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曾为冯筱才的《在商言商：政治变局中的江浙商人》写过一篇评论。在那本著作中，作者立足于商人的立场理解政治的变动，还商人以职业的本位。而在刚刚出版的《政商中国：虞洽卿与他的时代》中，作者有了进一步的企图，他将“公共政治与私人商业利益之间复杂的关系”定义为“政商化”，认为中国近代社会明显具有“政商化结构”，而近代中国也可以称为“政商中国”。如果说《在商言商》还只是解构“中国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本书则着力于中国社会结构之建构。在这个意义上，本书不再是一部简单的人物传记，而是具有了社会科学著作的性质。
为了清晰地展示虞洽卿的崛起之路，作者将虞氏的一生划分为几个年代：改革年代、革命年代、爱国年代、北伐年代、南京政府时期与抗战年代。前面的四个年代之划分，相当新颖，作者借此赋予传主一个解释性的框架，即一个人如何与“他的时代”相连。“他的时代”即虞洽卿之时代，并不属于教科书中的“常识”，而是作者对于传主一生的归纳与体会。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时代，而这可能是作者的立意所在。
所谓“改革年代”，亦即晚清改革图强的“洋务年代”，虞氏通过做洋行买办成为宁波帮领袖。他投资多种产业，如金融、地产、矿业、机器制造、电力等，但不管从事何种行业，虞氏“都似乎是从公益开始，私业结束；或从合伙或股份开始，再发展到私人企业”。这一点睛之笔，将特殊时代的特殊人物，分析得入木三分，同时，细致地描述了传主虞洽卿作为政商的形成史。
革命年代是本书的重点。上海成为革命党人聚集的中心地区，商人卷入革命，成为大势所趋。在政局变换的过程中，上海商人的态度异常重要。因为，无论何方当政，他们都需要有实力的商人之援助，以解决执政者之财政困局。虞洽卿选择了革命，并担任新政府的几项行政职务，要点都是解决新政府之财政问题。就这样，虞氏开始与政治发生密切的关系，其政商身份得以确立。到“二次革命”发生时，出于维持上海市面的商人立场，虞洽卿不再与党人合作，选择支持袁世凯。与此同时，面对党人对他的攻击，他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声明：“只自经商，并无党见。”尽管如此，他还尽量帮助党人并最终与党人保持了很好的关系。作为商人领袖的虞洽卿，在商人与政府之间折冲斡旋，尽力维护商人利益。变动中的政府需要商人的支持，所以，政府也常常向商人妥协，以求得市面的秩序与安宁。这样一来，“秩序型政商”与“政商经纪人”实为一种身份的两种表达。作者秉持自己在前一本著作中的立场，商人的行为选择是“在商言商”，与所谓“资产阶级”并无关联。
“爱国时代”则将我们带入一九一五至一九二五年那个民族主义高涨的特殊时期，民族主权国家兴起，中外商人开始激烈的商战。借以“二十一条为中心”的中日交涉，中国商人开始以“爱国”作为自己的标签，并将“卖国”的帽子丢给竞争对手，是那个时代商战的惯用套路。作者通过讲述救国储金运动，将虞洽卿“商利追逐与民族主义政治策略高度混合”的“民族型政商”特征叙述得清清楚楚——这是全书的精华所在。当然，关于虞洽卿与段祺瑞的关系，关于虞洽卿处理“五卅惨案”引发的罢工与罢市，都有精彩之叙述。兹不赘言。
最有趣的是北伐年代。讲述了虞洽卿与中共围绕上海三次武装暴动产生的纠葛。原因在于，共产党发动的工人暴动，需要金钱来作为支持，而虞氏作为上海总商会之会长，在调度财政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能力。对于虞氏本人而言，在时局的变幻中，他也需要寻找新的政治结合机遇。这样，就产生了中共与虞洽卿的合作。正因为如此，虞氏一度被贴上了“资产阶级左派”的标签。当虞氏在一九二七年抛弃共产党而选择蒋介石作为新的政治联盟者时，中共愤怒地宣称“资产阶级叛变革命”。这也就是作者将虞称为“意识形态型政商”的原因。
接下来，从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南京国民政府需要上海商人给予强大的财政支持，虞洽卿当仁不让，积极为蒋政府贷款，认购公债，筹措各种款项，不遗余力。以至于时人往往认为南京政府的基础是“浙江财阀”。这一观点以后还写进了中共党史教科书。不仅如此，虞还多次充当蒋政府的民意领袖，与蒋配合默契。作为回馈，蒋给予虞之企业以许多支持；对于虞之请求，蒋差不多是有求必应。作者描述了南京政府时期政治如何与商人结合，并将这一时期的政商归纳为“威权代理型政商”。
