人也承认，并说李立三的盲动也始于他。这是有勇气的行为。我认为他的盲动是历史错误大于人物的错误。理由是：
第一，当时的党不过7足岁，年轻的党，年轻的书记（瞿秋白时年28岁）。在当时那种困难复杂的局势下，接受党的任务，挑起这副担子。他在《多余的话》中说这是个历史的误会，他挑不了这个担子，是历史把他推上去的。应该说党也没有经验，瞿本人也没有经验，犯错误在所难免。
第二，瞿秋白的错误是在“八七”会议紧接着批陈独秀、彭述之的右倾之后发生的。当时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镇压下，确有“山重水复疑无路”之状，党员人数从大革命时期的5万下降到1万。这时的瞿秋白是受命于危难之际，当时党内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愤怒、仇恨的感情是普遍的、必然的。矫枉不能过正，过正仍然是枉，但矫枉过正往往是有其历史性的，在中国社会长期顽固性中，不这样，有些东西就扭不过来。在秋收起义、广东起义后，瞿秋白仍不认为已是革命低潮，仍然要前进，犯了盲动主义错误。
如果把这段历史与以后的历史比较，在历史的对比中看他的盲动主义还是情有可原的。他的盲动主义仅4个月，而且开始认识，正在纠正，较之后来的盲动主义长期没有认识，要别人来纠正，瞿秋白的错误实在是不算大的。更何况在这个错误中历史的因素更大于个人的因素，个人的主观原因在这次盲动主义中不是主要的。这个比较主要是针对王明的，没有后来的历史，就不能得出这个结论。王明错误长达4年之久，而且还要别人来纠正。
这些是我个人的体会。瞿秋白的盲动主义，作为历史经验教训是可以说的。但是我们把历史现象摆出来之后还要说明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以往过多地苛求瞿秋白的责任，但实际上他是无罪的，至多是错误。
二、《多余的话》。
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是够多的了。解放初，我教新民主主义通史不曾涉及这个问题。在编《新民主主义通史》时，才看到《多余的话》以及瞿秋白的一些诗。许多人对此是否是瞿的作品表示怀疑，我则怀疑这种怀疑论。1979年中央组织调查，讨论瞿的问题，在上海也找了些同志（约30人）开座谈会，多数人仍然认为《多余的话》不可靠，我认为不能说不可靠，这是瞿秋白的自白，有几条理由为证。有些人认为我的话太“玄”，不同意，这个怀疑是由来已久的。瞿秋白于1936年6月被害，10月《社会新闻》杂志将《多余的话》发表了几段，当时的革命者皆认为这是国民党造谣，不引起注意，因为《社会新闻》是份右倾的刊物。1937年7月，《逸经》杂志全文连载《多余的话》，这是一份既非与共产党有关，又非与国民党有关的中立派自由知识分子所办的刊物，因而反响很大。郑振铎专门到《逸经》杂志社去查原稿，回来后与茅盾讲，此稿非瞿秋白的字，因而是国民党反动派伪造的。香港报刊以后也转载。而当时的革命者一般都不相信，原因：一、非其手稿，不可靠；二、更重要的是革命者们特别是与瞿秋白关系密切的人，都有不愿意、也不希望瞿秋白留下这样一种不健康的东西的感情。这种感情最容易获得大多数人的同感。在这种感情作用下，即使有正式手稿，心理上也会持否认态度的。如《李秀成自述》一直说此系曾国藩伪造。解放后，在台湾的曾氏后人将其影印公开后，上面李秀成的字迹与曾国藩改篡的字迹一清二楚，还有人说这是曾国藩派人模仿李秀成的笔迹伪造的，总有一种要保存李的清白的感情，所以即使是白纸黑字清清楚楚的也予以否定。这种为亲者讳、为尊者讳的感情常在历史研究中起作用，而且常是盲目地否认事实。其实我们应该看到这样一种客观事实：尽管历史上造了许多假的东西，但寿命都不长，最终都会为历史的真实所揭穿。但假的也有假的作用，这使人会考虑他为什么要作假。袁世凯在戊戌后伪造假日记，以洗刷自己，虽然现在尽人皆知此是假的，也还是作为资料保存了下来，从反面证明袁的为人。
我认为《多余的话》是真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其一，从整个《多余的话》所涉及的人和事来看，是真的，假不了，许多细枝末节反映了这点，造假是不可能的。《多余的话》中提到的人并不多，有李立三、陈独秀、杨之华等，他们或是早已公开的，不成其秘密，或当时在地下工作的，如杨之华，敌人无法知其行踪。但其中讲到1934年与鲁迅的关系时，则一笔带过，他不愿意牵连鲁迅。而与郑振铎一起办杂志的事，则写了许多，因为这在当时是公开的无罪的，从这些细微之处就可以考其真实性，这是瞿秋白当时心理的真实反映。
