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以闽南地区新出典地契与典租契为例，说明典租与典地的最大不同，在于出典者仅仅转让土地的收益权，并不转让土地的使用权，也不一定转让土地的处置权。在清代闽南地区，存在一个以典租为主要形式的信贷市场。典契作为借贷票据,或借贷票据组合的一部分，可以在市场中流转。所谓“典租”，其实就是金融资本向土地市场的渗透。
关键词：典地、典租、闽南、土地市场、金融市场
一、引言
在最近的几年中，我们利用浙南的石仓文书、皖南的徽州文书、赣北的鄱阳湖文书，以及民国时期四川江津诉讼档案，深入探讨传统时代中国乡村的产权问题、土地市场与商品市场及金融市场的关系，得出一些有意义的结论。近来，在主编《客家珍稀文书丛刊》的过程中，阅读到一批正在整理中的来自福建、江西及广东三省的契约文书，有了一些在以前研究中不曾有过的体会与发现，遂仓促成文，以飨读者。
或有人问，已经出版的契约文书，是否可以穷尽传统中国的产权形态？更多的出版，是否只是量的增加与重复？答案是否定的。不同区域的契约文书，书写格式大同小异，词汇用语颇多差异，其中是不是隐含不同的产权制度，值得讨论。或有人问，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可能，不同的区域有着不同的产权或制度？穷尽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答案依然是否定的。不同区域的契约文书，揭示的只是一个大的复杂产权结构体系的一部分。不同区域的契约文书，可能呈现同一制度不同侧面。所以，收集更多区域的契约文书，并尽快公诸于众，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推进，功莫大焉。
用于本研究的资料来自赣南于都，初名为《兴国文书》。细读之，则发现《兴国文书》1中的资料全部出自福建省永春县三都；《兴国文书》2和《兴国文书》3中的资料大半为永春县三都文书，小半为江西省于都县文书。所谓《兴国文书》主要为《永春文书》。本文以《永春文书》命名之，并展开论述。
在分析中，本文摒弃意义含混的“所有权”概念，采用“产权”概念。就土地而言，完整的产权包括行为人对于土地的完整“处置权”、“使用权”与“收益权”。“处置权”指行为人对土地拥有的出售、出租或抵押等的权利；“使用权”指行为人耕作土地的权利；“收益权”指行为人享受土地出产物的权利。土地的“处置权”与“收益权”可以是完整的，也可以分裂的。假定土地部分收益权的拥有者同时也拥有土地的部分处置权，且不承担纳税责任，他就是田面主，反之则是田底主。本文的分析，即在此框架下展开。
二、土地的断卖、典与贴
1. 断卖
在《永春文书》中，典型的土地买卖契约如例1：
本案断卖的土地是世运等人从父亲或爷爷手中继承而来，由叔侄三人共享。买者极奇可能为世运、世信之族兄。断卖之后，与卖家再无瓜葛。从文字上讲，“田一丘仔”中的“仔”字，应为语助之词，并无意义，而卖与“兄极奇上”的“上”字，意则为“边”。
例2同样出自世运、世信与奕林，也是一份“断田契”，其契文如下：
在本例中，租谷的计量单位是“栳”，查《永春文书》1-33有记载称：“年载大租叁硕壹栳。”已知每硕53斤，每栳可能为5斤3两。此点搁置不论，仔细推敲，例2与例1的不同之处至少有以下三点：
其一，“大小租佃田”中的“大租田”、“小租田”指的是这样一种产权结构：有A、B、C三人，A是田底主，C是田面主，B是佃耕者。A与C共同拥有土地的部分处置权，部分收益权，A承担纳税责任。作为田面主，C收取B所交纳正产50%的地租后，将其中部分交给A。所谓“大租”与“小租”，指的就是占正产50%的地租在A与C之间的分割。通常情况下，A是大租主，C是小租主。在例2中，“大小租佃田”指的是大租、小租并未分裂之田，土地的处置权完整。只是由于此田已佃给他人，所以使用权已经转让，且收益权由田主A与佃农B分享。
