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学问要“吃冷猪头肉”
在近代史学界，陈铁健是出了名的才子。他的文章有思想，有文采，这还不算，他的一手好字常被人称道。和“铁健”二字形成反差的是，个头不高的陈铁健温和、儒雅，眼睛不大，但镜片后却时时闪烁着智性的光采。聊到某一段往事，声量不高的他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这一点，显示了他东北人的底色。
“如果从1955年跨入历史学大门算起，到今天快60年了。老实说，和一些很有成就的人比，我差得很远。”陈铁健把学者分成几个不同的层次，一是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体系，这样的学者是一流的，国内也没有几个人；一是在具体学科上有系统的理论。事实上，这样的层次我也达不到。我们做革命史也就是从1919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段算是比较深入，在一个具体学科和门类上，算是有一点成就吧，但也很少很少。
陈铁健对自己的评价非常冷静客观，“算是有一点成就吧”成为他对自己学术人生的基本评价。他的理由是，编通史的工作，在一些材料上或者观点上，可能会体现一些编者思想闪光的地方，但绝大多数时候还是按照已有的框架和观点来进行诠释。从1978年起，他和李新开始主持编写12卷本的《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到1996年最终完成时，陈铁健离退休只剩三年的时间了。
2014年，陈铁健迎来八十大寿。这一年，他出版了名为《寻真无悔》的八十文录。文录中除了一些怀人和评论文章，还收录了当年在学界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评〈多余的话〉》、《论西路军——读徐向前〈历史的回顾〉札记》这些在瞿秋白和西路军研究中具有破冰意义的重头文章。而这些奠定他“西路军、瞿秋白研究第一人”地位的文章多半都是在平时工作之余抽空写出来的。
陈铁健的研究兴趣偏向于悲剧性历史事件和人物，以及形成定论，或存有争议的人物和事件。对已形成定论的历史问题和人物，如果发现疑点，陈铁健便要把它弄清楚。尽可能地追求真实，用证据来说话，不受主流意识和官方定论的影响，这是他的信念，也是老师李新、黎澍一贯的主张。“我不放空炮”。做学问，陈铁健服膺的是范文澜早年常对他们说的那句话：要坐冷板凳，吃冷猪头肉，耐得住寂寞。
日伪治下的少年时光
陈铁健祖籍浙江绍兴，1934年出生在黑龙江安达。小时候，做会计的父亲工作经常换地方，一家人也跟着在黑龙江范围内辗转。陈铁健出生前东北就已经沦为日本人控制下的伪满洲国，随着日本侵华战争加剧，物资供应也越来越糟糕，粮食很缺，日本人和朝鲜人吃大米，中国人只能吃粗粮，如果吃白米就成了经济犯，要抓起来。中国人逢年过节想吃点白米改善生活，得偷偷买回来藏到枕头里。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童年陈铁健对日本的印象和仇恨显然要比别人来得深切。
一次，父亲单位丢了东西，日本人不分青红皂白就把父亲抓走，又到家里来翻箱倒柜地找，结果当然是什么也没找着。后来经过侦查，是当课长的日本人监守自盗，父亲无罪获释。但父亲在监狱里已被施刑灌辣椒水。这件事情对陈铁健的影响很大。八九岁的孩子非常顽皮，陈铁健和小伙伴们和日本小孩难免吵闹打架。一次他隔着马路扔石头子把一个日本孩子的头打破了。日本人追到家里，好在曾祖母把他藏起来，免受一顿惩罚。但等父亲回来，怒气冲冲的日本人赶到家里见面就打。后来经任县教育课课长的外公托县长和日本人说和，这件事情才算平息下来。
