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5月雅加达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动荡，已经过去了二十年。印度尼西亚好像是已经走上和解、多元之路，消费文化也蓬勃发展，人们追求新的电子产品、流行文化、摇滚与电子音乐，政治也变得更有活力。
1998年，意为”改革"的Reformasi运动，斗争矛头指向的是已经统治了印尼三十多年的苏哈托政权。1998年这一场由亚洲金融危机导火引爆的、声势浩大的民主化运动，也感染到了正处于政争中的邻国马来西亚，激发下野的安瓦尔在马国发起他们的“烈火莫熄”运动。然而印尼民主化的同时，也反映着两岸三地的华人记忆中的惨痛。在雅加达、棉兰、梭罗等大城市，针对华人的犯罪触目惊心。关于这场惨剧，二十年后的今天，仍有诸多谜案未解。即使继任苏哈托的过渡总统哈比比曾在1998当年即向暴乱中的华人受害者公开道歉，成立了独立的调查组展开调查，也取消了身份证、社会组织、语言教育等事项上针对华人的制度性歧视，华人的处境也仍然微妙。客家华人钟万学成了印尼第一任华裔雅加达特区省长，打破了华人从政的纪录，却又因宗教纠纷而锒铛入狱。
吊诡的是，一方面，印尼华人是1998年印尼民主化浪潮同时期发生的族群暴力的受害者，另一方面，1998年民主化浪潮所反对的“新秩序”（1966-1998年），恰恰是以“排华”著称的——禁绝华人姓名、华人社团、华人教育的——苏哈托政权。
回到历史现场，二十年前的那场暴动，与要求民主，逼迫从1967年开始统治了印尼社会三十年的独裁者苏哈托下台的运动，几乎同时发生也互相交织。我们如何理解印尼华人的处境，乃至这个群岛国家中的时代变迁？这个问题所涉及到的，是族群，资本，民族主义与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道路的复杂纠葛。
印尼大亨与裙带关系
在今天，曾经的世界华人首富林绍良的家族企业三林集团（Salim Group）生产的营多捞面（indomie），已经成为印尼的国民美食。面食作为华人饮食，深深嵌入了印尼的饮食体系与日常生活；以美味全球闻名的营多捞面，甚至有成为国族认同象征的潜质。
像林家这样成功的华商，常常被作为例子，用来佐证华人在东南亚的成功。华人被当作了一个依靠勤奋、拼搏起家，以血缘亲属为依托，最终得以发家致富的特殊族群。既然有马克斯·韦伯以“新教伦理”解释西欧资本主义诞生的肇因，也就有人依样画葫芦发展出了“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以解释“亚洲四小龙”的经济成功。就算有些学者不认同用模糊的“儒家思想”解释问题，他们也仍然认为有某种神秘莫测的华人“特质”造就了成功。比如出身马来西亚的华人学者陈志明就提到，东南亚华人的经济成就，是华人特质加上主动适应社会与政治经济环境变迁的结果。在他们看来，精细的借贷体系、小型家庭商业的传统、海外移民的社团组织、出走海外的“奋斗精神”，都是华人文化中有利于商业成就的价值观念。
但是，“华人文化”将“华商”和“华人”笼统混为一谈，从而不能够解释，为何在雅加达仍有许多华人住在贫民窟中，而只占华人一小部分的华商大鳄钵满盆满。更重要的是，这种解释为苏哈托的威权政治开脱了责任，显得像是华人独力造就了和原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吸引了原居民的族群仇恨。
而要说苏哈托“新秩序”时期（1966-1998）印尼畸形的裙带资本主义和威权政治是如何利用华商，又如何将政治危机转嫁到华人身上的，前华人首富林绍良的“贵人”之路便颇具代表性。
在苏哈托的威权专制时代中，针对华人的排斥、歧视与控制制度层出不穷，1966至1967年，苏哈托政府颁布了系列法令和政策，以“反共”的名义对华人采取了歧视性的政策，禁止华人使用华文姓名而必须改用印尼化的名字，禁止华人在公开场合举行仪式，关停华文学校与华文报社，甚至规定华人在许多地方不得获得土地，等等。这种制度性歧视，一直持续到1998年的民主化浪潮之后。