其二，“其产米就仁禄名下，推出粮银贰分，付仁寿户内收入完纳”，意指原来此田在仁禄名下，现将税额银贰分推入仁寿户内。仁禄应当是卖主世运等人的某位先祖，他是登记在政府赋役册上的这块田地的产权人。仁寿应当是买主极奇的某位先祖，且与仁禄同一辈份，可能为同胞兄弟，或同族兄弟。这里的“推出”与“付”表达的是民间税责的转移过程。如欲得到政府承认，须向政府纳税，办理交割手续。政府发给凭证，并盖章确认，俗称“红契”。
其三，“日后不敢言及贴赎”，说的是本次交易性质为“断卖”，没有“回赎”的问题。所谓“贴”，指的是非断卖过程中的“加价”行为，下文讨论。
2. 典
非断卖行为在浙江南部山区称为“活卖”，构成“断卖”的反意，生动活泼。中国的大多数地区将“活卖”称为“典”，即只有回赎权的转让。例3是一份典型的典田契，兹转录如下：
作为典田契之标准件，本契揭示以下重要事实：本契典出的是一块非自耕的出租田。寮孙典入后，可以辞退原佃，另召他佃。这意味着现佃耕者非田面主。在不确定年份的将来，章、有兄弟可以原价赎回土地，寮孙不得刁难。
如果典出的同样是一块出租田，但出典者不是出租者，而是佃耕者，问题就变得复杂多了。请读例4：
本契名为“典租”，实为“典田”，不过为“典租佃田”罢了。土孙的佃田是从祖辈那里继承的，是“祖父管得”租佃田。他不需要经其他人同意，径将此田出典，说明他拥有此田的处置权。由于此田的性质是佃租田，所以，一定还有一位田底主。很显然，在本交易完成之前，土孙既是此田的田面主，又是此田的佃耕者。土孙将此田典出且领回自耕，怀达成为新的田面主，自己沦为不怎么“纯粹”的佃耕者。因为，在理论上，因土孙拥有以原价赎回田面的权利，所以，他仍然是田面权人。这就是“一田三主”之涵义。
3. 贴
例5是一份典型的“贴田契”，其文如下：
此田不是普通民田，而是原军卫管辖的“屯田”。明代卫所制度废除之后，卫所屯田的买卖与民田无异，只不过在政府的田赋系统中各自登记。光绪三十年（1904），郑德心将此田典给林氏，所付价银，原契上有记载。现在因缺钱用，郑氏要林氏增加典银3元（俗又称“找”），每元值银73钱，即0.73两。将来赎回时，郑氏要将典钱与贴钱备齐后方能取赎。
出典方之所以能够要求承典方增加典价，并不是出自非经济因素，而是土地的典价与断卖价之间存在差额。在石仓，土地的活卖价即典价大约是绝卖价的三分之二。因此，出典方有大约三分之一的追价空间。同样，当出典方赎回土地时，贴价即追价的部分也需算还给承典方。
例6进一步说明田面主将田面典出以后，如果无力赎回，则可以加贴后断卖。需要强调指出，这里断卖的只是田面权。
三、典租与金融
在《永春文书》中，除了上引典田契外，还发现数量颇多的典租契。所谓典租契，指出典的对象是租谷而非田地。出典亦意味着回赎。
1. 乾隆时期的典租
在《永春文书》中，最早的典租契订立于乾隆十一年（1746），试读例7：
“立佃契”实为“立典契”之误。本契内容与例1-例5的最大区别，在于典出的不是土地，而是地租的份额。所以，本契中没有关于土地方位四至的详细描述，只有一个小土名。租额及价格，才是最重要的因素。
世西这块田的田底主为郑氏，佃耕者每年向世西交纳大租七硕，每硕53斤。世西从中抽出4硕，即租谷212斤，典给仕俊。承典者用价银9两，购买每年212斤租谷，年利几何？
查王业键编《清代粮价资料库》，知乾隆十一年（1746）8月永春州上米价格每石最低银1.65两，最高价1.79两，中间价1.72两。是年银钱兑价为1:825，每石上米值钱1419文，每石160斤，每斤8.9文。以70%的出米率计，212斤稻谷得米148斤，共值钱1316文，9两银值7425文，年利率为17.7%。