1945年东北光复，苏联军人大批进驻。在陈铁健的记忆中，这些人抢东西、侮辱妇女，什么事都干。1946年春天，安达被共产党接收，和平解放。这时候，父亲开始在共产党的政府做事。1949年，因为字写得好，念初中二年级的陈铁健被当地公安局抽调去帮忙办理户口发身份证。这是他第一次近距离和八路军干部接触，觉得这些人都很开明、随和。
小学毕业，陈铁健考全县第一，县长亲自颁奖，奖品是一盒墨水和三本书，其中《中国近代史》成为他接触历史的开始。初中语文课要求写新诗，陈铁健按中国近代史的某一个历史事件的内容改写，既有史实，又有文采，很得老师的欣赏。家搬到哈尔滨后，寒假期间，陈铁健经常领着5岁的妹妹去东北烈士纪念馆，杨靖宇和陈焕章的形象对他影响很大。
在沈阳，陈铁健考进当地两所最好的中学之一——第四中学。但很快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学校成了志愿军后勤部驻地，学生们全部转到另一所中学。等到志愿军过江，政府动员大家参军上前线，陈铁健因为身体瘦弱，被分配进入东北公安干部学校，1952年夏学习结束后先后在沈阳市公安局政治保卫处、市局研究科工作。
1955年，国务院号召年轻的干部报考大学，不甘心在机关里混下去的陈铁健“坐不住了”。但领导只给他一次机会，考上就走，考不上以后不准再提考试的事情。熬了一个月，陈铁健考上了吉林大学（当时叫东北人民大学）历史系。当年，喜欢文学的陈铁健第一志愿报考的是中文系，但历史系总支书记硬是把他调到历史系。事后，陈铁健才知道，历史系看中了他的履历，认为政治上靠得住，想任命他为年级党支部书记。“其实我最不适合做这类的事情，不会讲话，也不愿意面对那么多人”。
读书期间，陈铁健受到最大的震动是反右派运动：60个人揪出了5个右派，另一同学因“右倾”开除党籍。有人因为讲苏联红军在东北的恶行和苏联侵占东北领土的问题，都打成了右派。这些，在陈铁健看来，都不成其为问题，但在当时，说这样的话就会被扣上“破坏中苏关系”的帽子。80岁的陈铁健依然为当年自己的行为感到愧疚。“虽然主要的决定权不在我们，但是我们反映了，尽管我思想有抵触。”系党总支组织委员找他谈话，说铁健你精神状态不行，要犯错误。当年的往事，成为日后陈铁健思想走向自觉和独立的起点。
时代动荡中的史学人生
1958年，陈铁健提前毕业，分配到吉林省新设的历史研究所。此后的三年，陈铁健被安排研究中共满洲省委和东北抗日联军历史，先后在哈尔滨、大连、北京等地访问当事人和知情者，在中央档案馆复制满洲省委文件，阅抄日伪战犯案卷。1961年冬季，受学友李义彬的邀请，陈铁健在北京西郊温泉中央档案馆阅抄日伪战犯案卷之余，常常在周末去城内的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李义彬住在东厂胡同一号原黎（元洪）大德堂东山八角亭，两张办公桌拼在一起就是陈铁健的临时客床。其时，李新、孙思白、蔡尚思、陈旭麓、彭明正忙于编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后来，彭明说编书缺人，建议他来京边进修边做事。此事经过李新同意，陈铁健成了编书组的临时成员。
1962年，由彭明推荐，陈铁健报考了李新的研究生。但录取通知书拿到后，东北那边却不放人。事情拖了半年，后来还是李新请范文澜给吉林历史研究所所长和吉林省委宣传部长写信，陈铁健的户口和档案才得以调到北京。当时粮油管控严格，无户口即意味着没有粮油供应，食堂拒绝入伙。那段时间，陈铁健买了一张公交月票，午、晚两餐几乎跑遍周围十里方圆的饭铺，整日以咸菜炒黄豆、无油青菜汤和黑面火烧充饥。