最后是抗战时代，说的是脱离了国民政府支持的虞洽卿如何利用他的影响力在上海孤岛苦苦支撑，为重庆政府效力。直到他退出上海，才回归其商人的本位。
从叙述的技巧上看，作者在叙述其建构的“政商中国”时，采用一系列配套的小概念——政商形成、秩序型政商、民族型政商、意识形态型政商、威权代理型政商及回归商人本位——来归纳虞洽卿在每一个特定年代特定的行为方式。借由概念的归纳与连缀，作者将传主一生中复杂纷纭的政治与人事，叙述得干净利落，一点也不拖泥带水；令人惊叹的丰富资料，也被编排得整整齐齐，毫无杂乱之感。只不过，有一个问题，让我掩卷沉思——本书提出了什么？又证明了什么？
很明显，本书首次揭示出中国近代史的一个新结构：“政商化中国”，也可简称为“政商中国”。然而，在全书的阅读中，我们似乎只读到了“中国政商”虞洽卿，而很难确定虞洽卿的一生可以用来反映虞氏所处时代是一个“政商中国”。
在本书的开篇，作者曾从晚清政治变局中寻找近代中国政商化的源头。他以胡雪岩为例，讲这位名或权重一时的“红顶商人”如何从担任王有龄、左宗棠的财政智囊开始，成为晚清最大的政治商人。还有盛宣怀、张謇、严信厚、叶澄衷、何瑞棠等，分别与李鸿章、张之洞等关系深厚，都属于晚清“政商”之列。虽然缺少必要的展开，我们姑且相信，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中国政商”。鉴于这一群商人在中国的影响力，可以将晚清归纳为“政商中国”。本来我们期待作者至少会在本书的“结论”部分，也开列一个类似的名单，并略作简短的说明，以辅证同一时代的“中国政商”并不只是虞洽卿一人，以及确实存在着一个“政商中国”（当然，最好的写法，是在虞洽卿经历的每一个时代，作者都有一些有关其他相关“政商”活动的描述）。剩下的疑问是，上海滩上的其他大亨，如黄金荣、杜月笙等算不算是“政商”？虽然作者在书的第二章开列出前国务总理唐绍仪等一系列人名，并指出他们与虞洽卿合伙组织了中华捷运公司，是一种官商合营的模式，但问题是，官商合营公司的合股经营者是否都能称为“政商”。果真如此，我们是否可以遍查虞氏所组各公司或当时所有官商合营公司的董事会名单，从中寻找其他“政商”的踪迹？
作者一定不同意这样的分析。作者一定会争辩，之所以选取虞洽卿的故事，是因为虞氏身处的政商结构，具有极大的丰富性与包容性，能够说明其他的政商形成类型。作者或许还会争辩，晚清民国时期的许多商人，与虞洽卿的故事都是同质性的。尽管如此，我坚持认为，是否“同质”，仍然是需要证明的。因为，大多数读者，对于民国史实是不熟悉的，而且，本书的写作，本来就不是针对熟悉民国史实的读者的。
我理解的社会科学著作与文学作品的最大区别，并不仅仅在于观点的提出，更在于观点的证明。很多天才型的小说家或文学家，往往通过或细腻、或生动、或夸张、或荒诞、或离奇、或怪异的种种手法，描述事件，刻画人物，揭示时代特征。社会科学研究者可以采用的手段与方法更为丰富，如形式逻辑、统计推论、数学建模、流行病学、环境生态、基因分析、地理分析等等，都可以用于立论的证明。否则，充满智慧的立论只是一个假说。假说可以天天有，而证明则太难——可能终其一生，也难完成一个。
然而，作者为本书设定的目标，却不在于“证明”，而在于“提出”或“揭示”。我们尊重作者的这一选择，却并不以此为满足。记得一九八八年，年轻的我读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浮躁》，对其以“浮躁”一词概括的时代特征，深为服膺，且让人思索多年。本书也给他所描述的时代以一个概念化的归纳，也留下一个未经证明、令人不得不思索的主题。人文主义历史学的基本特征，在本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相较于没有概念归纳，没有解释的叙事性的历史学，本书不仅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就叙事的生动性而言，本书因其资料特别丰富，且整理有序，在阅读的快感上不输于文学作品；在概念的归纳上，本书又远远超过一般的文学作品。不仅如此，与那些专业化色彩过于浓烈的社会科学专著相比，本书的阅读之旅，不仅轻松，而且可以说是惬意。在这个意义上，本书值得向读者推荐。
（《政商中国：虞洽卿与他的时代》，冯筱才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零一三年版）
来源: 《读书》2014年第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