例8正确地书写为“立典契”：
爱卿从其父亲手中继承了一段“屯田”，应是明代卫所屯种之田，位于本乡一个名叫“大乾头垅”的地方，每年可以收得“大租”5硕，每硕53斤。从前年至本年二月，爱卿曾从中抽出2硕出典与其侄某某。本年十一月，爱卿从5硕大租中抽出1硕典与其侄封士达，典价为3250文。契中所说“卖出”，实为“活卖”，亦为“典”。
“迎年贴纳粮银贰分”表明爱卿将税责之一部分亦随租典出。这样，承典者士达用3250文，另加0.02两银即20文税金，典入了每年53斤稻谷的地租。换言之，爱卿向士达借钱3270文，以每年53斤租谷付作利息，直到爱卿用3270文赎回地租为止。在本案中，由于爱卿从5硕租谷中抽出2硕或1硕出典，土地界限是不清楚的，只知是“大乾头垅”田地的一部分而已。依上述计算，本案中的年利14.5%，与例7相近。
在表1中，可以发现乾隆四十七年（1782）为元典租一例，年利率只有6.7%；乾隆五十七年（1792）孔喜立典田契，年利率只有7%。与同一时期同一地区的年利相差一倍，原因不详。
2．嘉道时期的典租
嘉庆十八年（1813）的一份典租契命名为例9，转引如下：
此契虽然没有命名为典，但言明可以取赎，实为典契。依同样的计算方法，承典人代春投资的年利率为10%。同纸中另一段文字，揭示了与本案有关的另一事实，姑称为例10：
在远御将500斤租中的150斤出典与侄儿代春之时，又将其中250斤租额出典与侄儿德萃。典价25000文，与例9相同，100文典价可得租谷1斤，只是由于米价下跌，年利率降为8.6%。本案说明，鉴于米价的波动，用米价来计算年利率只有相对的意义。
需要说明的是，例10与例9不同，它不是远御与德萃之间的契约。据例11可知，这是嘉庆十九年德萃解除与远御的典租关系后，缴还远御与德萃之间契约的契约。远御与德萃之间的典租契约尚未发现。
从《永春文书3》中觅得与例9、例10相关的契约一份，命名为例11，转引如下：
结合例9与例10可知，嘉庆十九年，远御就结束了他与代春及德萃之间的典租关系，将自己全部租谷中的450斤典于其兄远仰，虽然金额载于原契，此处不见，推测不会低于45000文。道光元年，远御再将剩下的租额50斤典于远仰，价值6000文，每斤租谷典价120文，较例9和例10中的每斤100文稍多。道光元年，远御提出了增加典金12000文之要求，即将原来典租每斤100文增为126文。这一增加典金之契，称为“添契”。
从嘉庆十八年至道光元年，永春米价从每石1.8两增至2.25两，增长了1.25倍，年平均增长率为7.7%。可以推测，面对米价的迅速上涨，远御要求远仰增加典金。经过计算，即便典金增加，远仰典金的年利率不减反增，达到9.9%。由此可见，远御并未完全按照米价的增幅来增加典金，这一加典金额是双方协商的结果。
从理论上讲，乡村土地买卖中习见的“加找”行为，虽然可以看作田底权人向田面权人追索田底价与田面价差的行为，在米价上涨期，也可以看作追加典金的行为。典地与典租的最大差别在于土地的使用权是否转移，而在金融形态上，两者是一致的。
2. 清代典租的年利率
在《永春文书》中共觅得38份典租契约，其中包括了上文引用各契，却不包括光绪十八年（1892）奕平等人所立典租契（2-8）。这是因为，该契中的“硕”之计量意义不详。也不包括道光二十九年（1849）四月孙竹月立典田契，该契与同年同月孙竹象典田契内容完全相同。为了节省篇幅，本文并不就每一份契约展开讨论，而是提取其中的有效数据，列如表1。表中各项数据的由来，请参照例8-例10的说明，以及表1的注释。