“读研究生阶段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岁月。”此时的陈铁健，已经能够这独立思考一些问题，再加上李新、黎澍平常言行的浸润和影响，让他整日“如坐春风”。读研期间，李新和黎澍对他的指导方式不同：李新是列出书目，要求读古文和近现代的著作，每本书读完交读后札记；黎澍则要求系统地看马列原著。这些训练为陈铁健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多读、勤写、多思考，这三点非常重要，缺一不可。”除了良好的学习氛围，让陈铁健怀念的还有那时的生活。酷热的夏夜无法读书，几个人就到吉祥戏院门口等退票，每每总有收获。无戏可看的时候，彭明就领着他们去清华园浴池泡澡，或到北海公园纳凉。
但幸福的时光没多久就结束了。1964年秋天，尚未毕业的陈铁健和所里其他成员一起远赴甘肃张掖参加“四清”运动。在张掖半年多的时间里，陈铁健印象最深刻的是大饥荒。张掖属河西走廊中的一段，自两汉开始就是河西走廊最富庶的地方，有“金张掖”之称。但解放后农产量不及两汉，农具原始，农民们经常捱饿。陈铁健去的那年，张掖地区已有40万人饿死，他们所在的生产队几乎家家都饿死过人。张掖“四清”结束，带队的人原想把年轻人留下继续劳动锻炼，因为黎澍、李新、姜克夫等人的反对，已经因营养不良而身患浮肿的他们才转到条件较好的山东黄县劳动。但苦中也有乐。闲暇无事时，陈铁健和同炕睡的蔡美彪背诗写诗，你一句我一句地凑。开会时，当地干部讲话，他和同队的王学庄、耿云志几个人就在底下传纸条联句成诗，一旁的蔡美彪对他们直瞪眼睛。
从黄县回来，陈铁健进入李新带队的通史组，协助范文澜写《中国通史简编》。但很快“文革”爆发，由黎澍主编的《历史研究》和以范文澜为所长的近代史所，成为“史学革命家”们的攻击目标。为摆脱困境，黎澍计划写点批吴晗的文章，以表示近代史所和《历史研究》不自外于“革命”大潮。黎澍点了陈铁健的名，李新也同意把人借给他，这个任务就落到了陈铁健的头上。近代史所收藏的十几封吴晗与胡适通信，正好被拿来当作批判的靶子。“杂志焦急地等待发稿，而批吴的行情日日看涨，最后竟上到‘反革命’的纲上。那一阵，我简直是疲于奔命，每一两天就要改写一道，送给黎澍阅改”。这就是后来发表在《历史研究》1966年第3期，也是导致《历史研究》停刊的那一篇《胡适吴晗通信评注》。
这篇“革命”的文章很快被“左派”当成攻击黎澍的由头。陈铁健记得特别清楚：1966年6月3日，《人民日报》用了整整三个版面，发表社论、再评注、通讯。罪名是黎澍及其所在的近代史所垄断吴晗档案材料，假批判真包庇。批判黎澍时，作为执笔人的陈铁健也在一旁陪斗。就在这一天，妻子生下儿子，批斗结束他赶到医院，给儿子起名“畏”。“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一个“畏”字算是“留个吓人时代的纪念”。
“不合时宜”的瞿秋白、西路军研究
“东风劫后几经秋，黑水芦花遍地愁；废堡残垣人何在？夕阳影里入甘州。”这首当年从张掖回北京后写的诗，后来被陈铁健放在《宜将直笔写西征》这篇西路军研究文章的开头。学历史出身的陈铁健在张掖时注意到，张掖和河西走廊地区有不少当年遗留下来的西路军伤残被俘者。他走访了部分当年的将士，但谈及这段伤心史时，很多人心存恐惧，欲言又止。调查没能深入下去。七十多年前，西路军两万一千八百人在河西走廊全军覆灭，其中战死者七千多人，被俘一万二千多人。被俘后惨遭杀害者六千多人，回到家乡者三千多人，经营救回到延安者四千五百多人，流落西北各地者一千多人。这串数据让陈铁健感到沉重。“西路军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过去一直说是张国焘的问题，说他指挥部队擅自过黄河西进，搞独立王国和中央分庭抗礼。后来我看到国防大学朱玉教授的内部文章，才知道这中间有很多问题。”朱玉曾为徐向前、李先念写过回忆录，写作过程中，他看到很多西路军当年的档案文件，说明西路军的惨败是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问题，和张国焘无关。朱玉的文章发在革命博物馆的《党史研究资料》，被胡乔木发现以后下令查收，未能产生多大影响。这一问题激发了陈铁健的研究兴趣。1987年第2期的《历史研究》发表他《论西路军——读徐向前〈历史的回顾〉札记》文章，揭示西路军的失败根源，使这一历史疑案真相公诸于世。