然而在经济层面，印尼的商业和国民经济却由亲近政府的华人资本掌握。这种畸形的族群-裙带资本主义的形成，要追溯到印尼共和国的新生之时。
在华人们“下南洋”，出海来到印尼的时代，荷属东印度的民族主义与独立运动逐渐高涨起来。这时候的华人左右为难，在印尼民族主义思潮兴起的过程中，无论是已经在本土生活了许多代的土生华人（peranakan），还是“下南洋”浪潮下新来的新客（totok），都因殖民者“分而治之”的手段，被部分原居民——非华人、非荷兰人、非印度人的印尼人——的民族主义团体视为殖民者的帮凶。面对独立运动，有些华人选择参加运动，有些支持殖民政府，有些受到中国民族主义的感召而越发“心系祖国”，有些继续自己的生意。
1945年8月，随着占领荷属印尼的日军投降，苏加诺宣布印尼独立。不甘放弃殖民地的荷兰，和新成立的印尼共和国革命军之间打了起来。也正是这个时候，在1938年国内时局动荡时出海奔向中爪哇的福清人林绍良，遇到了驻扎在日惹一带的革命军军官苏哈托。以卖衣服起家的林绍良资助了负责军需补给的苏哈托的表兄弟，从此与苏哈托一家结交。
印尼政治中的多种力量在建国初年缠斗不休。国家对待商业的态度，在两大领袖——苏加诺的国有化和哈达支持原居民资本的纲领之间摇摆。平衡于左翼的印尼共产党和右翼的军方两大势力间的苏加诺，很快以“有指导的民主”与“纳沙贡”（Nasakom，民族主义、宗教加左翼并举）体制，替代了哈达和西化中产领导的议会制支持者。苏加诺试图推行国有化。这条路线之下，华人资本的腾挪空间有限——林绍良们的生意没有太大起色。
然而“时运”以最微妙的方式倒向了未来的大亨们。1965年，苏加诺的平衡策略脱手，苏哈托将军带领军方政变上台，印尼共产党和大量左翼力量被清肃。血流成河之后开始的，是长达三十年的苏哈托“新秩序”时代。
对林绍良来说，这场政变是两个转折：其一，印尼政治经济开始转向，这是新的商机；另一方面，老熟人苏哈托上台，林绍良的生意从此罩上了一顶巨大的政治保护伞。苏哈托的印尼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推行国家控制的许可证制度。在不透明的运作下，只有有“后门”的人，才能拿到许可证。1969年，林绍良获得小麦专营牌照，成立了Bogasari公司，专门将进口的美国小麦研磨成面粉销售，成为全球最大的面粉企业之一。此后，林家又以相同的方式进入了水泥和汽车制造业。这些收入并非没有前提——林家的利润需要和苏哈托家族共享。比如在Bogasari公司，有超过25%的利润会输送到由苏哈托家族控制的基金的名下。
除了苏哈托一家，围绕在其周围的大大小小官僚也都上行下效选择庇护和自己相熟的华商以供养军队、参加“选举”，后者也因应向他们输送利益。跟林家一样的华人大亨，几乎占领了整个印尼富商排行榜。印尼人引入一个闽南语词汇——“主公制”，来代指苏哈托的官僚集团与华商集团之间的政治庇荫与利益输送。
在外人看来，“新秩序”时代崛起的林家和其他华人大资本，是华人勤劳、奋斗、自强不息精神的体现。但是，正如同林绍良的商业帝国崛起的例子所展示的那样，其成功的先决条件，是和苏哈托之间良好的利益交换关系。林家曾有言，站得“高了”，就能够掌握更多信息，有利于商业决策。
这些“站得高”的运气，是沾着血的。缔造“新秩序”的，是1965-1966年期间由右翼军官主导的针对印尼共产党与相关组织、潜在的左翼同情者和部分华人的大屠杀，印尼各地以“原居民”为主的死难者估计有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在“主公制”之外，华人大亨们并未承担华人社会领袖的责任，广大华人仍然饱受制度性与社会性歧视的欺侮，承担长期的社会污名。
尽管如此，“裙带关系”依然不能完全解释：为何占据着“富商”地位的多为华人。排斥华人的新秩序政府，为什么没有拉拢、推动催生一个“原居民”资产阶级呢？
裙带资本与国民经济：1998的伏笔
“新秩序”时期对华人社会歧视而又对华人大亨优惠的政策，持续了三十年。而诡异的是，尽管苏哈托号称要极力扶持原居民，后者却并没有因此得到好处。