资料来源：租额（谷）来自《永春文书1》及《永春文书2》中的相关契约，其典价或卖价以大员为单位的，以每大员等于730文计算；详参例5。米价（两/石）来自王业键：《清代粮价资料库》；1805-1850年银钱兑价来自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编》第一种，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37页。1786年和1792年银钱兑价据严中平所列1798-1801年数据估算。1853年数据采自王业键：《十九世纪前期物价下落与太平天国革命》，氏著《清代经济史论文集》第二册，台湾稻乡出版社2003年版，第258页。其余依Man-hong Lin, China Upside Down: Cerrency,Society, and Ideologies,1808-1856,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Cambirdge,Massachusetts,USA, 2006, PP86-87。以银元作为计算单位的，以每元等于730文钱计。
在表1中，年利率超过20%的共有3例，最者年利率高达37.2%；4例接近20%，11例低于10%，其中有5例在6.5%-7.1%之间。合而计之，此36例算术平均年利率约为12.6%，颠覆了传统乡村借贷利率为20%甚至30%的一般观念。
四、赔田、当田与典租
在同一批收入的福建永定的文书包中，也发现大量类似的典租契，证明同样的交易方式，也发生在闽西南山区。不仅如此，在闽中地区的永安县，盛行田底与田面分离的“赔田”制度，傅衣凌先生曾揭示其中的典租行为。在浙南山区的松阳县石仓村，“当田”是一种颇为流行的地权交易方式。仔细分析，“当田”是另一种形式的典租。
1．赔田与典租
傅衣凌先生曾引用其在福建永安黄历所发现的契约文书，其中有道光六年（1826）六月陈夏莲立赔田典约一份，兹命名为例12，转抄如下：
例8是一名为爱卿的田底主从5硕大租中抽出1硕，出典于其侄士达，例12是田面主陈夏莲将一硕五斗小租谷出典于冯田凤。如果将例12中的一硕也视作例8中的53斤，且将每硕视为10斗，本案中的小租谷合计79.5斤，折米55.7斤。道光米价每斤约16.5文，折价918文，相对于4000文典价，年利率约23%。不过，道光六年（1826）的银钱兑价约为1271文，而不是例12中的800文，如此，年利率只有14.4%。
在上引著作中，傅衣凌先生又引用了光绪十七年（1891）十二月孔辉立退耕作水约，与例12不同的是，孔辉从父亲手中继承来的赔田，除了一个田底主外，还有两个田面主——冯氏与孔氏。孔氏将自己的小租典出，得银5.5两，每两800文，折青钱4400文，与例12完全相同。也就是说，从道光六年至光绪十七年（1891）年，黄历乡的银与青钱的兑价是不变的，而事实上，1891年银钱兑价为1530文。很显然，青钱不是一般通用的铜钱，而是作为标准单位的不变的虚拟铜钱。在青钱与各色日用铜钱之间，还应存在另外一个兑价。
傅衣凌先生还引用数例典租之例，内容与例12基本相同，不一一讨论。需要指出的是，以前阅读傅氏论文时，并没有意识到“典租”的普遍性与广泛性。在永春文书中，大量出现的典租契促使我们对其性质进行深入的思考。
2.当田与典租
在浙江处州松阳之石仓村，有一类地权转移方式，称为当田。此类契约不仅说明土地坐落及四至，还有租额之说明；而在福建，典租之契并不记载土地的四至。
一份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二月二十九日阙玉土立当田契，颇有讨论价值，兹命名为例13，转引如下：
1898年银钱兑价约为1：1200，24元相当于21024文，米价以每斤20文计算，禾谷2担共200斤，折米140斤，总值2800文，年利率13.3%。这一水平，与福建相似。