当陈铁健将杂志送给李新，李新愣住了：“你等着吧，肯定要惹麻烦。”果然，不久，院秘书长丁伟志通知他去院里。陈铁健猜想可能是西路军出事了。不出所料，丁伟志拿出杨尚昆和邓力群（时任中宣部部长）的批示给他看，杨尚昆说关于西路军问题，小平同志指示不公开讨论，免得引起党内不团结。邓力群转批给了胡绳，并提出要查问编辑、作者，对陈文肃清影响。但胡绳并不认为陈铁健的文章有错误，只是不合时宜，建议作冷处理，让他把文章写作经过交代清楚即可。
在学界，陈铁健素有“西路军、瞿秋白研究第一人”的美誉。实际上，陈铁健在研究方面最早介入的是瞿秋白。文革中，瞿秋白因《多余的话》被戴上叛徒的帽子。当时，从王府井大街南口到东单的人行道上，售卖来自全国各地的小报和抄本，《讨瞿战报》是其中之一。陈铁健对瞿秋白的关注，就是从那个时期开始的。读过瞿秋白和鲁迅著作的他很难理解：瞿秋白和鲁迅本是非常好的朋友，鲁迅成了神，瞿秋白却成了鬼！
1975年，《历史研究》从四人帮成员迟群手里交回学部，仍然由黎澍接管。因为缺人手，黎澍点名把陈铁健调过去当现代史组编辑。一心想做学术的陈铁健只得应允干两年。“四人帮”倒台后，根据胡乔木指示，黎澍主持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又借调陈铁健，建议他做自己感兴趣的文革史，但很快因为各种条条框框的限制而放弃。回到社科院，陈铁健仍然协助李新编写革命史。工作之余，陈铁健一直留意着有关瞿秋白的各种信息。
1978年12月，黎澍委派他和郑惠到上海收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及其后台策划批判《海瑞罢官》案的内幕资料。白天忙工作任务，晚上陈铁健就写《重评〈多余的话〉》。瞿秋白由党的领袖变成文革时期的大叛徒，关键原因是写了《多余的话》，这篇瞿秋白在临终写就的文章被毛泽东钦定为叛徒的自白书。在《重评〈多余的话〉》中，陈铁健指出瞿秋白身上的两大主要矛盾：“政治家与文人的矛盾”和“马克思主义和绅士意识的矛盾”，结论是瞿秋白的一生有功有过，既有光辉，也有灰暗的一面，但功大于过，光辉是主要的，灰暗是次要的。这篇文章刊发在1979年第3期《历史研究》月刊上，发表后引起不小轰动，成为学界热点，全国范围里有百余篇讨论文章，在近代史研究领域中，这样的盛况很难一见。胡乔木对黎澍说，文章写得很好，只是末尾批评“两个凡是”有些不妥。
1979年5月，中央纪委成立八个专案组对瞿秋白、刘少奇、彭德怀、陈毅、贺龙等冤案以及康生、谢富治问题同时立案复查。陈铁健被中纪委借调去参加瞿秋白复查组，在上海、杭州、常州、南京、无锡等地辗转，走访了所有与瞿案有关的人。茅盾、丁玲、陆定一、周扬等瞿秋白的朋友故交，也为他提供了很多珍贵的史料和信息。这些坚实可信的一手材料，奠定了几年后写成的《瞿秋白传》的重要资料基础。
选择瞿秋白和西路军作为研究对象，对于陈铁健而言，其因由是“心里有不平，想把事情弄弄清楚”。“史学不以理论为重，却不能拒绝思索。”陈铁健始终认为，史学重实证，没有理论，历史照样可以留存，而没有真正的史实，再高妙的理论也无济于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