其二，从思想看。我们如果接触了瞿秋白早年的东西，了解瞿秋白的思想，也就会发现，《多余的话》中所写的是瞿秋白的思想。他认为他成为政治家、共产党的领袖是一个历史的误会，这个思想瞿早年就曾吐露过。30年代初他与鲁迅、茅盾的信件往来中，曾署名“犬耕”，意即犬代牛耕，非其本意，力不从心。我们从《多余的话》可以看出，有许多思想，早年已存在，“犬耕”就是与他的“历史的误会”联系着的。
其三，文字风格。搞历史的人要考证真伪，学会辨认文字风格是很重要的一条，缺此不能成为历史学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要注意历史的科学性，还应注意考据历史有大量的膺品，必须分清，否则就不成为历史了，当然这并不是说仅仅埋头考据就行了。我以瞿秋白的两首诗为例，可以看出瞿秋白的文风是一贯的。
其一、雪意（1917年写于俄文专修馆）
雪意凄其心惘然，江南旧梦已如烟。
天寒沽酒长安市，犹折梅花伴醉眠。
其二、旧梦（1936年写于狱中）
山城细雨作春寒，料峭狐衾旧梦残。
何事万缘俱□后，偏留绮思绕云山。
瞿秋白30年代初在上海时，曾把以前的诗抄给鲁迅（其中包括前一首），底下注明这些诗感情颓废，有不堪回首之意，调子较低。
两首诗中都有“旧梦”一词，但第二首的“旧梦”较之第一首的“旧梦”内容更多了，色彩更杂驳了，它不仅有早年家贫丧母，饱尝世态炎凉之苦的意味，也有后来的赴苏参加革命，任书记，在上海搞文艺工作及至苏区等二十年中的生活经历等等。在诗中流露的不是澎湃的革命之情，而是文人的感伤。这两首诗相距近二十年，但诗的格调、意境、手法甚至遣词都是相似的，是别人所无法代笔的。
我就是根据这几点证明《多余的话》是瞿秋白写的。他的手稿大概永远也找不到了。据宋希濂讲，当时抄了两份，一份报送国民党中央，给蒋介石，一份留在绥靖公署，而手稿则按瞿秋白的要求，寄给他的亲人了。1979年在档案中发现一份抄件，内容较《逸经》发表的更多出几段，我反复看了这几段，没找出什么太大的要故意删去的意思，看来可能是遗漏的。
丁玲的《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写得很细，很好，所有写有关瞿秋白回忆文章的人都没有超过她的，把瞿秋白的生活、为人刻划的很细腻、很感人，从这篇文章中所反映的瞿秋白的思想、为人看，也可证明我的话并不“玄”。前两年《新文学史料》上刊载的茅盾的文章，回忆30年代初的事情，从他的话中也可证明我的论断。茅盾认为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是最后吐露自己的真实感情，但不是向敌人，是向同志，而且也不是求得同志的宽恕而是希望大家不是重蹈覆辙，他没有怨言，完全是真实感情的流露，当然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感情不十分健康，但是真实的。
瞿秋白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布，对中国革命是有贡献的，他是英勇牺牲的。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多余的话》确是多余的，不太健康。他在临终前也没有激昂的口号，但从他临刑前的照片来看，他是完全平静从容的，没有一丝恐惧。中国古语说慷慨就义，这固然可取，然而从容就义比慷慨就义有更深更含蓄的意味。
国民党CC派曾派人劝降瞿秋白，一定要攻下这个堡垒，一星期中曾劝降九次，但毫无效果。他们用杨之华的信打动他，而瞿秋白回答说，他相信杨之华是坚强的，如果杨之华被捕，会比他更坚定。这说明瞿秋白没有为感情所动，不过这个材料有可疑之处，杨之华的信从何而来。
当然，《多余的话》从政治家的角度来看是多余的，反映了瞿秋自身上的文人与政治家的矛盾，是文人积习的表露，但作为历史来说并不多余。瞿秋白早年参加革命，后受王明打击，内心有许多伤痕，《多余的话》是反映了这种伤痕的。马克思主义者要消灭人世间的伤痕，消灭剥削压迫走向大同，但在消灭伤痕的过程中，免不了会留下一些伤痕。在历史的前进中，在消灭伤痕的过程中，伤痕、错误是免不了的。历史学家应该正确对待它，分析这些伤痕，找出其原因，使后人少留伤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