有意思的是，本契中的三丘田至今仍存，现场测量合计为1.4亩。更有意思的是，笔者又觅得同年十二月十四日阙起良等立当田契，所载水田亦坐落在茶排桐坑，与例13几乎毗邻。该田当出的时间、当值与租额，与例13一模一样。只不过，例13中的“禾谷”，本案写作“水谷”，即刚收割的新鲜稻谷，与“禾谷”意义相同。然其面积，现场测量只有0.6亩。很显然，虽然当田或典租与土地有关，却又不那么直接相关。
五、讨论
1.关于典租的其他观察
典地与典租或当田的最大不同，在于其使用权是否转移。1950年，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在讨论闽东北“与债务相关的土地问题”时，指出先典后租（一典一租），是因为“农民因需钱争切，把土地典给地主，但土地仍由农民耕种，每年给地主交租，负担仍归农民”，揭示了典租中使用权不转移的借贷性质。
其实，早在1930年，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指出：
典当分为“过手”、“不过手”。过手，是田主收了典主的典价之后，把田交了给典主，典主收了田或自己耕或佃给别人耕，都由他作主，田主不能过问。过手之后，典主也没有租送给田主了，田主除了保留收回权之外，简直和卖绝一样，因为主权的大半已在典主手里了。不过手，由典主将典价交与田主，而田仍由田主耕种，每年量租给典主，租率是照普通田租一样，每一石谷田交一石谷租。
所谓“过手”，实为使用权之转移。毛泽东认为，在“过手”典中，田主只保留收回权，“简直和卖绝一样”，实际上，典主不能断卖这块田主保留回赎权的土地，田主也就保留了部分处置权。不过，他没有说明在“不过手”的典当行为中，处置权是否转移。从行文看，“不过手”之典，处置权似乎没有析分，更没有转移。
1940年代，薛暮桥提及江苏北部徐州的一种借贷制度，名叫“当空”。他说：
徐属各县有一种有趣的借贷制度，名叫“当空”。农民在需要款项的时候，把自己所有田地押给人家，不付利息，但像佃户一般按期缴纳谷租。有些农民自己没有尺寸土地，只要能够按期缴租，也可以凭空押当。实际这时债主所获得的并不是田权而是债权，因为根本没有这块土地存在。这是一种变相的借贷制度，它同普通借贷不同的地方，不过是不照一定利率用货币偿付利息，而是缴纳定额谷物代替利息而已……平常这种利率同月利四分不相上下。今年粮价跌落，折算起来，已经降到三分左右。
所谓“当空”，即土地处置权并没有成为借贷的质押，使用权也不用转移，仅将收益权交出，即将收益权转化为债权。以此可见，本文例12和例13中的“如是欠少，任典主自己下伙耕作管理”和“如有欠少，任凭银主起耕改佃，收租管业”之句，似乎是以处置权来保证收益权之实现，但由于其与土地的联系并不紧密，甚至并不抵押田契，所以，也就不构成强有力的约束。因为，我们不知道“如有欠少”，银主可以通过什么方式起耕。
至此可知，典租的方式至少有三种，一是以石仓为代表的“当田”，与土地的联系紧密，抵押借贷的性质明显。一是以闽东北、闽南、闽西南及赣南等地为代表的“典租”借贷，土地抵押的性质不明显。一是徐州的“当空”，是与土地无关的借钱还谷。三种典租方式，体现了土地市场与金融市场融通的水平与方式。
2.土地市场与金融市场的关系
回到永春个案的讨论中来，据例9、例10和例11，嘉庆十八年（1813）二月，代春与德萃共典入其叔远御租谷400斤，付款4万文。次年，远御欲行赎回，改典于其兄远仰。由于远御并无回赎所需之现金，于是让远仰代付现金给代春、德萃，德萃则将他们俩人与远御分别订立的两份典租契约交给新典主远仰。可以推测，远御转典目的在于加典，而代春、德萃则不应允，德萃在上引缴契中申明“日后或添赎，对原卖主相议，与侄无干”，即可证明。
