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为什么要研究族群政治，特别是中国的族群政治？

首先，在现代化的世界里，只要一个国家有超过一个族群，这个国家内就有族群政治。换句话说，族群政治是不可能消除的，只能去尽可能地管理，达成基本的族群和谐。想一劳永逸或者是从长远消除族群政治的思想都是乌托邦式的危险空想。

其次，统计资料表明，从1945年到2012年，世界范围内的武装冲突中，国家之间的冲突呈稳定下降的趋势。但是，国内冲突却在相当长时间内呈上升的趋势。而在国内的武装冲突中，族群冲突又占到了近70%甚至90%比例。因此，族群政治和族群冲突是当今社会科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研究领域。这些研究已经使我们对于族群政治和族群冲突有了相对广泛而深入的理解。

而中国作为一个多族群国家，面临复杂，甚至是日趋复杂的族群政治问题。

因此，我和我的一个研究团队研究族群政治（包括族群冲突）也就不奇怪了。而且我们在这个项目上投入的人数是最多的，因为族群政治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研究问题。

您的研究团队对族群冲突的研究有何创新？

我们基本的出发点是：要想比较好地管理中国内部的族群政治，不能只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而是必须放宽视野，从其他国家的教训和经验中吸取教训和经验。因此，我们的研究从一开始在研究的设计上就和国内绝大部分对中国的族群政治的讨论或研究不同。

首先，我们不仅尽可能去了解中国族群政治的具体情况，而且同时运用最为前沿的社会科学方法和利用大规模的跨国数据来分析族群政治和冲突。

第二，我们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创新，而且我们的理论创新在国际上也是非常前沿的。我是少数能够在国际一流刊物上发表关于族群冲突的研究成果的中国学者。

第三，也是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还自己构建一个全新的全球的族群政治的数据集。这个数据集建好后，对于全世界的族群冲突研究都会有相当的推动作用。

第四，我们不仅试图深入了解中国本身的族群政治历史，也试图深入了解其他国家的族群政治历史。

所有这些都让我们的研究在中国目前的对族群政治的讨论或研究中独树一帜，而且应该说是有非常多的创新。

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些关于族群冲突的基本理解么？

族群政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不可能三言两语概括。我在其他的地方会稍微更加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在这里，我只想强调三点。

首先，族群政治从来都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特别是，族群政治有很强的“象征性”。这些象征性因素包括族群认同（含语言、宗教和文化因素）、历史记忆、历史神话、少数族群精英能否代表整个国家等等。任何触及到这些“象征性”问题的讨论和话语，都需要谨慎对待。来自多数族群的话语体系尤其如此。

第二，不能认为族群政治只有一方是受害者。事实上，绝大部分时候，族群冲突中的双方都是受害者。

第三，中国近代以前的管理族群政治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于管理今天中国所面临的族群政治尽管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其借鉴作用非常有限。所以，只懂得中国历史不可能懂得如何管理今天中国面临的族群政治。

中国目前的族群政治有多严重？

按照我们的分级，族群政治大概可以分为五个级别。

第一个级别是基本没有族群政治，无论是暴力的还是非暴力的；或者只有非常低的族群政治。这一个级别的最重要标志是族群之间没有基于族群界限上的政治动员。

第二个级别是有持续的非暴力的族群政治，且只局限在某一个地区或者本地政治水平上。

第三个级别是有了零星的暴力的族群政治，但基本上只局限在某一个地区或者本地政治。

在这个时候，已经有了基于族群边界的政党或者工会，甚至准军事组织。

第四个级别是有了零星的暴力的族群政治，而且不在局限某一个地区，而是已经扩展到全国，但是伤亡人数相对较低（比如，低于每年100人）。

第五个级别是有持续的暴力的族群政治，而且通常已经扩展到全国，或者是即便局限在某个地区，但是伤亡人数已经大大增加（比如每年多于100人成为受害者）。

中国目前的状况大致介于3-4之间，已经是比较严重的了。

当然，我们认为，中国不会走到最糟糕的第5级。

但是，3-4之间的族群政治已经非常糟糕了。族群矛盾不能得到缓解，而且有可能越来越糟，而国家要维护基本的社会安全，需要付出越来越大的代价。

有些人士认为，只要政府措施的得当，就可以将族群冲突控制在某个小的地区。对这个观点，您怎么看？

这种想法是幼稚的：族群冲突如果不能有效管理，几乎一定会向某个国家的全境范围扩散。比如，在2000年前，车臣分离主义恐怖分子的攻击基本局限在车臣内部或者邻近的达吉斯坦。但在2000年后，车臣分离主义恐怖分子的攻击就是向俄罗斯的全境展开。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问题，那政府该怎么办？

首先，我想特别强调，要想从根本上比较好地管理族群政治，这不全是政府的问题，是一个全民性的问题。比如，多数族群和少数族群的民众都要试图更理解对方的心态和处境，不能有族群歧视，更不能有族群仇恨。

但是，确实，政府是管理族群政治最重要的一方。政府的政策不对，几乎肯定会是让情况越来越糟。不过，这个问题是如此之复杂，我们无法在这里过多的讨论，而只能在其他地方更加详细地讨论。我只想指出一点，零星的修修补补已经难以从根本上帮助我国管理我国面临的族群政治问题。我国的族群政策确实需要一个系统的重新思考和设计。而任何简单化的、甚至是粗暴的族群政策都极可能加剧族群矛盾，导致更多的冲突，甚至灾难。在这样的紧要关头，我们的政府和领导人必须慎思熟虑，注意听取那些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族群政治的历史经验有相当了解而且有原创性的理论研究成果的政治学家和社会学（人类学）的意见。只有基于这样的社会科学知识基础，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我们才有可能设计出比较好的管理族群政治的政策体系。

唐世平，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复杂决策分析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