追溯到印尼独立运动的时代，不少印尼人认为，群岛上原居民（pribumi）既面临殖民体系的压迫，也面临殖民系统下华人（orang tionghoa）经济的竞争。于是，1945年独立后的印尼政府，采取了压制华人商业，鼓励原居民商业的政策。然而，苏加诺政府青睐国家管控的社会主义经济，一个扩大的资产阶级并不符合他的期待，因而尽管他抑制以族群为基础的资本，华商受到打击，但原居民资本也没能发展起来。
到了“新秩序”时代，出身于爪哇农村的苏哈托，和旧贵族、保守派、军方、官僚结成同盟。这个政治同盟的力量，源于消灭社会中有组织的反抗力量——无论是反对爪哇中心的地方主义，还是反对威权统治的民主运动，无论是反对政商勾结的左翼运动，还是寻求自身身份的华人民族主义，都无一例外被打击、镇压。对苏哈托政府来说，一个发展成熟、结合民族主义并拥有自身力量的原居民资产阶级，对政权稳定所带来的潜在危险，是巨大的。这个阶级不同于华商，不面临主体族群的压迫，不需要依靠威权政府来保护，相反它可以自己从民族主义中汲取动员力量。因而，苏哈托选择的道路，是一方面压制原居民资产阶级的萌生，另一方面加强以国有名义存在的官僚资本，同时鼓励华商壮大。
在一些研究者，如 Christian Chua 等人看来，华商群体，这个缺少政治动员力，依托于庇护的群体，既是苏哈托统治集团的私人“奶牛”，也是其建立政治合法性论述的绝佳资源——华商带动的经济发展，一来可以让苏哈托展现出“国家正在我带领下稳定发展”的景象，以经济发展换取人们对其威权统治的认可；二来也压制了原居民资产阶级，使他们无法形成和统治集团相抗衡的力量。政府的排华政策又标记出一个人群中的“异类”，将官商勾结的政经结构压迫下的人群怒火转移到单一族群的身上，反而让苏哈托政府成为了原居民的“保护者”——换而言之，这是一套自己搞出问题，把问题转嫁给替罪羊，再打击替罪羊以捞取政治资本的制度。
就这样，苏哈托时代，以林绍良为代表的华商资本，在威权政府的庇护和排华的整体社会风气下“茁壮成长”着。 1970年代，依托美国援助和世界经济蓬勃发展，推行石油出口的印尼经济赚得钵满盆满。
而到了1980年，国际油价下跌，资源型经济难以为继。苏哈托政府又被动开展了一系列去监管化和自由化的经济措施——吸引外资，出售国营工业，开放金融业给民间资本，以保证经济运行，林家又在其中大赚一笔。这其中最重要的新业务，是银行业和食品业。1970年，一位棉兰商人发明了营多捞面，其潜力被林家看上。手握面粉垄断和“帮助克服大米短缺危机”令箭的三林集团，以价格战的压力迫使发明者与自己合作，终致其彻底出局，捞面也真正变成了三林集团的招牌产品。
与此同时兴旺起来的，是林家的中央亚洲银行（Bank Central Asia），随着政府对外资的准入制度放松，技术官僚们决定在国内推行去监管化的政策以吸引内外投资，其中最重要的，是1980年代中叶对银行的私有化，林家在内的诸多华商赶上了这波热潮，私营银行雨后春笋般冒出。借助金融上的进展，林家的生意扩展到了更多领域，还将商业帝国的触角伸向了海外。比如在香港上市的由三林集团控股的第一太平（First Pacific）有限公司，旗下就拥有远东银行、新一系电器等资产。
这一波私有化的春风进一步加强了华商的经济地位，却也为苏哈托时代的崩解埋下了伏笔——大规模的金融业崛起背后，是高负债和印尼资本流向海外，而国民经济仍然为少部分有权力关系管道的人所拥有，互相勾结，腐败严重。这一切，最终在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下崩解，带来全民示威、街头暴力和政权更替。这是对苏哈托时代整体社会格局的最激烈抗议——原先的替罪羊不够用了，一头是暴徒焚烧华商的产业，另一头是民众寻找苏哈托儿子的公司生产的汽车，付之一炬。最后，在统治集团内部分化的背景下，苏哈托不得不结束自己的统治。
只不过，这一时刻，在华人世界中剩下了恐惧和愤怒，“黑色五月”的排华记忆太过深刻。
多元文化：是事实，还是浪漫修辞？
苏哈托下台之后，印尼走向了一系列改革，包括了政治民主化、削弱中央政府权力、增加地方自治权。在接下来的哈比比（ Bacharuddin Jusuf Habibe）当政期间，华人和原居民的身份区别被正式取消，到了瓦希德（Abdurrahman Wahid）执政的2000年前后，新政府更大幅解除了一系列对华人的限制。