类似的情况还见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三月康鸣鹏立典竹林契。康氏将竹林一段典于涂庆叔边，价钱5800文。嘉庆六年（1801）三月，康氏赎回其中一半，价值2900文，租谷30斤，表1计算年利8.7%。道光十五年（1835）十二月德聚立缴契，称“此林原卖主经已出卖与叔远仰边为业”“日后原卖主或添或赎，历贴山米俱付叔对直原卖主办理”，即康氏将此典约的一半抽回后，复典给远仰。康氏回赎所需银两由远仰直接付给德聚，而德聚则将原与康氏所订典契缴给远仰，与例9-例11完全相同。
这两个案例提示我们，在清代的永春县，存在一个以典租为主要形式的信贷市场。典契作为信用票据，或信用票据组合的一部分,可以在市场中流转。所谓“典租”，其实就是金融资本向土地市场的渗透。所谓“贴”或“添”，就是金融资本进入土地市场的逐利过程。
不仅如此，命名为“添契”的例11提示我们，所有的“添契”都可能属于典租的类型。例如，《永春文书》3-28是一份康熙四十三年（1704）刘侯清所立“添”契，刘氏要求徐宅边“添”出1.52两银，而原来刘氏典出的租额与银两则载在原契。这一案例，将永春的典租上溯至18世纪初年。
鉴于此，有理由相信这是一种古老的地权交易形态，可以上溯至明代甚至更早。有一个证据，《永春文书》3-49是一份乾隆十二年（1747）二月攸定所立“寄佃田契”，其将大租3石中的2石“托中送与”其兄攸溢，得银4两。所谓“寄佃”，实为典租。这里的“寄”与明代的“寄庄”应是相通的。
再增加一个案例的讨论，说明金融资本介入以后，田地买卖皆转化为租额买卖。如乾隆五十七年（1792）的一份永春县契约，卖出的虽是土地，却更是租额，详见例14：
本契是说，孔喜、孟莪等人从孟善手中购得民田一段，每年需要向田底主潜叟公产纳租柒硕。每硕53斤，7硕共371斤。其中孔喜占三分之二，则需纳租247斤，事实上，孔喜纳租之额只有233斤，不足三分之二。契约中的缺字，可能与此有关。孔喜将其手中的租额断卖给孔藻，得银42大员。孔藻在付出42大员以后，还要每年交纳租谷233斤。如果将潜叟公产视为田底主，将孔藻视为田面主，假定大小租额相等，孔藻在交纳233斤大租之后，仍应有同样数量的小租收入。依上文同样的计算，孔藻投资的名义年利率为7%。
一个相对开放、竞争充分的金融市场，要维持高利率是相当困难的。几年前，在一篇论文中，我们曾经指出，从嘉庆中期至光绪后期，石仓田价出现了持续上涨的趋势，稻谷价格则呈上下波动状，而土地典当的年利率均呈下跌状：“借钱还钱”的年利从30%降为20%，“以谷付息”的年利则从20%降至10%。最近，娄敏在有关民国初年江津诉讼的研究中也发现了同样的现象。本文不仅发现闽南沿海地区存在的低利率，而且将其发生的时间上溯至清代中期。也就是说，在土地市场发育相对成熟的地区，金融市场与土地市场的融合更为紧密，利率水平也就更低。6%的年利率可能是金融资本投资的底线。
3.简短的结论
简言之，典租与典地的最大不同，在于出典者仅仅转让土地的收益权，并不转让土地的使用权，也不一定转让土地的处置权。在清代闽南地区，存在一个以典租为主要形式的信贷市场。典契作为借贷票据,或借贷票据组合的一部分，可以在市场中流转。所谓“典租”，其实就是金融资本向土地市场的渗透。
《永春文书》中的几十份典租契约，一方面为我们展示了清代地权转移的不同形态——断卖、典与贴，以及三种形态之间复杂的转化过程；一方面为我们呈现出卖租、典租而非典地的特殊形态，直接揭示了清代土地市场与金融市场的相互关联。总之，这批文书不仅生动地诠释了传统地权的复杂性，也为我们正确理解传统中国的社会性质，提供了新的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