还因为1998年暴力与杀戮而心有余悸的印尼华人战战兢兢地接纳改革带来的变化。普通华人和华人大亨的处境太不相同。后者此刻已经遭到金融危机的重创——经济泡沫的破灭让他们的财富急剧缩水，债务飙升，许多人因此破产，而庇护他们的政治恩主的倒台，与也让他们直接面对更多新生商业力量的竞争。
这一时期，多元文化主义巍然成为改革时代印尼社会文化的统治价值。对华人来说，多元文化主义，意味着华人身份可以成为印尼多元族群身份的其中一元，华人和其他族群也有机会和睦相处，共同创造价值。
营多捞面似乎正好符合这种多元族群的想象。在雅加达、万隆、泗水，遍布街头的小吃摊（mamak）上，小贩支起两口灶，一灶烧水煮面，一灶架铁锅炒面，煮好的方便面加入杂菜丝、鸡肉牛肉或海鲜，打上两个鸡蛋，用酱油辣酱葱蒜炒匀，热辣辣下肚。面条，如同牛丸（bakso）等食物一样，也是来源于中国，被华人带到印尼之后，和本地饮食文化混合，成为本地多元饮食文化的一部分。最后，华人和原居民的食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身份上实现混合——这是很多人理想的多元文化图景的一部分。
然而这种多元文化的想象，就算在改革时代的印尼社会，仍然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浪漫主义。
一来，对华人的歧视，在印尼历史上居然并不和某种“多元文化主义”相排斥。要知道，“多元文化”从印尼立国便写入了宪法与全民意识形态之中。国家座右铭Bhinneka Ika Tunggal 的意思便是“多元团结于一体”。尽管印尼90%人口是穆斯林，但接纳了天主教、基督教、佛教、印度教等其他宗教的同等地位；更重要的是，现已被法律禁止使用的措辞“原居民”，指代的也是一个多元文化群体——人数最多的爪哇人只占印尼40%左右的人口，其他大大小小数百个民族，都被视为“原居民”的“一体”（华人、印度人、欧洲人后裔等群体是少数例外)。甚至，印尼的国语——印度尼西亚语，也是改革过的马来语——而非爪哇语、巽他语这些印尼优势族群的母语。然而，就是在这种多元族群的整合中，对华人的制度性歧视仍然存在，且能够维持多年。
其次，多元文化主义的族群想象，无视了交织在“华人”这个身份名称上那复杂的历史包袱。在苏哈托时代，尽管大多数华人远远不算剥削阶级，威权政府却一手扶植华人大鳄，另一手把所有华人和资本大鳄捆绑起来，作为原居民想象中的剥削者和敌人。而到了改革年代，大鳄们经历打击，但瘦死的骆驼大过马，像三林集团这样的巨头，很快又在继承其家业的三子林逢生（Anthony Salim）的掌舵下恢复元气。这个恢复过程，也是印尼政府清理苏哈托时代经济体系失败的过程——许多华商产业，都先是由政府接管拍卖，在没有足够买家的情况下最后由原业主辗转方式赎买。比如营多食品公司，就由三林集团在香港控股的第一太平洋收购，此举反而方便了营多产品的海外扩张。对后苏哈托时代的印尼政府来说，经济的窘境使得它必须和华商大资本合作，而“改革”，遇到资本，就往往停滞不前了。
其实，多元族群之间的互动，从来不是仅仅局限在文化亲近或文化疏远上，它永远都关系到社会资源的分配、政治力量的运作、阶级冲突与社会正义的执行。在印尼，政治统治型态、经济组织方式，乃至地区族群整合、冷战中的国际政治，全都以最戏剧性的方式影响着“族群”这个文化认同构筑的身份。华人并非置身其外，这从资本大鳄们在苏哈托时代悄悄下注培养政治人物，到今天华人政治家崛起背后的复杂政治版图，都足以说明。
如今，印尼的改革时代正式进入第二十一个年头，族群政治的阴影仍然在印尼社会徘徊，而对多元文化的想象也从未停止。但从“排华”到“族群交融”，一切的想象，都如同捞面调料包里分装酱油和辣酱，人们把社会分为“华人”和“非华人”，可林家和普通华人的距离近吗？二十年间，华人经商的成功学故事，甚至“东方犹太人”的自豪又四处风行，经商成功成为了华人的“公共形象”，恰恰又将印尼华人推向非此即彼的两难。而这样，那种种惨痛的历史记忆——苏加诺时期的PP10排华法案、1965年的大清洗、新秩序时期的“同化”政策、1998年的种族暴力乃至如今的“钟万学”事件，都将止步于受难的记忆，多元文化、政治民主、社会公正，都将只是一再反复的幻梦，而没有成真的可能。
（任其然对本文亦有贡献）
